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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王明道先生的后期交往

活祭——主仆袁相忱传 by 李迪雅

四、与王明道先生的后期交往

八九年十月底,袁相忱刚刚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很快地,他就让这个得之不易的身份证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要去上海,去见王明道先生。他本来说要住在陈本伟弟兄家,陈弟兄以前是在小群福音书房工作的,阜仁大学毕业,后在十中教古文,在那里退休。他母亲在袁相忱的福音堂受洗,大家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他在上海有房,安排袁相忱夫妇住在他家里。陈本伟弟兄去车站接袁相忱夫妇,在车站一见面,陈弟兄说:“袁弟兄,我们看来要改变计划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说你们要来,看见你们的信就哭了,吩咐我无论如何,要你们一下车就直接去他家。”又对梁惠珍说:“王太太直夸你呢,说:-袁师母那么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么多年,真是神的作为-”于是他们一行人就拎着大包小包,直接去王明道先生的家。一进门,王明道先生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到门口,对袁相忱说:“相忱啊,我两眼看不到你了,我的好弟兄!”一边说着,一边拿手摸着,屋里的人就都掉下眼泪来。于是袁相忱夫妇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住了四天。每天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二十多年来彼此的情况,又彼此勉励。王明道先生当时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聋,所以说话很大声。他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言语表达有时清楚,有时糊涂,王太太当时比王先生脑子清楚,对有些事情、有些年代,记得比王明道先生准确。

王明道先生告诉袁相忱,他的儿子王天锋小时候就受过洗了。天锋是个孝子,每星期两次要回家陪父母吃饭。吃饭时袁相忱问天锋:“你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这一批人已经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天锋迟迟不回答,后来才说:“一言难尽。你看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安稳,可我父亲信耶稣、传道,结果落到这个地步。”后来,他又谈到圣经不可靠、不科学,特别是创世纪。但袁相忱却觉得天锋有一天会回归的,他是属于浪子;儿子永远是儿子,时候到了,他会回来的。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谈的最多的,就是当年一起拒绝参加三自的那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数过来:有的是面对被捕的威吓,立即就放弃的;有的是在监狱中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出卖人,自己不到一年就出狱的;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改造,真的是被改造过来的,出了狱,不能持守所信的道,又加入了三自的。每谈到这些,大家就觉得很压抑。当年一同在主面前坚立心志,却不能都持守到底。最让王明道先生失望的是当年他苦心培养的彭宏亮。彭宏亮当时很年轻,比袁相忱还要小十多岁。他的动作、讲道的声音都学王明道先生,人称“小王明道”。本来是彭宏亮来找袁相忱,出主意让袁相忱写信发明信片给大家,通知大家开会,结果入狱后,他把这件事都推到袁相忱的身上。袁相忱交待时只说是自己发的明信片,不说别人。结果彭宏亮最早出狱,只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就放出来。但神是轻慢不得的,彭在狱中检举这个、检举那个,推脱责任,结果出狱不久就死了。先是半身不遂,在东大地桥有人看见他脚搓地走路,流哈拉子,说话也不清楚,在六二年就去世了。

