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一八八九年至一九０五年

佚名

假若我们可以裁定神的话，而不用让

神的话语审核我们的生命；

假若我们可以随己意选择性地奉献，

那么我们就会是施恩者而神则是

那受惠者了。他并得要对我们的奉献

表示感激，并为我们肯依从

他的意愿行而觉得荣幸。但另一方面

设若地真是主的话，

我们就得在各方面以他为主。

在随后数年间，内地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宣教机构。自戴德生往挪威及瑞典，在彼邦报导过中国属灵需要后不久，三十五位北欧宣教士，就在没有预先宣布的情况下，来到了上海，听候差遣。从德国、澳洲以及新西兰等地都先后派出宣教士来参与内地会的工作。不久，在上海的中国委员会也就成立了”个庞大的组织，远远超过其创始人的最初预计。

如今，戴德生的属灵生命因着他的工作影响及世界每一角落，他的责住感和工作负担亦不断增加，不过，他的信心始终支撑着他，使他勇往直前。周围的人都注意到他那坚毅不屈的韧力；一位在他到访澳洲时，曾接待过他的圣公会牧师说：

“他是朴实无华的实物教材，他从天上的银行支取他每日的需用‘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救主不会为任何事情担忧烦躁，故此他亦不会为诸事顾虑烦忧。主耶稣临危不乱，处事泰然，这正是他追求学习的目标。没有事会令他方寸大乱，惊惶失措，他认识到主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他生命所不能或缺的……

“‘我是在书房里，你是在一间大的客房之内，’我最后这样对戴先生说。

‘你关心的是亿万灵魂，而我就只那十数人。你的信件都是十万分火急的，比较之下，我的就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我却常常惴惴不安，挂虑担忧，你则平静稳妥。请告诉我是什么使我们的反应那样不同的呢？’

“‘我亲爱的麦格礼，’他答道，‘你所提的平安，在我而言，并不只是个人向往的特权，而是非其不行的。没有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根本就不能完成我所要做的工作。’”

“这是和戴先生交往的最深体会。你是否终日忙碌营役，烦躁不安？那么请你抬起头来，仰望那在荣耀中的人子！让主耶稣基督那奇妙的脸光照耀你。主有忧心忡忡吗？主有心绪不宁吗？在他的眉宇间，你不会发现有丝毫顾虑担忧的神色，但是他也关心你所面对的问题啊！

“‘凯锡克培灵大会的教导’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我在大会中听到那些策励人的真理，我自己也曾传给其它人听。但如今摆在我面前的，竟是凯锡克教导的实例，是我想也没想过会见到的，这实在令我深受感动。这位快六十岁的老人家，背负着如此沉甸的重担，却是那么样和闲适。抬上那厚厚的一迭信，任何一封都可能会是带来死讯、或者是钱粮短缺、或是暴动、或是发生严重问题等坏消息。不过，戴先生仍然以平和安稳的心拆阅并予以回复，因为主基督是他平静的原因，主是他赖以稳然不动的力量。当烦恼祸患重重围绕时，他安居在主里，从他那里找帮助、倚靠，他用纯一不止息的信心靠主而行。

“在一旁观察他，只见他仍是那么无拘无束，那么自然闲适。我找不到什么话语来形容他这态度，唯有圣经所说的‘在主里面’而已。他时时刻刻都在神里面，而神也同样在他里面，那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在主里面呢！他和主的交通是多么的甜蜜，这也正是雅歌里所讲的亲密关系。他是个多么奇妙的混合体——一方面他像个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处理着极其严肃的案件；但同时在他心里又怀抱着那属于家的光明和爱心，他是刚与柔共聚一身！”

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戴德生早年的异象和迫切传福音的热忱依然没有消灭。事实上，他对于要遵行主最后吩咐的确信，却是愈来愈浓烈了，因为他对大使命的意义是愈来愈清晰。在一八八九年他写道：

“我得惭愧地承认，我从没想过要问‘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这命令的真义为何。多年来，我和许多人一样，为要传福音到更遥远的地方而劳苦工作；我们计划进入中国那些未得的省份，以及那些偏僻的小地方传福音，只是却从未切实思想主话的真正意义。

