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武德营

“收集东西！准备撤退！把一切东西都放进枕头套里！”狱卒的喊声在长长的走廊上此起彼伏。

我站在囚室的中央，心情异常兴奋。撤退？那么——战局终于有了转变！反攻必然开始了！

我抓起枕头套，把以前放进里面的一束麦杆倒了出来。自从他们配给给我这个枕头套以后，这两个礼拜以来，这个粗糙的棉枕套成了我的宝贝：它保护我的头免受擦痛，又隔开了睡褥的臭味。虽然他们答应配给的床单一直没有送来，但有了这个枕套，那也不大相干了！

我用那双发颤的手把仅有的一些物品放进里面：那件蓝色的毛线衣和睡衣，如今前后都绣满了各式的图案；还有牙刷、发梳和一点点用草纸包好的饼干。我的圣经则一直放在小袋子里，挂在背上，只有读它的时候才取下来。

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两手紧紧地抓住枕头套，站在铁门旁。时间还早，盛早餐用的锡盘还在门上的架子上。叫我准备好撤退并花不了多少时间。

一个钟头过去了，我坐回床上。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都过去了。六月下旬的天气很暖，牢里开始热起来。我把大衣和帽子脱下来，摺好放在身旁的床上。

又过了许久，我两眼一直注视着蚁洞，希望我的小朋友们会出来作最后一次的访问，但它们没有出现。也许我在较早之前，在牢里走来走去把它们吓跑了。我伸手到枕头套里，拿出一块饼干，把它捏碎了放在洞口。但仍没有蚂蚁出现。它们都安全地躲藏起来了。

忽然我明白它也是一个信息，是我的邻居最后一次无言的交通。当我处于劣境中时，我也有一个躲藏之地。那就是耶稣自己，祂是我的岩穴。我把一只手指轻轻地按在那条裂缝上。

下午阳光在墙头上出现，慢慢地挪过囚房。突然走廊上起了一阵阵铿锵之声，囚门陆续打开了，砰碰地响个不停。“出来！快！全部出来！不许说话！”

我抓起帽子和外衣站了起来。

囚门发出尖锐的响声，随即打开了。“五人一排——”狱卒已经走到下一个囚房去了。

我走到通道上。整个走廊挤满了人：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这条走廊的牢房里关着这么多的女囚犯。我们大家互换眼色，以唇语默默地说：“反攻了！”这句无声的话像电流似的通遍了所有的女犯群中。反攻必然已经开始了！还有什么理由会令他们撤退囚犯，把监狱空出来呢？

但他们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我们向哪一方面走？不要去德国呀！亲爱的耶稣，不要去德国。

命令下来了，我们推推挤挤地朝着漫长、阴森的廊子走下去，个人手中都拿着一块枕头套，里面放着自己的东西，枕头套的下面都是鼓鼓的。终于我们来到监狱大门后那块宽敞的院子里，我们又在那里等了许久。但这次的等候比较舒服了，因为有下午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背上。在右方远处我看见男犯人的行列。可是尽管我伸长颈项，却始终看不见碧茜在哪里？

终于那扇巨型的狱门朝里面打开了，一队灰色的运输车驶了进来。我被赶上第三部车子里。车上的座位都已经拆掉了，玻璃窗也被漆上颜色。汽车开始发动，车身震动得很厉害，但我们站的那么挤，没有人能倒下来。当汽车停下来时，我们来到城外某处的一个运输站上。

我们再次排队，守卫的声音因紧张而显得尖锐。我们必须头部向前，两眼向前望。在我们后面，我们可以听见汽车抵达，然后又隆隆地开走了。虽然还是白天，但我饥肠辘辘，我晓得早已过了吃晚餐的时间。

就在我前面的左边，在最新抵达的一批囚犯中，我瞥见一个栗色的发髻，是碧茜！不管怎样，我要设法挤到她那里去。如今我不再求白天快快过去，乃是求神叫我们留在原处直到天黑。