另一个是吴慕迦。他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挨得很近。他被捕很特别,正骑着车,走到胡同口,有警察说:“站住,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就被带上手铐。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又抄家。吴慕迦与袁相忱曾一起在东北服刑,他获释后,梁惠珍和刘淑洁曾去看过他。她们都说主的话,他却不说,老转移话题。又有一次,梁惠珍给他送三十元钱,送烤鸭,吴慕迦告诉梁惠珍:“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你来了我还得向一个高个长脸的人汇报,你也认识。”梁惠珍马上明白他说的是谁,那人是学生会的。吴又说:“我郑重地说,你们也不要再拿钱来了,我不要。”后来他承认说:“我己经放弃了信仰。我们信耶稣的为什么要欺骗人呢?为什么要信呢?马克思原来也是信的,但后来不信了。为什么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想欺骗人,我现在就是不信了。我不能再深说,怕你难过。我为你高兴,你没有和袁相忱离婚,那么多年都没和袁相忱分手,我很为他高兴。希望你现在要多订一些进步的书籍,让袁相忱的思想转变得快一点,快点出来。他太固执了。”梁惠珍听了,一阵心寒。吴慕迦获释后爱人已去世,他很伤心,户口也进不了北京,就留在当地劳动就业。他说这番话时,有三个人在场:吴慕迦与他儿子大卫以及梁惠珍。他儿子就问:“你批判的是什么?算哪一类?”吴慕迦就说:“我就批判信仰。我现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他儿子说:“你每次汇报就是做间谍工作,出卖人。”吴慕迎就沉默不说话。梁惠珍带给他三十元钱,他说不要,可梁惠珍也没有拿回来,钱就搁在桌子上,梁惠珍就走了。从此大家很少来往。吴慕迦后来又加入三自,神学院院长殷继增劝他在燕京神学院教书,他就去教希腊文。加入了三自,户口、薪水、楼房等一切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都很好了。他搬家都不告诉信徒。一次,他在三自讲道,主题是“谦卑”。讲完后宋天真写信问他:“你讲的很好,可为什么不把失败的见证讲出来。你怎么失败、怎么不承认主,这些见证更能教育别人。”吴慕迦看信后说,很感激宋天真的信,因为没有人敢跟他提这些。

吴慕迎后来曾来袁相忱家里看陈本伟的母亲陈老太太,陈老太太当时来北京住在袁相忱家中。他自己辩解说:“我当时是批判神学。”可他后来恰恰又做了神学老师。

袁相忱说:“我与吴慕迦虽然一同受苦,但后来道路却不同。”

王明道先生听了直摇头、苦笑、叹息。

人很难从外表来检验一个人,只有神用火来试炼。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知识口才,而是靠忠心,才立得稳。很多人在神的工作上,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终结,不能把起初的火热持守到底。有很多人,看起来没有很多的恩赐,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却能够持守到底。袁相忱经常告诫他的同工:“不可在主里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明天会怎样,你不知道神会如何带领他。”

其实早在八九年,袁相忱去看王明道先生之前,王明道先生己经在思考一些当时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他找了七八个亲近的同工,在他家里开会,还录了音。后来有一个一起开会的弟兄来找梁惠珍,说是有事商量,让她上他家里去。梁惠珍就去了,那个弟兄告诉她:“我要你来,是让你听一盘录音带,是王先生与几个人的谈话。”梁惠珍就问:“怎么不让相忱来听?”他说:“相忱刚从里面出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什么都说,并且他认不清好坏人,对谁都没有戒备。你听了回去再告诉他。”梁惠珍就认真听录音带。王明道先生说:“当前宗教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大教会,政府所控制的,一个是家庭会。现在的大教会是共产党利用三自来压制信仰,我是极力反对,坚决站在主的那一边。不过现在我觉得很惋惜,到现在我觉得与我同心的人非常少,为我受牵连的人很多,为我的问题牵连了一大片,中学、大学、各行业都有为我受牵连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与我同心的人特别少。真正不向政府低头,能够站立住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们说说,还有谁呢?据目前的情况,有两个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个是广东的,姓林(林献羔),一个是北京的,也是广东人(袁相忱),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得安慰的。广东的那个屡次经过考验,是这样的;北京的那个也是这样。别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很多人都是见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摆上,令我很痛心。”除王明道先生发言外,还有别人也发言说:“我们不能被共产党利用,我们也不利用他人。我们传的是主的真道,没什么可惧怕的。”主要还是王先生讲话。王明道先生当时很清醒。这是梁惠珍亲自在那个弟兄家里听到的。袁相忱夫妇八九年去看王明道先生时,他已经是车轴辗话,说了又反复说。