‘给万民？’

在中国就只有四万个基督徒。假如将这数目乘二再乘三，或许每个人可以向他八个邻舍和朋友传福音，我们仍只有一百万个信徒。发觉自己以前所做的犹如杯水车薪，戴德生不禁写道：

“我们要怎样看待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最后使命呢？我们是否蓄意把‘主’这称谓轻忽略过，因为我们单只看重主为我们的罪死，是我们的救主这个事实，而不肯因着自己是‘重价买赎回来’，所以要绝对地顺服我们的主？

“有多少属主的人真正意识到，基督若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他就不是主呢！假若我们可以裁定神的话，而不用让神的话语审核我们的生命；假若我们可以随己责选择性地奉献，那么我们就会是施恩者而神则是那受惠者了。他并得要对我们的奉献表示感激，并为我们肯依从他的意愿行而觉得荣幸。但另一方面，设若他真是主的话，我们就得在各方面以他写主。‘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

就这样，年届六十的戴德生，这位立志要将福音带往中国内陆去的宣教士，将内地会的异象更为扩阔了。他开展了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去遵行主的吩咐，向中国每一位男、女，成人并小孩分享主的爱和他受死的故事。

当珍妮和戴德生在一八九一年返回中国时，令他们惊异的是内地会的工作已有长足的发展，而且还在不断扩展中。在一八八七那年，有一百位宣教士到达中国，这似乎已是十分可贵，但在一八九Ｏ及九一年，内地会上海总部又迎接了一百三十一位新同工——其中有六十六位，是在半年内陆续加入的。这是宣教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而中国福音工作的进展亦不限于内地会的工作。，在一八九Ｏ年至一八九五年间，就有一千一百五十三名新任宣教士经不同差会，抵达中国事奉。

中国内地会的事工继续发展，到一九零零年，内地会已有七百五十名成员。除了向神求取经费之外，他们并没有向人募捐，但他们所收到的奉献却超过四百万元，亦从不借贷。他们的中国同工有七百人以上，受浸的中国信徒亦达一万三千人之众。踏入另一个新世纪，前景似乎甚是乐观，因为他们开展了一个新策略，就是更有计划地向每一个中国人传福音。

不过，好景不长，义和团之乱在一九零零年爆发，一时间其疯狂行径席卷全国，因着慈禧太后的掌权，那些狂热的义和团份子在全国各地起哄，带着宗教和爱国的炽烈情绪，誓要赶走所有“洋鬼子”。

到一八九八至九九年戴德生在中国宣教已达十个任期，他的健康亦垮下来了。在珍妮的催促下，他同意前往瑞士休养，调理身体。但他们才抵达那里不久，坏消息就接二连三传来。

只见电报如雪片飞来，不断报告暴乱、屠杀和藏匿在各内地会宣教站的难民被追捕的消息。每一个新消息都令戴德生的忧伤加重，他的精神和肉体亦变得愈来愈坏，直至一个地步他再也承受不了。“我不能看书，”他当时这样说，“我不能祷告，甚至也不能思想但我能信靠。”

在动乱未平息，一切秩序还未恢复时，中国已有上千人死亡，这包括五十八位内地会宣教士和他们的二十一名孩子。无数中国基督徒亦在此期间被杀害。最后暴乱终于止息，中国内地会的成员亦各自返回所属的宣教站，而这些宣教站很多已遭受严重破坏。他们重新整顿，继续工作，只是他们并没有向中国政府追讨任何赔偿。这种勇气，这种敢于饶恕的态度令人十分敬佩，而亦因此为另一个传福音的新纪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位山西老者的话应验了。他在义和团之乱中被杀，死前他曾说过：“王国会衰亡，但主的教会永不会被消灭。”

一九零零年，戴德生从总干事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他的健康亦使他好一段日子不能返回中国。当他的体力容许他再环球旅行一次时，珍妮的癌症已是病入膏肓。他在她身旁陪伴照顾她，直至她在一九零四年七月死时为止。

