A.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经过

香港教会渴求圣灵复兴和更新的心志，从来没有止息过。六十年代吴恩溥和江端仪为灵恩问题展开漫长的笔战，只是渴望教会得着好处的一个现象：鼓励信徒和教牧要追求圣灵充满的灵恩派(以江端仪为代表)，是盼望人先要复兴，然后带动整个教会复兴；当时非灵恩派的教牧人士参加他们的聚会之后，有很多“心里火热，追求圣洁和奋力传福音”的见证。反对他们的人(以吴恩溥在公开场合维持最久)，亦是害怕教会会因偏激的言行而受害，引起**，弟兄与弟兄，教会与教会为仇；他们当然不是反对圣灵的能力，反对教会得着复兴的人。可惜这场笔战发展成为骂战，以江端仪因癌逝世而“有疾而终”。回想第二波在香港留下的痕迹，除了伤疤之外，似乎没有积极的一面，盛极一时的灵恩聚会复归清静，而反对灵恩的对圣灵的认识仍是与以前一样贫乏，包括教义上和经历上。

进入八十年代，香港教会面对许多风雨的惊吓；紧张的环境造就了不少新的领导人才，各自为教会把脉，亦各自提出应对之策，于是一时间种种机构、运动、节目和口号不断涌现1，每一个都强烈地暗示“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上”，人人都诚实地相信自己拥有解困扶危的良方；有些还一年推出一个2，不是一年可以完成一个运动，只是每年都有一个新意念。

推展运动者是对教会有负担的人，这个我们绝不怀疑；但对受众的教会及会友来说，在本身受到环境及前景不明的压力下，再要承受不住的责任(金钱、时间、才能的投入)，实在有疲于奔命的感觉。一九八九年底笔者以“动作多多，心情苍老”来总括香港教会及信徒的情况；蔡元云在介绍第三波的访问上，则以“香港教会有一段颇长的日子不断在设计节目、活动，但同时却又感受到教会灵命枯干，缺乏能力”3来形容。

这是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背景和动机。

让我们分开两个层面来叙述第三波在香港的情况。

A.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经过；B．第三波引起的争论。

〖A.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经过〗

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第三波的公开聚会是一九九O年三月底在香港召开的“敬拜、权能、更新”大会。讲者是葡萄园运动其中两个领袖，韦约翰(JohnWhite)和温约翰(JohnWimber)。

但蔡元云有感“香港教会对温约翰(韦约翰)仍不甚认识，加上对‘第三波’甚为敏感”4，因此在一九九O年一月和二月举办了两次全港教牧研讨会。

由第三波领导人来港主领聚会的，其实只有一次，之前是教牧同工“分享对圣灵更新的经历与顾虑”，之后，也有个别教会邀请有关人士来主领特别聚会，但规模较小，向内部人士，及影响有限。

值得深入一点研究的，倒是引介此运动进入香港的人在报纸(主要是《时代论坛》)上解释的动机。这些动机值得深入研究。因为它们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很具代表性的，是每一个“感到身心灵疲倦乏力，以及受到移民潮的冲激”的信徒5，“渴求透过安静、默想去更新侍奉”的教牧同工都有的冀望。

让我们以问题方式来分析第三波被引介入香港的前因后果。主要的根据是一九九O年三月二十五日《时代论坛》的主题文章6。

第一，引介者是谁？

主要是蔡元云，落实执行葡萄园运动的原则于本地教会团体者，是中国神学研究院“基福”主任刘达芳；负责该期采访者是论坛编委蔡滋忠，曾在神召圣经学院任教。

祭元云承认开始的时候他对圣灵工作陌生又带有恐惧，直到他读了巴刻的《与圣灵同步》7，“我才克服对圣灵的恐惧及对五旬节运动的神经敏感”。加上蔡与韦约翰多年为友，亦有助于消除他多年在心理及理性上的障碍。

刘达芳曾在福乐宣教学院修过温约翰的课程(MC510)，指出“福乐神学院宣教系同学与校友经常给予学校压力，投诉学校所授予的装备不完全……促使福乐神学院面对现实去承认这方面的缺乏，于是邀请温约翰教授一科，‘神迹奇事和教会增长’”8。刘自己在低下阶层人士当中工作，亦发现单凭传统的讲道不是顶有果效，他们需要可见的神迹(如医病赶鬼)加以印证。