王明道先生于一九九一年逝世,袁相忱得到消息后,写了一篇《记神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悼念王明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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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王明道先生的后期交往 八九年十月底,袁相忱刚刚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很快地,他就让这个得之不易的身份证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要去上海,去见王明道先生。他本来说要住在陈本伟弟兄家,陈弟兄以前是在小群福音书房工作的,阜仁大学毕业,后在十中教古文,在那里退休。他母亲在袁相忱的福音堂受洗,大家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他在上海有房,安排袁相忱夫妇住在他家里。陈本伟弟兄去车站接袁相忱夫妇,在车站一见面,陈弟兄说:“袁弟兄,我们看来要改变计划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说你们要来,看见你们的信就哭了,吩咐我无论如何,要你们一下车就直接去他家。”又对梁惠珍说:“王太太直夸你呢,说:-袁师母那么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么多年,真是神的作为-”于是他们一行人就拎着大包小包,直接去王明道先生的家。一进门,王明道先生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到门口,对袁相忱说:“相忱啊,我两眼看不到你了,我的好弟兄!”一边说着,一边拿手摸着,屋里的人就都掉下眼泪来。于是袁相忱夫妇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住了四天。每天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二十多年来彼此的情况,又彼此勉励。王明道先生当时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聋,所以说话很大声。他当时
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言语表达有时清楚,有时糊涂,王太太当时比王先生脑子清楚,对有些事情、有些年代,记得比王明道先生准确。 王明道先生告诉袁相忱,他的儿子王天锋小时候就受过洗了。天锋是个孝子,每星期两次要回家陪父母吃饭。吃饭时袁相忱问天锋:“你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这一批人已经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天锋迟迟不回答,后来才说:“一言难尽。你看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安稳,可我父亲信耶稣、传道,结果落到这个地步。”后来,他又谈到圣经不可靠、不科学,特别是创世纪。但袁相忱却觉得天锋有一天会回归的,他是属于浪子;儿子永远是儿子,时候到了,他会回来的。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谈的最多的,就是当年一起拒绝参加三自的那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数过来:有的是面对被捕的威吓,立即就放弃的;有的是在监狱中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出卖人,自己不到一年就出狱的;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改造,真的是被改造过来的,出了狱,不能持守所信的道,又加入了三自的。每谈到这些,大家就觉得很压抑。当年一同在主面前坚立心志,却不能都持守到底。最让王明道先生失望的是当年他苦心培养的彭宏亮。彭宏亮当时很年轻,比袁相忱还要小十多岁。他的动作、讲道的
声音都学王明道先生,人称“小王明道”。本来是彭宏亮来找袁相忱,出主意让袁相忱写信发明信片给大家,通知大家开会,结果入狱后,他把这件事都推到袁相忱的身上。袁相忱交待时只说是自己发的明信片,不说别人。结果彭宏亮最早出狱,只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就放出来。但神是轻慢不得的,彭在狱中检举这个、检举那个,推脱责任,结果出狱不久就死了。先是半身不遂,在东大地桥有人看见他脚搓地走路,流哈拉子,说话也不清楚,在六二年就去世了。 另一个是吴慕迦。他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挨得很近。他被捕很特别,正骑着车,走到胡同口,有警察说:“站住,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就被带上手铐。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又抄家。吴慕迦与袁相忱曾一起在东北服刑,他获释后,梁惠珍和刘淑洁曾去看过他。她们都说主的话,他却不说,老转移话题。又有一次,梁惠珍给他送三十元钱,送烤鸭,吴慕迦告诉梁惠珍:“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你来了我还得向一个高个长脸的人汇报,你也认识。”梁惠珍马上明白他说的是谁,那人是学生会的。吴又说:“我郑重地说,你们也不要再拿钱来了,我不要。”后来他承认说:“我己经放弃了信仰。我们信耶稣的为什么要欺骗人呢?为什
