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学阶段

第二章大学阶段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16章9节。

一、报考化学系，却被数学系录取

1946年底，日本偷袭了美军的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眼看日本要在亚洲称霸了，希特勒将成为世界之王，就在这关键时刻，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美国盟国的我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了。

随着抗战局势的紧迫，东北、华北一带的各大专院校都纷纷迁入内地。在重庆有西南联合大学，在兰州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新校西北师范学院。相继兰州首次成立了第一所兰州大学，并将旧有甘肃学院并入其中。

旧社会教师的低微月薪，使我决意不走入其中，但当我去兰州参加高考的前两年，天水市天水郡南山脚一带已被国家划为西北工学院院址，并已开工建校，校牌已正式挂立在外。

我计划先去西北师范学院学习一年，第二年再返回报名参加已公布的西北工学院第一届招生考试，如此既上大学，又能照顾双亲，我多年的夙愿就可成为现实了。于是我满怀着美好的理想去兰州报考了。为了应付考试我当然要报考我已教学三年的化学课的化学系，正要报考时，不料有原甘肃学院学生某某，是天水同乡，热情地愿给我们五六位考生代办报名手续，当然各人要报考的科系说得一清二楚，不会有错。

哪知待揭榜后，我的名被列入数学系，究其原因才明白那位友人办好他人的手续后，再填写我要报考的科系时，他竟忘得一千二净，只得填写了他素知我所喜爱的理科数学系了。

在我的从教生涯里，身处于化学人才济济的天水一中，才明白当年被录取于数学系，使我能对我家乡的数学教学有所贡献，免得“锦上添花”，实在是神的美意。

二、长时间的计划，一夜的变更，四十年后才明白了神的旨意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的礼炮在全国鸣放，八年来的浴血抗战胜利了!全国各地沉浸在一片庆贺胜利的欢乐气氛中。

天水建立的“西北工学院”的校牌在此刻也就摘掉了。西北师范学院要迁回原校址北平。声势浩大的迁校大军，已经乘车到达西安市。未料山西一带，因解放战争，去北京的预计通路被阻塞了。学校领队只能宣布解散迁校队伍，各自设法寻找去北京之路。在这慌乱中，与我同窗十余年的徐可昌，因不慎将他去北京的路证被盗了。我在他的苦苦劝说下又陪他返回兰州本校。那时还有一些老教授及讲师仍留在十里店本校。

因去北京心切，就写信给北师大校友邓颖超，望能以校友之情，赐以通过解放区的通行证件。当时地上交通受阻，但空运信件还正常运行。结果，喜出望外地接到了邓颖超的“特许”证件。这证件写明准许徐可昌、李景沆二人通过解放区。我们就高高兴兴准备起程。

但不知什么原因，一夜之间我突然改变了到北平的打算。我记得在那一夜，我的推想是：现在正值第二学期学习的关键时刻。北平正圈入政治斗争漩涡中，哪有安全的学习环境?况且，我校尚有数学教授和讲师，何不抓紧安定时刻努力学习，待明年再去北平也不迟。如此反复斟酌，就决定留在兰州原校继续学习。

我这一突然的转变，使徐可昌百思不解其意。最后我与徐分手了，我的证件送给了刚进校的同乡新生蒲宪章。徐与蒲及本年考进师院的十余男女同乡，执此路证，从兰州乘牛皮筏子沿黄河东流再北上而去，行至包头被解放军护送到北京。

客观地说，当时去北京是明智的选择，我突然的一夜转变，到底是明智还是无知，是福还是祸，这只能在以后的五十三年的实际经历中才能明白圣经《诗篇》139篇16节所言：“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己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按当时的形势与发展来说，我应该去北京，因胜利后的北师大，不论在任何方面都远远超过西北师院。前途明显辉煌，何况手执邓颖超的“特许”证件，为何不奔赴北京呢？但我竟将天上飞来的“圣旨”轻率地送给别人，岂不幼稚可笑！