在她临终前一晚，虽然她已是呼吸困难，她仍然安慰戴德生说自己并不觉得怎样痛楚。天快亮了，看见戴德生痛苦的脸容，她最后微声对他说：“求主快点把我接回去吧！”

戴德生从未觉得开口如此艰难！但为着他爱妻的缘故，他终于求父神释放她的灵魂。几分钟内，珍妮的呼吸就变得愈来愈微弱！最后一切归于平静。

戴德生的伤心实在难以形容。在他们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句金句，那是他们最后一同购买的纪念品。在珍妮去世后的数天中，戴德生不时抬起泪眼望着那几个白底蓝字：“Celuiquiafaitlesprommessesestfidele.”（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告诉一位朋友：“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安静的等待，看看他如何证实这话是真确无误的。”

第二年年初，戴德生就偕同儿子和媳妇再访中国。以七十三岁的高龄，他作了一次极长途的旅行，他先后探访了他所熟识的老地方，然后又进入湖南，他从未到过的省分。

每到一处，当地的中国人和宣教士都热情欢迎。他被称为“敬爱的牧长”，来欢迎他的人又称他为“中国人的挚友”。他所到之处，总有一大群人聚集来听他讲道，有时他们聚集只为要看他经过，见他一面而已。

湖南之旅是最令他欣慰的，因为这是中国内地会最后一个在当地成立宣教站的省分。在义和团之乱前，他们还不大能进入该省。戴德生很希望踏足这省，他和同行的人乘轮船横渡广阔的洞庭湖，然后沿江向上直抵湖南省府长沙。到达长沙时，他不禁想起他们多年来，为进入这最后一个省分传福音付上的努力和祷告。在八、九年以前，这里根本没有宣教士可以逗留足居，如今这里已有超过一百一十一名宣教士，他们是来自十三个不同的宣教机构的，这些宣教士在十七个不同的城市工作，而且有一群灵命长进的中国基督徒与他们同工。这进展实在惊人。

当人们提起戴德生的生命和内地会所带来的影响时，都只能说：“这是神的工作。”而戴德生的回应可以他这话来总结：“我们不能作什么，我们只能贡献些微力量，但神是行大事的神。”

在一九零五年六月三日，星期六这天，长沙的宣教士都齐集来为戴德生开了一个欢迎会。那天晚上，他的媳妇走到他的房间去看看他。

“我们敬爱的父亲就躺在床上，侧身挨着床边一张椅子，椅上点着一盏油灯。他的记事簿是打开的，夹着的多封书信也是打开的，他是很喜欢阅读书信的。我把他的枕头拉好，然后在床边另一张矮凳坐下来。他没有说什么，我开始谈到摊开在床上那本《宣教评论》当中的几幅图片……正说间，父亲突然转过头来，抽搐了一下。我抬起头来，还以为他要打喷嚏。然而他却一下接一下的抽搐着，他的气管并没有噎住，他也不是呼吸困难。他没有看我，似乎是开始昏过去了。”

“我跑到门口大叫存义，就在他到达床前时，父亲似乎快要离去了。我再去找海勒医生，当时他就在楼下。没几秒钟，凯勒医生已到达父亲床边，不过只见父亲咽下他最后的一口气。父亲并不是死去，而是快乐地，迅速地进入他永远的生命里。

“他的面容是那么安舒详和，这是多么奇妙！多年的重担一下子都飞逝了。他疲累的皱纹也隐灭了。他像孩子般安祥入睡，房内一片不能言传的和平。”

后记

贫苦的湖南基督徒，买了一副上等的棺木盛载着戴德生的遗体，然后运到镇江安葬。在那小小的墓地上，戴德生就躺在他的妻子和子女旁边。澎湃的扬子江在他身畔流过，他是安息在那片他所爱，并为其耗尽生命的土地之上。

中国内地会将如何呢？戴德生是个信心伟人，当他还在世时，神听他的祷告，不断祝福这群体。但如今又如何呢？

戴德生的信心见证在他死后仍不断延续下去，中国内地会将他的嘉言懿行发扬光大。三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不久，日本入侵中国，当时内地会的成员已激增至一千二百八十五人。自从一九零零年开始，他们未经公开呼吁而收到的奉献就超过二千万元，与内地会同工的中国信徒就有三至四千人。在这三十年间，经内地会受浸的信徒亦达一百万人之众。

