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夹边沟苦难生活纪实

第四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夹边沟苦难生活纪实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篇4节

一、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5年批判“胡风集团”之后，1957年又一场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席卷了全国——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了。

我任教的天水一中，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向党提出建议，积极投入整风运动的行列中去。

一天，学校通知语文老教师杨承天，英语老教师车汉瑛和我三人去地委宣传部接受“邀请”谈话。杨承天是解放前武山县中学校长，曾毕业于北大，是武山县的知名文人。英语教师车汉瑛，是一位基督徒。从我们三人的政治背景看，此去凶多吉少。因为杨老师是被认为历史不清的人，我是一名“顽固”的基督徒，被认为是黑透顶的人。这次被“邀请”的人中，无一个是红人。命令一到，不愿去也得去。

一路上，我心里忐忑不安，我们各人内心各有各的一本帐，默默不语，互不相问。我心在跳，多年来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我，怎能给党提出政治性的合理化建议呢?真的有什么高见，说对了，自然无事，说错了，将会招来自取的苦处。

我们规规矩矩地走进了地委宣传部办公室。一位很有礼貌的干部，带着迎宾似的笑脸请我们入座。我们像初入校的新生，拘谨地坐在校长面前一样，洗耳恭听。

这位干部正襟危坐，终于开腔了：“三位老师，你们知道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自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所作的贡献已深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是事实!你们三人是知名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有很好的表现，所以我们宣传部特请你们三人来，希望你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给党提出合理化建议，使我党能听取人民的呼声，以便改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篇长达一刻钟的启发式讲话结束后，我们三人就各自表态了。但话语都是：“要决心跟党走，要加强学习，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些程式性的语言，使这位干部的脸色立即变了，态度也不是那么温和了。他站起来，提高声调说：“我们诚恳地向你们表态，你们也要诚实地说点要党改正的话!”

杨老师始终是那几句重复话。

车老师也说了几句，衷心感谢党之类的话。

我心在跳，半句也说不出来!

这位干部不耐烦了，板着一副阴冷生硬的面孔说：“回去吧!”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校党支部加紧了教师的学习，并延长了小组学习时间，要求每个教师向党提意见。部分教师认真诚实地在小组会上各抒己见，向党支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部分教师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诸多报道后，欣喜若狂，大谈其高论；也有部分教师默然不语，不知所措。我自己深深知道是被改造的对象，哪敢轻举妄动口出一言半语呢?只当自己是一个呆傻人，等待局势的变化了。

不久，形势急转，出人意外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我记得在批判老师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二、三日后，在学校侧墙角，贴有一张小字报。学校党支部说是**分子在露头作乱了，这就惊动了整个学校的师生员工，但谁也不敢问这纸条是什么内容?究竟是谁写的?

经过两天的追查，终于揪出了一个初二级小学生，从衣着长像看，像是城郊农民子弟。

我清楚记得是在一个明朗的早晨，在1953年新建的工字教学楼前，全体师生集合了，气氛异常紧张，在鸦雀无声中，一个十三四岁的男生，从楼后被几个高中学生押出来了。他那红红的小脸吓得有点呆了。主持会场的领导在宣布他的罪状之后，大家才明白这个学生见到老师被侮辱，他觉得应该维护老师的尊严，而偷偷写了这张小字报。从这一场大规模的批斗会后，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随着全国的形势在我校更加深入了!

至于那个小学生的下落并处罚情况，无人再敢问津。

不几日，大字报贴满了校园的墙壁：

“揪出右派分子任佩璋及其同伙!”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坚决打击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

绝大多数老师摩拳擦掌挥笔上阵书写张贴大字报了。“我不该反党，我有罪了”被揪出来的老师在无情地拳头下，不得不违心交代、低头认罪。

老师的阵脚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破坏得无影无踪。在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气氛中，我个人怎不考虑自己的安危呢?我被划为右派，看来已在所难免了!

在一次全体教职工批斗教导主任任佩璋与历史老师李振离的会上，有人大喊：“把右派分子李景沆揪出来!”

全体人员立即响应，举着拳头跟着高喊：“**李景沆!惩办李景沆！”

“李景沆你这洋奴才，你在天主教堂学习德语时，洋鬼子给你交待了什么反人民反党的任务，交待出来，老实点!”

“李景沆，你这坏蛋，在帝国主义分子宋得时那里学英语时，和他作了什么不敢见人的勾当?”

“李景沆，不好好学习，不关心政治，企图何在?”

“李景沆，你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你比发了言的更恶毒，更狡猾!”。

“站起来，装什么蒜?”……

面对这预料中的一切，我并不感到突然。这时，我想起我父坐牢时，土地不翼而飞，我在初中、高中阶段，拒绝参加三青团，这是神何等的奇妙安排?内心的平安，使我在家吃早晚饭时，还觉有美味香甜。

学校小组讨论会在各科教研组进行，开大型批斗会时全校停课。

我们天水一中，从1953年起，校分两部，初中部暂为城内原校本部，高中部校址是原北关县中校址。再建楼房修新教室，并接纳原国立五中留秦(秦是天水的简称)的老师及来自各县自愿申请来我校的优秀教师，在当时可说是人才济济，校园内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哪知春风百花正怒放，一夜狂风尽摧残!

经过一整年的反右斗争，我北关高中部的四十二位教职工中，竟揪出二十二个右派分子，按中央文件规定，揪出来的右派应占该机关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而我校右派比例竟高达50％以上。这个高比分，就能说明天水地区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又“左”到了什么程度。

1958年4月，是我校反右结尾的一月。

未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师当然是内心庆幸，表现更是绝对顺服。只要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个个党员教师真像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构成的”那么特殊、那么杰出。

我看见党员教师们昂首阔步，与低头认罪的我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同时我也思索着什么是政治生命，什么是真理生命的真正含义。

平静一周之后，有一天校党支部召集全体教职员工开会，会场气氛比以往缓和多了，校领导在肃穆森严的气氛中宣布了党委遵照上级指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方案：

“右派分子有两条出路，一条是自动离校，自谋生活出路；一条是接受劳动教养，劳动期限按其表现而定，表现好者，一年可返校复职。何去何从，自作决定”。

接着再宣布：“首先宣布四名罪恶较轻者：王直、李绍侗、冯**(初中教师)、李景沆，你们这四人在一二日之内尽快表态”。

当天下午，史地教师王直，化学教师冯**立即领取了本月工资离校去自谋生活了。

二、接受劳教前的思想斗争——顺服神的旨意

在这十字路口，我面临的不只是个人和全家生活问题，也是对信仰的考验。

按家境说，父母年纪已过七旬，两儿两女，妻子又体弱多病。一家八口，又无半点积蓄，一月生活全靠我一份微薄的工资，甚至在月底前，常常寅吃卯粮预支下月工资来维持生活。于是为了养家糊口，我应当选择冯、王二位老师所选的自谋生路的去向，况且我已学得几种谋生手艺；自家所养的蜜蜂也需要我来看管。自谋生路已是环境所迫的必走之路了。

正当我处此十字路口，王建基所见的羊群，以及那年晨祷中白光照射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神的真儿女难道不听神的话!不按神的安排行事?自谋生活是能真正不受限制?能自由出卖劳力?况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有世外桃园?”我不由得这样自问自答。

经过一两天的反复斟酌，最后我向天上的父、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迫切地求告了：“天上三位一体的神，求你指示我，一月之内我若无大小疾病，就表明我要接受劳教，否则我要离校去走自谋生活的道路了”。

此后我征得学校许可，一月后再作决定。

第一周，我专心向主祈求，平安地过去了，我希望有点小病这样就天随人愿了，但没有。第二周开始了，我祷告后再查经，深望对我有所启示，但又平安地度过了。第三周，看看自己，又看看家中大大小小都是平平静静的!我不禁又自问，难道上帝要我接受劳教吗?一直到第四周了，在夜间一跪就是一个钟头，深望有所启示，但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健康康平平顺顺。一整月结束了，连咳嗽一声的迹象也没有。真的要我去接受劳教?去后父母有病谁照料。妻子要照常上班，可妻子的工资才仅仅三十余元，全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她能担得起吗?孩子病了怎么办……?夜太长了，我从床上爬起，屋子还是黑洞洞的。难道神不知道我的难处?

在我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之际，一日中午，我带着自做自漆的小木凳，坐在我后院排列整齐的蜂箱旁边，一面要欣赏并听听正忙于采蜜的嗡嗡之声，一面想在这里暂作饭后小憩。

五月初的天气，我瘦弱怕冷的身体，喜欢晒晒太阳。当我闭上眼，正享受着阳光的温暖和家庭的温馨时，突然大片黑云遮住了太阳，我抬头一望，从黑云缝隙间透出来的一道光束，直射在我身旁蜂箱四周的平地上，就在这一刹那，我立即想到那晨祷中闪光的景象，这时我内心立即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

再有三四日就要向学校表态了，不能再举棋不定了。就在这关键时刻，突然想到我少年时去寺庙玩耍，看到寺庙高墙壁上有这样的一幅壁画：

在一深渊绝壁上站着一个人，双手高举大刀，弯着腰俯视他要追杀而已跳下高崖的一个人。这个被追赶而迫不得已跳下崖的人身下伸着一张大手，这手的画样，当然是显出大慈大悲的佛手要救抚这跳崖的人。

这幅喻意的壁画，给我启示了这样的真理：我今日是被追赶要跳崖的人，若是跳了下去，神的手不托住我，那只有落得粉身碎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

“神既是全人类的神，不是我李家一家的神，你信祂，也有祂；不信祂，也有祂。难道你个人的不信，就能否定真神的存在吗?”这个意念紧紧抓住了我。

神既存在，又是大赐怜恤的神，我和我全家的死与活难道祂置之不理?想至此我心中又大大开窍了。同时我又想到那首赞美诗：

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

耶稣肯体恤，祂是恩主，

祂爱我到底，创始成终。

我不自禁地流下感恩的泪，低声反复吟唱着这大得安慰的赞歌。最后我把我和全家都交给复活的我主耶稣基督，心平静了，力量来了，我向学校说明，“愿接受劳动教养”。

三、走向夹边沟

向学校表示我愿意接受劳教的选择后，我立即设法安排全家生活，首先将我自住的上西房三大间，灶房一间租与别人，每月租金六元，我立即搬进南房小二间，全家八口就只有39．8平方米的住宅了，再把全家的灶房安置在堆放杂物的柴房。

唯一可出售的财产，是10箱意种蜂，其中三箱还是已去玉门开设照像馆的司钦弟兄所存放的，另外还有四只较值钱的褐色种兔，价值百元。学校除发一月工资80元外，今后的工资停发，更谈不到另有额外补助。

命令起程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了，我在整理行李用品时，小心翼翼地将半个手掌大的袖珍新约圣经缝装在棉被的一角，准备偷偷带进农场。每当关键时刻，可以看看神的话。

我思想上已作好准备，深信最多一两年的艰苦劳动，诚心接受党的改造，就能早日回家侍奉双亲、抚养儿女，以尽人伦天职。

自反右斗争开展以来，任何亲友都不敢相互看望，怕有“通风报信，密谋策划”之嫌疑。况且人人处于这种政治风浪中，连自身安危也朝不保夕，怎能顾及到别人的死活呢?因而只有在离家的前几天，唯有父母无微不至地关心疼爱自己的儿子，体弱的妻子尽心体贴着将要离去的丈夫，幼小的儿女只是呆呆注视着，他们无法理解爸爸的苦衷。

1958年5月中旬，我父母含泪送走了我这个独生儿子。出门时，我再不敢回顾父母和妻儿一眼，怕自己的泪水，会更刺痛他们破碎的心！

我们右派分子一行十五、六人，其中有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和企业职员。在中学教师中，先遣送者只有我和李绍侗二人。天色阴沉沉的，我们在北关的一处已废弃的旧汽车站停车场集合，二位便衣公安人员和一位中年干部温和地帮助我们往车上装好行李，汽车开向距天水市区18公里外的北道镇(现为北道区)天水火车站。

上车前后，我们右派分子的心态尽管各有不同，但从表面上看，个个都显出满怀希望，神情安静平稳的样子。

上火车后，大家将各自的铺盖和用具。安放在行李架上，一个个都找到了适当的位子，忐忑不安地猜想着自己的前景，一心一意等待着西行的列车尽快将自己送到农场。

“都站起来，快!”护送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变了脸色，从他们的行李中抽出一枝手枪来。另外一位公安人员，手中又握着一枝长枪，他们俩都把枪口扫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并怒目叱责着道：“坐在一起，不能乱走乱动!”这一声大喊，惊动了全车厢旅客，他们都慌慌张张地起来让座给我们，我们十余人在枪口的指点下，狼狈地按指定位子集中坐在一起。那持枪的人员，在我们坐位前后来回走动巡视，显示出一副严密看守要犯的姿态。

他们这一举动使我的神经有点紊乱，我的心更加忐忑不安了!我不禁要自问，劳动教育是自愿报名的，右派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劳教又是所谓最高行政处分，今天怎么成了犯人?我不是要好好听党的话，改造自己，重新作人吗?枪口指向我们是什么用意?难道我们要逃走吗?这种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势头，一下子把我们推到了十里云雾中，叫人不知所措。我只得缩成一团，犯人似地任其凌辱了。

火车突然一声长鸣，把我从沉思中警醒，我似乎看见母亲在啼哭，又似乎看见死阴幽谷的洞口阴冷可怕、深不可测。火车在隆隆地前进，我不禁又想到：按政策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无一句反党言论，在鸣放中，我没有给党提过一条意见，难道别人批判我的话语就是我的罪状?有人说：“李景沆，你一言不发，其实比发言更为恶毒”。“你猴儿再鬼，还有打盹的时候!”……难道不向党提意见就是罪吗?事实已经说明：向党提了意见的，都被认为是向党进行了恶毒地攻击，不向党提意见的，被认为是怀恨在心。这是什么逻辑?

至于宗教信仰自由既是宪法规定，就应受保护，况且我是丝毫没有要利用宗教来做不利于国也不利于民的坏事，我是一个清清白白尽职尽责的人民教师，今日怎么一下子竟成了犯人?

火车在转弯，在长鸣。我内心千头万绪，谁能给我一句政策性的回答和友谊式的安慰呢?

腰酸了，不能站起，腿麻了，也不许走动。只能说：“报告，要上厕所”。在持抢者的跟随下，我才能伸伸腰，摆摆腿，就这一走，在同车旅客众目睽睽之下，已使我无地自容了，我只能恨自己：“臭知识分子，还要什么脸!”

车经十几站，最后在兰州站停了半小时。我们的伙食是自带的，饮水不能由自己去炉房取用，而是由监护我们的另一干部提着水桶，依次供应。

看到人们在自由地上车下车，随心所欲地买东西，才深深地感到，当你失去自由时，才明白自由是多么宝贵啊!

火车继续向西飞驰。

我的心随着列车的平稳前行也渐渐平静了。我迷糊了一阵子，又醒了过来，不敢与同坐的右派分子说一句话，只能闭上双目想这想那。此时忽然勾起的一件件难忘往事：我虽被父母娇生惯养，但走过一段痛苦的童年路；初中在病患中体会到受惊的小鸟在神的爱中何其安然；初生牛犊又随己意一心要出人头地……神的杖把我引至黄河北岸的福音医院，在病床上我与主接近了。哪知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世俗引诱，竟在黄河的夜风中与主争辩、与主再次分手。蒙恩行路人，不由自己的脚步，想不到竟被战乱的时局又逼回了老家。羊群的异象、光的照射……，我才真正地看到自己的心眼被世俗情欲弄瞎了。想到此，我受惊的心渐渐平稳，更觉有所依靠。

夜色已浓，车速减慢了，气温突然下降，我偷偷问周围的人“到啥地方了?”。

“乌鞘岭”。别人只这一句，二话不答。

乌鞘岭是兰州与河西走廊间的最高峰，无怪乎天如此的寒冷。车速放慢了，吃力地爬行着。

寒风使我缩成一团。拉紧上衣，咬紧牙关，忍受这段必须经过的关口。

在迷糊中又渡过一夜。温和的东升太阳，照暖了旅客稀少的车厢。我倚身在临窗的硬椅上注视窗外向后移动的景物：这是河西走廊的半绿色世界，靠近铁路的土坎上长满野草，白色的、蓝色的无名小花，星星点点的给这干早沙地添上不少生机，长长的马莲，一丛丛均匀地分布在草地上。稍远，有几匹棕色的马儿啃着青草，甩着尾巴，悠然自得，却不见牧马人的踪影。

荒漠浩瀚无垠，时而可见一段一段秦代长城遗迹向东西两边延伸，时而高耸的烽火台又突现在眼前，看上去保存得十分完整。

西去的火车，终于在酒泉车站停了下来，那位持枪的人收起了他沿路**和震慑我们的武器，向另一位耳语了一阵，就一同下车不见了。这位干部和善地领我们下了车，让我们在一小饭店，吃了一大碗面条。这一来，我们紧张的心情稍微缓和了一点。送往农场的汽车己等待多时，等我们一出饭店，就催促上了车，车上除了那位和善的带队人外，其余都是一个个神情呆滞的右派分子。在一批批押送右派分子的过程中，听说曾有几次，还给右派分子戴上了手铐，完全像对待犯人一样。

四、初到夹边沟农场

拉我们的专车是一辆敞蓬货车，我们十几个人挤在车上，坐在各自的行李上，又硬又不稳，但视野比在火车上时开阔多了。多年来，我这饱受风霜的心，被这塞外高原辽阔苍茫的壮观景象吸引住了，一时竟忘掉了自己的身份。积压在心间的愁云似乎一扫而空。车在飞驰，我尽情饱览着这百闻不如一见的西北高原上的无限风光。

南面祁连山连绵高耸，皑皑积雪给群峰披上了银装，呈现出迷人的高原风采，北面是隐约可见的小丘，西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滩地。不远处有一堆一堆的树林，林中似有人家。近处地段有耐早的芨芨草和骆驼刺点缀着戈壁滩。

车速在加快，看！远处的河边有一大群白点在蠕动。车行了一段，再仔细看，才辨明是被劳动改造的一群右派分子在河边劳动。

车停在甘肃酒泉东北古城边“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门口，这就是我们的劳教场所。农场四周没有围墙，只有两座砖砌成的方柱子，作为场门。刚一下车，一群干部走近来命令我们打开行李，要作检查。

这一命令又震惊了我的心，《圣经》在被角里！我立即求主赐恩保佑。当我的被子平铺在沙地上，他那张粗大的手紧压在被子上，横竖左右摸来摸去，我的心随着那移动的双手在颤栗。感谢主，他一起一落的双手恰恰落在放置《圣经》的周围。一场虚惊，蒙恩而过！

危险刚过，几位衣着讲究早先来的难友，卑贱而胆怯地偷偷走近我们中间，伸着手讨要我们随身带来的食品。这举动，使我顿时愣住了。随即伙房的人提来一大桶很稠的面片，我们紧张地在吃时，我们中间有几位好心肠的人，便拿出一些糕点分给这三、四位文明“乞丐”他们才一个个偷偷地溜走了。

夕阳落在地平线下了。

“大家注意！”一位干部在喊：“今晚全住在这个大厅里，快搬进去！”他说着用手指向场门内南侧的一座大厅。我们一进大厅，看到里面竟空无一物，地上无一席片。我们十余人便在厅子外抱来一些麦草，暂作过夜的席子。面对这种情景，我已悲伤得无力打开自己的行李，在自己抱来的草堆上睡了下去。思绪一片混乱，不知所措，只能把头抵在行李上流着眼泪来捱度这自愿接受劳教的第一夜。

第二天的早餐是一碗清菜汤，一个三两重的馒头。我原来的估计是进场后，先听取报告，再学习，然后再加上体力劳动来改造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知和我当初想象的竟完全两样！

早晨刚一起来，还来不及看看场房的环境，就被紧急集合到离场门不远的一块麦地边，领队的人叫我们二十余人列成一排，再给各人一把小铁铲，要求铲除这块春小麦行间的杂草。若有漏掉的杂草或铲掉麦苗，查出后严惩不怠。这是要看出每个人来劳教的初步表现怎么样。

命令一出，大家飞奔上阵，开始战斗。每个人负责铲草五行，都是蹲着铲．十余分钟后，我腰部感到酸痛，看看左右的右派分子都在抢先，生怕落后。半小时后，腰痛得难以支撑，我不得不站起来舒展一下腰，松一口气。我发现在开始时排成一直线的行列，现在好象心电图上摆动的折线似的。显然我已落后了。在斥责声中，我咬紧牙关，紧追不舍。好容易铲出地头，休息片刻。朝周围一望，个个都象医院门口坐待急诊的病人，愁眉苦脸、呲牙咧嘴，痛苦万状地强忍着，这是进场后第一天的劳动情况。

活看来很轻，实则很重，十分劳累，饮食有限，基本能吃饱，这几夜还是在以草代席的大厅里度过。

大概在五、六天后的一个早晨，全场右派分子们被集中在农场办公室前大院里，约有七、八百人，在干部的喊叫声中，才知道是抓回了一名逃跑分子。原来是天水一中教师张君奇，他是被我校定为坏分子而送来劳教的。来场不到一月，乘机潜逃时被抓住了。张老师被揪出来站在门前的高台阶上，狼狈不堪的样子与在校时的文雅神态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张君奇老师是我们天水一中的历史教师。他任高中班主任时，与该班一女生相爱，在领取结婚证后，申请去西安举行结婚仪式，学校领导不给结婚假。在未取得学校同意的情况下，竟擅自离校去了西安，回校后又与学校领导发生争执。先被公安局关押，后被学校领导定为“坏分子”，遣送夹边沟劳教。

在干部主持下，召开了第一场批斗大会，杀一儆百，给全体右派分子来了一个下马威。

五、转移到新添墩分场

在批斗张君奇的第二天，我们一批分子约二十余人，被转移到新添墩分场。

新添墩距本场场址十五华里，位于夹边沟与嘉峪关中间稍偏北，名为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

这里是一望无涯的戈壁沙滩，南面是终年积雪不化，戴着白帽儿的祁连山，近处有约十余里可见的稀稀落落的树林村庄。北部是沙包沙埂，场南部星星点点有开垦出来的沙田。可喜的是解放以来，新建的灌溉系统引来了祁连山上的清澈雪水，源源不断地流向沙田，浇灌着戈壁沙田上一片片春小麦，呈现出一派富有生机的景象。

每年春天，祁连山上融化了的雪水，供应了这里千亩沙田，灌溉渠网纵横交错，土地贫瘠，广种薄收，尚可维持三四个月的口粮。

夜间站在农场外面，可依稀望见远方酒泉钢铁公司的灯光，闪烁如夜空明星。

据说这里在深冬常有野山羊成群出没。

场部由四面房屋围成约10亩大的场地。场地中间有一个篮球场，西部是六排砖木结构的平房，房顶无瓦（因终年无雨的缘故），每排两幢，每幢各有十间，每间住五人；北面有三间为一幢的平房十余处，是干部办公室、宿舍、小灶房、接待站、医务室等，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东北面是大灶房，东面是水房，南面是独立的三间供销社，出售日用物品。

我们这一批右派分子一到这里，就被安排在西面的那排房间里，唯独这间是土炕通铺，睡时紧紧相靠，每人约占40厘米宽，但与夹边沟大厅湿地相比，总算是有个人睡的床铺了。现在作业站上劳动的人数，约有六百余人，共分三队，一队为基建队，负责平整土地，开挖排碱沟；另一队为农业队，负责耕种；再一队为副业队，负责作杂活，如木工、运输、医务、做饭烧水、饲养牛、羊、猪等。每队下面又分几个小队，小队长由场领导指定的右派分子担任，小队下再分6-10个作业组，每组10-15人，这种“保甲式”的层层管理，十分严密，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这些被指定的小队长们，负责分配农活，调动劳力，掌握思想动态，他们也可算是干部的得力助手，是具有实权的管理者。