再以前途来说：北京解放后，徐可昌利用他哥哥的军属关系，飞往台湾。我与徐有手足之情，同窗十余载，况且还有亲戚关系，他能飞过海峡，怎能忍心撒手于我呢？他在台湾成了教授。就学业成绩而论，我也该是教授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但我在蒙恩的今天，再玩味回顾这句名言，对今天的我来说却应是“一失足，反成千古乐了”！因在我此后的曲折苦难的日子里，和今天的蒙恩中，才逐渐体验到这完全是上帝的引领和安排。如果当年到台湾去，实在可以免去很多后面我要讲到的惨绝人寰的苦难，有人生的平安和幸福，我今天也是大学教授，去的话一定有更高的学术地位。去台湾我也可能会是基督徒，但是，一定没有亲手把上帝的宝座摸一把的经历。我当年去台湾，会听到更多的赞扬之声，但一定听不到神亲自给我说话的声音。我当年到台湾去，可能有更光辉的人生经历，但是没有在上帝国度中象今天这样永恒的荣耀。这难道不正是：“一失足，反成千古乐”了吗？人生的意义不在今生，乃在今生所决定的永世结局里。此中有非常人的思维所能设想的恩典，也是我要写这篇回忆录的原因和初衷，就是告诉所有的读者，人生是一次选择，选择上帝得永生；选择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就是永远的沉沦！

三、第二次接受福音

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第一个的暑假期间，护送我哑巴外甥王林泉由兰州回天水。出兰州第一小站，甘草店停车时，我患慢性阑尾炎急性复发，只好让聋哑外甥独自乘车回天水，自己设法返回兰州动手术。

当时，交通工具还离不开马车运输队、送货汽车。有时半日不见一辆，客运班车是一日只有一次过站的。这天下午忍着疼痛，再三向站长请求哀告，虽然时有货车从眼前经过，但站长并不赐以怜恤之心，在查车完毕后并不给我介绍乘车。

惊恐忧伤，疼痛转侧了一夜。第二天的境遇与第一天一样。从站长那副毫无人情的眼珠里，我断定靠自己想办法之外，再无别的指望了。这时，太阳快平西了，站口的三、四家小饭摊也只剩一家还在营业了。看！远远望见一辆货车驶来。“站住！”我直立在这远离站口的公路中间，伸直右臂打了个手势，装出一副严肃认真要查询要事的要员神态来。

“什么事？”车停了，司机从车窗口伸出头来询问。

“我是十里店西北石油公司的职工，要到四川去办公务，因动身太急，竟将一份要件忘记带上，现须急速返回”。我镇静地喊着给了答复。

“骗什么人！”司机愤怒地转过身去，发动了车。我不慌不忙地走在车前，从整洁的上衣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低头看清车号，再将它写在笔记本上，然后稳步退至车侧，带着一本正经公司要员的权威气度，伸直右臂示意：“你可以安然地开走吧！”

这一来，司机若有所思地端详我一阵，关上发动机，走下车来，笑眯眯地对我说：“先生，我是第一次到西北贵站装油的，请上车”。司机礼貌地将我扶上车与他平坐。

车开了，我尽力克制住我跳动的心，又用手按压住我疼痛的腹部，同时点头微笑着来应付司机对我的道歉。

车进入兰州城，街灯已通亮，我先告知司机，我要下车买点夜食，让他先走，我随后就到公司。

这短短的戏剧性的奇遇结束了，但在我心底深处却感到深深的内疚。唉！但这实属不得己而为之！

当晚，我在兰州社会服务处招待所，为一般群众夜宿而设置的大厅单人床位上过夜了。该所会计方鉴元是多年与我最知己的老朋友，对我这穷小子，无论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无私地多次帮助我。

那一整夜我考虑着：去中央医院，还是去黄河北岸的福音医院去动手术呢?真是踌躇难定!第二天在方会计的协助下，在兰州中央医院办妥住院手续。现在我想不起是因什么缘故?我和该院门卫发生了口角，这小小的事竟使我决意改住了福音医院。

当天我住进该福音医院，院内总务主任李生福是我家乡基督教会号称李洋人的大儿子，在他的关照下，未办任何手续，就立即进了手术室。

一上手术台，心慌意乱，剖腹!何其危险，精神立即紧张起来!