六月漫长的白天终于慢慢消逝了。天空起了雷鸣，雨点落了下来。终于一列没点亮灯的长火车厢慢慢从我们前面的铁道上滚了过去。车厢轰地一声停下来，接着又向前滚了几尺，又停了下来。不久，火车开始往后退，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火车就这样时而向前，时而后退。

等到登车的命令下来时，天已漆黑。一队队的囚犯向前移动。守卫们在我们后面吆喝咒骂：他们显然也为一次要运载这么多的囚犯变得神经紧张。我拐弯抹角的向左边挤去。人们的手肋和肩膀挡住了我的去路，但我仍蜿蜒地挤过去。在火车的踏板上，我伸手抓住了碧茜的手。

我们一齐爬上火车，在拥挤的车厢里一齐找到座位，也一齐流出感激的眼泪。在舒城监狱的四个月，乃是我们五十三年来第一次的分离：现在只要有碧茜在我身旁，我就有勇气承受任何的厄运。

这一长列载满囚犯的火车，在车站上又停留了好几个钟头。但对我们俩人而言，时间似乎在飞逝，因为我们彼此有那么多的事要互相倾诉。碧茜告诉我与她同室的每位囚犯，我也告诉她我狱中的小伙伴和那个小洞，它们如何在紧急的时候，躲入里面藏身。正如往常一样，碧茜把她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人了。连娜莉偷带给她的圣经，也被一卷卷地撕下来分给人。

大约是清晨两、三点钟的样子，火车终于开动了。我们把面孔紧贴着玻璃窗，但看不见光，月亮也给乌云遮住了。现在每个人最关心的是：我们是去德国吗？有一次我们隐约地看见一个尖顶，碧茜认为那必然是德福特镇上的大教堂。约有一个钟头以后，火车的声音有了变化：我们正跨过一座木架桥，桥委实很长……过了好几分钟，我们都还未到达桥的另一端。碧茜与我互换了一个眼色，那必是慕迪克大桥！那么我们是向南走，不是向东到德国去了，乃是向南部的卜拉班驶去。那夜我们第二次流出喜悦的眼泪来。

我头靠在座位后的木板上，闭上了眼睛，回想许多年前另一次坐火车到卜拉班去的光景。那时每当火车摇晃得厉害时，妈**手便紧紧握着父亲的手。那时，也是六月——我们去听伟廉第一次的讲道。我又回到那幢牧师住宅后面的花园里，回想到卡莱……

我必然睡着了，梦中又回到另一次六月的旅行。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时，火车已经停了下来。有人大声吆喝着，叫我们移动：快点！走快点！一种刺目的光线照在车窗上。碧茜和我跟着别人蹒跚地踏下铁制的梯级，下了火车。我们似乎正停在树林中间。从四面八方的树上照过来的灯光，映射出一条粗疏的通道，道路两旁站着携枪的士兵在守着。

在守卫的呼喝声下，碧茜和我开始在枪管中间的通道中走过去。“快点！排齐！赶上去！五人一排！”碧茜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但他们仍吆喝着叫我们走快一点。这里刚下过大雨，地上有许多很深的水坑。我们前面一个白发妇人踏出路旁，为了闪避一个水坑，旁边的士兵竟用枪托击打她的背。我把碧茜的枕套和我的抓在一起，用另一只手臂穿过她的手臂，拖着她一起走。

这恶梦般的行程约有一英里多长。最后我们来到一排铁丝网围住的木造营房。我们进了一间营房，里面没有床，只有长台和设有靠背的长板凳。碧茜与我都精疲力尽，倒在其中一张长板凳上。在我的臂下我能感觉到碧茜的心跳得极不正常。头伏在长台上，我们筋疲力竭地睡着了。

当我们醒来时，阳光已经从营房的窗子上射了进来。我们又饿又渴。自从昨天早上在舒城监狱中吃了早点后，至今没有吃喝过什么。但营房里一整天也没有守卫或官员出现过。直到将近黄昏的时候，才有一群监狱工人带来一桶热腾腾的食物，我们狼吞虎咽地把那些浓郁的东西吃了下去。