我们进场两年半的劳动过程中，只有两三次政治形势报告会，至于什么政治学习、什么思想改造座谈会，连一次也没有举行过。右派分子的生活几乎全是重体力劳动，严加看管，这与劳改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劳改队里有武装持枪者看守，有法定刑期，每天劳动有定时。而我们劳动教养队虽无武装人员看守，但劳动时间却可任意延长，甚至在晚饭后还要加班至深夜。至于何时解除劳教，只是口头上说什么一年、半年，实际上遥遥无期，直到两年过去了，仍然渺无消息，谁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此中怪事，若非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1）新添墩大田劳动片断

对于劳动教养的理解和认识，我在天水上火车前与到新添墩后就大大不同了。因为我校党支部领导当众清清楚楚地说过，劳教是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改造形式，只要认真自我改造，再通过劳动，与农民在思想上打成一片就锻炼成一个脱胎换骨的知识分子。

我本着这种认识，当然要在行动上表现出对党的一片忠心。

我猜想劳教队与劳改队是大有区别的，劳教是以思想改造为主，通过劳动去体验生活，使“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从空谈走向实际。而劳改是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使其重新作人。

但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火车上有荷枪实弹的士兵严加看管，一进场有严格的衣物检查，文明人成了文人乞丐。对张君奇老师的批斗使人人心惊胆战……。

这种残酷的劳教现实，使我对以后的教养前程不由得悲观失望起来，内心的悲伤和愁苦是难以用笔墨表达的。现在我唯一的安慰是神是信实的，祂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

不论怎样说，现在已经走进这前途巨测，艰难历程的起点——新添墩农场了。

第一夜在拥挤的土台上迷迷糊糊地度过了。

第二天一早吃了热热的馒头，由小队长带领到一块沙滩上要平整这块从来未种过任何庄稼的不毛之地，也就是未开垦的沙地。我们右派分子十余人用铁锨把堆成小包的沙土挖填在低凹处。距离远的地方，就用草筐子抬着倒。

当然和平常在家的劳动不一样，因为在整队出发前，大队长（干部）已交代明白：这里劳动要表现好，每天要评比记工分，不言而喻大家都明白，表现好的能早日回家，所以在第一天的劳动里，个个都不示弱，每锨土都带着劲。

好容易听到第一声哨音。“休息了！”大队长在哨音后高喊。同伴们彼此低声地问：“劳动多长时间了？”，“一个半钟头了”。

进场后的第一周，每天都这样劳动。

中午整队回场午餐后，午休一小时再干，晚上夕阳落下才回场。上灯后，体力已极度疲惫了，很想早早入睡，然而场方有规定：小组还要进行评比，看看哪个偷懒了，提出批评，最后要给每人记工分，高者10分，最低是4分。我每天所得的工分是5分，至多是6分。在评比中，我因太疲惫，不禁要打盹，可是一打盹，就立即遭到小队长责骂，等到睡觉时已精疲力尽了。

劳动时间，每天在10小时以上。

第二周我们基建队的任务是挖排碱沟。

这农场一带的土质含硷性，在深深的沟渠中可清晰看到白色粉状物，一层层积压在河水的两侧沿边上，我们的饮水就含有硷味。初进场时都要拉几天肚子，日久才能适应。

要排去地层上的硷性物质，方法之一是挖排硷沟。沟有大小，大沟要深四、五米，宽约六、七米，这项工程巨大，需要大量劳力，我们队的任务就是要挖出四条大排硷沟。

我们小组二十余人再分成两组，一组把挖出来堆在沟边的土，抬送到不远的地方，另一组再将它整平成田地。整天的抬，整天的翻筐倒土，腰酸腿痛，双肩红肿，体力日益下降。有一天，我在沟边，不小心一滑脚，沿沟坡直滚了下去，滚到三米深的沟边平台上。

“快！把这老人拉起来，再扶上来”。周围的人在喊。我一听“老人”二字，不觉一阵心酸，当时我才年仅三十八岁，还是个年轻人，怎的我一下子成了“老人”呢？噢！难道是我的脸已完全变形了吗？

我为了不受训斥，咬紧牙关，把全身力气用了再用，劲鼓了再鼓，但肉身的能量，绝不许由我自由意志来支配。对身强力壮者来说，活重，还能勉强应付，对我来说，己是力不从心。千难万难，只能在小组长的臭骂声中过日子了。

在一次平整土地中，要用铁锨将土抛得远一些，但我已全身无力，连举锨也觉吃力，小队长是一个三十余岁的中年南方人，他多日这样斥责我：“李景沆，不要耍死皮，这不是你家里，这是劳教场”。“把锨举高点，用点力！”

我在人群中真是一个无用的人了。小队长的严厉斥责，当然是要显出他的忠心和认真负责，是决心听从组织的安排而应有的表现，但他那凶恶的手势和侮辱人的话语不但伤透了我的心，也显示着他人品的恶劣，人性的失落！

在晚上评比会上，要我作检讨。但饥肠辘辘，因乏无力，大家都酣睡时，唯独我常有失眠。

记得有一次要从水房把开水运到工地。开水桶是一个特大木桶，有平常四担水的容量，按我当时的力气，只能举步维艰抬起移动三四步。但命令下达了，死也得完成任务。与我同工的那一位，低个子，从性格举止来看，是个粗野未受过教育的人，他有力气，当我肩负水桶移步不到四五步，就力不能支。为了不至翻倒水桶，我只能弯腰放担，这样就招来对方的恶言辱骂。不能抬也得抬，好容易在咒骂声中，两步三步地移动着，走完半里多路！

一天，我们几组要把一条渠沟挖深加宽。夏天的河水，在平常当你涉足其间，虽有石粒刺痛脚板，却也是一乐。但在今日，一整天站立其中，光光的脚，瘦干的腿，上有烈日，下有尖石，虽有半小时的间断休息，但要度这一整日，其痛苦非过来人难以理解。

太阳西平了，大家在问“时候快到了吗？”，“还有半小时哩！”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在磨洋工等待休息，谁也不敢在河堤边沿坐下喘口气。

一个高个子面黄肌瘦，看外形病已严重了，比我更为可怜，他紧握住插在河中的锨把，支住他那可能随时要倒下来的身子，呆滞地站立在河中。我虽深感同情，但却无力帮助。

收工的哨声响了，命令可自由回场，再不整队。一路上有抢先飞跑的，有拖着腿走不动的，有随走随歇的，有全身躺在地上需要休息一会才能走的，也有把头抵在地上背朝天曲成一团默默不动的……。这正如银幕上大兵溃败后的狼狈惨状，令人目不忍睹。

农场的土院里，有少一半埋在地里的饭缸，灶房人员执着勺子，各站立在自己要分饭的缸口前，每来一人，只能给两勺稠面条。我与几个右派分子排成圆圈，顺次领取。当我五六人绕缸随吃随转，还绕不到一圈，面条己吃完了。打了第二碗，我走向宿舍，随走随吃，进入宿舍时碗己空空，巴不得再有两碗方可安然入睡。想要多吃，只能是安慰自己的梦想了，每夜都要在饥饿的煎熬中度过。

多年来，当地农民将河道附近的草皮，铲成块状再堆起来，使之腐朽或晒干，秋季烧成草灰，一则可做肥料，二则可燃烧取暖。这种草皮叫草垡子。

开挖排碱沟，有些地段，要先处理草垡子，这项铲揭和堆集草垡子的劳动是艰苦的重体力劳动。首先要将坚硬且墩厚的草皮，切成能搬动的大土块。要切成土块，必须把铁锨从四面直插入草根的底部，经数次方能切成草块作成草墩子，力大者可用铁锨撬出，力小者先用锨后用手，才能将切成的墩块搬出地面。

为了提高效率，队长给每人划定取垡地段，这是硬任务，除非你能在医务室取得有病证明，方可休息。体弱无力，不在病号之列，对我来说，就是死也得干下去！腰痛！腿酸！全身溅满了泥水。身后的催促辱骂声，己成了耳边风。

我生性好清洁，讲究衣着。而今只要能搬出草墩，那怕抱在怀里，弄得满身是泥也在所不惜，移步艰难地把草墩堆放整齐，以完成这硬任务。

一天我正累得全身是汗，眼前直冒金星，忽听有人在喊：“这个人过来！”一位测地人员远远向我招手。当我走近他时，他把测量的绳头给我后说：“拿紧绳头，一点不敢放松，蹲下来，不要动，快！”当我遵命照办，蹲下来，停住不动，松松腰，喘口气，这是何等幸运的“解救”！时间仅仅十几分钟，己稍微缓解了我那难以忍受的痛苦。

尤其难以忘记的是那放下铁锨再用手强行插入草墩缝中，刺痛的手、辛酸的泪、咬牙用力的痛苦情景。总之，我深深地体会到在体弱无力，被强制重体力劳动的痛苦，此生难忘！今日相隔几十年了，我那痛苦狼狈的样子，好像还是昨日发生的事，思之痛心！多年来每每恶梦惊醒都是那个地方、那个景况，醒来之时已泪流满面，衾枕俱湿。

此后，在平整土地时，因路远，回场用午餐浪费时间，便由灶房人员将午饭送到工地，饭后各人要就地躺卧午休片刻。

时值夏季，高原烈日，天无片云。河西走廊虽有日夜不停的强风，但这绝对不能抵消正午烈日的暴晒。强烈的紫外线灼肤伤皮的损害，使暴露在外的皮肤泛起一层密密麻麻的绿豆大小的水泡。人人找地方休息，有的伏卧在窄浅的沙沟里，有的沿田埂底侧身而卧，最好的是在树荫庇护下安然午休。然而辽阔大漠，树仅几株，可受其阴凉者往往又是身强力壮捷足先登的几人而已。

我有一顶小草帽，站立时大起作用。睡下时遮了头，护不了身，盖了腿又露了腰，其余部分只能忍受着烈日的烤晒。

比我更可怜的是天水某银行的职工蒲庶，他也被送此劳教。在不远处，他呆呆地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他身无片纸遮荫。看样子，他甘愿闭目养神，忍受烈日的暴晒。1962年我生还后，才得知他也是夹边沟又一冤魂。我们每天整日高强度地劳动着，也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有时在晚间还要深翻地，差不多半年只休息一天。

某一天，晚饭休息一小时后，整队开往深翻地点。行程中队形放松，可自由前往，我意外地与一位端庄文雅的瘦高个子右派分子，随走随谈，他满脑子流露着对人生无限的伤感。几日后，我才得知他是蒋介石办公厅的一位翻译人员。

晚间在深翻地劳动中，因人群拥挤，夜色又黑，我等身体弱者就有了偷懒的机会。但也有领先的勇士，他们赤着身子流着大汗，齐声大喊：“干！干！干！”我这个胆小人，只躲在不易被人发觉的黑暗角落里装模作样，只等收兵回营。这样的加班劳动，有时要连续几天。

我进场己有两个多月了。一天，我发觉右手指上红肿，有微痛。第二天红肿部位扩大生出脓点，忍痛了一整天。在夜半时疼痛加剧，根本无法忍受。我跑出门外用左手紧压伤痛处，以乱跳乱转来缓解扎心的剧疼。在这深夜里，人困马乏，四境寂然，夜风飕飕，温差巨大的高原气候，夜间寒气阵阵袭人。我远见灶房里从蒸笼里喷出来的蒸气，在灯光下给人一种温暖身心的强烈吸引。我立即跑进灶房，深望有同样身份的厨师“老爷”给病痛中的我一丝同情，叫我能在暖烘烘的灶门口度过这艰难的一夜。“快点走，不要说废话，不走我就要叫人了！”同是右派分子的灶老爷的态度是那么出人意外地无情而生硬。于是，我只能捏着指头失望地走出灶房，回宿舍咬牙独坐，以待天亮。

一大早去医疗室治疗，经苏大夫（兰州医学院学生，一个十分温和亲切的年轻人）诊断，病名是“水丁子”，立即动了小手术。还给开了个“全休两日”的条子，我便有幸休息了两日。

接着还是重体力劳动，劳动再重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吃不饱，而且，吃不饱也得照常劳动。

唉！人若在劳改队，那令人心酸而绝望的念头就少一些。因为劳改队是有期限的，只要你咬紧牙关苦熬下去，一到期就释放回家。但劳教队却是没有期限，就是叫你以拼命劳动来争取这密而不宣，似乎是有期，而确是无期的日期。从进场以后，我想不通的是：这到底是思想改造还是皮肉改造。就以劳改队的罪人而言，应按人道法制对待，难道我们右派分子在新社会里比不法犯罪分子还可怕吗？难道这些右派分子真的企图要颠覆这红色政权吗？

（2）神垂听了我的祈求，使我起死回生

“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祂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诗篇》145章14-18节

我的体力远不如刚进场的时候了，整天头发昏，走起路来步子摇晃不稳，神态有些恍惚，更令人惊慌的是出现了严重的青年虚脱症，夜间梦遗，出虚汗，浑身酸痛。若再不治疗，将一命呜呼了。

向天父祈祷是我每日不忘的事，现在病情促使我不得不向天父天天大大呼救了。

1958年7月14日夜，我跪在床上，沉痛悲伤地默默向父神说：“主啊！祢深知我己至此，举步维艰，夜难成寐。明日我只能像条死狗，躺在工地上任人脚踏辱骂，任人抓起批斗，我这条命只能放在祢手了，求主赐怜恤使我得见祢的荣耀”。这是我从灵里向主的深深祈求。

神立即答应了我的祈求。

第二天一大早，照常整队出工，各人分得两个油饼共约四两重，准备接到“向右转，齐步走”的出发口令。就要起步走的一刹那间，队长大喊：“李景沆，站出来，到木工组去”。这声响惊动了我们这一队近百人的心！

木工组是一个避难所，在那里能吃到比生产队多一点的口粮，更不被毒烈的太阳照晒，在晚间也有宽敞的铺位可睡，能舒畅地过夜。当这喊声一入我耳，我好像是一个将赴刑场处决的囚犯忽然听到自己被减刑那么突然！我惊喜得几乎呆滞了，同时又觉得同行同列的难友的目光都投射在我身上。当我在队长的手势下，挤出难友自动让开的人群缝间时，个个难友交闪在我身上的眼光，显出一种羡慕而又同情的神色来。当我目送大家离开院场行进的过程中，有些人在回头看我，好像在祝贺：“老李，你活了！”

空旷的大院静悄悄地只剩我一人了，我凝神片刻，激动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随即想到这是神悦纳我昨夜的祈祷，我立即带着感恩的心，转身奔向宿舍，直挺挺地跪在自己的铺位上，求主赐我一节经文，作我这一生的蒙恩纪念。话一毕，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我冒险带进农场的袖珍《圣经》。一打开，手指下的一行字立即闪入我的眼帘：“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前》3章4节）这是什么意思？启示着什么？当时，我太兴奋了，虽不能理解其中的含意，但我深信这是神对我的启示！为了永远纪念这一天，我就在这一页的上方写下：“1958年7月15日”，以作感恩纪念。

当我在1961年有幸生还后，反复思考这段经文的含义，再结合我所经历的艰险历程，才明白这节经文的奥秘启示了。

因为我在这之后要经过豺狼之境，要遇撒旦所暗设的陷阱。只能以温柔、安静、忍耐为装饰，才能度过这重重鬼门关。也就是说，此后整整两年的苦难经历中，实实在在表明了这节经文所指示给我的真理奥秘。不论我当时懂与不懂这句经文对我所启示的意义，事实是神赐我安静温柔忍耐的心，来应付这豺狼险境。

（3）木工组生活

“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诗篇》145章14节。

从这日起，我出死入生了，但又步入了另一段苦难的历程。

此后，对在大田劳动负重扼的同伴的劳动实况，我虽不再亲眼目睹了，但从遇见右派分子的举止容貌上可窥见他们的苦难熬煎正日盛一日。

我去木工组报到，组长是一个有木工专业的年轻人，也是右派分子。他让我去灶房再打一份饭，我喜出望外地打来了一大碗剩面条。这顿早餐太美了，我双手捧着这丰盛的剩饭，狼吞虎咽吞，胃一下子觉得舒适得多了，太满足了！

我搬进了木工宿舍，木工四人，虽是通铺，但较宽畅，可以自由自在地彼此互不干扰地睡觉。不久，这青年木工组长被调出场外另有安排，新任组长寇国英到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田劳动强度的增加，右派分子们的表现也渐渐不再有外表的狂热了。因为政治宣传鼓动，对体力严重耗损的右派分子已失去了它的效力。

一大早出工，中午正常开饭，一天劳动八、九个小时，晚上自由活动，从表面上看好象步入正常的“劳动教育”阶段了，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关键问题是吃不饱，劳动强度太大，人人都在饥饿中度日。奇怪的是场内未设置像样的报刊张贴专栏，以便使右派分子知道在党的领导下祖国的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总的来说，我们是世外人，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饿着肚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不如劳改犯。

我们当然要与家里通信，但通信要遵守农场规定。队长再三叮咛，信上要写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劳动也轻松，万望家人不要操心，我们在党的关怀下，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回家走上工作岗位。信写好后，贴上邮票，但不能封口。先交给分场干部，再由夹边沟总场统一发出。

这样反复强调写信的原则，谁敢写一句内心伤痛的话呢？若稍有出格之言，一经发现，就是攻击党，无异于自掘坟墓了。既如此，每个人就只好向家人写虚假的政治报告了。因此，我很少与家里通信，要写信只能告诉父母妻子，我还活着。

每看到右派分子们吃饭的姿态，确实令人不堪回首。在教养初期阶段，每次吃饭都是争先恐后，饭一到手，个个都是狼吞虎咽，因为肠胃早已迫不及待了。此外，还要抢时间来休息，以准备晚间的加班劳动。

才仅仅两个多月，情况就大不同了。晚间可以自由活动。因体力的过度消耗，在一切行动上就自然而然的缓慢了。领到馒头和面糊之后，大多数是坐下来正常吃喝，但有的吃的极慢，他蹲在门口或墙角，削下一小块像小孩子似地看看吃吃，吃吃看看，一个不到四两重的馍馍竟用二十多分钟才能吃完，那种吃得百般珍惜的样子，使人又伤心，又发人深思，令看见的人深深地感到，神造人，供人生活的粮食何其宝贵，何其难得!

晚饭后，再无劳动安排，有的洗，有的补衣缀鞋；有的独自**休息；有的神态呆滞似有所思，但没有彼此谈心的。全场虽是几百人，但气氛是一片冰冷、凄惨，相互戒备、相互防范。

从教养开始的前半年，有三次晚间娱乐活动，这娱乐活动各有特色。

第一次是大家看电影，晚饭后由场干部在场内大院搭起了银幕，然后催促右派分子集合，每人要收费一角。整队入场，人数约占全场右派分子的一半以上。电影开始放映了，上映的是由鲁迅写的小说《祝福》而改编的电影。有的右派分子偷偷溜回宿舍休息；有的低头闷闷坐着；有的蜷曲着身子睡着了，时而听见熟睡者的鼾声。我被迫坐着面对银幕，不大工夫，也不由自主地睡着了。当我被夜风寒气冻醒时，看见正放映财主庆贺新年，在腊月三十晚上给祖先献丰富祭品的场面。门里门外的爆竹声，堂上明亮的灯火，举家大小，一片欢笑。供桌上摆着的大碗肉块直射入我的眼底。“啊!唉!我今后是否还能吃到如此肥美的肉块呢?”我咽着口水心里嘀咕着，再环顾四周，个个都在冰寒的地上睡熟了。没有坐着的，连一个也没有，只有放映员仍在执行着他的任务!

天寒地冻，我再不能睡下去了。在冷风飕飕中战栗着，我不禁又想起我全家大小的生活是否也如此度过着?我将头抵在两膝间，禁不住的泪水滴落在破旧的衣襟上……。

又一次是晚上的舞会，干部要求右派分子都要参加。为了自我表现，我作了个场外观赏助兴者，这舞会叫交际舞。双双对对都是男士，大约有三十多对，有几个右派分子吹口琴伴奏，每对相拉着那难为情又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样子，真叫人啼笑皆非。这时不由人想起了带着镣铐的跳舞、刺刀下的欢乐，多么违心而又尴尬。

我生还后，这些画面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这实在是最残酷的精神虐待和最无情的调戏!

第三次是音乐晚会，右派分子中确有各式各样的能人。这次音乐晚会没有合唱组织，也没有独唱表演，只有几位会乐器的人在轮流演奏，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拉胡琴的右派分子，他坐在二、三百听众的广场一角，独自地拉了起来。开始还引不起人的注意，伴随着朦胧的月光，他那清澈悠扬的琴声，愈来愈扣人心弦。以往我曾参加过胡琴独奏会，也独自欣赏过优美的胡琴声。但这次的旷野琴声，为什么是那么动人心弦，那么催人泪下，那么绵长忧伤，那么能撩起人们痛苦的回忆?本来在这荒无人烟、万籁俱寂、寒风袭人的高原夜晚，又是明月高悬、万里晴空、一望无际中的这一掌之地，拉琴人用尽他的心思，来表达他的思乡思亲的伤感之情。我似乎听见他也随着琴声在哭泣!这凄惨的弦声划破高原夜空，余音袅袅飘向那无边无际的苍穹。他愈拉愈起劲，越拉越忧伤，琴声紧紧地扣住了全场每个右派分子的心。个个含泪聆听，人人随琴声的旋律而哭泣，随琴声的凄苦而哽咽!

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儿时背诵过的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生平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封建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冤孽何其多，而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又何其有如此之多的“天涯沦落人”呢?我不忍再听下去！独自踱回宿舍，用被子包着头不能自抑地恸哭起来，这一夜似睡非睡直到天明。

多年后，我们幸存的几位右派分子在一起叙旧时，才知道那两次娱乐晚会专门是为了向上级提供“劳教右派分子”在劳教农场娱乐活动的新闻报道材料，是一种虚假的粉饰太平的精心安排。

有一日突然全体集合，院中不整队地站满了右派分子，这又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批斗大会。不一会，抓来了一个青年人，看样子是一个青年学生，两三个干部紧抓着那人的臂膀进了场，在干部报告后，才知道这青年被划为右派送这里劳教。但这人胆大包天，竟在夜间从库房后墙的小窗户爬入库房，偷吃在库房存放的馍馍，被发现后经过训诫责罚，释放不几日，又爬进库房偷吃馍馍，这样的行动已不止两三次了。

干部历数其罪状后，就在众右派分子面前把这青年脚踢拳打，惨叫声不绝，气氛十分紧张，但会场中无人呼喊“**右派分子!”之类的口号。最后这青年站立不住，跌倒在地上又被干部抓起来推走了，批斗大会才结束了。

木工组四个组员与大家不在同一地点领取定量饭食，而是另外领饭，可额外多领一个小馒头，份量约是每餐全量的一半，虽谈不到吃得饱，但这额外的恩赐已令众人羡慕不已了。

在木工组劳动了一段时间，我的健康日益好转，不到一月已能应付每天的工作量。灶房之所以有此“特别”的照顾，原因有二：一是若是灶房满足我木工组的心愿，当修补蒸笼时，便可修得又快又好；此外当灶房因电力不足或其他原因火力不旺时，木工组可供给急需的木柴，保障右派分子按时吃饭；另一原因是我场管理灶房的宋干部为人善良，在我木工组的再三恳求下，他特许在剩余饭菜中给以照顾。

我到木工组后一月的工作是削制测量用的木楔子，它是四十公分长的正四棱锥体，锥底是平面，可写测量号码。按我的体力每天至多能砍五十个，但同组的另一位同工，他力气大，每天可砍六十五个。这个军人出身的湖南籍右派分子王善常批评我偷懒，我就不得不尽力赶作他所要求的数量。但他又提高效率，以至每天砍出100来个!这个太大的数量，凭我体力是远远无法完成的，只好任凭他辱骂责备了。其他二位正、副组长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好容易完成了这桩任务。接着就是拉大锯，把粗约一抱有余、高约两米的树身，锯平其底面就可端端正正地竖立在地面上。树的两侧，再斜置木板，这样人可握大锯，足踏一端在地、一端靠树的这斜板，两人一左一右就可拉锯了。

在木工行里，大锯工是专业，既要有拉锯技术，又要有足够的体力。要是一片板拉坏，或其间多有跑线之处，这项工作就难以交差了。感谢主的恩典，我从1950年起，学习木工，对拉锯也有一定的基本功夫，现在的难处，就是缺乏体力。

那知这位本是“同根生”的右派分子王善，竟以侮辱我为他乐，在削制木头上为难我，在这拉锯上更要显出他那以骂人为乐的恶劣本性来。

“老李，你怎么不专心呢?小心!你看锯跑了线!”