“不要怕，小小的手术”。一位高个子年约30余岁的外国大夫，用中国话安慰着我：“稍侧身一点，给你抹点药”，他笑着帮我翻了身，在我后尾部轻轻刺了一下，然后仰卧，并在我眼部盖上一小块白布。

我等待着正在忙于准备手术器械的助手们走来台前帮助这位大夫动手术。

还未全身麻醉，怎么下半身已麻木了呢?我就用力摇了摇头，从小白布的沿边，投出视线，看到大夫的手指中掐着二寸长的红肉条。“哎！不要看。还未化脓!”大夫说着又将小白布盖严我的眼睛。没有痛的感觉。不到半小时我已被送到病床上了。事后才明白，助手们是忙于其后的大手术准备工作，阑尾小手术大夫一人就够了。

病房是一间长约十余米，宽约六七米的大厅，光线充足，整洁安静，房内横排有病床六七张。我住院后的第三日，又转来两位年轻病人：一位是兰州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脚骨折；另一位是刚考入外省医学院的兰州高中毕业生，患痔疮。这两位一左一右，我们三人说说笑笑真开心。房内其他病人都是来自农村的穷苦人。

这所医院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主领的“内地会”所创办的医院，大夫都是从英、美来的专职医生，据说这医院的规定，每天清晨有位传教士来病房，给病人传讲福音。

早上，待护士给病人打扫卫生、帮助洗漱后，一位西国传教士带着一位护理，进入病房，站立门口，先祈祷二三分钟，然后念读几节圣经，讲几句话。陪员不作声，有时见口中念念有词。至于病人是否接受或反对，他们只是温温和和地作他们认为该作的圣工，尽其天职了。

我们三人，只是卧床静听，我们不反对也不讨论。同屋的病人和我们一样，毫无反应，你讲你的，我们心中都有一本死帐(家乡方言意为绝不能更改的事)，神不神与我无关。

一日，有位男护理吴文治，劝我信靠主耶稣。那时我完全不愿回想我在初中患病，流泪唱诗，大得安慰的真情。当时认为，宗教信仰只是精神作用，只劝人为善，维护社会安定而已。

最后这位护理给我一册书，名为《到底有没有神》。这书名立即引起我认真阅读的兴趣，我逐页逐章用心地读，反复思考，它里面的话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对于这本书的论据和论证，白天我闭目深思，想到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这样短暂，罪恶又何其多?到底有没有神?人死真的如灯灭吗?夜间我反常地失眠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不时从远处传来卖夜食甜梨的小贩叫卖声，使我深感穷苦人生活的艰难，又听到汽车飞驰而过的尖叫声，又觉得人生何其匆忙虚空，劳顿悲伤，真是闻声生情，感慨万端!

此后的几天里，我不由自主地常常想起我幼小时跟妈妈去教会的趣事和我在初中患病时诵唱赞美诗受到安慰的情景；在秦安车站怎样不自主地举抬双脚；徐可昌怎样遗失路证，我又怎样写信向北京请赐路证。我为何在一夜之间转变去北师大的心愿；我又怎样因与人有口角而改住在这福音医院……一幕幕难以理解的事因，一件件往事，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经过好几个夜以继日的激烈地思想斗争，终于我愿读《圣经》了。虽然在《圣经》中没有看到什么亮光，但多多少少有点安慰。

当然，身居我左右的两个青年病友，也受到了影响。我们三人传阅着这本大有启发的书。他们二人也被主的爱感动了，我们相互争辩着，相互述说着各人的体会与理解，病房一时热闹起来。

我病愈要出院了，因医院总务主任李生福知道我母是主的信徒，他给院长说知我的困难后，竟免去了住院的一切费用。我带着感恩的心与病友分手了。一周后当我再去看望这两位年轻病友时，得知他们也接受了福音。

1947年夏末，我在兰州山子石基督教会，正式领洗归主。无比喜悦的心情，深深地体会到新的人生之路从此开始了。

四、情结数学

在解放战争紧张之际，豫剧名演员常香玉来我院慰问演出。全校停课两日，“拷红”剧的内容和她的高超演技，深深打动了同学们的心，当时校院各墙上贴满了评论《西厢记》豫剧艺术的文章。学生的大餐厅改变了以往安静的气氛，每个宿舍都好象在庆贺盛大节日似的一片欢腾。

唯独我被《非欧几何》的公理体系深深地吸引住了，从大礼堂播放出来的锣鼓声，在我耳边只是一阵风。《几何学》的“平行公理论”使我对学习数学的推理窍门茅塞顿开，也使我进一步明白了科学哲理的内在含意，这对我毕业后的数学教学起到了启蒙作用。