但今天内地会却以海外基督使团的名义继续工作，她的总部设在新加坡，在十多个东南亚国家里就有超过一千名宣教士分布其中。戴德生本人以及中国内地会还在继续影响今天的中国。

中国教会虽然经过很多年的逼迫，但至今仍兀立不倒，正如昔日在拳匪之乱的那段日子。她亦没有倒下来一样。当西方基督徒在七、八十年代，可以再次踏足中国国土时，令举世基督徒惊讶的是，中国的基督徒在不知不觉间已增至数百万人，而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家庭教教会亦有数千。相信在那许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当中，他们的属灵源流，当可追溯至中国内地会过去的工作，以及其属灵父执戴德德生先生身上

这位属灵伟人力量来源的秘诀为何？什么使他的生命产生出这么大的影响力？

这秘诀的内涵，或可引用以下一首戴德生心爱的诗歌来阐明：

他告诉我有光明之河

从他那处流到我这里，

为着他的喜悦，我会成为

一棵公正结果累累的树。

——杜斯津

“这是简单不过的，”他写道，“神不正是为着自己喜悦的缘故，把我们栽在溪水旁，让我们行事公正，多结果子么？”

神最初接触的是戴德生的生命，而非他的工作，非中国的福音需要，非内地会，也非他自己的经历。他知道这应许是真的：“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从一个实用的角度来看，他是非常清楚戴德生的一句格言：“神并没有把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是一边得胜一边得着生命的。”对于戴德生来说，得胜的秘诀是来自每天与主的交通。他认识到唯有不断的祷告和忠心默想神的话，我们才能维持与神的相交关系。

他的生活是那么忙碌劳神，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维持自己的属灵健康殊不容易，但他却以这为首要的工作。

在儿子和媳妇的陪同下，戴德生最后一次的中国之旅是用驴车或木板车代步的。月复一月他们乘搭着这等交通工具，在中国的北方穿州过市。他们晚上住宿的旅馆都是简陋得可以，有时那些所谓旅馆就只是一个偌大的停歇间，他们得跟其它人一起共处一室。戴德生的子女会为父亲在房间一角挂起帐幔，腾出一个小小的空间来。当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会被划火柴的声音惊醒，摇晃的烛光会告诉他们，父亲已醒来正在读圣经了。通常深夜二至四时是戴德生的祷告时间。在一片寂静之中，他可以专心祷告。那闪烁的烛光，给孩子们对祈祷的领会，要比任何讲章和文字来得强而有力多了。

戴德生亦承认，宣教士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保持一个恒常的读经祷告生活。“撒但总会找点什么令你无事忙。”他常说：“当你要读圣经时，就会有些芝麻绿豆小事引开你的注意力。”

他是完全同意慕安德烈的话，后者说过：

“要腾出时间来，让神有机会向你显现。你要让自己在神面前有时间安静等候，藉圣灵，感受与他同在，经历他的大能。用时间在他面前读他的话，好明白神的旨意和应许为何。让神的话语包围在你的前后左右，使你在其中有圣洁的灵光照耀；藉此，心灵得蒙涤荡，在每天的工作上行事有力。”

这正是戴德生孜孜不倦奉行的。当他七十岁那年，一天他手拿着圣经，走过家中客厅时半途停下来对其中一名子女说：“今天我刚再读完圣经一遍，四十年来，这是第四十次了。”

他不单勤读圣经，且身体力行实践圣经的话。在跟随主的路上，他不会因为需付上任何代价而裹足不前。在中国劳苦的当儿，他曾经写下：“必有爱十字架的工人。”假如今天他可以对我们说话，他必会说：

“我们要为人的生命奉献自己，不肯舍己的生命是软弱无力的。要结果子就要背负十架。基督并没有两位，并没有一位是懒散安逸的基督徒的闲适之主，而另一位则是苦干尽心的基督徒的受苦劳碌的主。基督只有一位！你是否愿意与主连结，好结实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