“李景沆，你怎么不给我送锯!”

“哎!你怎么又不用劲拉!”

“你怎么又瞎眼!不注意打的线呢?”

当然，我体力差，稍有疏忽，锯会跑线，但他有意侮辱我，藉故找我的毛病。对他那恶毒的话语，我只能忍耐。

在夜间，有几次王善有意识地将他的粗大腿，紧压在我身侧，蓄意使我不能睡好觉。

我记得有几个深夜，他们都睡得很熟，床上交响着他们的鼻鼾声，唯独我忧伤得不能安睡下去。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又不禁想到将来的结局不知将又如何!

一天，木工组要打扫整理房间，因地面土质长久被木料弄得疏松，扫把一触地，尘土就飞扬，扑满七窍。仅仅一件外衣，哪能遮挡住数小时的扬尘冲冲，于是满身都是尘土，想洗澡那只能是异想天开。

正午间要在木屑刨渣上午休。尘土木屑虽多，但比起在旷野劳动就感恩不尽了。

中秋节到了，这一天领导开了大恩，领饭不限量，质量也好，有肉也有菜。右派分子们都象穷人家的小孩，高兴得不亦乐乎!这是自进场来的第一年，首次的欢乐节日。

河西走廊的西瓜，在农历八月节后才能成熟，场里右派分子种的西瓜，不能随意吃，要付钱。我看到一右派分子买到一个很大的西瓜，他在瓜上用小刀开了小口，一勺勺地挖尽瓜瓤。看他那吃瓜的绝望神情，贫病交加的乞丐模样真令人感慨万端!

冬天到了，各人领到一套灰色棉衣、棉裤、也有棉帽，这与劳改队犯人的待遇是相同的。右派分子们的心，得到一次安慰。

我的零星任务是给右派分子修理铁锨把，并要在锨把上端安装一个丁字形三寸长的手握把子。铁锨把与手握把子做合适了，就能省很大的力气，又能多干活，容易完成任务。

深冬的一天，我被派往劳动工地，修理劳动工具。那日,红日高照、睛空万里，一排排在河边劳动的右派分子在祁连山雪线下一望无涯的平川上显得多么渺小而凄凉。

我独自背着工具，沿河而上，问问是否有锨可修，右派分子们都边干边停，用羡慕的眼光，迎送着我。我不敢和他们闲谈，唉!这时，我又深深地感到我何其蒙恩，在当教师时代能学得木工手艺，今天才有这难得的美差。人的这点有限自由，也何其难得呀!

瞧!一个瘦高个儿右派分子拿着铁锨站立河边，别人都在弯腰曲背地加紧劳动，唯独他一动也不动，似有所思，他好象已作好准备接受领导对他的惩治。那体力消耗将尽，忧伤垂头站立的悲伤神情，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令人难忘。**后才听得他曾是镇守北京的国民党要人傅作义的弟弟傅作功，据说他是美国留过学的工程师。

1959年的国庆快到了，右派分子们中间传闻着振奋人心的喜讯，今年是全国解放十周年，国家一定要大赦一次，我们劳教农场也要提前释放十名表现好的右派分子。

大家都明白提前释放的运气并非能落在自己头上，然而它的曙光已大大安慰着我们每个人枯死的心。我们虽经过一年多的饥饿，身心备受摧残，但这特大喜讯，又使大家精神振奋，个个喜笑颜开，相互祝贺，这可是一年来从未有过的喜庆气氛。

接着，各小组长传达了场部通知：“国庆节，新添墩分场全体人员，要在夹边沟本场参加庆祝国庆大典”。

接到这喜讯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国庆节的前夜，新添墩作业站管教干部组织了一批右派分子出了一期大型墙报《国庆专刊》，从板面设计到内容都十分出色，有宣传画，剪纸，新颖的花边，还有诗歌、散文、填词。

在这喜庆的前夕，还有一个晚会，搭起的戏台，坐东向西，下午开始演出，节目繁多，如戏曲清唱，魔术、合唱、快书、二胡独奏，短剧等。其中一右派分子是南方人，我见他来木工组修铁锨时经常愁容满面，今日在台上那么喜笑颜开，当他独唱时，一开口：“叫子仪，我的儿郎……”字正腔园，声音嘹亮，表演逼真，顿时引起了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还有一短剧，剧中年轻人不爱劳动，抬着草筐，半路坐下不起来，队长喝令“抬上走”，这青年人却不慌不忙地问道：“列宁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劳动，你知道吗?’”队长竟被问得张口结舌。台下观众又是一片会心的大笑。还有一场电影，是黑白故事片《林冲夜奔》。剧中林冲空有一身好本领，却被凭空陷害，搞得家破人亡，引起了观众的共鸣，抽泣声，不绝于耳。一些右派分子触景生情，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拿起自己的坐垫，回宿舍了。

庆典结束了，我带着又喜又愁的心情，憧憬着幸福的明天，回到木工组自己的铺位上，悲喜交加，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天刚亮，院子里已有嘈杂的人声，这是平常未有的事，节日的气氛已经使人感受到了。

随着哨声，大家集合了，队长也未说有什么可庆贺的事，脸色和平常一样阴沉，凶恨地喊叫：“按时到达场部，不得随意乱走，离开小队时，一定要给小队长请假!”

大队出发了，在路上没什么队形，松散地走动着，有人告诉我：“老李，听说十名释放的‘右派分子’另外又加了一名就是你”。这话当然不是确切喜讯，但对依靠神的人来说，我只能感谢主，释放不释放全由主安排，所以在一路上，只心存一点盼望而已，并没有半点激动。

晒着暖暖的太阳，不觉走了十五华里，到达了本场部夹边沟，我们一进会场大院，院中的布置使我为之一惊。因为我在路上猜想着，这样隆重的大典再加上释放右派分子的大会，一定是红旗飘扬，大幅标语贴满场地，台上布置庄严肃穆，场上卫生格外清洁，甚至场地上画有各队站立的规定区线。那知目前的情景是：主席台上只放置一张没有桌单的小长桌，台的左右只有几杆大红旗，此外一切如常。

这一幅景象就表明我们恐怕是高兴得太早了吧?我集中精力用视线扫过在场的夹边沟右派分子，想要看到相识的同乡人。视线好容易落到我校语文教师卢剑英身上，他坐在人群中，正在撕开领口，露出胸来捉虱子。他瘦如干柴，脸窝深陷，垂死的悲惨样，一下子刺痛了我的心。他这乞丐模样与在校时的英俊仪态相比，真是令人心酸，令人不禁要问：一个好端端的被人人尊敬的教师，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呢?我本想挤出人群与卢老师握握辛酸的手，但又怕此举不适合这种场合，会遭到队长的批评。我为卢老师难过，也为我暗自忧伤。

场领导的讲话没有露出一句要释放右派分子的信息，只宣读了党中央宽大释放前满清末代皇帝傅仪的通知。

在回新添墩作业站的路上，我回想卢老师划右派的原因：一中某教师揭发说“卢剑英和我在一天晚上喝酒时，他说共产党可杀!”只这一句，就使卢老师落到了这个地步。多少日子我一直在揣猜着，他们两个人的交谈，旁边并无第三人，怎能证明这话是真的呢?难道单凭这一可疑之词，就给人定案吗?

有人为了表现自己争取党的信任，是否都能说实话?为了求一己之利而置别人于死地，这就是当今世界害人保己的常用手段。

天色好象同情大家的心，突然皱起了眉头，阴云密布，太阳忽然隐去了光辉。大家都带着哭丧的脸，个个低着头不吭一声地托着沉重的步子移向既熟悉又不愿再见的场地——新添墩。

大家扫兴回场后，又负重劳动了。刚到10月，高原寒风，已开始肆虐了，可怕的冬季凶神恶煞地冲进这劳教农场，身心极度衰残的右派分子们何时才能熬过这漫长的冬天呢?

按季节冬天是农民最安适的日子，但我们新添墩农场的右派分子们还是要正常地劳动，一如既往。

地皮逐渐冻深了，河床上的冰层渐渐加厚了，这严冬则是我们最难熬的日子。

我又被派往河沿修理工具。此时已冰封大地，为了继续改造右派分子，他们就挖空心思，寻找摧残右派分子的苦役。叫右派分子们去砸冰，把大块冰抬在田地里，作什么春风化冰的水浇田。

我不禁要问：河西走廊的农田，尤其是场四周的农田，全靠雪水灌溉。这积冰化水是不是枉费功夫，多此一举呢?总之，我们右派分子们觉得天可饶人，人却不肯停下他那残酷的铁腕，这真是“积冰化水”苦煞人!

冬天在远处树林中寻找柴禾，也是极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只能受命前往。我每每遇见接到这命令的人，他们带着绳子等工具，踌躇不愿前行的神态，使我望而生畏。那不能忍受，而不得不忍受，只能迟迟不前的神情，是多么可怜而无奈啊!诸如抬冰积水，远程寻柴等等强制性劳动，怎能不摧残的这些食不果腹、睡不安寝的右派分子早日死亡呢?什么叫“生不如死”，不经过这样的虐待是不能有最真确的理解的。

关于“待遇”或者叫“生活补贴”更是让人心酸。自进场后，每人每月可领到三至四元的“零花钱”，这补贴只维持了半年多就停发了。这些钱可以从门口小卖部老杨那里买到纸烟、食盐、白糖、信封、信纸，除水果糖外再无别的可以充饥的东西了。

饿死人的事是从1959年元月开始的。

记得是我进入木工组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深夜，我去厕所小便，路经右派分子的一排宿舍，一转角发现第一间房门敞开着，房内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其余各房都沉浸在黑暗阴森的寂静里。在惊恐中我观察后询问，才知道那死者是曾与我同立在河中的那个高个子。从见他距今仅五个月，竟眼睁睁地看到他悲惨的结局，何其惨痛啊!

木工组第一次做了棺材，棺材厚二公分，是用钉子钉成的，据说是埋在场部北面的沙埂边上。

不到半月，我猜想可能是场部的通知，此人的妻子携带约六、七岁的一男一女来场奔丧了。她来到木工组问长问短，想要问她丈夫离世的前前后后，面对这可怜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谁敢说一句长期缺乏营养及超负荷、高强度的强制性劳动使其致死的呢?令人伤心的是那位妻子和儿女的神态，是何等悲伤凄惨!那妇女三十开外，身体瘦弱，面容憔悴，她一手擦着夺眶而出的泪水，一手还不停地抚摸着她两个失去父亲的儿女，两个孩子哭着直叫爸爸的凄惨声调，深深刺痛着我的心。

我至今不明白那亡者的妻为什么要来木工组询问她丈夫埋在什么地方?场干部难道不给家属指明埋人的方位?

实际情况是死的右派分子，干部只命令该小组的组员去执行埋葬任务。干部一不指定埋葬地点，二不亲自看管埋葬。当然死者家属奔丧时，干部就推到死者的劳动小组去寻问，这劳动小组已出工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只能找到木工组来问情况，要找她丈夫葬身之处。

虽然我木工组不确切知道死人埋在何处，但能指明埋葬的大致方位。就在嘉峪关西长城之下的沙丘上。

母子三人无可奈何地按我们指定的方位去找他们骨肉埋葬地。我独自送他们到场地边境，目送着这一大两小的孤儿寡母，直到那拖着忧伤的步子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地消失在黄沙包中。见此情景我凝神站了好久好久。似乎还能听见这母子断人心肠的阵阵哭声。这悲惨情景，使我久久不能安宁。目睹这般情景，当年孟姜女千里迢迢来万里长城，寻找她死去的丈夫的苦情画面，似真似幻地闪在我的目前!

此后每隔一两月，总要做一副棺材，但不知何故，再也未见死者家属来奔丧了。可能由于死人太多，而不准再通知家属的缘故吧?

1959年的春播时间到了，全体人员大忙起来。我木工组加班赶做“辘子”(这“辘子”是酒泉地区特有的播种小麦的古老农具，它把麦粒成行均匀地溜在“辘子”嘴划开的土层里)，修车轮，打车眼，忙个不停。

这一年，因口粮限制，体力减弱，劳动效率和劳动积极性明显不如上一年。据说夹边沟有两位女右派分子申请要去劳改队，原因是劳改队有期限，每天劳动有时间，口粮供应有保障。为此场部又对她俩召开了批斗大会。

兰大的一批教师及校长陈时伟与师大的一批教师也都划为右派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新添墩农场，地处酒泉与嘉峪关之间偏北处，夜间在场外可清晰地看见一片灯火通亮的地带，那就是有名的酒泉炼钢厂。

农场遥远的南侧是雄伟的祁连山，这片高地的大部分都是依靠这雪山消融的雪水来灌溉的。因此这片万里平川的农田，不受有雨无雨，旱与不旱的影响。自解放后政府对西北高原办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设水利灌溉系统工程，从而才获得前所未有的“西北粮仓”的美称。现在我亲眼看到的部分渠道工程，每个渠道宽二米，深约二米半，河水清澈见底，河道工程坚固整洁。在河道分段处有木制闸门，闸板每片约二米长，30公分宽，3公分厚。一片片地可从下往上提取，以控制进入农田的水量，这个现代化的灌溉工程，大约只能满足农场全部农田的多一半需水量。

除了人工灌溉系统外，也有天然河道，大河宽约30余米，河水量仅约河宽的五分之一。小河细流，对地面灌溉几乎不起作用，因而遍地荒凉，没有水草生长之处。

平原是一望无涯，土壤是沙粒土质，乍一看是高高低低起伏不平的沙包和沙丘，自然条件恶劣。离场近处，隐约可见村舍，都是一堆一堆的小村舍，每堆大约有几十户人家。远处可见一排排酸枣林，据说，这酸枣林有抗旱和防止沙漠南移的作用，它的果实沙枣，可磨成粉状细末，是当地农民的副食，品味涩酸，若不是饿急了，谁都不愿去吃这又酸又涩的苦果。没有沙包的地段，可以找到多刺低矮的小树，稀稀拉拉，这里一堆，那里几株，树虽有叶，但叶无光泽，再加上盖满尘土的杂草，使人感到一片荒凉。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夏末秋初的一日，天色晴朗，乘我木工有单独工作之便，我走向距我场三、四华里的树丛地带，想借以缓解一下长久被压抑的心情。远见一独立茅舍，周围有树环抱，心情顿觉舒畅。不由得加紧脚步进入树丛，眼前竟然展现出一幅如画的美景：一个平静如镜的小湖，四周有整整齐齐的高大的白杨树，蔚蓝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此时无一丝风，树枝宁然不动，这一切都清晰地倒映在湖中。此时我似乎陶醉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湖景中了。我安然依树而坐，看看池中移动的白云，再望望蔚蓝的天空，多么悠闲的白云，多么高远的天空，好一个自由自在的天地。我再闭上双眼全身放松来舒展一下这劳苦了将近一年的身躯。舒适了好一阵子，一睁眼，一叶落入池中，使池面兴起一片小小的涟漪。我又回想起进场后前前后后的多少伤心事，以及家人欢度佳节的一幕幕情景。我再也不能坐下去了，我满怀伤感地站起来，抬脚随意走动，我绕池边沿的弯曲小径走近池边茅屋。屋墙是用牛粪块堆集而成的，没有窗户只有门，看样子不像住人的地方。我一推门，乌黑一片，异常的臭味逼我后退了几步，既是牛屋，何需有像样的门窗；既是人屋，为何有如此的臭味!我失意未见一人，只能转身急奔回场。

漫漫无期的右派分子劳教岁月中，有说不尽的伤悲和心酸的事，有难以形容的悲惨遭遇，这其中就有原天水铁路中学温得清老师，年近五十，是解放前天水中学英语骨干教师，也是天水大地主张八的二女婿。这人生性倔强，因教学有方，认真负责，因而被人尊敬称赞。他比我早进场一月，我们在午间领饭时偶有相遇，因看管太严，不敢相问。他胸前常挂一大包家里寄来的食品，他面容憔悴，神态恍惚，已失去往日的温文尔雅的文人风度。我自进木工组后，我们就不常遇见了。后来天气渐热，我听见温老师病了，我看望他多次。他卧病在床，无人看管。这并非场医不予治疗，而是因他长期过度劳累，又加之饥饿，极度衰弱，已使他卧床不起了。

温老师一直卧病在床，我眼睁睁地看着却不能给他一点帮助。因我木工组额外附加的二两馒头，只是暂短的两三个月，此后再也没有这难得的福份了。温老师去世的前几天，他让我为他在场门口商店买一支双喜牌的牙膏。当他接到这双喜牌牙膏时，看一看，闭上双眼，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紧握住我的手一言不发，也许这双喜牌牙膏是他的一桩重要的心事。此后一、二日，温老师就在无望中离开了这苦难的人间!

在这以后，死人的事便频频发生了。

还有秦安县中学生物教师文大业，其父是天水市很有名望的牙科医师。文老师毕业于某大学生物系，在秦安教学多年。我们虽早就相识，但都各顾己身，无多交谈。我听说他突然去世，心里极难平静，追问他死亡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得知他在春播期间，常带病出工，有时在工地抱头坐下长久不动，多受队长训斥，如此多日，就一命呜呼了!

我从1958后7月15日进入木工组后，多半年内每死一人都有二公分厚的棺木埋葬。此后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棺材供不应求，木工组再未做过一口棺材去埋葬这些冤魂。死了的人都是用自己的被子一包，直接埋入沙土里。

1959年深秋，天气晴朗，我们木工组四人奉命去检查我场附近灌溉渠道的水槽闸板情况，以作加固整修。我们四人走上高约二米多，宽约一米的田边地埂。在步行间，发现前方地埂下的小渠中有一摞重迭相依的人，只见一人的身子直伸压在另一人的半个身上，这样重迭置放是两具死尸吗?为了探知真情，同工王善就向重迭的人身上投掷石子，正中上面一个人的头部，那知“死者”竟抬起了头，毫无表情地看了看我们，又毫无气力地躺下去了!又像两具死尸一样停放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没有一点活人的迹象。这惨状使我边走边想，小渠虽无水总是湿地，那两个人难道失去了对于干湿的感觉?他们也可能是执行护闸的任务，完成任务后因劳累过度，饥饿难忍而昏倒在了一起?还是因疾病所致呢?……我莫能所知。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多年来不解其意的活人重迭成死人状的谜。

这年深秋，场部通知今年的棉衣按各人需要领取，若有不需要者，可按棉衣价格折合成现金，交给本人作零用钱。这一宣布，右派分子各有盘算，钱可以买到香烟和白糖等，绝大多数决定要现款，救一天命算一天。在高寒地带隆冬气温常在零下23℃左右，最低可至28℃左右，谁不想得到一套新棉衣以御严寒呢?但较之充饥活命，穿棉衣之事则可往后排一下了。

一周后，要钱者都领到一纸条，并讲明，凭此条，可在半月后领取棉衣款。领款的日子过了，但无发放领款的音信，催问后的答复是“急什么?”

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这是多么巧妙的骗术。我常为此自问：一个有人格的普通公民，也难作如此卑鄙的事，何况堂堂正正的国营劳教农场的一级行政组织，居然能如此不顾右派分子的死活，巧取豪夺。这等于既扣下了棉衣，又骗去了救命的钱。请问是我该劳教，还是作这事的人该劳教?

据说这地方，常有野山羊出没于山岭荒坡间，有时出现在农场周围，但因跑得太快，捕捉不易，大家只有想往而无力捕捉。一天，大概是一只失群的山羊，被右派分子意外地捕住了。他们把这只已治死的天赐宝贝，偷偷地交给我木工组，要我们利用有柴火的条件，把它弄熟，大家共享佳肴。

我木工组长寇国英，也壮着胆子，破坏了一些有用的木柴，用两个大铁筒，装满了这只野山羊。夜渐深，煮野山羊的水在沸腾，等着吃肉的右派分子约二十余人，个个都屏住气，躲在木工房里的角落里。

这场面又紧张，又热闹，有烧火的，有偷偷在外寻柴的，有专作放哨的，东瞧西探，惟恐被干部发现。房内虽无灯光，但煮羊肉的火光，把一副副挣扎在饥饿中的失神目光和急不可待的神情映得格外清晰。直到晚十一点，各人分得约四两野山羊肉。据说“有功”右派分子还在自己的被窝里急待着应得的分儿。因此，半筒肉就偷偷地抬出门外了。我怀着感谢主恩的心，躺在被窝里，慢慢地领受着这难得的野味。

好容易熬到1960年的春天，劳教的右派分子从外表上看，更加污秽褴褛，形态更加狼狈可怜，面部表情更加凄惨灰冷。人饿急了，什么都能咽下去。一天场里押运来一车谷子，十几个右派分子把它运到仓房里。第二天竟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看见十几个右派分子在医务室门口的场地上，把自己穿的裤子从屁股上脱在下半腿，跪下来背朝天，两条前臂拧住爬在地面，头额抵住地面，再把光屁股高高蹶起，好象等待着让人去打他的瘦屁股似的。经询问才知道，这些右派分子在运送谷子时，偷吃了生谷子粒，哪知带皮生谷粒难消化，在肠内膨涨了，既消化不了，又排不出来，胀得死去活来，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求医生把谷粒从**中往外掏。

医生叫他们做那样的姿势排好队，他们只好蹶起瘦干的屁股朝天求救。医生在一个个的屁股上艰难地用手掏取，被掏的人因疼痛而惨叫。当手术完毕时，他们一个个就无力的瘫睡在沙土地上。只见**血粪狼藉，失去人的常态，真叫人惨不忍睹。此情此景，若能摄入镜头，也可作人间奇闻怪事。

更令人不堪回首的事频频发生：一个青年右派分子因偷吃谷粒太多，致使下腹膨涨如鼓，疼痛难忍，惨叫不已。场部完全可以送到只有20多公里的酒泉医院进行抢救，但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一青年右派分子整整哭喊了一天救命，最后硬是在绝望的惨叫声中悲惨地死去。目睹如此惨景，谁能不受感而落泪?