五、传道车被砸，师院青年团契暂停工

1948年夏，四川省马可牧师率同工七、八人，以“传遍福音团”名义，经兰州要去新疆作布道圣工。

兰州大学学生基督教青年团负责人裴政治与我等三人研究决定，要利用该团路经兰州暂停的良机，请来我院讲传福音。原来我院在这几年内，每周有定时的学生查经聚会。现经我院院长许可，再请了裴弟兄作主持。这样就开始了我院两个晚上的布道聚会。

第一晚平安地过去了。能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坐满了听众。

第二晚，聚会按时开始，传道人何恩镇教士上台传道，听众比昨晚少了一些，但窗外挤满了人。

“停下来！”讲题进行到一半时，一个英语系的学生冲进教室，抡起拳头向传道人大喊一声，接着窗外的学生也大喊起来。顿时教室内外陷入一片混乱。

我被这意外的事故吓呆了，但又机警地用力从后面挤上讲台，救上何教士的手与五六位同工挤出了教室。

“打!打!”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喊，乱叫，一片混乱。我们都手拉着手，一个紧跟一个，在**群众的拳头下，好不容易才挤出了院子。刚到操场空地上，飞来了一石子正中福音团司机的后脑部位。

“啊!流血了!”在手足无措的惊恐中，我急速地将司机拉向校外校本部医疗室，在医师的热情救护中，我独自一人向院长汇报了此事。

“唉!在这紧张的政治风浪中，对此事我无能为力啊!”急得李院长两眼直瞪，认为先救护人要紧。

我们离开校本部时，在我们身边的本校团契同学四、五人，我让他们急速回校。我独自陪同客人沿十里店公路步行走向兰州城区。

我们相依为命地走着，忽听得从校院方向发出强烈的爆炸声。司机停步西望，不自禁地哭了!

“这是为什么?”我紧紧握住司机的手，急切地问。

“汽车的汽缸爆炸了，一切都完了”司机说着，我们靠拢到一起，手拉手，流着泪求神怜恤。

原来这位司机是一位作牛奶生意的基督徒，后来他参加了去新疆的传道工作，他的职责是开车。最后，我们作了祷告，我与大家握手告别了。

他们一行五人，直往东去，我呆呆地站着目送他们，直到消失在夜幕中。那夜月光分外皎洁，万里晴空的美好夜色却偏偏给我添增了无限惆怅。

我怕暴徒追踪、蛮横滋事，就独自沿黄河沿岸的树丛，踏向西去。从树叶间透下来的月光，照得地上高低凹凸的路面清晰可见。我托着摇晃的身子，在烦乱的思绪中寻找通向校舍的弯弯曲曲的路径。

“老李，不要怕，我在这里”。忽然有人在我身后不远处喊叫。

“你是谁?”我惊恐地转身急问。

“老李”他边喊边走近我“一点不要怕，我母亲是信主的人，我是陇西人。今晚我校闹事怕有人追踪打你，我就远远地跟着你，为要保护你”。这几句温暖的安慰话，使我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向他致以深深的谢意。在他的陪同下，我从内心感谢主的大爱，也聆听着他对我的安慰。我们正要跨过宽约60米深约20米早已干涸的河沟时，发现了倒在河沟中的汽车。当我俩快步赶到车前时，才明白了汽车是被推下沟中的，车身一侧触地。一切都完整无缺，只是汽车轮胎爆裂了。我俩站立片刻，我催促他回校就寝。最后他依依不舍地向我告别回宿舍去了。

这时，四周都沉浸在皎洁的月光中，远处的山峰，近处一排排低矮的校舍都沉浸在深夜的静谧之中。季节虽是初秋，但河沟中吹来的夜风却使我感到阵阵的寒意。

为了防止车中零件被盗，必须有人看守才行，为此我快步走向宿舍。为怕惊动酣睡中的同学，我小心翼翼地轻步进入宿舍，拿上自己的棉大衣，再回到被砸坏的车前，吃力地爬进朝天的车门。身体虽已十分疲倦了，但难过受伤的心，怎能让我闭目入睡呢?远处的几声犬吠，使这萧瑟的明月之夜显得格外凄凉，我伤感得不禁想起那受伤的司机弟兄，那伤心的何镇恩教士……想这又想那，我只能默默地对主说：“神啊!你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宇宙主宰，今日所发生的事使你的名被羞辱了，但我深信一切遭遇都是你的许可，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总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想至此我的心平静多了。