代表论坛作采访的蔡滋忠是作了足够的准备工夫来发问，想他是因阅读过葡萄园运动具代表性的书，才就葡萄园运动的框框来问问题。他的问题虽是站在同情者的角度来问，却见中肯，充分表达教会对第三波的疑虑；被访者能否释疑是另一问题。

第二、推介者是怎样介绍灵恩运动的？

首先，像加州的葡萄园运动一样，他们极力指出第三波不是灵恩派，只是注重圣灵的权能，故称第三波，以示与第一、二波不一样。韦约翰在一篇专访中说出他们为什么这样小心划分。一方面因着灵恩派过去曾对教会造成伤害，引致教会内部不和，故教会对“灵恩”有恐惧；另一方面，他说“我自己也不以‘灵恩派’自居，因为这称号往往给人一种缺乏智慧及未有深入神学反省者的印象。”9故香港的推介者亦力指出他们引入的第三波不是灵恩运动。

虽然要到第三章的评论，我们才能详列凡第三波人士做的和说的，全是在以前的灵恩运动出现过，特别是第二波内，因此严格地说，“第三波”一词若有真实的意义，它只是指出时间上的不同，第一波是在本世纪初，第二波是在六十年代，而第三波则是八十年代；却没有实质、方法和神学上的差异。当然，第三波与第二波没有分别，并不是教会要避之如蛇蝎的合法理由，昔日的惧怕与逃避很可能是出于我们的无知，而无知是不需要重复的。说到造成教会不和与**，虽然葡萄园运动在美国教会亦曾造成不和与纷争，这却不是我们要逃避的藉口，教会的教制与教权是造成教会**更巨大的力量，我们没有逃避，甚至拒绝反省和改进。

韦约翰列出第三波不是灵恩派的理由，认为昔日的灵恩派是缺乏智慧和没有神学反省，恐怕最能代表此运动对昔日灵恩派努力做过的事，和出版过的书籍，是相当无知又自大的。昔日由灵恩派学者写的书，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些还有极深的神学反省，有英文、德文、波兰文、法文等等。让我单就较易找到的来略举一二：其中如历史的10，从医学及精神学来分析方言现象的11，研究有点灵恩运动之人物的12，和神学的13。

相反地，在我做这本书的研究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搜集第三波的作品，从香港的基督教书局，神学院图书馆，个人收藏，到美国的书局和神学院，收集到的书、期刊专文、油印本和录音带一大堆(参本书之“后记”)；我不得不残忍地总结，最具学术性的书和文章都是由反对此运动的人写的，至今未遇上一本是由第三波的人写的，是具有学术圈子可以接受的水平，可作研究对象的，可以翻查其出处来釜证真伪的书，就更不要说具神学反省及创意的了，包括韦约翰及韦拿的书在内。更残忍的评语是：有些第三波人士出版的书是对不起供给纸浆的树木，它们不少是只从个人的一些经历，硬凑上一些经文，然后任意发挥，这对任何研究者都是一件苦恼的事。

第三波人士常彼此推介自己的同工，说他是怎样柔和谦卑，包括港人介绍的温约翰和韦约翰；我看他们第一件要学习的，就是认识前人走过的路，和不要太快否定现教会曾作过的努力，不管他们是不是接纳葡萄园运动的路向，这样一来，此运动独特的识见(是肯定有的)才能造福教会。

第三，港人对灵恩运动的历史，及它与第三波的关系又是怎样？

当被问及二十世纪是不是圣灵的世纪，特别是在世纪末的现在，圣灵是否正彰显更大的权能，刘达芳答：“注重圣灵权能的教会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从一九OO年到一九八五年，信徒由六干万增至二亿四千万，每十年的增长率平均为百分之一百五十七”14；而论到第三波与前二波的分别，刘说“‘第一波’乃是源于被**出来的教会……‘第二波’即是指在教会内自发地组成的一些敬拜小组，当时主要是出现在一些大宗派教会内，如循道宗、长老宗、信义宗及圣公会等；而‘第三波’是出现于普遍的‘福音派’教会。”“从神学立场来说，第一波以圣灵的浸为基督徒第二个经历，而其表记是方言。他们着重‘恩赐’，因此会开神医大会等，第二波认为以灵浸是第二个经历，但其表现并不一定是方言……第三波认为圣灵充满是基督徒该重复有的经历，而恩赐并不等于属灵。”15