我想，若是本场的干部或家属，遇到此事，也能让他惨叫死去而不予以抢救吗?右派分子的生命，不如一草芥蜩虫，如此年轻的右派分子生命就在这见死不救的劳教农场中失去了。

据杨世华老师说，夹边沟的第二作业站北沙涡，一日灶房一右派分子，站在灶台上在用力抬下一米多高的大蒸笼时，一失足将两腿溜进滚沸的水锅里，待人将他从拉出锅中时，其惨叫声撕破了每个右派分子的心!负责一干部虽向大家索得一点药膏，但点滴药物，怎能救护如此大面积的烧伤呢?这位好心的干部虽急得眼中冒火，也束手无策，因场部无救护右派分子入医院治疗的规定。眼睁睁看着他在惨叫声中死去。这真是：

人间惨事难道完，

痛中之痛更难言。

深望主恩临启汝，

扶祂羊群过世间。

一天，见一右派分子在太阳照暖的角落里，摸抓自己的颈项。我无意识地靠近他，真吓人，在他颈项上分明爬动着许多大虱子，只要用手一抓摸，最少要有六、七个落地，可是这位右派分子却不痛不痒，像失去知觉一般。

我们的饮用水是蓄水池中的“窖水”，这蓄水池不是用现代的水泥抹的，而是自然凹地形成的水池，面积十余平方米，上有木椽架成的草盖子，以防杂草杂物掉入其中，池旁开有取水口。往池里细看，水面有绿色浮萍，池水呈现浅绿色，凡开始饮用这水的人都要拉肚子，时间长了就慢慢适应了。

这池水较充裕，不限制使用。用水既如此方便，而右派分子们为何不讲卫生，洗一下澡呢?要知原委，只有过来人，才深知其中的秘密。在开始进场的第一年中，右派分子再疲劳，也得在不定期的休息日，洗洗内衣，整理被褥等等，但由于长时间的超强度劳动，体力消耗殆尽，一切都已显得力不从心了。

什么是卫生?什么是蓬头垢面的丑样子?这里再也没有丑与美的意识。第一大事就是能找到食物，可以充饥活命，其他一切都无意义了。

自从进场直到1959年的后半年前，一遇到大节日，如端阳节、八月中秋节，场里头总要杀一头猪，以改善伙食。说真的，场里有些干部是有良心的人，总要设法使右派分子得安慰、得舒畅。但食物太少，供不应求，他们也无能为力。记得刚到农场时，猪骨头是垃圾中的废物。而现在就在这垃圾中间就有右派分子们寻找可吃的东西了。若找到了，他们就用小刀挖出骨缝中可咽下的肉渣。把能砸碎的骨片带回宿舍，像煮茶似的煮着喝骨头水以充难忍之饥。

灶房用的蒸笼是八十公分见方的木笼，每次用毕后，要置于门外通风吹干，便于下次使用。笼中木条细缝间，粘有馒头渣儿，右派分子们乘机争先恐后地剥取这些残渣来充饥。一个右派分子在用手剥取笼壁缝中的馍渣，剥一点，往嘴里送一点，那剥出的馍渣只有蚂蚁大小。我看他的指甲，全与指头上肉分开了，仅有指甲盖的根部与肉相连，否则就全脱落了。当他一动一挥，指甲盖相互碰撞有声，谁见了这种惨象而不同情流泪呢?我一见此状，心都碎了，十指连心疼啊!看来，“心疼”不如“胃疼”的厉害！

现在的大田劳动与以往相比就大大不同了。自1959年国庆节后，人心惶惶，唯“吃”是命。饥饿难忍的现实，再鼓动也是枉然。去劳动的路上，尽量是慢步走，走走停停，甚至停的时间比走的时间要长。在劳动中，多是身不支体，干部和队长都视而不见，有时虚张声势说几句，也是尽点责任罢了。因为痛骂已是无济于事了，这时连人命也朝不保夕了，还干什么活呢?

这年初冬，场部通知右派分子的粮票必须交场部。谁都明白粮票是国家法定的购粮票据，全国通用，人人有权自由使用，处处都可凭票买粮，为何本场右派分子竟不能使用国家法定的粮票呢?

几天后，各小组都通知，场部要详细搜查，查出粮票要没收。一天真的几位干部带着大小分队长，在各宿舍打开各人的背包衣物。寻找粮票，一场搜查粮票的风浪在右派分子敢怒而不敢言的“懦弱”中肆虐着。右派分子的命根子就这样一个个地被搜刮一空，大家的心缩成了一团。我的五斤粮票，幸而在搜查前，已在来农场偷换粮票的农民手中换得九个鸡蛋吃了。按法规，既查出粮票就应给被查出人付以粮食，而他们既不付粮，白白拿走，是什么行为呢?真是：

谁说王朝不复还，

败风依旧袭人间。

饿肠潦倒熬而煎，

尚需劳动盼回乡。

接着，噩耗不断传来……天水一中骨干教师王锦、卢剑英、李绍桐在场部夹边沟相继饿毙，闻此噩耗，感慨万端，使人伤心得无声哽咽，无泪可流……!

王锦老师生前才华出众，风流倜傥，号称天水才子。20岁时，任天水县城斜巷小学校长，后到西北师院语文系深造，毕业后任天水一中教导主任。其母虽为家庭妇女，但满腹诗文，苦教儿孙，是被乡人交口称赞的贤妻良母。王老师的思辩口才和多才多艺，常常赢得学生的爱戴和赞誉。他为人敦厚，谦虚，深研写作。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端端正正的师表，也是教育界的一代名流。待我生还后，我才从夹边沟偷逃出来的右派分子口中得知，王锦老师去世之前，无力行动，干部认为他有意装死，不听指挥，遂停止饭食供应。王锦再三求饶，丧尽天良的掌权者，仍不给饭吃。王老师就在这种灭绝人性的虐待中死去了。据我所知，关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是：不接受劳动教育者可自动离开工作岗位，自谋生活出路，一中王直、冯老师二人就是实例。哪知在此后的派往劳教中，兰州多数右派分子愿自谋生路，不接受劳教，因而又取消了既定法令，而更改为强制性劳教，此后一中的右派分子都被送夹边沟进行劳动教养。除我一人生还外，其余五人均成为死不瞑目的冤魂!

卢剑英老师祖籍河南，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中最受尊敬的教师之一。卢老师才智双全，有口才，有文人气概，教学业务造诣深，为人谦和，其缺点是太耿直，太信任朋友，以致遭人陷害(李绍侗的情况待后叙)。

后来，在《天水日报》上几次出现过他的成名学生，为他和王锦老师写的纪念文章。本地乡亲都把他们的死难视为天水文化界的巨大损失而感叹不已!

死在夹边沟的冤魂杨坎生又名杨阳谷，与我同龄，小学同班，在西北师院教育系学习时，曾与同班赵褆参加全国性的抗日青年军，抗战胜利复员之后，回西北师院学习，毕业于北京师大，毕业后任天水师范教师。

杨阳谷与赵褆均是我们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学识和为人都很突出。他大哥杨兑生与当时邮局局长慧某的女儿慧照兰结成婚眷，成为天水市的一椿佳话。杨兑生在大学阶段时，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不幸被国民党暗害，而他的胞弟杨坎生却死在劳教农场!

人是骨肉之躯，再坚强也有限度，死与不死乃是迟早问题，在将近三年的劳教中，能生还者，不是潜逃，便有特殊条件，如身为灶务员，养马员，磨房，养猪等，否则能生还者，寥寥无几。我所以能生还完全靠神的时时护佑。

坎生兄!愿你与王、卢、李、温、裴等几位同事，在这广袤的荒野上安息吧!在此，我仅以前兰州第四中学校长王丕烈先生给我寄的诗词来抚慰你们：

点头杀人张仲良，大小批斗数千万，

牢狱无穷人已满，农场更做牢狱办。

天灾人祸近十年，陇上生民饿连天，

自从来了张傻熬，血染黄沙腥雨翻。

（4）木工组生活续篇——“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我从1958年7月15日被调入木工组。木工组组长寇国英粗识字，性格倔强，据说是平凉地区某大工厂的八级木工。副组长李财，河南人，是天水二建公司技术员。这二位组长虽目睹同工王善对我的百般刁难和虐待，但他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和他沆瀣一气，共同对付我。使我有苦难言，本组的重活如拉锯、打车轮网眼都让我一人单独完成。

说起打车轮网眼，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夹边沟一带的马车，都是原始模样，车身两侧的两条长车辕，几乎与马身齐高，这样就使车的横轴杆与马屁股几乎平齐了。车轮的半径约70公分，整个车轮几乎与一般人的肩头平齐。车轮全是枣木制的，制法是先将木辐条的一端紧卯在直径约30公分，长约25公分的中空轴上，辐条另一端要插入轮圈上，这圈节是硬枣木碹成的，圈节弧长约二尺余，每个圈节两端开有卯眼和榫头，藉此凹凸的眼和头可将弧形圈节相连接而形成一个大车轮。车轴四周有12根辐条拉力固定，坚实耐用。打车轮圈节的网眼，技术要求高，一点不敢马虎，卯眼稍有不合格，这节轮圈就报废了，再因沙枣木质太硬，打起来既费力又费凿子。分配给我的工作就是打凿这精细的网眼，而且有定额。我虽竭力细心打凿，并按时完成定额，但还是常常受到组长的批评：“李景沆，你怎么把这个眼打成这样子，正规些!”在一段时间里，我整天地轮起斧子，紧握凿子，用尽全力拼命去完成下达的硬任务。

他们三人守住自己的工作台，甚至还可偷闲洗洗衣服。唯独我不但不能稍有懈怠，反而要在他们的监视、凌辱下做重活。

在这种身心备受煎熬的痛苦里，我想不通的是，我与他们三人既无仇无恨，也无任何利害冲突，我对他们百依百顺，处处让步，事事有礼，我受他们如此不正常的歧视和凌辱，究竟出自何因?我多日真难琢磨出其症结所在！一日，我在祈祷中，实在醒悟了，多年来我是撒但(魔鬼)攻击的对象，撒但当然要利用他们作为攻击、毒害我的工具!这真理的亮光一入我心，我内心立即有了忍耐的力量和平安!

我一言不发地轮起三斤多重的斧子，在肚子不太饥饿的恩典里，尽力去打凿硬枣木车轮节网眼!人是有血气、有自由意志的理智之躯，在长期折磨忍无可忍之下，我决意向场部汇报了。

我放下手中的活，装作去厕所的样子离开工房走向办公室。但忽然间闪出一个念头，这举动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念头一闪，我在紧张的情绪中立即放慢了步子，心态十分矛盾。我理智而偷偷地左顾右盼，见四周无人，就立即飞快地到办公室后一座房子的转角处，从衬衣口袋里掏出藏在胸前的小《圣经》，信手翻开，指头落下处，经文是：“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12章19节)，这几句话，直插我心，我立刻得到从上面来的启示：不能去汇报！心灵立即平静了，再转身又回工房。

不几日，王干事来了。

“你们三人，为什么跟李景沆过不去?”王干事查问了。

“李不好好劳动，磨洋工……”寇组长回答说。

李财与王善更是无中生有，恶意攻击，说得我一无是处，理当受惩。

王干事在三人的虚无谎言的证词中，不加分析偏听偏信，立即怒目拍案，用手直指我脸，气冲冲地训斥我：“你这右派分子，党对你如此宽大，由大田调到木工组还不安心改造。若不再好好劳动，可去大田改造，你放明白一点!”

在这样的气氛里，哪有我稍加辩护的余地?王在气愤中，拂袖而去，只落得我尽管满身是理，却没有诉苦的余地!

寇、李、王三人当然认为是我检举了他们。但王干事的追查，来有何因，其因何在。当时我也全然不知，受逼迫、受屈辱，只能逆来顺受求主怜悯!唯一的安慰是，神是活的，祂迟早会按祂的应许来为我伸冤的！

此后，他们对我更加残酷的施加压力，辱骂声不断，打网眼，不但数量提高，而且每孔必须从严检查，要求更高，在这样的磨难中，又度过了一个月。

说实在话，人总是人，我确实无力再负这重轭了。自进场到现在，我第一次在抡斧打凿时流泪了。我伤感地拔步走向场部，一定要如实反映真情，那知我起身挪步，还不到十余步，李大队长迎面而来，并挥手向我直喊：“李景沆呀，李景沆呀!你为什么不向党组织汇报你遭受的折磨?你去写报告，惩办这些人!”他一边走来一边大声喊着，并用手指着王善道：“王善，你立即到大田去劳动!”

王善立即搬出木土组去参加了大田劳动。我深知王对我的虐待，是来自撒但对我的攻击，王仅仅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我也明白，王要从此每况愈下了。为了使他不至过于忧伤，我便利用工闲之余，去看望他，安慰他。我去时并带上刚从家里给我寄来的一块点心。王看到我的真诚和爱心，他感动地说：“老李，假若我能活着回去，我一定要去天水与你作一个终身的朋友”。

一周后，全国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场部全体干部及右派分子都投入从来未有过的紧张劳动中，我木工组受命要派出一人参加大田劳动。

想不到寇组长竟然指派副组长李财去接受任务!同时木工组工房，从五间大仓房移迁至另外两间小屋。

在这小小房间里，寇叫我紧闭门窗，我从他的语气和安排上，理解到我俩就可自由自在地不受别人管教地工作了。啊!寇组长对我的态度在近几天内为什么突然变了?这小屋里是一片和平安宁的气氛，在室外只有右派分子劳动飞跑的脚步声，催促的训斥声，其形势的紧张与我室的和睦相比真是两个天地。

一天，我与寇组长在锯一个小木桩时，寇停下拉动的锯子，和霭地面对我说：“老李，放下锯，休息一阵，你的身体太弱，我要照顾你!你为什么要好心肠地对待王善这个坏蛋?今晚用刨木花把炕加热些，要好好地休息”。

他这番令人想不到的话语，引起我深深地思索。我推测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自王善到大田后，他常来木工组修理铁锨等工具，我是专修这类用具的。对此我不但未显出一点报复之心，反而显得更关心他，更加仔细地为他用心修理。其中也有意拖延时间，给他多等待休息的机会。这么一来，当然在寇组长的眼里，对我就有了新的看法了。第二个原因是寇组长在李大队长的大声训斥中，分明听见“你要写报告，惩办这些人”的话句，这当然关系到自己的利害，岂不时时小心。但在近半月内，一切平静如常，而我又对王善那么关心，这当然表明我并未写“报告”。他一定思前想后，人总是有理智有感情的，寇组长当然有所觉悟了。

说到李财，自他被寇组长派往支援突击性的大田劳动后，每晚要回木工组，在他原床上住宿。明显地看到他的神色变了，面容明显地逐日消瘦。每进门，他浑身是厚厚的泥土，一副可怜相，使我深深地感到人一生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人民公社万岁!”的旗帜，插遍全国每个角落，在新添墩农场更显得热火潮天。在每天领取饭食时，就可以看到个个右派分子神情紧张。衣着上的泥土，在平时再累也要打扫一下，以显出知识分子好整洁的习性来。但现在是满身泥巴和尘土，也就顾不得这些了。我和寇组长单独在这个木工屋子里休息时，有时从门缝间看到外面嘈杂乱跑的情景，啊，真吓人!用草编成的宽二尺，长三尺的筐，筐上再加筐，直加到与肩齐平，个个人在跑，队长还在喊叫：“快!跟上去!”真的是在竞赛、在比武，这场面吓得我心惊胆颤。

我默默含泪悲叹同情着这些难友们，也深感唯独我，而今何其如此平安!!内心只有高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主耶稣基督!”

经过一整月的奋战之后，一切又进入常规，李财也归回到我木工组来了。但寇和李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就从此有了分歧，我只能在其中起了作盐作光的调和工作，使我组三人能同心同劳地度过这煎熬人的岁月!

至于王干事来木工组查询，李大队长的再次斥责，究竟是因何而引起的?这当然不是寇、李、王三人的自我检举，更不是无缘无故的突发事件。他们三人的猜测，定是我的手脚，哪知事实的真相，连我也蒙在鼓里，究竟事出何因，长时间我也猜不着。不料，有一天，我突然醒悟过来!原来，木工组工房是五间大厅，是在1958年前被劳改队用过的粮食仓房。在这大厅的一端为木工组占用，另一端是装有小磨的磨房。磨是一座古老式用驴拉的小石磨，每日有一位陇西某校的韩老师，与驴同劳，默默无声地与驴同绕石磨度过改造岁月。

韩老师中等个子，留有白长胡子，颇有文人大雅气概，年约六十以上。我们只是同屋干活，彼此的一举一动相互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我们无法也不能互通一句话。

上天的安排何其妙!除韩老师一人外，再无别人能查知我这受欺压的真实景况。至此，我认定是韩老师路见不平，以他的侠义之心，一次次地报告了场部，成了相见不相识的救命恩人。

在我生还后，我常怀念这位沉默的磨面老人，同时又感谢上主的安排和祝福。我从这位老人身上也看到人性正义的闪光，我深信公义的神会祝福韩老师及他的全家。

智慧和理智常常使我想起这件蒙恩的前因后果：我慢慢地仔细推想，当我离开木工房时，正向队长要汇报的路上，我怎的会想到“这举动是否出于神的旨意?”我怎么又有信心要看藏在胸前的《圣经》?进而得到这直接从神来的明确指示呢?假若我因一时冲动，任凭血气之怒执意去报告场部，以王干事偏听偏信拂袖而去的神情上看，我定是恶人先告状了，其后果就是自投撒但所设的网罗。正因为神的保佑，圣灵的感动，我才能以祂所赐的忍耐、温柔为妆饰，以受苦的心志为武器，来抵制那恶者的火箭，这样才有了陇西韩老师再次向场部汇报，竟促使李大队长亲自前来追查，救我脱离撒旦利用人来攻击的圈套，使我有信心有忍耐地去走日后所规定的艰难路途。

此后，我进一步明白，当我调进木工组的那天早晨，我所看到的经文是《彼前》3章4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太奇妙了!这真是：

风霜雨雪何凄凉，神光引领不迷航，

信心虽小恩典大，死亡路上主扶将。

1959年的深秋，高原的萧瑟秋风越吹越猛，右派分子们日子更难熬了。两年来，随着口粮的严重短缺，劳动强度又不减轻，分子们的身体极度衰弱，一个个都弓背弯腰，面如土色，神志恍惚，萎靡不振。

一天，木工组接到要修整河渠闸板的任务，寇组长让我带好工具，随他去检修。我俩一到指定地点，才明白是闸门最底层的一片木板已被水冲开要脱钉了。好在该片的另一端还钉在闸门直柱上，若是这板完全脱开，这水闸就会失去控制水量的作用。检查事故后，办法是潜入水底，用手去摸着张开的板头，再钉上加固的大钉，就可以了。

我俩呆立在河闸旁边，在这秋风飕飕的阴沉天气里，望着冰冷的渠水，看来要完成任务，总得下去一人，若组长下令让我潜入水底，死也得下去。至于干得好与否，能不能完成任务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是组员，必须唯命是从。可是他并没让我下去，在一阵沉默之后，他二话没说，立即脱下全身衣服，手握斧子和大钉赤条条地扑通一声跳入刺骨的两米多深的渠水里，那时虽没有结冰，但气温已降至2—3℃。我两眼直盯着：在深水中他那抡起斧子迅速而有力的动作，我惊呆了，曲身含泪，深望寇组长能平平安安地从水底爬上来！

幸运的是：一会儿，寇组长的手从水面升上来了，我敏捷而急切地用尽全力将寇组长拉了上来。只见他冻得全身发紫，齿唇打颤，浑身哆嗦，紧紧抱住头，蹲在地上，缩成一团。我立即脱下自己的上衣，裹住他的光身子，这时我感激得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只是用自己的身子靠紧他那颤抖着的身子。让他尽快地恢复过来!

好不容易，他喘了喘气，抬起头看了看我，在他的目光里，好像在说：“老李，上天还是在顾念我们，任务总算完成了”。这时太阳已经平西了。

在回场的路上，寇组长向我述说他的往事：“老李，我小时候家住东北荒无人烟的北大荒。我记得我家有次失了火种，要去相距近百里的人家找火种，那时我才20岁，竟在深冬的冰上过了一夜。因为身体捧，能独自赶着马车在冰川上过夜，这是练出来的。又记得所收来的大豆满地都是，谁知道，今天连几粒也成了难得的宝贝!我去找火种的那家人，见到人真感到说不出来的亲热，若非急送火种，我真不愿离开那家人哩，唉!今天人恨人，人害人成了什么世道!”

他说着，仍然冻得打寒颤。“老李，今天我俩进场时，你要扶着我，虽是假装，也是应该的。你要向场部说明闸门的损坏和我们修理的艰难过程，说我冻下病了。求求他们给咱俩多加两个馒头。这馒头按理是应得的，下这样的冰水，应该是用酒搓身，再喝足够的酒，要吃得饱，才敢跳下去。老李，你这样的身体，跳下去就是死!但这闸，死也得修。来，扶我走”。

我的心碎了。自进场后，我算是第二次哭了，但不敢哭出声来。

太阳隐退了，我俩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冷飕飕的晚风中一瘸一拐地进了场部。我向场干部详细汇报了在冰冷的深水中，抢修闸板的情况，想不到他们竟无视我的禀告。他们说说笑笑，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我虽再三哀求，请他们亲眼看看站在门口冻得浑身打颤的寇国英组长。但他们的态度却是那么冷酷无情。我伫立好久，最后只求得一个四两重的馒头。我不忍分享这用生命作代价换来的食物，但寇组长诚意给我，我就忍痛领受了一半。

这夜我好久不能入睡，寇组长在水底挥斧的动作和干部的冷漠样子，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不禁要问：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竟能使人性如此恶化变异?专政就应失去良知?失去理性吗?失去人性吗?

又记得有一夜，我木工组三人，饿得睡不着，寇组长让我去宋干事那里要个馍来充饥。

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宋干事，是南方人，名字我回想不起，但他的良善和对右派分子宽容态度，我终生难忘。宋干事对我至为关怀，我凡求他的事，无不应允。在前半年，他令灶房给木工组多加一个小馒头，当他的职务调换后，那位曾训斥过我的王干事就令灶房停止这份供应。此后，我木工组多日还是饿着肚子干活。

我听了寇组长的愿望，在深夜摸着宋干事的窗棂，“宋干事，宋干事”。我轻轻叩响他的窗子。“什么事?”宋干事醒了。

“我饿得睡不着，求你怜恤我一下”。我耳紧贴窗棂，静听着他的回答：“去灶房要点吃，就说是我说的”。宋干事果断地说。

我去灶房，竟遭到天水老乡某君的拒绝，迫使我再返回重敲宋干事的门。好心肠的宋干事，又被我催醒，他竟在深秋的夜里起来，领我去亮着灯的灶房。因灶房每夜要给拉车人供应夜饭，所以值班的灶员，停守在热腾腾的饭锅前，随时准备分饭给不定时来的马车队人员。

在宋的训斥下，灶员乖乖地给我一碗夜饭。我带回一大碗夜饭，与寇、李二人分享了。

还有一次，是我进木工组前的事，我被派去灶房洗一堆蔬菜，我们临时被派的右派分子都乘机偷点小萝卜。一个小萝卜刚一入我口，竟被刚进门的同乡灶员某君发现了，“老李，少吃点，这是大家的!”唉!即便被干部发现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想不到同乡熟人，竟如此冷漠无情!相比之下，直到我生还后，常常怀念这位心地善良的宋干事。我多次打听他的工作部门，却音讯毫无，我只能祈求天父祝福他和他的全家。

酒泉地区，在春秋季节，常有飓风，甚至可以改变荒漠之上的地形地貌，甚至吹走人和牲畜也不足为奇。有一天，天色晴朗，天无片云，我站立在工房门侧远看见天空出现了一张黄色大帐幕，满遮西方，且慢慢平稳地移向农场。在我惊奇之际，已感到窗前树木有不寻常的摇憾，刚想返回工房，移走不到十余步，已感到强风袭身，我双手压住几乎要被风撕开的上衣，但头上的帽子一下子被吹走了，当时我好像是一只快要断线的风筝，只好竭尽全力紧靠墙壁，强行挤入工房，大家压紧门窗，只听得窗外大树几乎摇倒在地，像是将要折断那样惊人心魄!

好在不一回风势就平息，但见院中原来的平地上已出现一道深约半尺的沟渠，我不知正在田间劳动的右派分子是怎样避过这场突如其来的风灾?

一天，场干部通知我，要去场部夹边沟木工组，以完成临时的紧急任务。当天傍晚，我带上自己的生活用品，乘坐新添墩去夹边沟的货车离开我木工组。

在装满货的敞车上，我抱头缩成一团，忍受着高原秋夜的冷气及车速送来的劲风的冲击，好容易到了目的地。刚一下车竟被一双亲切的手抓住了：“老李，你好吗?”我仔细看看才认出是王世琪，若不是从眼神中看出这位我的好学生，我绝不相信眼前这位两颊消瘦弱不禁风的人竟是他，在我的记忆里，他可是满健壮的。

我还来不及把车上顺手扔下来的行李拉放好、抖抖身上的土，三四个右派分子争先恐后地凑上来，我们彼此拉拉手，摸摸背，揣揣腰。一阵问好之后，我才渐渐地看清楚他们是周宜昌和张修、李世德。若不是从他们对我的热情眼神上辨认他们，凭此时各人的面相，我是很难认识的。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他们竟失去了原有的形态。我想坐下来好好谈谈，大家得点安慰，突然回房的集合哨响了，我们都紧张地拉拉手就告别了。不知那一位，把两枚小酸梨塞进我的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院墙角下，只剩下我独自一人，我紧握用钱买不到的这小酸梨，不由得伤感地蹲下来几口吃掉了。这里的生活是否比我那里要稍强一些?时间不许我**深思，得立即去办公室报到了。

岂知这一晚与众乡友右派分子的一握手，竟是此生的诀别!