我们就这样在这里住了下来。我们晓得这营房叫武德营，是根据最靠近的一个村庄命名的。舒城的监狱乃是一个荷兰正式的监狱，但武德营则是德军临时建筑的一个集中营，专门为拘留政治犯之用。我们还未进到集中营的正营，只是留在营外的检疫站。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终日无所事事，大家沿着一排排的长桌子挤在一起，却无事可作。看守我们的狱卒仍是在舒城监狱走廊上巡回的那群年轻妇人。当我们被拘留在上了锁的囚房中时，她们的人数足够应付我们，但在这儿她们却茫然若失。她们唯一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就是口出污言，而且施行集体惩罚。许多时候，整营的人被罚只配给半份食物，令全营立正点名，或者罚大家二十四小时内不许说话。

监视我们的人当中，唯一没有出言恐吓或高声咒骂的，就是舒城监狱来的那位个子很高，默不作声的女狱长。在第三天天亮之前点名时她在武德营出现了。立刻好像有一种威严抓住我们这个反抗和规律不整的队伍。队伍立刻排得整整齐齐，各人也都乖乖地把手放在身边。当她那对冰冷的蓝眼睛向我们扫视过来时，全营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我们暗中给她起了个绰号：“总司令”。在一次长长点名当中，我们桌上一位怀孕的妇人晕倒过去，头撞到板凳的边缘。总司令却仍能声色不变地继续点名。

我们留在武德营外整整两个礼拜。一天早晨点名时，碧茜和我以及另外十多个人奉命出来。当其他的人都解散以后，总司令分给我们各个人一张打字机打好的表格，叫我们在九点时呈交给行政营的官员。

在粮食部工作的一个人，他是正营来的一位长期犯人——在给我们舀早餐时向我们低声微笑说：“你们自由了！那些粉红色的表格表示你们被释放了！”

碧茜和我以不信的眼光注视着手中的纸张。自由了？自由离开？自由回家？其他的人挤在我们四周，向我们道贺、拥抱我们。从舒城监狱来的几个犯人，原是与碧茜共居一囚室的毫不愧赧地哭了起来。把她们撇在后面是何等残忍的一件事啊！

我们告诉她们：“战争必然快要结束了。”我们把枕头套里的东西倒了出来，仅有的一点东西分给那些还要留在集中营里的人。

还差很久才到九点，我们已经站在行政营的那间大木房前等候了。终于我们被召进里面一间办公室。交出表格、检验、盖章，再交给一个守卫。我们跟着他沿着走廊走到另一个办事处。一连好几个小时，审查的手续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从一个办公处被送到另一个办公处，由不同的官员审问、打指模。同一组的囚犯愈来愈多，直到后来约有四五十人排队站在一排锚型的铁丝网旁边，网上装着倒钩。铁丝网的另一边是一片白桦木，我们头上则是卜拉班蔚蓝的天空。我们原也该属于那宽广的自由世界的。

我们再进了另一个营房，里面有一排的桌子，女职员们坐在桌子后面。在其中一张桌子前面有人交给我一个黄色的纸封口袋。我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不能置信地望着我的阿平纳表、妈**戒指，甚至我的荷兰纸币也在里面。自我抵达舒城监狱的那一夜，我就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了。钱……可是这是到外面买东西和坐街车才用得着的。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钱到火车站去买票：请给我两张到哈林的车票……

我们沿着一条通道走着，两旁堆着一捆捆卷起来的有倒钩的铁丝网。我们穿过一道宽阔的门，进入一个广场，里面有一幢矮矮锡皮屋顶的营房。在那里大家再排队等待，从一张桌子挪到另一张桌子。可是这集中营和其中的一切手续，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终于我们站在一个极高的柜台前，一个年轻的男职员说：“把一切私人物件放在写有‘C’字的窗口上。”

“但他们刚把那些东西交还给我！”

“手表、钱包、和首饰……”