刘在回答中能举出数字及年份，显见是先知道问题，做过预备的功夫才回答，但她的回答是我不能在可信赖的专书上找到佐证的。

首先，论到“注重圣灵权能的教会的增长”，其速度惊人是公认之事实。她所言之“注重圣灵权能的教会”，在一九OO年代当是指五旬宗(Pentecostal)；美国神召会第一个可稽考的数据是在一九一四年(只知他们有教会三百间，会友人数要到一九二五年才有统计，为五万零三百八十六人)16。但五旬宗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学者虽无一致的意见，部分原因是这运动在开始时，多是静静地生发，再加上他们拒绝任何组织和统计，因此无记录。但有两点是达致共识的，首先这运动是先由北美的黑人教会开始的；再者，有记录可考的五旬宗复兴，首宗是一九O六年由道威(JohnA．Dowie)领导的锡安运动(参第一章)，他离世那一年(即一九O七年)的会友记录是二万五千人17，刘达芳说一九OO年的信徒有六千万，不知何所本。广为第三波人士引用的，也是现今记载基督教派最具权威的《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牛津出版社，一九八二年)记载一九OO年到一九八O年灵恩派人数，是由零到一亿人18。

再者，论到第三波与前二波的分别，刘与其他第三波人士是同犯了过度简化的毛病。刘说第一波是源自被**出来的独立教会，“被**出来”不能成为三次灵恩运动的分别标准，因为每一个复兴运动皆是从原有的教会兴起，人数增长到一个程度，与母会不能达成管理的协议或神学问题，便自动地或被逼地走出来，自立门户，这个模式见于第一波、卫斯理的复兴、第二波和第三波之内，葡萄园基督徒团契原属加州约柏连达(YorbaLinda)一贵格会内的查经团契(一九七六年十月)，到一九七七年一月，人数增至一百二十五人而因某些原因被要求离去，这是葡萄园运动公认的起源，亦即是“被**出来”的。

再者，蔡元云论及香港信徒因近年节目活动频繁，“直到近年才仿佛有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来。首先有人自发在基层社会中作福音工作，而这些基层群体一向不为教会所接触，他们在庙街、监狱、露宿者、吸毒者中工作”，这番说话对昔日投身“低下阶层”作工的人极不公平，也实在太个人化一点了。中国以至香港教会一直有接触“基层社会中作福音工作”，只不过以前他们既不是叫“基福”，他们又没有得到基督教传媒的报导，没有曝光，只是默默地辛劳，我们又怎能抹杀他们的劳苦呢？

我们姑且不提年代久远，发生在昔日中国大陆的，如席胜魔为鸦片瘾君子开的戒烟馆，无数的孤儿院等事迹，就以香港一地来略举数例。昔日基督徒接触低下阶层来作福音工作的范围和性质，若不是胜于也绝不逊于现代人所作的。被《南华早报》誉为“香港的德兰修女”潘灵卓(JackiePullinger)，早在六十年代末便投身九龙城寨(比庙街差多了)，向毒贩、瘾君子、**等工作，三十年来受帮助和脱离苦海的人数以千计19。

向低薪工人服务的，我们都知道有成立于一九六八年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以服务和传福音并进的有七十年代初成立的“工业福音团契”，首任全职干事是笔者同窗陈天祥。

除了群体和机构的工作外，个人投身低下阶层工作的，更是大有其人。六十年代末的九龙城寨乌烟瘴气，人尽皆知；笔者一团友是个样貌娟好的少女，社工毕业，请缨在城寨工作，专门照顾未婚妈妈及少女吸毒的工作，团契莫不为她担心不已。此外，也不必说建道神学院学生行之有年的监狱布道等工作，我们怎能说“这些基层群体一向不为教会所接触”？上述各人和事都是在葡萄园运动兴起前便有了，甚至是在小小如香港这个地方上。

第三波人士一向吹嘘他们的社会关怀，如照顾穷人，“去年复活节，我们把全部奉献交给橙县的救缓使团(OrangeCountryRescueMission)，为穷人买食物和衣服，并给予辅导”20，蔡元云的说话无疑是反映着同一的模式。持平地说：葡萄园运动能关心圈外的事，甚至如蔡元云在访问结束前说的：“倘若有更多基督徒议员得着更新，然后带着‘新生命’回到工作岗位，可能令政界出现震撼”21，这等远象都是好的，但千万不能说以前都没有人做，现在关心圣灵的权能，便“有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来”。事实上就是加州的葡萄园基督徒团契，他们的慈惠事业在范围及类别上，均此香港教会做得少和狭窄(譬如教育与医疗均是未涉及的)，若是提及果效，我们可以葡萄园运动的日子尚浅来按下不表。