我的工作是拉木条，分得的饭量与我分场的定量差不多。

此后与我们天水一中校长任纪文、历史老师李振离、同学杨阳谷(坎生)，均有机会见面，大家全无昔日的儒雅风姿。这时王锦老师、卢剑英老师已去世多日。

一天中午，我领了两个菜包子，边走边吃，路遇任纪文校长，我俩未说几句，他竟伸手抓去我手中的一个包子，塞进他的口里，并向我道歉“老李，太对不起了，我是饿急了!”我深知他是一个极有尊严，很有自尊心的人，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仓禀实而重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处此境地，对任校长的举动就不觉惊奇了，深知他信赖我，愿意在我面前真相袒露。我反而以同情的心，用笑脸安慰他“任校长，这没啥，绝不要在意”。我俩相对一笑走开了。

1961年我生还后，才知任纪文校长也埋骨黄沙了。到底任校长说了什么反党的话呢?况且任校长是甘谷县的地下党员!在后来的平反过程中，竟找不到任校长的任何档案材料。据说是一位地委干部因私人恩怨而蓄意捏造的假见证将任校长置于了死地!

十余日后，我重新返回新添墩作业站。

1959年的严冬，在新添墩右派分子身上又施展了它的肆虐威力。

有一夜，赶马车的右派分子来木工组说他的车坏在路上，要赶快修理。寇组长派我去看看。

我穿好刚从家中寄来的新羊皮大衣，带上锯斧跟上赶车人上了夜路。啊!一轮明亮的圆月高悬在万里睛空，远处的高峰，近处的河沟，脚下的路径，都被冰雪封死了。整个河山被皎洁明月的寒光映射得比白昼还清晰可见。绝美的月夜雪景，诗人画家也难以描述天地间的此刻这番冰清玉洁的美景。但气温和寒光使我感到的是进入了冻僵人的冰库，那么厚的新大衣，也似一件单薄的衣衫。

车轮坏的程度，只能打下幅条和轮网节，带回工房里修补。在破晓前，我单独完成了任务。此后，我才理解到在新添墩赶马车也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好在他们与我们木工组一样可以吃点偏食，更可以从马料中捡些豆子，或在夜间路经农家禾场，可以捡寻点谷物充饥。

好容易熬过了这要命的冬天。迟到的春风，又把新添墩周围的树木吹绿了。右派分子们个个都盼着恩典的春风，早日来吹暖他们将要死去的心!

四月间的气候，天气渐暖了，人的心也逐渐舒畅了一些。一日，我被叫到办公室，要我带几个右派分子去距离场地约十华里的XX村庄，砍伐十几棵已买好的白杨树，并交给我一些粮票和现金，又再三叮嘱说：“你要拿好这些钱、粮票，按时分给他们，你明白吗?”

我拿上钱和粮票，不禁想到：“难道场部相信我这个右派分子吗?为何我能得到场部的如此信任呢?也许认为我劳动老实，也许认为我不会逃跑吧”。我又想，木工组三人唯独指定我出去执行任务，难道我不会潜逃?由此我又联想到去年国庆节，听说有提前释放我的传言，必然是有一定其原因的。

次日，由一位干部作向导，我们右派分子一行五人，一路上都沉默寡言，只是低头顺从跟随。路是向南走，场地北部是荒凉多沙的地带，也是埋葬人的地方，南部的比较平坦多有开垦了的农田，据说这是以前劳改人员开垦出来的土地，也有这一两年来我们右派分子劳动的成果。

路是弯弯曲曲，有时路痕模糊，时有时无，这是因人烟稀少，且常常有风沙改变地貌的缘故。

在行进间，唯独远处树木的绿色春意，使我们煎熬一冬的初出远行的右派分子感到像似囚犯被释放一样令人愉快!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到终点站了。这村落不到30户人家。周围全是死气沉沉的黄土沙包、低矮的土屋顶无片瓦，只是光秃秃的一层黄土。因这里常年不雨，所以无一点青草气息，水源只靠从祁连山的融化而形成的河流。家家户户的院墙顶上和凹凸难看的土墙壁上都盖贴着一层灰黄浮土，没有一家是砖木结构的房子，更谈不上什么院内常有花草树木，村内除去稀疏的白杨树和酸枣林外，再看不到任何树木。

这里的村舍全座落在黄土、黄沙、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中。

想不到富有诗情画意的祁连山麓下竟有如此贫穷荒凉的地方，唉!简直是一个特殊的“死角”!

干部先将我们的身份交待给当地干部，再给我指定要砍的白杨树后就回去了。

场部规定，重体力劳动，每人每日一斤粮票，钱是按粮票应付的钱，再无额外的分文补贴。

我按寇组长教给的伐树技巧，平平稳稳地砍倒十余棵白杨树。再砍去余枝，仅将八、九米长的树身移放路旁，运送不是我们的任务，另有安排。

我记得一晚临睡前，独自蹲在公社伙房的灶火前，两手伸向灶口，让疲乏不堪的身子得点温暖，不料一个做大锅饭的妇女猛地推开关闭着的门，急急忙忙地来到灶口，用一根树枝掏出埋在灶灰里的几个热腾腾的洋芋。这个善良的妇女，经我羞愧的讨要，竟然给了我一个最大的，我喜出望外，偷偷回到屋内，急急钻进自己的被窝，品尝着这意外得到的佳肴，然后安然地一觉睡到大天亮。

在这些日子里，有一次用粮票换公社集体食堂的饭票时，我发现多给了我二两饭票，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幸运事，但我又觉这不合理，应公开交回，这既符合基督徒为人处事的原则，也对我诚实劳教、早日释放有好处。于是，我思考再三，我终于退回这二两粮票。事后回顾此事，虽在灵里有安慰，但又觉得太书生气，居然对政策还有如此幻想，没有把信心定睛在上帝身上。

六、死亡幽谷

现在是1960年初冬了，屈指算来，度过的艰难辛酸岁月已经整整两年又三个月了。

场部提出令人绝望的口号：“以场为家”。这出人意外的宣传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右派分子的心。

我独自揣测，“以场为家”虽是口号，不是硬性规定，但根据以往的种种事实，号召就是意向性的规定，说是自愿，实质是命令!

党组织决定的事，谁不乖乖地顺从呢?我已经39岁，后半生的时光，要在这荒原沙滩上度过吗?我妻儿怎能与我同受此难言的荒滩生涯呢?劳改犯在刑满后也得如期释放，他也有人身自由，而我们劳教右派分子却没有期限。一幕幕残酷的现实，一句句想不通的话语，不断冲击着我的心。

我不敢再想下去，痛苦的心病也不敢对人流露。因为在两年的反右斗争中，每个人为了自救，自保，为了生存，竟将两人私下的秘语，在日夜交替的围攻中，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压力下，在“先走一步，向党伸手”的政策的攻心下，不得不向上级告密，甚至为取得组织上的信任，为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出卖骨肉之亲，以至捏造事实陷害同窗好友。为了划清界限，挖空心思的要表现，要依靠组织，要听党的话。只要赢得领导的欢心，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作出来。一个死心眼就是以陷害他人来达到个人自救的目的，我不能不警惕周围的每一个人。

在这种环境里，什么是人情?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真理?人类的一切文明道德，人性的善良，社会的进步……，在这特殊的年代里，一切都沦丧得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丧尽天良，灭绝人性，这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面对如此现实，我这个幼稚的知识分子，深深觉得在这浩翰的天地间，我竟无一藏身之地。然而，要说安慰和力量，我唯一的安慰是我主耶稣基督，神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是从我主耶稣基督而来，否则我怎能经过这死荫的幽谷呢?

“以场为家”的口号愈喊愈响，每个人都低着头，弓着腰，压抑的情绪比以往更加沉重，步履更加艰难。

接着又听见要在今冬迁往高台，在荒滩上开辟新农场，为明春农业增产作好准备。这信息更引起大家的惶惶不安，谁能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呢?

一天，一位干部令我木工组做木箱，要装他的衣服，那时寇组长已调去夹边沟总场，指定我为代组长，李财为组员。

开始备料、开锯，至傍晚才完工一半。我想明天再做，但李财要讨干部欢心，意图连夜赶作，以换取额外的一个馒头。我深知即使有两个额外馒头，也难以补上一整夜的体力消耗，当时我虽为组长，但与李财还保持以往正常的关系，还以他为师傅，照常尊敬他，要更多地去安慰他，只好按他的意见办。

新搬进的小木工房，夜间一片漆黑，我掌好一盏小煤油灯，灯光要紧跟着锯子和刨子迅速移动，否则锯口、刨身就落在黑影里，无法工作。一整夜的劳动就是为了一个馍馍!

好容易把箱子做成了，要准备上床睡觉，不料在关房门时，才发现东方已经破晓。当太阳扫尽场内外草丛上的寒霜后，办公室里也忙乱起来。我和李财抬上箱子交给这位有权柄的管理员，并说知昨夜一整夜的加班。意外的是这位管理员无任何表示，反而在我们的再三要加餐的苦求下，他也无动于衷，从他冷漠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意思是：你们这样作是理所当然的。

一整夜的劳累，不但没有换回两个馒头，而且看尽了干部冰冷无情的脸色。难过、气忿之情怎能用语言来道明呢！

曾在1959的深秋，在饥饿的威胁逼迫下，一天晚上，饿得难以入睡时，李财与寇国英利用木工组柴火便利的独特条件，将未变黄的白杨树叶煮了半小锅。捏尽水后，将一小团让我充饥。他们能咬牙吃下，但这绿团一入我口，不但不能下咽，反而呕吐不止。

1960年冬，我们要由新添墩农场迁至高台县农场这件事已由传言变成了事实。高台是远离夹边沟的一个县，迁居那里对右派分子来说凶多吉少。尤其是正逢数九寒天，这大队人马，将怎样安排。面对这严冬里的大转移，谁不提心吊胆呢?况且右派分子们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如同风地里的残灯败烛，哪能经得起这不测风云呢?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每个人都惊悸地等待着即将来临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是一个森严可怕的早晨，每条树枝，每个屋顶，整块地面都压上一层厚厚的冰霜，路两侧和房前屋后的草丛都成了带霜的银条。场地一带空间都被雾气塞满了，天地间好像都被冰霜封死了，只要你一开口，眼前就是一团白雾。

全体右派分子集合了，个个都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在队长命令下，一排排、一行行整齐地坐了下来。

领导进场了!穿着厚厚的绿色军大衣，站在设有椅子的条桌后面，七、八个干部都拉长了比往常更加严肃的脸，个个手中拿着公文包，侧立左右。队长开腔了：“右派分子们，解放十年来，我们贫穷落后的甘肃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河西走廊‘米粮川’、‘花果山’的建设，我场接到省委通知，我夹边沟，新添墩及北沙窝农场的一部分人员要迁往高台县，利用这个冬季，要作好明春的春播大战工作，现在要宣布前往人员名单，凡听见自己名子的站起来，坐在那一边去”。他大声说着把手指向他右侧的一片冰雪空地。

一干部从侧面走到桌前，展开名册，大声叫道“XXX”。被叫到的右派分子其神情、面色好似要被处决的犯人，战战兢兢从原位上站起，摇晃到所指定的冰霜雪地上，呆滞地坐下。喊得那么清晰、听得那么明白、情绪是那么紧张，全场鸦雀无声，只有“XXX”的名字在震荡着每个右派分子的心。

终于我被点名了，列入被迁往的行列中。右派分子们谁都知道，新添墩虽不好，总有个遮风的房子。大家都能挤在一起，还可抵挡住酷寒的摧残。虽是长期受饿，每日还有半斤多的口粮供应，勉强维持半生半死的生命。现在是前途未卜，那只有听凭命运的安排了！

此后，走路摇摇晃晃，似乎风一吹就倒，骨瘦如柴、弱不经风的右派分子们，被装在敞篷的货车里，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车一车地离开“这可纪念之地”——新添墩农场，驶往高台农场。

不到几日，全场人员几乎寥寥无几了。

我被通知：“坐最后一辆车，车内安装好木工用具”。

在离开新添墩的前一天早晨，天虽阴沉，但无呼啸的寒风，我带着无限悲伤的心情，要最后看一眼，生活两年多来，鬼也呆不住的这人间地狱——新添墩农场。

在开始有600多人的新添墩作业站，经过两年多的残酷折磨，近百人已含冤死去!今日全场空空了，除办公室尚有几人外，我是这农场的唯一的右派分子了。

干部又通知我明日上午乘场部最后一辆车，离开本场——新添墩农场。

在这难得有半天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我就信步慢慢地走进右派分子的住区。那是一排排砖木结构的土顶房，每排五个小房间，我们右派分子多半就住在这仅能遮风挡雨的小砖房里，房里房外乱扔着破布屑，烂鞋，剩余的麦草，一片凄惨景象。

我孤身一人，触景生情地穿越着这死荫般的地段，当我穿越这宿舍不到一半时，身侧窗上的破纸被寒风撕响了，好象房内的幽灵在向我招手，我吓得立即拔腿跑出这冤魂聚集的孽地。

我信步再走到农场的西南角，见一小屋，这两年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特别的小砖房。好奇心驱使我前往细看；这可能曾是警卫房，我小心步入室内，室中空无一物。只觉得有窗对窗而掠过的寒风，从窗口向外望去，南面是终年盖有积雪的祁连山，西面是万里冰川，一望无际；北面是那埋人的沙丘和隐约可见的山峦，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哀顿时袭进心来。

一瞬间，只觉得阴森可怕，我深感孤独。为了取得一点温暖，随即从门外堆放的麦草里抱进一些禾秕杆。用随身带的木工常用的火柴，把它点燃起来，我站在火旁闭上双目，让全身得到一点温暖。

这点燃的熊熊火焰，顿时给这阴冷死寂的环境增添了一线生机，此刻我不禁想起自己坎坷曲折的世途经历，它一幕幕又闪过我的脑海。我更为这些含冤死去的右派分子忧伤悲痛，禁不住的泪水洒湿了衣襟。

忆当时，我百感交集，悲愤难言，不禁有怒发冲冠的诗意涌上心头：

(一)忆年少宏心雄壮，

苦读书十年寒窗；

红旗展冰天雪地，

含冤情寸断肝肠。

(二)举目望万里冰川，

看左右尸骨堆山；

扪心问何罪之有，

众冤魂含泪九泉。

奔往嘉峪关的火车呜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立即踏灭灰中的火星，带着怀念难友的烦乱心情回到木工房。那一夜，为了安抚忐忑不安的心，我紧关门窗，衣不解带，全身蜷曲，把头裹在被子里，但久久不能入睡，思前想后，不能合眼，我只好不时地跪卧在床，祈求天上的父怜悯我。

七、去高台的路上

天气阴沉沉的，一辆卡车上装有面粉袋子，袋子上压着木箱等办公用具，另外还有木工用具，在装满物件处留有干部和我的座位。此时我才明白，是要我看守车上的物件。

车道上、车轮下，没有尘土飞扬，因为一段段的黄土地面已被冰雪封死。

车进入酒泉市区，我看到街上自由行走的人们神态平静。啊!多么叫人羡慕!从表面上竟然看不出有什么大跃进的气氛。

我发现，城区市容古老，并无醒目的新鲜地方。这位与我同行的干部，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当夜坐火车，运送右派分子的行李。我不能自由远行，只许在广场转转走走。我放松全身肌肉，掏出两个馒头，满意地边走边吃，肚子里热乎乎的，此时自我感觉到我也和人一样了。当我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时，忽然发现十几个人围成圆圈，东倒西歪地在慢跑，圈中站立一人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我惊奇地走近一看，怎么是我认识的劳教右派分子?其中有两位是曾在新添墩农场被指定担任过分队长的右派分子。当时他们吃得饱，比其他右派分子高人一等，别人都在紧张的劳动，他们可以神气十足地在那里巡视，自由走动，还可以随便训斥不起劲劳动的右派分子，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可以与干部说说笑笑，而现在，他们竟成了严加管制的右派分子。了解之后才知道，在三、四月前，他们也吃不饱了，饥饿的驱使加上霸道的习性，便在厨房偷吃硬抢，或猛然抓走别人手中的馍馍，一再抢别人的食物，竟成了“惯犯”，现在受到了严加管制，正用跑步来惩罚他们!这些都是精明能干、能说会道、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人，他们都曾是那样积极的分队长!竟然在饥饿的威逼下，积极爱党的外表是那样腐朽和不经引诱!

我想着走着，耳旁还听见“一、二、一”，“一、二、一”的喊声。那被“严管”的人，个个面黄肌瘦，抬不动的脚步，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在寒风中不住的拖动着，我不忍心再多看一眼。

信步中我再看看那稀稀疏疏的人群，他们都步态平稳，往来自如，但面孔上看不到红润健康的气色，似乎都含着愁苦的心情。我很难找到精神抖擞，喜喜乐乐的人。难道全酒泉地方也落在了饥饿的困难中吗?我生还后，才知道全国人民挨饿是1960年的事，而张仲良书记领导下的甘肃人民则在1959年已经饿肚子了。大跃进的口号，甘肃人喊得最响，大炼钢铁，甘肃人最积极；刮浮夸风，甘肃人最能吹牛皮，挨饿也只有甘肃人最先来饮尝。

我转身再信步走到广场的一角，突然看见一个人从远处的车上跳下来向我招手，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前木工组同事王善。他的神态和从前完全两样了，他热情的手势和呼招声，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急速赶上，还来不及握手相问，他就被押车的干部喊住了，“不要走，快上车!”，他被督促着赶上车。我俩遥遥相望、招手致意，望着那车消失在远方。唉！人生既是如此短暂，遭遇又为何如此悲伤呢!

夜色已使人看不到十米以外的行人，我按干部的指示，只能在火车站门口广场上静静地等待着，不能远行。我自知我是划地为牢的右派分子，惟恐有不服组织分配，犯自由主义的错误。因而既留心环看四周，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位上级干部的到来。

夜幕下垂，行人渐稀，带着喘气声的这位干部，把我带进车站，安置在一个四面封闭不见一线光明的车箱里。然后给我交待说：“列车人员叫你什么时候下车，你就下车，要看好行李，明日有人接你”。我糊里糊涂地被塞进这漆黑一片而又冷冷的车箱，过了一会儿我才发觉还有一人也在这车箱里。我俩互不相识，但说了几句话，才知道他是夹边沟的劳教分子。经验教训：少说为佳，只是看好行李就行了。

我蜷伏在行李堆上睡着了。火车的刹车和启动，不时晃醒我。

在那封闭的漆黑车箱里，喀咔、喀咔的车轮声把我带向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我只记着，到什么站，自有人员安排，用不着操心。

火车的尖叫声惊醒了我，车停了，车箱执勤人员打开货车车门，三、四个工人紧张地把行李直往外面推，又严厉地喊道：“这两个人快下车，快!”

我在黑暗里紧紧抓住铁门边沿，先让身子转出车箱，再伸腿试找落脚之处，不料手一松，不知怎的，两脚落空，恍惚觉得像从高山顶上身不由己地滚下山坡，一直往下滚直滚到山谷底。我定神四望，天上稀疏的明星在眨眼，远处的山峰隐约可见，四周寂静无声，只隐隐听见这列往东去的火车的呜叫声。我摸摸地上尽是沙粒，向上看好像是大山坡，下面是看不清的平地，左右都是沙埂。天寒地冻，三九天的夜风呼呼地刺着我无肉的脸，冻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心想能找一个窝窝，能蜷曲在那里避避刺骨冷风。伸颈四望，全是看不清的长沙埂，无奈我只能忍受这寒夜如针刺般的无情寒风。全身又冷，肚子又饿，夜间寒气逼死人!好在身体困倦不支，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忽然有火车巨轮声好似从头顶飞过，把我从梦中惊醒。看看天，还是那么黑，冻僵了的手脚使我再也睡不着了，我只使劲地蜷作一团，等待破晓。我恨自己为了行动方便，竟将皮大衣捆在自己的行李中。

严冬旷野，身只影单、饥寒交加的种种痛苦，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好容易东方发白了，这才辩明东西方位。再冻再饿，脑子还清晰，旁边是高约七、八米的铁路路基，再向四周看，满地都是右派分子的被褥、行李包。我向远处缩成一团的那个右派分子喊叫，他走近来，我俩就靠紧在一起，为的是相互取点热气。

可喜的太阳升起了，一片红霞安慰着我俩的心，更感恩的是它微弱的光，既照射着我俩的心，又温暖着我们这卑贱的身躯。

我俩一语不谈只是相互靠着，领受着这太阳给我们的温暖。

太阳升高了，两位干部也来了，两辆大马车停在不远处。我们七手八脚地将乱撒在地上的行李一一搬到马车上，我们两个右派分子跟在车后，向东北方向起步了。

我自问“早饭馍馍在哪里?”或许前不远就是吃饭的地方。

走了走，冻僵了的手脚才觉得舒畅了，只是饥饿难挨。

从太阳的高度看，大概是上午十一点了。

车停在一个火车站的道班门口，干部令赶车人从车上面粉袋里取出面粉，拿进道班房内赶作午饭。只有我们二人蹲在门外，我深信今天一定能额外吃顿饱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直等到他们四人在车上整理东西时，我两急进房门，一心要吃个饱饭，那知桌上空空。我迫不及待地问道班人员：“饭在哪里?”他的回答是：“他们都吃光了”。铁路工人看见我们俩狼狈样子就说：“这里还有一点”。他随手把两碗面汤放在我们面前，我一看是清汤，再用筷子一搅，里面至多有六七根短面条，由不得心酸落泪了，不喝也不行，好在桌上还有一碟红红的油辣子，我俩就把这辣子油倒在清汤里喝了。我以前一吃辣子，满头大汗，现在一点感觉也没有了。

两位干事在车上足足睡了一个钟头。

我俩忍着刺痛的肚子，无奈也得躺在沙土上，作忍痛地午休，一会儿，车启动了，我俩紧跟在后面，我又情不自禁地自问：我们的口粮再少也是法定的，这权利为什么被剥夺了?或者他们也饿疯了，叼去了我们的午饭?难道在二百多斤的大面袋里，不能多取一点吗?即使误取少了，难道想不到这两个右派分子是该吃午饭的呀！想至此，我不禁自叹：人心何其恶毒!何其残忍!!

我拖着发酸的腿，咬着牙，紧跟在车后。凹凸不平的路，使古老的大木轮马车摇晃难行。我深望车稍停一停，让我俩歇一歇走不动的双腿。车在缓缓地慢行，两位干部在车上伸展身子，自在地享受着深冬太阳的温暖，而我俩只能咬着牙，紧随其后，要不然就掉队了。

在远处山脚下，是一排排树林，大概是高台县了?向前方远眺，重山叠叠，目之所及，全是硬沙石地，偶尔有人在耕田地，那田地大致是一片荒滩。

我再无力，也得赶上马车，是不是还远着哩?夕阳刚落在沙丘后面，车终于到了终点。肚子饿得发烧，我恨不得一下爬进灶房。整整走了一天，只领得一个四两重的馒头，一碗清汤!我坐下来不到一分钟，汤和馍就下肚了，但仍然很饿。这一天的情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好象还是昨天的事。饿了一天，清汤里只有五、六根面条，车仍在摇晃前行，我咬牙紧随。四两馍馍算是一天的酬劳偿报，这种痛苦饥饿忧伤的经历，非过来人是无法想象的。

我被一右派分子领到人口似乎很稀少的一个村舍里。一进门，屋里正坐着新添墩的主要干部赵来苟，甘谷盘安镇人，他翘着腿斜着身坐在椅子上，红红的脸，神气十足，一副领导的架势，盛气凌人。

我一进门，想坐一下，再听他的训话，但他见我脚一进门，立即喊道：“李景沆，快去看守行李，这有一件皮大衣，带上快走”。他一面说一面把一件半新皮大衣叫人交给我。我只能带上这大衣转身出门。

说到这位“大领导”对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低个子，说话干练，身体单薄，红红的小脸。记得以前我从新添墩调往夹边沟本场支援时，场部发给我木工组每人奖金，我被评为头等奖，应领三元钱。但我的名册是在新添墩作业站，就指定回场后再向新添墩分场领取。待我回场后，向赵来苟干事领三元奖金时，不料他一听竟含笑讽刺地说：“你这样子，还能领三元钱头等奖，不行!只给两元”。我每见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愤怒，但我只能听从神的话，忍耐再忍耐。

村舍的周围是沙地，还有未挖完的萝卜。我瞧瞧四面无人，就立即用手挖出两个来，略将泥土一搓，就塞进嘴里，惟恐被人发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干做贼的事。

天已渐黑，只见行李乱扔在各处，这大概是拉车人随走随将行李推在了车下。按理是在车停处，将行李堆在一起，这样的沿路乱扔乱抛，或许是马行一日，也急于回槽寻食，而不受车夫的鞭令来停蹄，竟使车夫如此扔下右派分子的行李。这真是人贱物亦贱!