么要信呢?马克思原来也是信的,但后来不信了。为什么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想欺骗人,我现在就是不信了。我不能再深说,怕你难过。我为你高兴,你没有和袁相忱离婚,那么多年都没和袁相忱分手,我很为他高兴。希望你现在要多订一些进步的书籍,让袁相忱的思想转变得快一点,快点出来。他太固执了。”梁惠珍听了,一阵心寒。吴慕迦获释后爱人已去世,他很伤心,户口也进不了北京,就留在当地劳动就业。他说这番话时,有三个人在场:吴慕迦与他儿子大卫以及梁惠珍。他儿子就问:“你批判的是什么?算哪一类?”吴慕迦就说:“我就批判信仰。我现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他儿子说:“你每次汇报就是做间谍工作,出卖人。”吴慕迎就沉默不说话。梁惠珍带给他三十元钱,他说不要,可梁惠珍也没有拿回来,钱就搁在桌子上,梁惠珍就走了。从此大家很少来往。吴慕迦后来又加入三自,神学院院长殷继增劝他在燕京神学院教书,他就去教希腊文。加入了三自,户口、薪水、楼房等一切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都很好了。他搬家都不告诉信徒。一次,他在三自讲道,主题是“谦卑”。讲完后宋天真写信问他:“你讲的很好,可为什么不把失败的见证讲出来。你怎么失败、怎么不承认主,这些见
证更能教育别人。”吴慕迦看信后说,很感激宋天真的信,因为没有人敢跟他提这些。 吴慕迎后来曾来袁相忱家里看陈本伟的母亲陈老太太,陈老太太当时来北京住在袁相忱家中。他自己辩解说:“我当时是批判神学。”可他后来恰恰又做了神学老师。 袁相忱说:“我与吴慕迦虽然一同受苦,但后来道路却不同。” 王明道先生听了直摇头、苦笑、叹息。 人很难从外表来检验一个人,只有神用火来试炼。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知识口才,而是靠忠心,才立得稳。很多人在神的工作上,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终结,不能把起初的火热持守到底。有很多人,看起来没有很多的恩赐,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却能够持守到底。袁相忱经常告诫他的同工:“不可在主里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明天会怎样,你不知道神会如何带领他。” 其实早在八九年,袁相忱去看王明道先生之前,王明道先生己经在思考一些当时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他找了七八个亲近的同工,在他家里开会,还录了音。后来有一个一起开会的弟兄来找梁惠珍,说是有事商量,让她上他家里去。梁惠珍就去了,那个弟兄告诉她:“我要你来,是让你听一盘录音带,是王先生与几个人的谈话。”梁惠珍就问:
“怎么不让相忱来听?”他说:“相忱刚从里面出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什么都说,并且他认不清好坏人,对谁都没有戒备。你听了回去再告诉他。”梁惠珍就认真听录音带。王明道先生说:“当前宗教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大教会,政府所控制的,一个是家庭会。现在的大教会是共产党利用三自来压制信仰,我是极力反对,坚决站在主的那一边。不过现在我觉得很惋惜,到现在我觉得与我同心的人非常少,为我受牵连的人很多,为我的问题牵连了一大片,中学、大学、各行业都有为我受牵连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与我同心的人特别少。真正不向政府低头,能够站立住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们说说,还有谁呢?据目前的情况,有两个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个是广东的,姓林(林献羔),一个是北京的,也是广东人(袁相忱),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得安慰的。广东的那个屡次经过考验,是这样的;北京的那个也是这样。别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很多人都是见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摆上,令我很痛心。”除王明道先生发言外,还有别人也发言说:“我们不能被共产党利用,我们也不利用他人。我们传的是主的真道,没什么可惧怕的。”主要还是王先生讲话。王明道先生当时很清醒。这是梁惠珍
亲自在那个弟兄家里听到的。袁相忱夫妇八九年去看王明道先生时,他已经是车轴辗话,说了又反复说。 王明道先生于一九九一年逝世,袁相忱得到消息后,写了一篇《记神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悼念王明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