夜风的凉意迫使我把身子缩在两座椅的中间，把头紧紧地缩在棉大衣里，呼呼地睡着了。

一阵犬吠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我想这个坏车应该乘夜搬进城区，免得在大白天被人奚落。我立即爬出车箱，奔向城中警察局派出所。不料被十里店中的狗群追上了我，我挥动大衣向它**，若不是这件大衣护身，我这双快腿早被群狗咬伤了!好容易跑到警所门口，该所允许我用电话通知山字石教会，请设法在天亮前搬走被砸坏的车。那时兰州城因通霄戒严，车辆不得通行，直至破晓时分，车才被拖走了。

事后才明白，这场暴力事件是因政治斗争而引起的。难怪院长束手无策、等待事态的任其发展。那时我是书呆子，哪能懂得其中的复杂性呢?

此后该“遍传福音团”就此取消西去的计划，该团团员黄清治与何恩镇教士听说在新疆安家落户了。乌鲁木齐教会从此才有兴旺的端倪。

六、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再次跌倒

在我校学习的最后半年里，大家都开始谋划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按照我父母妻儿的期望，我应顺理成章地回老家天水，应聘为当地数学教师，对缺乏数学本科教师的天水中学来说也是深受欢迎的。但对多年雄心勃勃壮志凌云的我来说，却是违背蓄志的事。

若我去中学任教，定要过教师的艰辛生活，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被人歧视。我多年的宏图大志，就会在这天水中学里化为泡影!

我再想到我从十七岁起，国难日深，有识之士的爱国热情与污吏奸商的可耻行径，两相比较，我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此我立志十年寒窗，废寝忘食，将来以学者身份，对天水土豪劣绅等予以痛击，虽不是一个地方改革者，但对社会可能尽点微薄之力。正因为有这样的壮志，就一心全扑在学习上。

哪知我的大学生活将要结束之际，我爱慕名利的思想突然发作了。又去探究“到底有没有神?天国真的存在吗?”这一连串疑问又在我思想上冒了出来。

因我学习成绩优异，又为数学学会会长，毕业后留校有先决条件。果真如此，当然是前途无量了。

我又想到要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定要深受圣经真理的种种约束，辛苦一生，谦卑一世，若真无上帝存在，到头来人死如灯灭，怎能偿还这莫大的损失呢?我在名利地位的诱惑冲击下，对圣经真理又怀疑起来了。

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失去理智的辨析中，陷入了属灵与属世的灵战漩涡中，跌落在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痛苦深渊中!

记得有一傍晚，我无心按习惯去上自习课，独自走出学校后门步至黄河边沿，烦乱不安的心，使我情不自禁地沿河边曲曲折折的小径踌躇着逆流而上。至尽头又转身移步顺流而下，随着夜深人静，我心逐渐平静，虽然时而停步深思，时而仰天长叹，但思路逐渐平静清晰下来。开始向神祈祷了：“神啊!我主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的，若这话全是愚弄人的谎言，哪你就欺骗了全人类。这岂不是罪中之罪吗?”我就在逆流而上中竟如此大胆，如此恶毒地亵渎着真神!当我转身顺流而下时又作如下的祈祷：“神啊!我主耶稣基督，你既是真神，竟能降世为人且死在十字架上，作了罪人的挽回祭，如此奥妙的大爱，我全人类都应俯伏在你的赐恩宝座前，永恒的献上感谢和赞美，这也不足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恩之情；你若是真神，我愿撕掉这张大学文凭，甘愿去穷乡僻壤之中，作一个无名的小学教师，也就满足一生了!”我独自就这样逆流而上时，又吐恶言质问着神，顺流而下时又向神悔改求救。我就这样，在黄河激浪声中多次地反复着。

夜已深，人已静，星月当空，河风袭人。我站在沿岸的小径上，时而远望东去的平稳黄河逝水，时而近看宽阔平静的河面，心在烦，意在乱，从邻近村舍传来的犬吠声，使那静寂冰冷的夜色，显得格外凄凉，靠近黄河岸边的水车巨轮哗哗的灌水声，在往常是优美的景致和悦耳的音响，而今夜竟成了震慑我心的魔影、鬼语。

在自问不能自答中，最后我仰天放声高呼：“神啊!你若真存在，主耶稣基督你若真复活了。求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引领我吧!”