我跨过宽十余米，高约二米的无水河沟，站在乱扔的行李中，不知怎样度过这看守的漫漫长夜。境遇所迫，我先找到我自己的行李包，再凑近拉来三个一样高的大行李包，组成正方形，代作过夜的床位。一整天徒步跋涉，已精疲力尽，在刺骨的凛冽寒风中，我将身体蜷曲在这正方形的行李上，再将厚大衣盖在身上，就进入了麻木昏迷的睡觉中。后来我回忆，在这不到一平方米的行里包上我一动也不动地直到天亮，大概由于过度的疲劳就真的沉睡如泥了!

在这大寒的冰天雪地里，我居然沉睡不醒，直到行人的脚步声惊醒了我，当我用力爬起时，觉得全身像是用绳子捆绑着竟站不起来，我觉得全身冻僵了，经过一阵子的摇身摆腿后，才能直立走动了。

现在回想，这一连两夜，都是在摄氏零下25度左右的沙漠中缺衣无被，肚腹饥饿，过度劳累，极度消瘦，毫无皮下脂肪，人体热量严重不足，并且进入睡眠状态，循环减慢，代谢降低，按理我们应被冻死，至轻也应严重冻伤。竟然活过来了而且毫无冻伤!岂非生命在神的手中么?

太阳还在东山半遮面的时候，我已站在河沿上，数点散乱的行李包。有的已掉在二米深的干河沟里，有的滚在河埂底下被摔开了、掉出一些里面包藏着家里寄来的一些吃的东西。先到的右派分子看到这些食品，竟不顾该吃不该吃，也不理我，只是捡起来就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再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地寻找自己的行李。

我静静地站在河沿，看着这些狼狈不堪寻找食物的人，那可怜的样子，心想，即使寄这食物的右派分子的家人看到，也会谅解他们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中的右派分子，已被政府“教养”得失去了礼义廉耻，扭曲了人性。

有些是认识我的右派分子，远远地喊着：“老李，为何把行李送得这么迟?我们已当了几夜‘团长’了”。

事后才明白，所谓“团长”是他们来到这荒野后，因无任何防寒设备和房舍，大家每夜都紧紧靠在一起，团团围坐靠紧取暖，以度这荒滩寒夜，这样的一堆叫“团”。凡有人性者，闻此惨象无不伤心落泪。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爱护”下，我等为何要受到“粮草未动，兵马先行”的待遇呢?难道张书记和有关领导都不知这句古训?这样就能掀起春耕春播大战新高潮吗?就能给十年后的河西创造奇迹吗?

八、在明水作业站

一到南华镇再见不到沙丘和沙包了，地貌较平坦，远处是连接着的村庄，都隐没在树丛中，这是我初到南华镇的粗略印象。直至休息下来，神情稳定后，才看到这里是一条乱石沟，宽处约五十米，窄处不足十米，河岸高四米上下，最低也有一米的。沟底有成片成片的卵石平地，也有可开垦的沙地，周围农村可望而不可及，我估计要行二、三十里才能到达村镇。近处也有几户人家，稀稀落落、零零星星地散布在荒野中。

明水农场，据说是因有明水河而取场名，我们住地象是南华镇，是距高台县较远的一片不毛之地。当权者选这地来改造右派，想用改造右派分子的办法，试图把这块荒原变成良田，使沙丘变成花果园，这个梦想的天地果真是张仲良一伙要达到的目的吗?其用心真的何在?

新添墩的劳教右派分子，开始时大约有600人；夹边沟二分场和分配到几个煤矿者全场约近3000人。后来有很少一部分去了马嘴山煤矿，除去死了的，最后迁往高台县明水河农场的就不知其数了，总之，从转移到这里的人数已很少了。自1958年7月起，至1959年夏季前，死人都用棺木埋葬。此后，死亡人数逐渐增加，又因木材短缺，就停止用棺木了。据说由天水一中教师李绍侗用砖块刻上亡者姓名，代作墓碑铭文，作为记号，直接将死者挖坑埋葬。

明水河劳改农场的干部住宅，都是军用帐篷，右派分子的灶房是临时搭起的草屋，而右派分子的住宿地则是非常奇特的穴洞式：首先在久以干涸的河岸下边，选择3米多高的河床壁，再从河床壁向里开劈出长约2米，宽不到2米的与河床平齐的通道。在这通道的末端，又分别向左右各开劈出5-6米长，3米多深的沟槽。这沟槽形状如“丁”字形。“丁”字形的上横为槽身，在槽底靠后壁留有高约50公分的长土台，上面铺有一层薄薄的麦草，这就是右派分子的睡觉的“床位”。土台前是宽约一米的通道，可以通过“丁”字形的下竖为出进的道。槽的上方是露天的，为了遮风挡雨，就用木椽和麦草作顶盖，洞口挂有草帘，以挡风雪。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即使烈日当空的正午，洞内仍是漆黑一片。人从外面进去时，必须站立一会儿，才可以辨认出各人的睡位。这种临时性住处，本地人叫“地窝子”。

由于右派分子多，地窝子一时开挖不及，所以，在为数有限的“地窝子”里，挤满了像沙丁鱼一样的右派分子，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根本无法睡觉。

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也送至夹边沟改造，在我们转移到高台前，听说送到酒泉医院化验室被保护起来了。

在这些管理我们的干部中，也有不少舍已救人的好干部。在搭“地窝子”时，有一位三十开外的年轻干部，放下他那指挥者的架子，亲自给右派分子抬送椽檩。在搭地窝子的劳动中，他一直都一马当先，不怕吃苦。而其他一些干部则是在一旁指手画脚地训斥人。

在如此紧张的劳动时刻，总场夹边沟梁大队长只专心寻找这里的野山羊，他身躯魁梧，身挂长长的猎枪，新绿色的厚羊毛大衣紧裹在身，神气十足地站在河埂上，东张西望地在关心野山羊，什么搭不搭“地窝子”似乎与他毫不相干。

因我是木工，就被安排在一羊圈里。这羊圈原是一个窑洞，洞深四米，我的被褥占去三分之一的面积，其余是六、七只羊站立的地方。可幸的是我能与羊作伴，还能摄取些羊群的温暖，不至冻僵在窑洞里，当时对于臭味已经没有感知力了。

来到高台县明水河农场南华镇后的初始阶段，首先是要解决吃住问题。

灶房是两间大草棚，日日夜夜从草棚缝隙间，喷出来的缕缕热气，给人一些心理上的温暖。一次开饭时，为了争先领取晚饭的好位置，我怀抱搪瓷盒沿河沟走向灶房，突然发现前面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下，有一排“泥塑神像”一个挨着一个。这些“神像”怀中，也都各抱一个小饭盒，我惊讶猜疑，自言自语道“此地为何还有抱饭盒的神像?”好奇心驱使我趋步前往仔细查看：只见诸“神像”个个面如土色，神情木呆，因河沟风啸，这些“神像”帽沿上落着一层从崖壁上滑下来的沙土。姿态几乎都是一样的排列在那里。待我定睛观察，才明白这原来是等待领取晚饭的右派分子。因身体极度衰弱，为了躲避夜风的袭击，紧靠峭壁而坐。他们那饱受摧残的身躯，毫无生气的呆滞神情，一动也不动的，恰似崖壁上雕塑的神像，难怪被人认作泥塑的多经风霜的露天神像呢!

我现在回忆往事，若当时执有照像机，拍照下这些分子的形象，这形象就是在戏剧中也是难以装扮成功的，也可说这些形象是人间难得的活神泥塑之宝。

在这人烟稀少的荒滩上，先要安排好起码的生活用具，说到做饭，只有一辆古老的大木轮马车运输了煤炭就不能运输面粉，运输了面粉就难以同时运送煤炭，有时这就只能在夜晚开饭了!按情理必须有生活专用车，我不知为何缺少如此必要之车辆呢?天寒地冻，甚至在晚上九点才能打上晚饭，右派分子们因搭盖地窝子整天劳动，身体困乏，又不能按时吃上饭，只得屏息等待开饭，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糊糊喝在口里。等不住了，就得找地方躲避寒风袭击，我若来得早一点，恐怕也成了“神像”之一了。

听说今晚是羊汤，我饿得发烧的肚子，由不得向主求告：“主啊!今晚的夜饭是羊汤，求您赐我一块羊肉，暖暖我的肚子吧!”终于领到了半盒羊汤，二两杂粮发糕。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我到灶棚侧面避风处蹲下来，正狼吞虎咽地喝羊汤时，意外地发现盆中有个硬物，冻僵的手指伸入汤中，竟然捞得一只羊脚，长五寸余，虽无多肉，总能吃到筋条细肉的零碎肉丝，感谢神，这大概是炊事员给自己留下的美食，神让它竟落在了我的饭盒里。

又是一个晴天，没有风，太阳很红。我越过一条沙埂，见干部帐篷前放着满满一桶面条，面多水少，好像是很宽的荞面面条，这是供应右派分子的饭。因为一家干部一处帐篷，一家人不可能做如此多的面条。这就说明给右派分子的饭，先满足干部家属吃用之后，剩下的才给我们右派分子吃，人家吃稠，我们喝稀；人家吃面条，我们喝面汤。

现在农场法规已失去效力了，人都在乱跑乱窜，在附近四周寻求能赖以生存的野物野菜。

这里虽是纵横交错的河沟，但其间也有些麦田和其他农作物的耕地。我无力寻找这些野菜，多日乘天色晴朗，晒晒太阳以安抚烦乱急躁的心。一日，万里晴空，我移动沉重的身子，在离我地窝子不远的崖下坐下来。我背靠崖石，伸长浮肿的两腿，闭上双目。要享受太阳赐予的温暖，在这难得的平静时刻里，我不禁有所思，有所念：“世途为何如此崎岖艰险!此路又何其如此难行!”一幕幕苦难经历，一件件伤心往事，禁不住又在眼前闪现！我掏出身上所藏的小圣书，一心求我主基督赐我答案。我凭着信心，一打开，信手指向书中，手指落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章28节)。

这闪光的真理，立即进入我的心灵深处，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这话语何其甜美，何其真切，我手捧圣书，让高原美丽的阳光闪映在这圣书的每行经文上，再让这生命的泉水润入我这受伤而枯干的心田。我不知用什么话语来感谢赞美时时在眷顾我的神，我们复活的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心里是何等的甘甜!是的，我被拣选，又有神的引领，我还怕什么呢?受苦受难不都是神的旨意和安排吗?

唉!寻找食物以求生的难友们又在我四周窜来窜去，有一右派分子前来问我：“老李，你怎能如此的安然自在呢?”他那无依无靠慌张的心，怎能理解我这依靠神的心呢?

此后，苦境一转再转，苦难纷至沓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右派分子们，个个绝望、惊慌，但我的心与别人有所不同的是满有赞美和依靠神的心。

有一回，我坐在一高台上，天色晴朗，我的学生蒲一叶从坡下向我抛来一朵大叶菠菜，并喊叫：“李老师，你为什么还死板地坐着呢?该拿的要拿呀!活命要紧呀!”他喊着走开了。原来灶房运来一车菜，小蒲就乘机“拿”了一点又给我一把。小蒲原是天水一中五五级的优秀学生。他毕业后，因患心脏病，未获得高考资格。就在天水地区团委工作。反右中，竟被定为“黄峰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送夹边沟劳教，来新添墩后，常被列入病号之中。而今病号也无任何优待了，形势所迫，也敢于“拿”灶房的菜了。

有一天，我坐在路边田埂上，有一右派分子走近我，他热情地给我一个大霉包(这是包谷杆上长成的黑色粉状霉菌)。在这饥寒交迫的幽谷里，难得这些稀罕物，我急忙问“你是谁?”

他说：“我是天水铁路中学教数学的赵铁民，我常去一中听你的课，对你印象很深。李老师，今天我们又遇见了，这是给你的礼品”。我拿着这用钱买不到的宝贝，随吃随想，在这人人乱窜乱跑，各显神通，在寻找求生之物的挣扎中，竟能得到蒲和赵二位如此的真情厚爱。感恩之心怎能用语言来表达呢!使我安慰的是，他们俩也幸存了下来，至今健在。

在迁到高台县前一月多，场部通知右派分子可以向家里求援，向家里写信可以封住信封(以前是绝不允许的)。这一恩赐是给大家开了一条活命的路，我当然也随大家一同向家里求援了。

我先后接到家里的支援救济共三次。我给家里发信不到二十日，就接到一大邮包，它是五斤多油茶面粉，并有三斤黑糖，这珍贵的救命食物，惊动了大家。这时寇组长在我身旁，他以乞求的脸色望着我，我给他挖了一大碗油茶面，他带着万分感谢的神情走开了，此后我们再未见过。待我生还后，我才弄明白那邮包上只标明寄出地，而无姓名的食物，是我的表弟魏明寄给我的。他是我亲姑母的独生子，是由天水铁路局调至山西太原铁路局的职工。他接到我父亲的求告信之后，夫妻俩就一刻不误地给我寄出了这及时的救命之物。

后来表弟魏明也调回天水，令我伤心的是，二十多年后，他竟然过早离世而去。他夫妻对我的帮助，我永远铭刻在心。

此后的一月多，我第二次接到从家寄来的炒面，有二斤重。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也就是从新添墩迁到南华镇后的第一次，家里邮寄给我的支援，竟落在了别人的手中。这桩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追记在下面：当时我已至高台县明水河农场的河道沟渠中了。某日，场部通知：今晚要领右派分子的邮寄包裹，这也是明水河农场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发放外来寄件。晚饭后，约三、四十人围挤在办公室帐篷前等候领取他们的救命之物。那时天刚黑，干部也来了。两个干部，一个在喊名字，一个在送交包裹，个个都伸长脖子，恨不得干部一开口就喊叫自己的名字。那静听的紧张神态，我是无法描述的。我默默地祈祷，求望这次有我的邮包。

“李景沆”三个字一入我耳，我一跃身，接到二斤重的炒面布包。我怀着感恩的心，立即回到自己与羊同卧的小洞里。那是一个多么得安慰的平安夜呀!

不多日，一个右派分子拉住我的手说：“老李，场里杀了一匹马，很多人都舔吸流在地上的马血。咱俩去弄点吧”。当我俩走到二百米远的现场时，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凝固在沙土上的片片血斑，细看上去好象是用什么东西拈搓过似的，什么也没有了。

待我独自回到洞里，才发现我存放日用品的小木箱被人撬开了，一斤多炒面不翼而飞了，撬锁的三角锉放置在小箱旁边。我捂住悲伤得颤抖的心，静思这是谁干的?饿肠虽衰，但思路还清晰，那定是住在我洞不远处的那个右派分子。他曾是夹边沟木工组组长XXX，圆脸小个子，较结实，性子粗。我曾由新添墩临时调至夹边沟支援木工组加班的一些日子，他知道我的为人，以为软弱可欺，同时木工组三角锉的存放处只有他能寻得到。

我立即找到了他：“你为什么要拿我的东西?”他二话不说，用拳头直打我的前胸，又用脚踢我的大腿，并凶狠地指着我的脸大骂：“受贼名是不行的”。

被人批斗，被人侮辱多年的我，那敢与人撕斗，只好向场领导报告了，干部的答复是：“被人偷是自己不小心，去吧!”被盗、被打、被批评，人人皆有理，唯独我无理。我只能蹲下来，抱头痛哭了!事后我想，是不是这二人合作，一人先把我领开洞地，另一人再立即行窃呢?噢!这人心竟如此地毒辣险恶。

我们生活在这天寒地冻的洞穴里，破烂的棉衣远不能遮挡高原的严寒，右派分子的口粮减了又减，听说已减至每人每月十二斤原粮。高梁发糕代替了馒头，由稀面条改为稠面糊。再往后，渐渐地右派分子饭盒中的面汤，清得能照见自己的脸。

右派分子们浮肿的现象，从半年前已有所见，现在愈加严重。右派分子的人数逐日在减少，当然是冻、饿死了，死了再无棺木，只用死者的被子一掩，往沙丘上一埋了之。

能走动的右派分子到处挖寻可充肌的东西。我在一麦地里好容易从沙粒中挖出十余粒麦子，当每一粒送进我的口中时，我深信它能供应我生命所需的热量。我小心翼翼一粒一粒地咀嚼着这比金子还珍贵的麦粒。

看！一个右派分子手中掌着肉已吃尽，只剩半尺长小蛇的骨架，他边走边晃，要摔倒的样子。注视着这残余的骨架，我生性胆小，急抱住头，不愿再看这人间惨象。

这天，天色阴暗，寒风刺骨，我急忙拉紧自己串缝的不成形的棉帽，走在高五、六尺的大沙埂脚下。为了遮掩人的视线，就跪在一低凹处，带着战栗的心，在一阵突袭的风沙中向上天呼求说“天地的主啊！求你怜恤我，赐我力量来依靠你，赐我信心仰望你……”。

我拖着寸步难行的浮肿的身子，想在荒野间找点菜根给空空的肠胃作点交待。虽则每次都是失望，但总比在这羊圈里等死好得多!忽见不远处，一个人在摇晃，一细看！啊!王XX怎么断了两只手?他把两支扎了白纱布的象两只木棍样的上臂高高地举起，晃来晃去地慢慢移动。见此景象，酷似抗日战争电影中，在敌我彼此撕杀中而被救护过来的伤员。经询问，才知道这位常遇见的右派分子王XX原是兰州火车站某段列车长，他身材中等，形态精敏，因忍受不了折磨，便去卧轨自杀，幸而被人及时拉出，他双手紧抓轨道，致使双手截断。后来，他还是卧轨自杀了。一个精敏能干的车长，他的前途无量，且家有老小，为什么要卧轨自杀了此一生呢?

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其中原因个个都清楚明白。人在饥饿难忍时，什么文明都能丧失。如此惨忍的现状，是人类史上罕见的。残酷的现实竟将文明的人变成了相残、相食的动物。后来我发现我们中间：吃蛇者有之、吃鼠者有之、吃别人大便中未消化的谷粒者有之、如今吃人肉者更有之。在这里，野蛮、凶残、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即是我们的生活现实。我常常看到，某某人走得好好的，突然一跌倒就死了!在这里，死一个人，好比飘落一片树叶，无人关心，至多给沙丘多添一具尸体。这就是劳动教养的真实情况。

我自进入明水河河沟边的羊洞里，不到二十日就转移到不远处的一个“地窝子”里，这“地窝子”尽管外面寒风刺骨，里面却不太冷。

在这个地窝子里住着40余人。每人有半米宽的铺，铺是挖成的土台，上面撒有麦草，我们个个头里脚外睡，个个鹑衣百结，与叫花子不同的是有些人戴着眼镜，大多数戴着名贵的手表，一个个用毛巾捂着头，再戴上一顶不像样的大棉帽，仅露出一双失神的眼睛。棉衣上露出了赃兮兮的棉花，腰里扎着一根绳子，一个个缩头弯腰，在寒风中颤抖着。这些人不论天再冷风再大，只要能移动脚步，还要在沙田沙埂干涸的河床凹陷处，企图能意外寻找到可下咽的任何东西，塞进辘辘饥肠以维持奄奄一息的生命。那里河中无水，水从何来，我也不知，一大盆清面汤，已足够每日水量了，就毋须寻找饮水。我从新添墩离开后，再未洗过脸，刷牙是从未有过的事，其他右派分子的脸比我的脸更赃更难看。

九、明水农场最艰难的阶段

1960年10月中旬的前后，死亡到了最严重的阶段。

对于梦，我从来不太重视，但在这危险关头的这一凶梦，却不能不让人感到很蹊跷。梦是这样：在我家房门前，有一大石块，石上捆有铁丝，当我举斧用凿剁断这石上铁丝时，我的北房三间立即塌陷，房基竟成无底的沼泽地。梦是又短暂又是那么清淅!又是前后无任何联系。

梦一醒，惊吓得我浑身冒冷汗，身体发软。我不禁自问，难道这是死期的预兆?在万分伤感的悲哀中我不得不向主耶稣基督求告了：“主啊!我的终点路牌既已插定，我怎能越过它半步呢?不过我有所求，假定我此刻死去，我双亲一但闻讯，在万分悲痛中，必行短见。倘果真如此，我这神的儿女当然是使父母自投地狱的绊脚石，神啊!我今求你，叫我生还回家，待将双亲服侍归祢，我这个不孝之子，情愿因信三一真神，再次送往夹边沟农场，受苦饿死，同时再行枪毙，我毫无怨言。求神垂听，求神怜恤，阿们!”我在被汗浸湿的衣襟里，如此反复地向主求告后，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了。

此后不多几日，我又梦见我站在一大河边，两手捧着满满的、热气腾腾的两碗白米饭；待我一转身，怎的又站在一楼房的台阶上，这楼坚如保险钢柜，忽有倾盆大雨，狂风怒号，浊浪排空，楼座整体被巨浪颠簸而去。此时此刻，我竟成了一个小铁球?紧贴住楼座墙壁而顺势滚动。在这和谐的滚动中，我情不自禁地吟咏着“何其平安，何其平安!”的赞美声。这梦与前一梦一样清淅明朗。

这梦是否有其深意，待我将第一梦与这梦反复比较思考，终于开窍了，第一梦说明我用自己的力量所建立的家室，将要毁坏无余，再非人力所能复原。第二梦说明从今以后我再不受饥饿之苦，此后世上将有大灾难降临，唯独我在主里有平安。

这两梦我理解后，心全然平静下来了。这时我唯一的指望是能通知家人速速来看我。我已写好一电报稿：“立珍妻，我病危，速来!”电文与电报费虽已备好，但发出无门。

按理说，农场管理部门应力所能及的帮助右派分子解决各种困难，但他们对右派分子的正当要求都不予理睬。究竟是管理人员不近情理，还是组织上有规定，我们不得而知。

一天，我在“地窝子”前碰见一位早年熟识的，曾居天水市的外籍妇女。她来明水河农场看望丈夫，那知她丈夫在三、四天前刚刚埋葬在黄沙堆里了。她临走时，我求她返回兰州后，代我发送我手中的电报，不料她竟拒绝了我的请求。

次日，我无意识地走上我所住地窝子附近的，满有小卵石的一地段，在这盖满卵石的地段上，有两条被行人踏出的十字形小窄路。当我从这端小窄平路往前行时，我见一位干部从左侧另一端小窄平路上向叉路交点处走来。不知为什么那么巧合，刚到交叉路口，我俩相遇了。正在我俩停步相让之际，我忽然想起手中的电稿，就立即拉住这位干部的手，求他代劳发送，他竟甩手拒绝。我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香皂，塞进他的手里，他怒目不收。我哀求说：“干部，你瞧我这脸已月余未见点水，你若不收，我要扔掉它”。他见我是真心实意，遂受之，再接过电报文稿转身而去。

四、五日后，场内医务室通知要体检。自进场以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我带着平静的心，坐在医生桌前，医师用手电筒先在我的眼球上查看了又查看，再问我说：“你给你家留什么话吗?”我立即理解他的意思：“你有什么遗言”?