像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一样，我机械地把手表、戒指和纸币交进那个小小镶有铁栏杆的窗口里。一个穿制服的女人把那些东西拨进一只铁盒里。“走开！下一个！”

那么——我们不是要被释放吗？在这座建筑物的外面，一位面色红润的军官叫我们排成两个纵队，指挥我们走进一个宽阔的操场。广场一边的尽头有一队头发剃光、身穿条纹套裤的男犯人在锄地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叫我们整天排队等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碧茜的脸色因疲倦都变成灰色。当我们在行进时，她的步履踉跄。

通过另一层铁丝网，我们来到一个院子里，三面都是水泥的建筑物。一个穿着军人披肩的年轻女子在等着我们。

那个面色红润的军官吆喝着：“犯人止步！女士，请给这些新来的犯人解释地穴的作用。”

那个女子开始用博物馆中女向导那种索然无味的口音开始说：“地穴是给那些不守营规的人住的地方。虽然小一点，但还舒服：大概有存放运动衣的橱柜那么大。为了加速教育的过程，两个手必须绑在头上……”

正当那种阴森可怕的叙述在继续下去的时候，两个守卫从地穴那边出来了。在他们中间托着一个像男人样子的躯体。他必然还活着，因为他的脚还能动，但看情形是不由自主地移动。他的两眼凹陷，头向后仰。

那个女人望着那边，然后以同样无精打采的语气说：“看样子，不是每个人对地穴都懂得欣赏。”

当我们再奉命继续前进时，我紧紧抓住碧茜的手臂，并不是要扶住她，乃是要使自己也得到一点支持的力量。这种残忍的事，正是父亲那只沉重的行李箱。实在叫人难以领悟、难以忍受。天父啊！求祢为我担当。

我们跟着那个军官走在一条宽阔的街道上，两旁都是营房，我们在其中一个灰黯、毫无特征的陋舍前面停了下来。一整天漫长的站立，等待和希望如今终于告一结束：我们只是来到武德营的正营。

这间营房与我们早晨离开的那座并无不同，只是里面除了桌子和长板凳外，还有许多叠架床。我们仍旧不许坐下，还有最后一次的等待。一个女狱长正在极细心地核对一张名单，审查我们的文件。

我不禁哀号起来：“碧茜啊！还要多久呢？”

“也许很久，很久。也许还要好几年。可是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消磨我们的生命呢？”

我回头瞪着她：“你在说什么？”

“这些年轻妇女。那个在地穴那边的女人。柯丽，如果人能够被教会了去恨人，他们也必能被教会去爱人！你我必须找出办法去教她们爱人，不管要花多么长的时间……”

她继续说下去，在心情与兴奋中几乎忘了放低自己的声调。我慢慢才体会到她是指着那些看守我们的女卫兵而言。我向我们前面桌旁的女狱长瞥了一眼，只看见一套灰色的制服和有帽沿的军帽，但碧茜看见的则是她里面那个受伤的灵魂。

我再次思想，我这个姊姊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她究竟是走在怎么样的一条道路上？我自己呢？我只是在这个现实的尘世上步履维艰地追随在她左右而已。

****

几天以后，碧茜和我奉命工作。女狱长瞥了一眼碧茜灰白的脸色和脆弱的身体，然后以鄙视的手势把她挥进营房里去。在那里，那些老弱的犯人则做补缀犯人制服的工作。在武德营，女犯人穿的是蓝色的套裤，裤管两边镶缀一条红色的薄边。很实用，也很舒服。我们欢迎这种改变，因为自被捕时起自至今，我们一直穿着自己原来的那身衣服。

显然我看来还够强壮，可以做苦工；于是我奉命到腓立斯工厂报到。所谓“工厂”原来也不过是集中营中另一个大的营房而已。尽管时间还很早，屋顶上的沥青已经在七月灼热的太阳下晒起泡了。我跟着守卫进入大屋子里，那儿有数百男女坐在用长木板制成的桌子旁边，桌上堆满了数以千计的收音机零件。两位官佐，一男一女，在长板凳中间的通道上来回巡逻，犯人都弯腰在忙着工作。