此后，我停止了读经与祈祷，专心致志地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尽心竭力地张罗奔走了。

七、神的安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校数学系讲师景毅先生任我班“方程式论”课，现要晋升副教授，被学校排定担任我班三年级《近世代数课》。按实际能力景先生能胜任此课，我等也应示敬欢迎。但当时我校已请得一位数学界名教授钱端庄先生来我校专授《近世代数》及《几何课程》。这一来我说服了其他同学，竟拒绝了景先生的授课安排，那知这一举动竟埋下了我不被留校任教的隐患。

一月后，钱教授来了，他高个子，穿一身长袍，一派学者风度，在他所授的课中，我深受启发。

在我毕业前的后半年，西安已成战区，大西北已受到战火威胁，我系的几位名教授已相继离校他去。我系系务由景毅先生代理了。大权在握，又因解放的气氛已使校领导放松其政，所以系里人事任免由他一人来决定!

夏季的太阳，渐渐威慑着兰州十里店的原野，我们都忙于办理手续。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留校的宿愿，在景先生的手下竟全落了空。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当时天水籍着名学者冯国瑞先生，任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我师院女同学冯环的父亲。因重重关系，我常在他家无拘无束。我当然要请冯老作介绍去进兰州大学了。

一日，我去冯老家中，冯老是有名的书法家，正给兰大数学系段子美主任书写其父碑文。早几日我已给冯老说过我要进兰大的意图，冯老已热情答应了我的请求。

“子美，这是师院数学系刚毕业的学生李景沆，家境贫寒而学习成绩好，你可否留他为你系的助教呢?”冯老放下手中的笔，热情地向段主任推荐了我。

“好的，明日上班”。段教授的话肯定而简洁。这意外的惊喜，使我感到一阵轻松，致谢后便轻步退出客厅，搭交通车直往十里店，整装衣物要远走高飞了。

车至终点站，我刚刚推开车门就看见景毅先生站在不远处。

“李景沆，你的工作找下了吗?”景带着似乎关心的口吻大声问我。

“景先生，我找到了兰大数学系的工作”。我趋近他直言不讳地回答。不料我话刚一出口，景先生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怒形于色，愤愤而去。我立刻感到事情不妙，一切都完了!

原来的甘肃学院，现在改为兰州大学，院校设备和师资力量一下子都升格了。不幸的是：外省学生与本省学生发生了一场斗殴，竟将兰大一学生打死，部分教授也受惊吓，事态虽已平息，但外地人与甘肃学生当时已形成了很大隔阂。何况景、段二人是河南同乡。值此时刻，景的从中作梗，怎能不起巨大作用呢?

我见景毅转身回家，就机警地窥伺他的行动，不敢远离景的宿舍。果然，景毅先生穿戴整齐，头戴礼帽，一出门急速赶上要开的交通车，我也飞快地紧追不舍，从车的后门挤进车厢，车开向兰州城了。我心在跳，隐藏在人的臂膀中。

下车后景先生直入段先生的宿舍，我明知事已坏了，就拖着两条无力的腿，又搭车回校。

本来，我应再去冯老家，将我系如何拒绝景先生的课，以及日后发生的点点滴滴的事一一详细告诉给冯老。这些合情合理的事，怎能不得冯老的同情，我又怎不能进入兰大呢?但奇怪的是我在那时竟失去向冯老禀告的心思，不知怎的反而怕去见冯先生了，我为什么要怕见冯老呢?我既未说谎，又未得罪冯先生，无缘无故地再不敢去见冯先生!除去忧伤难过外，虽再请他人给段教授说过情，但毫无果效。

后来，段教授当面告诉我：“李景沆，我答应你上班的事，经我汇报校长，校长说他已聘一个四川学生，来任我系助教，若此人不按期到校，我再通知你来我系好吧?”

我深知这是推托之辞，我一言未发，伤心地回校了。我这既不敢去见冯老，又不敢将段教授的推托之辞回禀冯先生的怪事，直至十六年后在“文革”被批斗时，我才明白这是出乎神手的拦阻。如果当时留在兰大，那么在解放后传教车被砸事件的追究中，我这个“罪魁祸首”，定难幸免(此事在后面再详叙述，因为按当时形势，外国传教士来华传福音，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入侵)。

八、亲身经历解放兰州战役

这时，西安已经解放。国民党青海省“土皇帝”马步芳调为西北战区总司令兼甘肃省主席。那时解放军还未进入我甘肃省，但人心已惶惶不安。各机关出入的货车一日比一日频繁，大概是往西方转移财产和资料。