因我有梦境的启示和安慰，对此我就一点不感到恐惧，只是平静地回答：“没有”。医师瞧瞧我，我瞧瞧医师，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再说什么。

走出医务室，我反复思考，瞳孔散大，是要立刻死亡的征兆，正因有主的安慰，我只能呼求于主了!同时我又设想，假若我能在今后三天平安度过，我定能生还回家。

第一天小心翼翼地在祈祷中度过了。

第二天，我仍**在这阴森的土台上，仰望上天，直到夜幕降临。我饥饿难忍，肚子发烧，就在这危急关头，我还怀有依靠主的信心和力量。为了避开人的眼目，就偷偷溜出地窝子，再爬上窝子的侧坡，这时夜色已浓，但还能看清二米之内的大略地形。严冬刺骨的夜风，使我这厚皮大衣好像成了单薄的夹衣，我直立酷风中，仰天放声呼求：“宇宙的主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旧约时代，你曾用乌鸦与饼的神迹供养你忠心的仆人以利亚，而今你爱世人，我也求你再显神迹来救救我，赐我一只兔子，从远方跑来，以充我难忍的饿肠，奉主的名!”我满有信心地这样呼求。

我这样呼求之后，又想到兔子若在20里之外，飞也要时间，在这冻死人的夜晚，我要等待几时呢?况且天父是否应允我的呼求?这一念头使我举起右臂又呼求了：“主啊!祢若应许我的祈求，求祢叫三只飞鸟从我头顶飞过”。随着祈祷声伸出的右臂还未举直，哪知竟然有三只飞鸟从我脑后掠过头顶，垂直落在离我脚不到一米的眼前!我弓身细看就是三只雀鸟，那在地上啄食吃的动作，紧紧吸引了我!其动作是这样：一只伸颈高高扬起小脑袋时，另一只嘴已触到地面，再一只的头正伸至中间，它们依次交替，上下交错，谐调有序、啄取地食，当时我眼睛明亮，头脑清晰，观察得清清楚楚。

我不禁自问，这正当寒冬的夜晚，即使是夏季的黑夜，雀鸟也都已入巢，一般不会有麻雀夜出觅食的现象，但现在鸟落于眼前，绝非幻觉，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被理智的推敲惊得呆滞了!

正在这呆慌之际，我恍然大悟，在这有指挥式的鸟舞演示动作前，我再也不敢多投上一眼了，就直腰转身、回自己的苦窝了。心里充满了神赐大恩的喜乐，高兴得忘记了眼前的痛苦。

此时，谁能理解当我看见这神迹而不再久等恩赐的兔子呢?真的!即使有兔子在手，因我无厨具只能茹毛饮血。即使煮熟，这空肠日久，仅仅几片肉，就能置人于死地!这一切难道天父不知道?

此后我才明白，那不是真鸟而是异象。那种有指挥式的雀舞画面到现在虽已隔40余年的今天，好像是昨夜发生的事。

这一晚是我注意观察的第二天晚上。

因我两腿冰冷，两脚也感觉麻木，我上土台钻进被子后，试用右手抓住脚尖，要使麻木的脚有所缓解，抓了一整夜，直到天亮。这脚尖不但未得缓解，反而使我手像抓了一块石头似地那么冰冷。

第三天，当晨光透过地窝子的草帘子，直射在我的铺位上，我再从衣袋里掏出圣经，看看主对我的安排，为了避开人的注意，我用被子蒙住了头，再掏出上衣口袋里的小圣书，从洞口草帘缝间投进来的亮光，能使我看清字迹。一揭圣书，经文是：“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罗马书》8章35节)这字字句句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我似乎觉得主就在我身旁低语，祂钉痕的手在抚摸我难以忍受的伤痛，我紧闭将要哭出声的嘴，让感恩的泪水滴进我枕边的草秸。

为了纪念这蒙恩的日子，我在这节圣经页边上记明“1960年12月4日”的字样。

太阳已高高升起，我移步出了地窝子爬上另一侧沙丘，打算依崖而坐，晒晒太阳，再看看神的话。不料，在我左上空飞来四只麻雀，落在离我不远处，我立即反应出昨夜是三只，今早为何又来了四只?这三年来，我从来未见过任何鸟雀。正当如此推想时，忽听见坡下有声音在喊：“老李，李景沆，你妻子来了!”

等我转身时，我妻赵立珍已到了我身旁。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悲喜交加，扶我依崖而坐，她立即拿出20多斤杂面面粉，一小瓶清油，四个鸡蛋，两个约有四两重的小麦饼。我迫不及待地把馍馍放进嘴里，再问问父母儿女的情况。

这时，我身旁的一位师大校友，是我在前半月传福音给他，是三年来我唯一结的果子。我看他把眼盯在我的馍馍上出神，我便把一小块馍馍塞进他的手里，他立即走开了。

说到这位老校友，现在我记不起他的籍贯和名字了。只记得他有一米八的个子，脸形长，目光炯炯有神。一天，我坐在地窝子附近的河沟崖下晒太阳，随口传福音给我身边坐的这位中年人，不料他立即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他说：“我的名字从今日起叫‘若水”，我惊奇地赞赏他这很有灵意的名子。

此后我们有两三次偷偷的灵里交通，我劝他专心依靠主。在最后一次交通时，他告诉我他作的一个梦：“在一个布满黑云，极其可怕的旷野，老李，你是一只羊，在追赶前方隐隐可见的一群羊，我也是一只羊，在你身后较远处，你不时地转过身呼唤我说：‘这是正路，这是正路，’我挣扎着跟着你。这时天地黑暗雷电交加，极为可怕，我突然寸步难行，跌倒下来了，一跌倒我就醒了。老李，这是什么意思?”他含泪地问我。

“兄弟，我们都是神的羊，我们现在的处境，不是雷电交加的旷野吗?你我都是神的软弱的小羊，不要怕，只管求神赐怜悯，终有回家的一天”。我仅用这些话语来安慰他，要他有坚定的信心。

四十一年后，为了纪念这位弟兄的得救之梦，我请甘肃省天水师院的美术教授范永杰先生给我画了这幅梦境图，挂在我的书桌旁，每当我的目光落在此画面上时，似又置身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境地，也提醒我“在主翅膀下有平安”。

我妻子没有详细告诉我家中的情况，只掩饰地说“大人娃娃都好，等你快回去哩!”直到1961年我生还后，我妻才告诉我：自我离家后，所生男孩为了保全他的小生命，只好送了人。随即十三岁的大女儿绿竹，因病无钱治疗，回天家去了。此后的生活越过越困难，实在无力再支援我了。两次给我寄的炒面都是从老小口中的供应粮中挤出来的。

她才告诉我：自接到我的病危电报后，只能求救她独居的养母和如同骨肉的肢体王建基弟兄，在他们的资助下，她才带着她那虚弱的病体不顾死活地去了明水河。她从高台返回天水后，一直睡了半月，才能上班。

除上述的情况，她还追忆着说道：她感恩的是在兰州至新疆的火车上，遇见一位右派分子的家属，她丈夫由夹边沟迁到高台县的XX农场，此去也是专送粮食，待她俩找到这位女人的丈夫后，在多人的帮助下才知道我在距离高台农场还有三十余里地的地方哩!好不容易乘上往明水河送煤的一辆马车，才找见了我。

我妻来南华镇的明水河后，她只能在我身边过夜，每夜只能扎紧自己的外衣，依身在土台边沿来作床位。我的土台睡位正对窝子洞口。夜间人静，本窝子的一右派分子乘人不防，竟将我妻头枕的手提包抢走，直奔出了洞口，我妻立即追赶，那人丢下提包，不知跑向何处?

令人伤心难忘的是那一夜正是大雪飘飞，地上雪已深至半尺。我同室的这位难友，为了活命虽有如此之举，但不知如何熬过那一夜。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想到这里，我心怎能不痛?

次日傍晚我低声哼吟圣诗：“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熄灭……”窝子里的一年轻右派分子在我背后的角落里高声问我：“老李，你怎会唱教会的歌曲呢?”他边喊边走近我。其他几处地窝子都是宽约三米的矩形，而我现在住的地窝子却是一方形，所以我身后还有一排土台，门侧还有一个能放煤炭的小炉台。我俩就围着有微弱火星的这小炉交谈起来。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南京某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年27岁，他伤心地感叹道：“人，怎么落到这个地步?”正要开始交谈，一位干部进来了，粗暴地喊叫：“说什么，快点睡!”这位年轻人悻悻地走过去，爬上自己的窝子。

就在这个深夜里，我在熟睡中，被喊声惊醒了：“不要动!”三个人抬着一具光溜溜的尸体，直掠过我的头顶。我知道这是每日司空见惯的事，不足引起同室人的惊奇。

天一亮，我妻发现有五具用自己的被子捆着的死尸，堆叠在一起，像堆叠面粉袋似的，在等待装车运走。运走前，我看见在尸体旁立放着几根短树枝，这枝条的上段削出一个平面，上面写着某人的名字。从这名字上知道和我谈话的那位是主内弟兄，他的名字在相隔40年后的今天，我全忘记了。

我妻在第五日一早就动身回家了。临行前我再三嘱咐她要在一月后再来看我一次。

待我生还后，她回忆在返高台县的往事说：“那五日饭食是为‘右派分子’家属而特别优待的佳肴，但这佳肴其实是难以下咽的清汤野菜，馍是软乎乎的包谷面发糕，就那五天，她是咬着牙度过的”。

按理说，在我妻动身回家后的半月内，我应是平静安稳的。因身旁有面有油，在别人看起来是求之不得的“丰盛”，但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却让人无法解释，情况是这样的：

在那生命垂危的日子里，我每晚都是凭信心将漫长的夜交在神的手里，凭信心躺卧在神的赐恩座前，以度难熬的长夜。但不知为了什么就在我妻离开的那一夜，我的心情竟一反常态，脑子也清晰，思维也正常，就是不能如往常一样地平静入睡。内心总是有一微小而单调的声音：“三支箭不能折断”；“三支箭不能折断……”，这单调的声音连续不断地在我心内反复回荡，细微而清晰的缠绕着我的心，我再挣扎要入睡却是无法摆脱这声音的干扰。夜深人静，窝子里无一丝声响，唯独有“食品”的我却如此反常。八点、九点、十点、十二点、一点、二点……那“三支箭不能折断”的单调声，就这样隐隐持久地一直回荡至天亮。这音源是在上、是在下、是左、是右，我无法分辨，但总是明明白白的清晰低语。有时我觉得有一力量叫我起来，但我偏偏要挣扎着快快入睡，再努力，再挣扎，也不能摆脱这单调声的干扰。这单调的“三只箭不能折断”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不明白！

那一整夜，就在这低语声中多半清晰，少半似迷似醒地度过了。天大亮了，窝子里开始有了动静。我费力地穿上衣服，从台上爬起，想在外走走，以清醒昨夜迷糊的头脑。但当我下台移走三、四步时，摇晃欲倒，力不能支，我又立即爬上睡位，就突然不由自主地大喊了：“把我往出抬!把我往出抬!……”

干部来了，直立在我头前。因我头在外，脚在里地睡着。“胡说什么?”这责备的声音，我迷糊地听见，但身不由已地还在大喊：“把我往出抬!把我往出抬!”

干部走后，同室一个右派分子认为我要死了，就乘机抓起我头前土台下放的煮野菜的铁皮筒子，往外跑。我脑子突然又清晰地向那人直喊：“放下来，我还活着呢!”，那右派分子灰溜溜地把铁筒子又放在原处走开了。我又在迷糊中重复着：“把我往出抬”的话语。

喊着喊着，我的脑子逐渐清晰过来了。

我渐渐醒悟了!这是撒但企图致我于死地的伎俩。我立即改换了口气，我又喊叫了：“荣耀归主名，复活的基督救我!”连续这样大声喊着，越喊越感到脑子清晰，但不久又听到有话说：“你把你妻子带来的面粉撒掉，把油也倒掉，它们都不能救你的命，快起来撒掉!快起来撒掉!”

我立即明白，这完全是撒但的作为。此刻，我的回答是：“撒但，面粉是父母一把一把存起来的，油是我全家一滴一滴省下来的，为什么要撒掉呢?”在连续大声喊叫中，我进一步明白撒但要在这时候夺去我的生命，要与我争战。于是我立即改换口吻喊叫：“我戴上救恩的头盔，以公义作护心镜遮胸，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又拿信德当作藤牌，手执圣灵的宝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命魔鬼退去!”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似手执宝剑，把手臂伸向上空，作刺击动作后，我立刻平安入睡了。直到晚间用饭时，身旁睡的难友呼叫我：“老李，起来吃晚饭!”

当我醒过来，侧身接来我的饭盒时，有一尖细的话语在我耳内清晰地响亮了“你喝了这糊糊，它就撑死你”。我分明知道这又是撒但的话。我立即明确地答复：“撑死了也是主的人”。同时我有意识地加快喝了这碗糊糊汤。

那一夜是我平生最感舒适而平安的一夜，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每一根骨头，好象都是被安置在为骨骼结构而设计的精致丝绒器皿中，是那么地妥贴，是那么地舒适。一整夜安安静静睡着了，比小婴儿躺在母怀里还要安详。

天亮了，我醒过来，我想起昨天的大喊大叫，一字一句的内容，使我恐慌起来。因为我是为信仰而改造的右派分子，而我在劳教队竟呼求耶稣我主的名，公开暴露基督徒的身份，这将怎给组织交待呢?在慌恐和惧怕中，不由得我转身追问身边的难友：“昨天我怎么啦?”“唉!你昨天一整天都在喊‘哒、哒、哒’，起先还喊叫‘把我往出抬’呢?”经这么一说，完全解脱了我惧怕的心，我也完全明白我在撒但的攻击中神与我同在，拯救了我。

此时我深信我已脱险，我定能带着神的荣耀回家了。喜悦感恩的心，只能说在这死阴的幽谷中，我亲手摸到了神的杖，神的竿，我闭上充满感恩泪水的双眼，激动地说“主啊，祢为何如此眷顾我呢?”

我正在感恩时，有一人前来叫我：“老李，你的那位朋友也与你一样地在喊叫了。他让我叫你来。老李赶快去，他在大声呼叫你”。我一听这话，就知道他也被撒但攻击了。但我又想我去他的地窝子，那里不能公开祈祷，又有干部在旁监视，我怎能暴露基督徒的身份呢?在这样软弱的信心支配下，我立即用被子蒙上自己的头和全身，跪在自己的铺位上，默默地急迫地向神呼救。

哪知在十余分钟后，有人告诉我，那位弟兄死去了。此后我心痛难言，只恨自己自私又缺乏信心，怎么还能谈到爱心呢?竟使弟兄落得如此结果。在此后多年里，我常为此痛责自己，不得安慰。

“这位弟兄是否得救了?还是被撒但夺去了生命?”这是我多年不得而知的悬念。后来我终于想通了，他肯定得救了，因为他已是一只羊，一定是神的儿女，既被蒙召，虽在旷野苦难中跌倒，他还是一只羊。难道一跌倒就不是主的羊了?哦，神的爱何其高深!我心也就有了安慰!

对于“三支箭不能折断”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预示着什么?我一直在思考，在推敲。一直到我生还后第四年，即1964年的一日，我在街上边走边思索时，忽然醒悟了：我被庇护在三支箭的中间，而三支箭是代表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大能。三一神是全能的，是无所不在的。我既被三一神所佑护，怎能被撒但折断呢?至此，我除了由衷深感神的大恩外，还给我再取一名为“李箭三”，以作蒙恩纪念。我再说我曾在1956年腊月28日一早，看见神显示的白光后，为作蒙恩纪念我取一名是“李启光”。这样我除属世的名外，就有属灵的二个名字：李箭三和李启光。

此后的几天里，我全身又无一点气力了，甚至转动身子也困难。

一天，地窝子高土台子上的难友对我喊着说：“老李，把你妻子带来的东西放进你的被子里去”。言下之意是凡能吃的东西随时都有被抢走的危险。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体力已衰竭到连举手转身把妻子带来的东西拉进自己的被子里也感到困难了。

此后我逐日好转，慢慢地又能走动了。

我妻送来的20多斤面粉和四两油，我计划最少要吃一月，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急速食用，会加速死亡。

一天，起床后，一走动觉得全身冰冷，待我走出地窝子，觉得有风从我衬衣领口中吹出来，同时又觉得裤带松懈了，我吃惊地解开大衣，摸摸腰间，当我手直接摸到屁股时，才发现我屁股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我的拳头完全可以塞进盆腔里，我再摸摸全身各处，是全身浮肿消散了!现在只有骨头架子，从裤管下口吹进来的风，当然要流窜到全身，袖口领口自然成了出风口。为了防寒，我只得用绳子扎紧裤脚，再扎紧袖口和领口。这五个扎带的吓人样子，是世上罕见的奇异着装，我的形体变得十分吓人。

待我生还后，我多次询问医师，突然消肿的现象是否是死亡的先兆?医师说：“水肿突然消退，很容易造成体内水、电解质平衡严重失调，导致死亡。当时这种浮肿是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低蛋白水肿。你吃的那么一点面粉之类的食物和四个鸡蛋在几天之内解决严重的低蛋白水肿是不可能的”。至此，我只能从内心感谢神，这完全是神的。

我们进场时，听说每人每月口粮40斤。以后一减再减，现在已减至折合12斤面粉的原粮，即13斤原粮。听说上面有新的规定，不足部分由农场自己种粮养活自己。可是在大沙漠盐碱地上，春小麦亩产几十斤，甚至有种无收，怎能解决1000多人的口粮呢?这样的政策规定，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唯独剥夺了右派分子的口粮。这样每天四两面粉，一天吃两顿，每顿二两，只能做点糊糊喝。起初每天两顿糊糊汤，大家都早早地排成长队，各人抱着饭盒子默默移动着脚步，有的柱着木棍，有的一蹲下来就很难爬起来，这情况是来明水河十多日后的事。后来，我们再没有力气到伙房去排队领饭了，只能由灶房大师傅，将清汤送至地窝子，分送给各人喝。

某一天傍晚，我听见一名死者的母亲在嚎啕大哭，她哀哭的情调，在那死寂沉沉的寒风里，显得十分扎人心腑：“我儿啊，你为什么不等我，叫我看你一眼呢……”这哭声中的字字句句都刺痛着我们每个右派分子的心。我们个个垂头闭目，流着共鸣的热泪，各有所感，各有所思，各有所忧，各有所痛!

我们彼此相问，才知这位老母亲从远道而来，要看他的儿子，谁知道她刚踏进离我们不远的他儿子所在的地窝子时，恰是她儿子断气的时刻，命运给这位母亲的安排是何其残酷啊!唉!人生为何如此悲惨啊!作母亲的永远失去她含冤死去的儿子，儿子在弥留之际，也没有看到母亲一眼，这真是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啊!

没过几天又要第三次大搬迁了。凡搬迁的人都是能移动脚步的，现在我竟有了力量，能移动身子，去走到一华里远的新地点，一间较大的地窝子。至于不能走动的重病号是怎样搬迁的，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事。

在每次大搬迁中也在不断地调换着地窝子。这充分说明右派分子死亡人数天天在增加，剩下的人集中再集中，便于管理，好清查人数。

我生还后，第一次见到蒲一叶时，他曾说：“我们在地窝子最困难的时候，有一天排队打饭时，我前面站着李绍侗(天水一中蒲一叶的高中语文老师)佝偻着腰，头发很长，面色蜡黄而又浮肿，举步十分艰难，说话也只是呜、呜、呜地听不清楚，又冷又饿直打哆嗦。那时我打了一碗面糊糊，两手捧着盆子，赶快端回窝子里准备慢慢喝。回头中看见你，手捧着碗，一口喝了个底朝天，接着又踉踉跄跄地往回走，进门时，被草帘子挂倒了，挣扎着爬不起来。这时后面来了一个人，即朝你身上踹了一脚，还骂道‘装什么死’，这时，我急忙把你扶起采。你就好像毫无知觉似的摇摇晃晃地爬上了铺位”。蒲一叶说的这段情景，我全然记不清了，这是当时的生活实况，比比皆是。蒲一叶还告诉我说，没过几天，李绍侗也含冤九泉了。

李绍侗甘谷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是甘谷县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和王锦、卢剑英三人是五十年代天水一中高中语文教师中的精英，颇受学生爱戴和欢迎。

那时的右派分子还能走动去打饭，此后要去打饭也无力走动了。

我生还后，见到杨世华老师，他原是天水一中历史地理老师，后调至三中，划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因逃回才保全了性命。他告诉我，除夹边沟的新添墩作业站外，还有另一个作业站在北沙窝的“梧桐园”，梧桐园地处夹边沟与新添墩两地形成三角形的另一端点上。在迁往高台明水农场前，这三个场地每天都死去三、四人，他还说：“老李，你太幸运，在木工组时间长，哪能知道外边的惨痛事，我是被派定的广播员，与干部接触的机会多，当然别人不知道的我能知道，唉，事还多着哩。以后再详细说吧!”

我们又搬迁了。但这次搬迁比以前的几次搬迁更紧张更杂乱，因为各个干部的神色都很紧张，他们的步履已慌乱不稳了，这个新地窝子又潮湿又黑暗。刚搬进的第一、二日内，有位右派分子被安置在我脚下二、三尺远的过道侧棱上，不知是没有地方安置，还是因其他原因而不予安置在妥当处。他全身复盖着大厚被子，终日不停地哼哼着，也无一人去救治他，更无一人过问他，干部不给他一点应得的饮食。他哼哼地叫声，我听得很清楚，凄惨极了。我除去为他伤心难过外再无另外一点援助之力。他一直那样哼哼了两三天，才悲惨地断了气。大家都知道这位右派分子是个未婚的四十多岁的干部，职位和来自何地我一概不知，只好称他为无名的死者，这位被活活饿死的人，农场干部和炊事员都不屑一顾。“死不瞑目”这四个字不足说明这位死者的含冤惨状。

蒲一叶又给我说过使他非常伤心的一件事：在他的窝子里与他卧铺相邻的还有一个外号叫“小开”的二十三、四岁的上海青年。他成天昏睡着，一醒来，便放声大哭，不停地喊叫着“妈妈啊，妈妈啊……”直喊叫到困乏昏睡为止。过了一两天，小蒲一觉醒来，发觉铺旁已空，“小开”可能是昨夜死去后被拖出去了。

在我们这个地窝子里还发生了一件惨不忍睹的事：当门上草帘未掀开时，窝子里总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右派分子整天蜷伏在铺位上不停地呻吟着，各人都等待着自己的悲惨结局。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长久不大便，大概是因吃面粉太少的缘故吧，但每夜却大量排小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因此各人都有两个盆子，一个小的是领面糊糊的饭盆，一个大的是作小便用的便盆。一天，两个炊事员掀开草帘子送饭来了，提饭桶的和拿勺子的动作，在射进窝子的光线中能看得非常清楚。我看见一个炊事员?当接过正对门口睡的一个右派分子的饭盆舀上两勺糊糊后，竟将舀进的一个胡萝卜用手拣出来，放进自己的口里。另一个动作是当他接过另一右派分子的饭盆来时，发现盆中有大便，这炊事员就顺着身子，把这盆子在门口土壁上一抖，抖下了大便，竟将面糊糊直接舀进这个不加冲洗的饭盆里，再送给这个右派分子，那右派分子毫不迟疑地端起来就喝了。这使我不禁要问，炊事员的人性竟沦落到这种地步，难道炊事员也吃不饱?不，我想是临时送饭的，否则绝不是那样饥不可奈地完全失去了当有的理智，竟能作出如此非人道的事情来!

