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次精神的出走
这个想法还来不及实施,基督教就进入了我的视野。此前我多次去过教堂,但对于讲台上讲道人我几乎没有正眼看过,心中对基督教只有反感仇视和敌对。因为从小,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基督教就是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总之不是好东西。再加上我的民族感情,总觉得基督教是洋教,它传进来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引起我对基督教注意的是一本书叫《老子vs.圣经》的书,这本书以一种全新的方法解读老子,因为老子是道家所尊崇的,我当然有特别的兴趣。
由此为起点,我接近基督教,这是一个长时间挣扎的过程。一个人要接受一种信仰,不排除有理性的因素,但是很可能有比理性更深层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我一次次在理性上反驳自己的选择,觉得耶稣是洋人的耶稣,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但是来自耶稣的魅力实在太大了,我最后终于成了一个基督徒。
走向基督教,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出走。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写到,我没有什么好安慰临终的父亲,只有给他背**东诗词,我说:“这个时刻让我感觉到近代的中国人做为一个群体的精神资源的枯竭。我们需要新的文明基因的注入,我想这种认识是我后来接受福音的一个原因。”我还说:“我深深感觉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进行精神突围时的迷茫,所付出的代价的沉重我仰望天空,然而中国的天空已经一无所有,我们的天空已经关闭。中国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权威早已被‘天子-所窃取。由于看不到来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我们躲在小巷里彼此狙击,彼此欺诈,彼此杀戳。我们的大地已经荒芜,我们的心灵已经受伤。”
我信了基督教,故乡的亲人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我的家乡对基督教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小时候,夜里醒来听见父亲和母亲说悄悄话,于是装睡,听他们继续说。父母的悄悄话没完没了,但至今只记得一次对话,母亲问父亲:“将来咱们的儿子要是娶一个宗教人你要不要?”“白白送我也不要!”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在父母的眼里,“宗教人”,就是基督徒和天主**,不拜神主牌,不祭祖是大逆不道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父亲的一位表姐给我打电话,说道:“儿啊,听说你‘从教-了,祖宗的东西可不能败掉啊!”我家乡的土话“从教”与“宗教”发音相同,我也是心里紧张,赶紧辩解,表姑在那一头“叭”地把电话挂了。
成为基督徒后,我自以为找到了另一种精神家园,找到了另一个文化认同,我们都号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借着日积月累的圣经学习,我对以色列的历史远比中国的历史熟悉。一段时间里,我曾对中国文化和传统达到了嗤之以鼻的地步。这一方面是继承了五四的反传统精神,另一方面是自以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是水火不兼容的。我的母亲死于看相算命的江湖术士之手后,我曾经愤怒地咆哮道:“我要以一个母亲的代价和黑暗的中国文化奋斗,决不妥协。"信基督教,对于我是一次快意的反叛,是一次伤心的出走。
然而如今,在成为基督徒三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这次伤心的出走正是对中国祖先信仰的回归,上帝正是中国人所引以为自豪的先祖黄帝、尧、舜、禹所敬拜的上帝。
二十岁时刚上大学,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我有有一个雄心,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重建中国文化和精神。我曾经说: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不在春秋时代,而应到此前的先秦时代去寻找。我们要去发现来自历史的清洁而纯正的精神,复活它,作为我们与世界文明对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依托。
那时我对中国上古精神做过有限的探讨,最震憾心灵的是《易经》中的一句话:“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键,君子因之以自强,但是那时我注重的只是这句话中人本的一面:“做一个自强不息的男子汉。”成为基督徒后,有不少基督徒学者一再说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中国先祖所敬拜的上帝,我都很不以为然。系列电视片《神州》在这方面提出了大量的证据,但我的反应还是冷淡。我觉得基督教的上帝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没有必要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上天信仰扯在一起。《上帝对中国人的应许》(中国出版时改名《骨头里的故事》)费尽心思考证甲骨文,说里头含有中国人敬拜上帝的证据,我也觉得这很牵强附会(我至今仍觉得这本书有不少地方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其中有合理的成份,它的思路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