因母校无容身之地，我只好暂住兰州城我的同学范培琳哥哥家中，谋求能在兰州有继续学习的机会。

此后各商店大减价抛售货物，大小摊铺，也随地铺设了。这足以说明有钱人家的东西既随身不能带走，只好就低价抛售了。

形势越来越急，有钱、有权、有势者已逃离兰州，城内大半是城市贫民了。我是一个穷学生，什么顾虑都没有，多日在街头巷尾到处看看听听人们中间流传着的有关战争的消息。

人心虽较紧张，但市面还较平稳，也未听见有盗窃不法的事发生。这时乱设摊贩抛售货物的现象稀少了，现在战事在即，一切转入备战状态。

某夜，兰州皋兰山后重炮齐发，炮火照明南山后的半边天，众多机关枪，夹杂着隆隆炮火声，使皋兰山后侧成了双方必争之地。我独自站在巷口，见一辆救护车在无人的街道上迅速飞驰，警车的鸣笛声，震憾着市民的心。

只平静了两天，机关枪、重炮又一齐轰鸣，整整响了一夜。

第三日又平静了，偶尔听见远远的机枪声，人们在街上三三两两地露面了。商店也有开业的，人们揣测着是否解放军后退了?

这日傍晚，我信步至黄河铁桥边，这桥也是唯一通兰州城与西部的大桥，是由德商泰来洋行(总部设在天津)承建，1906年竣工。突然，我被一阵马掌声惊动，环顾四周，才发现精壮的马兵部队成百上千的穿越铁桥开进城区。

这在市民的心里，即使兰州解放，也得双方付上惨重的代价，兰州不是轻易失守的了。我和范嫂一家轻松地吃了盐多菜少的晚饭后，大家围在一起猜想战争的胜败，话题中多少流露着凶多吉少，前途叵测的悲伤气氛。

这一天，人们都安息在惊恐不安的夜里。突然一阵猛烈而密集机枪声，似乎在近处扫荡，惊得我来不及穿衣，赤身从被窝里爬起，从窗缝向外窥视：只见西方半边天被红光照得通亮，没有重炮声，没有喊杀声，只是隆隆密集的机枪声，火光硝烟弥漫了整个天空。

这时大约是深夜将半，一小时多后，机枪声停了，一切又归平静。我披衣**，待天亮后再看个究竟。天一破晓，我独自出院，再让院中人扣上门。一到街口，一片残败景象，子弹、破衣、军用背包，也有枪支弹药，都乱扔在街面和走道花丛中。这说明昨夜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我带着万分惊恐的心，再往前移步，见一匹马一动也不动地站立着，我凑近一瞧，呀!它嘴巴下部多一半被炸掉了。这惨状使我双腿发软了，再不敢也无力前进一步，只能转身挣扎跑回。到门口来不及叩门，那时不知怎地，一咬牙竟奔上墙头，一弯腰，脚已落在院里，我急得喊叫大家：好消息，兰州解放了!

上午十点钟，我鼓足勇气，要看看昨夜的火光究竟发生在何处。出门沿街上行，头部只剩下一半的那马，还站立在街中，其惨状目不忍睹，每隔几步，总有马家兵尸体，一二具或三四具，横卧街中。我约走半小时，到铁桥南侧，发现死者成堆，阻塞通道，若非踏身跃过，就难以向前。远看这座雄伟黄河铁桥桥面已被昨夜的战火烧光，几乎成了空架子。事后才明白其中的真象，原来解放军与马家军在皋兰山南侧的狗窝山一带，整整激战三昼夜，伤亡重大，而胜负未决。其后解放军改变战术，就从兰州城西方派遣化装成市民的特种兵，乘夜偷渡黄河，将黄河桥北的北塔山占领了。然后，从西面进军，使马家部队腹背受敌。昨夜正当马家军从桥上撤退时，就被解放军北塔山伏兵用机枪封锁了桥的北头，有一油车在桥上被击中起火，如此马家军便一败涂地了。

我亲眼目睹战神碾过的场面，处处是惨不忍睹的镜头，在死人堆中再无力逗留片刻，便拖着发酸的腿，绕道返回范家。将到门口时，忽听得身旁有哼哼声，转身移步，看见两个伤兵。从他们两只睁不开的双眼、面色、衣着上可辨认出，那是鏖战几日，滴水未进，掉了队的马步芳军队的残兵败将。