第四，葡萄园运动与当地现存教会该有什么关系？

蔡元云与香港众教会是相当熟悉的，他深知香港教牧界对引进第三波是有忧虑的，因此有一九九O年一月二月的全港教牧研讨会。教牧忧虑的问题，除了是传统上对灵恩的怀疑外，实际的自然是自己的会友给抢去了；在回应论坛编委“可否略为介绍是次聚会(指三月的‘敬拜、权能、更新’大会)的目标及其主要讲员”时，刘达芳紧接蔡元云而补充“……至于此次温氏来港是否要设立葡萄园支部的问题，各牧者大可放心，因他以往所到多处国家，如南非、纽西兰、加拿大、爱尔兰等地方，目的皆是训练当地牧者做好他们的牧会工作，就是引导他们如何支取能力来源。”这是一种文过饰非的回答，既不符葡萄园运动过去的工作记录，亦与他们发表的扩张计划有冲突。

葡萄园运动领导者在过去足迹遍及五湖四海，他们的目的是“引导他们如何支取能力来源”，当无疑问，但背后要扩张的意欲却是非常明显的，全在乎时机是否成熟，客观条件能否配合。本来传播并扩展自己所信的，是完全合法又合理的；相对来说，害怕自己的羊儿给夺去这个心理虽是可理解的，却是不大合理的。平日牧养良好，你要赶他们走恐怕也不容易；平日疏于照顾，危急时候才来担心，就算能应付一时,日后他们也会自动消失的。

为什么说葡萄园同工去别处主领聚会，扩展和设立支部是他们的动机之一？让我们举一事例，及他们公布的扩展预测来说明。

一力九八五年五月，加拿大卑斯省的LowerMainland最主要的灵恩派教会“柏那俾基督徒团契”召请温约翰主领“神迹奇事研讨会”，有二千三百人报名参加，其中包括许多当地的宗派、教会、及传道人，非常成功；翌年，他们再邀请葡萄园同工去召开第二次研讨会，主题为“教导我们祷告”，有二千人参加。参与者第一次要付一百五十元加币，第二次付九十五元加币，亦是形势大好。第二次研讨会刚完毕，他们立刻就设立好几个葡萄园支部，招揽参加研讨会的学员加入。有些堂会向母会申请脱离关系，加入葡萄园的大家庭，造成当地教会及教牧人士的**，也留下许多苦毒的情绪。新成立的葡萄园支部，其中一个在新三角州，即是韦约翰任牧者的教会(与KenBlue同工)，它亦成了葡萄园运动在加拿大的总部22。

温约翰一直否认他要建立一个新宗派，但一九八六年，“葡萄园教会协会”(AssociationofVineyardChurches)成立了，有自己的官方刊物(《葡萄园通讯》)，庞大的预算和派出自己的宣教士到第三世界(他们第一个海外宣教的目标)。一九八七年，单在北美便建立了超过二百个教会，并且宣告“本协会计划在未来十年间建立一万个葡萄园”23。

让我再重复，葡萄园要扩张是绝对合法的，他们也没有必要要得本地教会的准许；本地教会若感受威胁，除了急切反省自己的牧养是否有可改善之处外，消极的反抗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到底还活在宗教自由的地方和时代。但引介者便叫牧者放心，保证韦拿和温约翰不是来设立支部是非常不智的，万一当时的聚会是一致叫好，香港再度邀请他们来开第二次大会，我们不难重复LowerMainland的悲剧，悲剧不在他们开了一个支部在香港，只是**了本地教会，和在教牧同工中撒下苦毒的情绪，这时引介者的公信力便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不是他们应该得的回报。

尽管三月的“敬拜、权能、更新”大会是获得相当大程度的成功，但反对的声音亦在每一个角落响起来，想来推介者可能已把这情况转告韦、温二人，以至五月十三日韦约翰接受《时代论坛》的专访时，表示“很明白这种对‘灵恩’的恐惧”24。这种“明白”说不定免去香港教会一个试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