我生还后，从其他生还回家的右派分子口中，听得也有些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农场时，就已断定自己没有活的指望了，就破口大骂，不怕一切后果地骂出他自己的冤情。使我们听了不寒而栗。如天水一中校长任纪文就是其中一例。

两年多来，使右派分子们感到劳动无望，生命无保，政府无靠，亲人无援，从精神上肉体上彻底断绝了他们的生路，于是在临死前绝望地向天地喊出积压在自己心底的冤屈和苦愁。原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杰三在《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说，右派分子有‘五大愁’即：“摘帽无期；改造无头；老婆离婚；饭吃不饱；熬不到头”。

又有一天，距我不远的一右派分子在大喊大叫说：“我的妻子是甘肃省财政厅的XXX(其名我忘了)，快快通知她救我一命啊!”他再喊，也没有人管。按理，这是场内干部的责任，我真不知政策对右派分子该如何对待，但是干部连一点人性也没有!他就在这样无人过问的喊叫声中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那年月，是环境和人性扭曲的时代，死人的事竟是那么容易，那么简单，说死就死，死神时时守候在右派分子身旁，死亡的幽灵时时笼罩在右派分子头顶，死亡的恐惧紧紧抓住每个右派分子的心!右派分子在睡前常常有这样的乞求：“朋友，你若醒来，摇摇我”。言下之意是看看我，是死了还是活着?

十余日后，我们又调整到一个较宽敞的大房里，房内安置了十余人，环境比“地窝子”好多了，但死亡人数还是继续不断地增加着！1960年10月中旬(10月是河西走廊附近最冷的季节)，濒临死亡的右派分子多日都蜷伏在自己的被筒里，有四分之一的人连翻身也都困难了，真像医院里重病号那样衰竭无力，谁死谁活，除非靠紧各人身旁的人能发觉外，其他人都无从知晓。即使在白天死了，也只能在夜间偷偷地移出去。因此我只感到房子里的人，在逐日减少，而减少的人数，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

当我还能走动时，肉体被如此摧残，内心负担过于沉重，我就向神发问了：“天地的主啊！为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如此难行呢?”我用信心再次翻开上衣口袋内藏的小圣经，一打开，手指处是：“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祂受苦”(《腓立比书》1章29节)。神的答案竟如此明确而有力，此后，我的心便得安慰。再苦再难，我深信只要主与我同在，这死荫的幽谷，定将会走出去的。

我在潮湿而阴森的地窝子土台上，脑海里曾有过这样一副画面：一所可怕的牢狱被撒但严严地看守着，我是一个被名利弄昏头脑的罪人。一日从天上下来一位天使，这天使冲进牢狱，一把抓住我，把我放在他的飞马上，冲出牢狱，他一手扬鞭，一手向后拦着我，奔向天国。我无肉的屁股紧贴在飞马的后部脊梁骨上，在马的飞奔中，前胸被迎面寒风大大刺痛，屁股似坐在尖刀上摇摇欲坠。在这极度难挨的饥饿中，我喊向天使：“鞭马稍停，使我有点喘息”。但天使说：“一下马就被撒但追上，要咬牙忍耐，目的地就在眼前”。这些安慰的话使我再把头抵住天使后背，深信一切美好都在眼前。

这副画一直安慰着我，我只能依靠创始成终的我主耶稣基督，走完我这一生的苦程。

前面我曾写到我市一中教师杨世华，他口齿清晰，记忆超人。他与我生还后，我与他多次谈及夹边沟的事，从他口中我又了解到我无法知道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说：

(一)1960年7月，有个北沙窝的贺守瑛，是从地质队送来的。吃了家中寄来的包谷米后，大便下来未消化的颗粒，立即被一个从定西粮食局送来的劳教右派分子邢树义捡起来，用水冲一下，就急忙送进嘴里咽了下去。

(二)1960年8月，我在北沙窝劳动时，有一个从临泽县送来的右派中医邓立之，原籍山东，大个子，脸红红的，胖胖的，人很老实，由于长期饥饿，刚刚死去。尸抛沙丘时，被三个劳教的人拨开沙子，割掉了邓大腿上的肉。吃人者其中一人是我同帐篷住的来支援大西北的天津青年名叫“吹跟斗”(谐音)，是从甘肃天水地区XX县文教局送来的。晚上三人合伙割邓立之的肉吃，剩余的拿来藏在“吹跟斗”睡的被窝里。第二天，他们同住的人，都发现“吹”的被窝里有很多粘稠的血迹。此人被干部叫到队长帐篷里审问的时候，我曾打过他两耳光。他生还后，我在天水市街上还见过“吹”一面。

(三)在夹边沟管教干部中，有一位公安厅来的年轻队长白连奎，大个子，胖胖的年轻人，待人热情，善良，带领劳教人员搭地窝子，他是亲自带头实干的好干部。

(四)1960年春天，在夹边沟以北的北沙窝劳教时，有一个和我一同从地质队送来的非常精干而漂亮的小伙子项文林，当时只有20多岁。一日，因他没有完成每人每天深翻一亩沼泽地的艰巨任务。被代严队长监工的劳改释放犯(后为就业工人)芦福保检查发现，然后报告给管教队严队长。在当天下午打饭时，严队长就扣了项文林的晚饭。项文林抱着饭盆一直等到全队都打完了饭时，严队长还不给这夜饭，项文林跑回我们住的帐篷。我们都给项文林出主意，想办法。叫给严队长求情，甚至跪下也行。果然项文林这样去向严队长下跪求情，结果无效。没有任何办法，当时，项文林整天劳累，饥饿难忍，实在熬不住了，便跳在一口大家饮用的约有六七米深的阔口水井中。一整夜没有回帐篷。第二天一早，炊事员打水时，发现有人死在井里。我心里一惊，在项文林的草铺上寻找他，没有人，大家在井中捞出后，才发现，正是项文林。就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在劳改释放犯芦福保和严队长的如此工作方法下，活活逼死了!

(五)我在1960年夏天，在北沙窝劳动时，我同组的一位右派分子是从徽县文化馆送来的，叫李崇厚。一次他的爱人唐凤梅(徽县烟酒公司门市部主任)来北沙窝看他，有人通知他去接爱人。下午一出去，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天明才回来，原来在这荒无人烟的沙丘地带迷了路。后来李崇厚也饿死在北沙窝。

(六)据调查，1957年甘肃省各地送来的劳教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单位公报私仇，以个人恩怨打击报复栽赃陷害，诬陷为“右派分子”、“坏分子”、“历史**”、“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分子”……等，例如天水一中校长任纪文的“右派分子”罪名，送夹边沟劳教，不幸成为冤魂中的一员。然后闻知，1962年整理死者档案时，竟无任何材料!难道对任的审查，批斗及决定送往的文件就一一不翼而飞了?又如天水一中教师张君奇，因与他的学生恋爱而结成亲眷，虽有结婚的合法手续，也被以“坏分子”的罪名送夹边沟劳教，张老师经数次逃亡，才保全了生命。

(七)1959年甘肃省送往夹边沟劳教人员约2800余人，死亡人数高达近1800余人，生还者约1000人，直到1961年1月全部释放回家后，我去夹边沟亲自领取户口时，原夹边沟干部王志民让我代他抄写死人的名册时，我大略记得了这个数字，而且右派分子死亡原因场部统一规定为“心力衰竭”。

以上是杨世华老师对我谈话的内容。

在获释前夕，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十余人住的房子里，死的只剩我们三、四人了。在那个阶段，我的身体举步艰难，衰残得转身举手也觉困难无力，后来渐渐好转，且能移步慢行，过后又卧床不起，虽不至难以转身，却也难以行动，可列在重病号当中了，不料又渐渐好转，几次三番，竟然没有饿死在那里。

天开地转，上天留人，柳暗花明，想不到喜讯传来了!

那天早晨，我再一次有力气能够倚门站立向门外张望，忽然见一辆大轿车。向这边开来，车内二十多个座位竟只有司机和一位干部。车停在我们房前，这位干部上前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同志，再过二、三日大米白面就到了”。说后匆匆上车，车又开往别处去了。我感到非常吃惊，这是怎么啦?突然叫我“同志”，这个称谓对劳教三年的右派分子实在是有点“受宠若惊”!

这天下午，很多干部来了，个个脸色变得和善可亲，要给我们右派分子打葡萄糖针剂，同时把我们又集合在一间屋子里。地上铺满了麦草，这一腹地翻天覆地的大转变，在当时谁也不明白，一二日后才知道这是中央检查团来营救我们了!夹边沟农场才转变了对劳教右派分子一直按照所谓“敌我矛盾”对待的作法。

以后证实，这是中央监委书记兼内政部部长钱瑛同志来甘肃，发现甘肃违法苛待劳教右派，导致大批死人这一严重事件。报告中央后，刘少奇主席在西北局会议上作出，抢救夹边沟劳教右派，保护国家人才的决定，采取了紧急抢救人命的措施。

我们搬进新屋后，生活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那一、二日我们每个人仅受到注射葡萄糖针剂的特殊待遇，此后还是照常喝糊糊过日子。

西北局兰州会议后，当然转变了场部内干部对我们右派分子视为残渣余孽、活着害多益少的敌对概念，但精神待遇的好转并不能阻止长期饥饿造成的死亡继续蔓延。

当天下午，这已是1960年12月中旬了，组织上紧急将我们安置在较温暖的有窗有门的房间里，晚间有灯，白天有一火炉，同时从酒泉医院调来几位护士，来护理我们。

我们开始睡上草铺，又有人护理，从外表上看，是枯木逢春了。然而碗里的糊糊还是那么少，那么清，个个右派分子已无泪可流了。现在每日所盼望的只是所应许给我们的大米、白面，何时才能吃到口?这种望梅止渴式的恩赐，解决不了死亡人数的剧增。因为甘肃各地已经饿死了不少人，何处能有大米、白面?就是上面调拨下来，能否落实到我们口里，还是个未知数。

在这个能容纳十余人的房间里，有五六位连翻身的力量都没有了。那时我虽寸步难行，但还能伸臂展腰作点舒展筋骨的动作。

自我离开新添墩农场后，接着进了地窝子。在地窝子里，没有手掌大的木板作床垫，只有一层薄薄的麦草作床垫。有时右派分子各人只能以自己的褥子和被子来防潮湿。境遇如此恶劣，我只得向家求援，幸而及时得到家中唯一的一条俄国厚毛毯，这件人人称赞的名牌货，就帮助我度过地窝子里的漫漫长夜。

在任何时代，任何特殊境遇，都会出现想象不到的怪事。就在日夜死人的境况里，个别右派分子能生存下来，真有他们特殊“才能”。这“才能”便是骗取可以出卖的东西，然后倒卖给附近农村一些投机倒把的人，换取一点少得可怜的食物维持自己的生命。诸如手表，好衣服等，这种投机倒把的市场即是附近农村。据说一只罗马表，才能换得四个馒头。

一日，来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是右派分子还是其他身份的人，我不清楚。他走近我低声地问：“你这条毛毯换不换大米?”“我要换17斤大米”，我的回答。“至多七斤”，他讨价还价。我身边的病号说：“老李，这样好的东西，怎能以十七斤大米换走呢?”

我想人若死了，再好也是别人的。我含泪忍痛移动“千斤”重的身子，让这位贩子从我身下撤走了这与我共患难日久的好伙伴。

我拿到据这人说是七斤的大米，到底是多少也无法知道。我虽有疑，但无凭可查，只能算作七斤了。

米一到手，我挣扎着移动身子，就用自己的小瓷缸在身边的火炉上煮熟半缸稀粥。粥一下肚，饥饿的胃肠立即感到舒畅多了。这七斤大米当然是救命“仙丹”了。那知准备收拾这“仙丹”时竟发现装米的袋子不见了，我慌张地问身旁的难友，才明白是被护理我们的白衣护士小姐顺手牵羊拿走了。真没想到，来护理我们的白衣天使，竟偷走我的救命粮!

前一月，我家寄来的二斤炒面，被人偷走，今日的大米又被人偷去，我忧伤慌乱得不知所措，面对如此的现实，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人为了活下去，能骗的就骗，能抢的就抢，能偷的就偷。我不禁又自问，在这人性变异的特殊年代里，真理完全被扭曲了，那么能活命就是真理吗?道德难道就是为了粉饰和平的一个哲学外壳吗?道德对人是否有其具体的实用价值呢?思考到此，我恍然大悟了。“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德的根源就是神，神本身就是道德。人既以肚腹为神，就不承认有真神，既无真神就无道德可言了。王建基弟兄所见的羊群异象，教堂所显示的白光……，这时又从我心中掠过。一时间我心立即开朗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金句立即从我心中升起，这时我好象听见“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祂是恩主，祂爱我到底，创始成终”的圣歌，我在这歌声中安然睡着了。

季节虽然是冬天的末尾，但右派分子们的境况还是在严冬的旷野里饥寒交迫地度日如年。盼望天上有只手直接垂到地上来解救我们。领导所应许的大米、白面何时才能吃到口里?

住房又在变换，这是最后一次集中，也是西北会议中抢救“宝贵财富”的具体落实。

住房是一个大会议厅，每个右派分子都安置在有木板有麦草的床上，每个右派分子都紧紧靠在一起，这厅内约有三十人，是历次集中最多的一次。

这是我听到起死回生的钟声的一个夜晚，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厅内点起了灯，突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一睁眼，一干部和我大姐夫张子扬站立在我床前。我惊喜得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稍加镇静后才完全明白过来了。他的到来是我在前面再三给我妻叮咛，要家人在月余后，再来看我一次的落实。

我姐夫交给我一包食品约重五六斤，主要是馍馍。天色由暗变黑了，房子里的灯光更亮了，我的床铺是紧靠墙壁。那知竟有一人进前来，紧紧挤压在我身边，我立即意识到这人要偷抢我的食品包，但我无半点气力来阻止他，更谈不到与他力争，我只能喊：“姐夫!姐夫!快点来!快点来!”但他太疲乏了，他只抬头看了看我，一点不理我的喊叫，又打着呼噜睡着了。

我明知人在行窃，再着急再喊，我自己无举手之力，终于我的食品全被人抢走了。我的心破碎了，这第三次被抢，几乎要使我昏过去了，正逢这“独木桥”塌陷之际，房门开了，一干部将头伸进来喊叫道：“这房里有李景沆的家属吗?”“有”，我立即回答。“明日可护送你回家”，这最后一声，惊动了全房内所有的右派分子。

“老李，老李，你活了!”有的在喊，有的在大哭，顿时，这冰冷的死窟，被大家的哭喊声搅得沸腾起来。

我急得要发昏的心在大家的哭喊声中又平静下来了。我这激动喜悦感恩的心，使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记得这一夜是在似醒非醒，似睡非睡中度过的。

第二天大家才明白，我姐夫来的这一天，正是农场接到中央命令的一天——1961年1月12日。这命令是迅速释放右派分子回家，其具体办法是设法抢救人命，并要各县市设法抢救从单位送来的右派分子。“突击抢救人命，迅速制止死亡”。

事后我常常想起，我姐夫这次来农场全是上帝的安排。因为我姐夫是在我父母再三催促下，在他饥饿中，供给他足够粮食的条件下才来看我的，并且他对我言明，第二天一早，定要返回天水，虽经我再三请求，他决心不留半日。假若那夜没有释放的命令，第二天一早，我姐夫转身回去，馍馍被人抢走，往返岂不白费?时差仅仅12小时，就能决定我的生死命运。这样奇妙的安排，岂能用“碰巧”二字解释得通呢?

我记得自我妻看我回去后，在几次的忧伤痛苦中，我曾两次翻阅过圣经，在这两次中都是同一章节，内容都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又深深地相信我一定能生还。自接连两次看到五饼二鱼的启示后我再未翻过那本小圣经了。

天未亮，我由一动也不能动的病态中，竟有力地站了起来，也能走动了，不知这神奇的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只是积极准备待命离场。在一小时后，又觉有点昏晕，急速请来住场的医师，我问他：“我的身体是否能坚持到回家”。医师听我的心脏后说：“你不要怕，你的心脏功能还可以，但不要心慌只要镇静，是有力量回家的”。

下午接到通知，因汽车不便，第二日才能起行。当我再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时，已被另一人占用了。我只得和我姐夫相互依靠地在房内门口，蹲了一个冻死人的寒夜，竟无人过问!

自我生还后，我常常在问自己：我姐夫送来食品，被人挤压我身，我明知是在行抢，想制止，用尽全身力气，竟无举臂之力，这说明意志与精神的力量在此完全失去作用。然而在第二天一早，爬起的力量与整日行走的力量又从何而来?这与一夜的睡眠来恢复体力无关，因为这些日子，日日夜夜在睡眠，为何不见突然而来的体力?这突然而来的力量是从意态产生的?还是精神作用呢?这是无神论者无法理解的奥秘。

好容易我和姐夫在无任何东西遮盖下度过了那寒冷的一夜。第二天一早，组织给我25元钱的回家路费，并给了够吃两天的馒头，这些馒头是近一年未曾见过的高级食品。

当我接过这些馒头后，四、五个右派分子挤到我身边，其中一个，将他的新布鞋塞在我的手里，一边抢走我的两个馒头，并说：“老李，救命，你活了，也要我活下去”。我还来不及答应，另一个右派分子用哀求的声音说：“老李，我有粮票，在这里，但无用，求你带去，带回去后，它就是馒头”。说着流着泪，伸手要我的馍馍。我姐夫立即拦阻我说“你不能换粮票了，馍馍还要在路上吃哩?”我看见那人哀求的神情，我心碎了，我立即收下粮票，给他两个馒头。又有两三个挤上来了，我只能弯腰缩成一团，抱住三四个馒头蹲了下来。哪知虽在姐夫的护卫下，身边放的那双新布鞋不见了。唉!这鞋被人抢走我心倒觉平安。

这时，我满身有了走动的力量，好似注射了什么奇异的兴奋剂。事后多年，我每回忆此情此景，我只能说是从神而来的力量。

上午十时，我们与蒲一叶父子俩一同进入一辆新的大轿车里，刚一坐定，场内一队长奔上车来，凶蛮地用力夺走我背上挂的一新帆布包，并开口大骂：“你这贼，竟将我的包偷走了!”我立即放声说明这布包是我前月在场内门市部买到的，上面有我用锥子锥成的长背带子，我立即交给他让他好好看看，他骂着，拿着包走了。

这时司机开口骂我了：“把这个贼赶下去”。这尖锐的骂声正象一把尖刀，直刺入我心。此刻，我不自主地向神呼求了“神啊!救我，现在我被拉下车，我就立即死在车下了”。

车呼呼地在小雪飘飘中有力地发动着，司机手握着方向盘神气地骂着，要把我拉下车去!车上的四五人都在恐慌中等待这事的结局!“这布袋不是我的，开车!”这位肥肥的大队长终于把这帆布包从车门外抛在我的身上，转身走了。全车的人都松了口气，都用视线庆幸我的脱险。车在这位健强又有精神的中年司机手中发动了，飞快驶向火车站。

我接过这投来的布包，用两臂紧紧压住刺痛而跳动的心，四肢无力地坐在车窗侧的硬椅上，让从窗缝间吹进来的寒风吹过我这满有泪水的脸。耳边风在呼呼地吹过，能坐有三十余人的车上只有五、六人，都无声无息地各有所感，我更是思绪万千：啊！我总算离开了这悲惨的人间地狱！！地窝子的潮湿，饿得发烧的肚子，木工的拳头和大骂声，夜半老母的哭泣声，护理大姐的脚步声……一幕幕一件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忍不住的辛酸泪又在股股寒风里流进我的口角。

车还在飞驰，冷风不断灌注进我的全身。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驰，车终于在一小火车站停下来了。我和姐夫搬下行李后，随即买好了通往兰州的火车票，为了等待一小时后的定点开车，同时也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令人想不到的是，那日正是中央规定西北各地开放自由市场的第一日。我俩随即走进一家小吃店，那店供有大米饭和各样肉菜，我指定要一碗红烧肉，当色味俱全的熟大肉摆置在我眼前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吃了它立即会死的”。我平静地意识到三年来几乎未见这么整块整块的肉，尤其这一年来，肠壁几乎失去了消化功能，而今一旦暴饮暴食，定死无疑。我记得那时我的两眼盯住那盘热呼呼的肉，肚子竟不那么饥饿难挨，反倒平静安稳。我让姐夫饱餐一顿，我只小心地吃了点开水泡馍。再向饭馆买了几个菜包子，以备车上食用。我和姐夫在候车室安静地等待东去的火车。我那时竟有力气了，虽是寸步慢行，但不需人的扶助。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进站了。我俩张惶失措地上了车，这才明白竟将在饭馆里买下的肉包子和吃余剩下的半碗肉菜完全遗失在候车室了。

火车上拥挤得插足之地也没有，我只插立在人的脚跟缝间里。两三小时后，总算挤到一个座位。

车到武威站了，我深深地感觉到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若再不休息，我无回家的指望了，迫不得已我向姐夫喊叫：“姐夫，姐夫，把我送下车，用电话告知我家，待休息二三日再返回家”。的确，我深深觉到体力消耗殆尽，只有下车才是保命的唯一上策。但姐夫坐在挤满人的位子上，闭着眼，不加理睬，唉!人是专顾自己的，除父母和有情感的妻子外，谁能有“忘我救人”之心呢?

感谢主!事不由人，车又开出武威车站，发向兰州了。我在绝望中只能仰望我主基督耶稣求祂用钉伤的手再次扶持我。

似乎又有了一点力气，这时形如“乞丐”，面如死尸的我想要打点开水喝。一位精神饱满，健壮有力，衣帽整齐的高个子女乘警站立锅炉附近，见我移步而来的样子，即大声训斥：“站住，往后站！”我只能靠壁而立，待干部、农民一一打完水后，我这个“乞丐”才有资格去取水。

我记得在车箱座位另一侧，有位青年少妇，手中握着一烤熟洋芋，她在吃，我在看，饥饿难忍的肚子恨不得向她讨要一点儿。姐夫带有粮票和钱，不知坐在何处了!

车进了兰州车站，我要在兰州车站住宿，但姐夫不同意，这时我也有点信心，因为又觉得有力量能移动身子了。只好下了车准备再买兰州至西安的列车车票到天水。

下车后，我与姐夫到站旁的一食堂，买到两个面包。蹲在人行道边，我小心地只吃了半边手掌大的一点，突然看见一个人从另一人手中，抢去刚要放进口中的馍馍，奔逃向远处。这一举动使我明白，兰州市也是陷在饥饿之中了。

列车行驶在天兰路上，我抬手向一位女乘务员说明我有病，是否能买到卧铺票，这位好心肠的女乘务员，热情地代我办好手续，再扶我到一卧铺内，到这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我又进入一个新的天地，感恩的泪又情不自禁地流过这再脏不过的消瘦脸颊。

在安然平静的心态里，车已快到天水北道站。我买到一碗米饭，我只吃了少一半，将多一半请姐夫吃。不到半小时，我泻肚了，好在我能移步上厕所。心又慌了，车到站了，姐夫被人挤散，我独一人咬着牙出了站。又要泻肚了，立即去厕所，还未来得及蹲好，便已泻至羊皮大衣的后襟上，好容易出了厕所，寻到停在北道站口广场上发向天水城的汽车。在汽车门口，三四十人你拥我挤，强占车门，就是健康有力的年轻人也难得挤上车。当时我脑子清晰，走向买票处，向售票员指指我的脸，说明我是重病号，是否能赐恩照顾。这位好心的女售票员放下手边笔纸，将我扶到车前，向正坐方向盘前的司机招手大喊，并用手指指我，司机明白她意，立即抽出一皮带走向车门，用手中的皮带赶开抢进车门的旅客，好让我上车。这位售票员小心地与这位司机把我搀扶上车，并给我安置了一个座位。

人多车满，车摇摇晃晃驶向城区。在车上，我才真正觉得我真的回到家了，一路上，我隔窗看看那熟悉的山，又看看这久别的河，这真是老家天水的风光，山青青，水潺潺，哦!家乡的一切格外亲切！

我再闭目，一幕幕黄土高原上风沙蔽日的情景，尸体遍野的惨状，与家人快要相见的感恩之情，交织在我的心里头，起伏迭宕，难以平静。脑子里时而清晰，时而觉得乱作一团。车在飞驰，我被挤在人的臂膀之下，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车进天水站。

好容易下了车，在站口唤来一辆架子车，我直条条地仰卧在车上。就这样，用架子车将我拉进了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