回到住处，我浑身无力地坐下来，此刻思绪千万，心乱如麻，不知心想什么，也不知要说些什么，心绪落在难以言表的无限伤感之中!第二天，我带着比较平静的心，去街中再看。解放军手中执枪，一排排、整齐地坐在人行道上。军衣土黄色，脸上个个枯瘦，不言不语，安静地好象待命出征的样子。见此情景，使人心大大地安定了。街中行人正常了，店铺也正常营业了。据街中市民说：马家军在夜间要强渡天险黄河时，铁桥已被解放军机枪封锁住了。只能另找渡口强渡，除微不足道的大小皮筏外，甚至连市民家中的门扇也当作渡船工具使用了。在河对面解放军的机枪扫射下，马家军的死伤就可想而知了。

死伤人的血肉，整整污染了兰州城铁桥上下的三、四华里的河岸。沿河死尸，相叠横亘，腥臭难闻。很长时间市民还不得不饮用虽经过滤而仍带有腥臭味的黄河水。

九、深造无门，重归故里

1949年8月上旬兰州解放，一切渐渐恢复正常。我将何处去?在生活上再不能投亲靠友，在工作上求之无门，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天水老家。当时乘车谈何容易。因解放后的短短时间里，一切都还在混乱无政府状态，车站关闭，哪有运送客人的班车?仅有零零星星的私人不定时的汽车，作投机客运生意，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即使搭乘私人车，那时也需要钱，若无三、四个银元的车价是求之无门的。我这穷小子，连住宿吃饭都要投亲靠友，按实情，仅付车费的一半也很困难，那时紧张忧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一日，我去兰州汽车站，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司机在路旁修理车，我孩子似地低声向他求问道：“老师傅，能不能把我带回天水?”

那司机抬头看看我，一言不答，看神气好像是在说：“你说得太好听了！”从他蔑视我的笑容中，我能猜出他的心理。“好师傅，请把我带回天水吧!”我不但装作小孩子，也以大人的恭敬神态去祈求他。当时我衣着整洁而大方，从外表看，我是一个端庄的大学生。

我恭敬地直立在这位师傅面前，久久不愿离开。他突然抬起头来，睁着炯炯有神的双眼，把我上下端详了一番，然后微微地笑了；“我带你走，明日一早在这里上车”。意外的笑容，意外的恩赐，使我喜出望外，我急回亲友范家，准备明早整装起程。

范家对我的这段恩情，至今我深感难忘。

太阳还未从东方升起，我已在兰州车站道旁，等待上车。果然，老司机按时到了。他微笑着发动了停在路侧的货车，当我向他表示了发自内心的感谢后，他叫我上车与他平坐。车开动了，在晨曦中，我们迎着微风，驶向朝霞染红的东方。

车在飞速转弯，我斜身紧依车门，我以往曲曲折折的经历，此时刻一幕幕从脑际浮现，一会儿喜悦，一会儿伤感，真令人感慨万千。老师傅对我断断续续地询问，不时打断着我的思绪。在定西车站，作了暂短停留，车又飞速起程了，啊!车已到了华家岭车站，我们要夜宿了!

我原来一坐车就晕得昏天昏地，今天为什么一整天无一点晕车的感觉呢?难道我命中注定要回天水作一个平平庸庸的中学教师吗?我躺在旅店的床铺上，反复揣摩着这几年我所走过的路，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车在热辣辣的太阳下，在曲折的山路上急驰。沿路看不见一点战争的痕迹。夕阳西下了，晚霞还未收尽，车已停在天水北关车站门前了。

老师傅好象完成了他专程送我回家的任务，笑咪咪地从货车上取下我的行李。乘他不注意时，我从手提包中掏出新买的一双布鞋，偷偷地扔在他的车座中，以示微薄的心意。当时我含着感激的热泪向他恭恭敬敬地致谢时，他已发动了车挥着手迅速地向前飞去了。我目送着他的车，直至消失在视野之外，我才扛着行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家中。

我的学生时代，就此结束了。

此后的经历中，我才明白，这位好心肠的师傅之所以能出人意外地送我回家，全是神的安排和引导，是神保守着我，使我勿按已意。没有选择罗得走向平原的道路，避免了所多玛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