我被分派在营房前房的一个长板凳上。我的任务是量玻璃杆，然后按照长短的程度分列成堆。那真是枯燥乏味的一项工作。从屋顶反射下来的热度好像重物似的压在我头上。我渴望与两边的邻人至少交换一下姓名和来自哪一城镇，但这间大营房里唯一的声音，就是金属零件的叮当声和两位官佐走路时，皮靴所发出的咯咯声。他们来到我座位对面的门口。

那位军官用德语对一个个子高瘦、剃光了头、身穿条纹制服的人说：“上周产量增加了，为此你应受褒扬。不过上头仍旧埋怨说，有些电线装配不良，素质方面也当求改进。”

那位剃光头的人作了一个抱歉的手势，低声说：“军官先生，如果能多配一点粮食，事情就好办多了。自从削减粮食配给以后，我也看出不同来。他们变得昏昏欲睡，也很难集中注意力……”他的口音使我想起有点像伟廉的口音，既低沉，又文雅。讲得是上好的德语，只是稍微带一点点荷兰口音。

“那么你就得设法弄醒他们！叫他们想到刑罚！如果在前线打仗的士兵也只分到一半的粮食，那么这些懒骨头……”

那位女军官恨恨地白了他一眼，于是他把说到嘴边未完的话吞了下去。“呀！那是——我当然只是举例而言。前线战士减粮的谣言自然不是真的。所以！我要你负全责！”说完两位男女军官一齐大踏着步子走出了营房。

这位任工头的囚犯站在门口有一刻的时间目送他们离去。他慢慢举起左臂，然后放了下来，很响亮地在身旁拍了一下。这间寂静的大厅立刻喧闹起来。有人从桌子底下拿出写字纸，书本、织针和毛线，也有饼干罐等。大家开始离开座位，在房间各处，聚成小组，尽情地聊天。有五六个人朝我围了过来，问我是谁？从何处来？是否晓得有关战争的消息？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这位工头开始提醒我们，还有一天生产的额量要完成。于是人们又慢慢地归回自己的座位，开始继续工作。我得悉这工头的名字叫巫曼。他原是一间罗马天主教男校的校长。在我报到后的第三天，他来到我工作的座位上。他听人说，我曾追踪整个营房的装配线索，要查看我所分类的那些小小玻璃杆究竟是要派上何等用场。他说：“你是第一个妇人对我们这里所制造的东西表示兴趣的。”

我说：“我是很有兴趣，我是个钟表匠。”

他望望我，似乎对我有了新的兴趣。“那么我有一种工作你必然会喜欢的。”他把我领到这间大房的另一端，那儿的工作是把全营房各组所汇成的东西，最后接上开关。那是复杂且需准确的工作，不过并不像修理钟表那么难。巫曼先生说得不错，我对这份工作确实很有兴趣。这也帮助我使那一天十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过得快一点。

不仅对我，就是对腓立斯工厂的全体犯人而言，巫曼的举止都好像是一位仁慈的长兄，而非一个监工的工头。我常见他不停地在他手下的数百人中走动，给他们提供意见，说几句鼓励的话，为那些疲倦的人找一份容易的工作，又给那位坐立不安的人分配较难的工作。我们在武德营中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才听说在我和碧茜抵达此地的那个礼拜，他那二十岁的儿子就是在这个集中营里被枪毙的。

从他对我们各人的关怀和眷顾上，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个人曾经历过任何悲剧的痕迹。最初的几个礼拜，他常常在我工作的地方停下来，主要不是要检查我的工作，而是垂询我的心情。但最后他的目光终于不得不落在我前面一排排接好了的电开关上……

“亲爱的钟表女士！你忘了是在为谁工作吗？这些无线电收音机是安装在他们的战斗机上的！”然后他会弯下腰来把装好了的电路拉一拉，或把一只小小的真空管扭一扭。

“现在再焊回去，但要故意把它装错了。还有不要做得那么快！你已超过一天的额数，而现在时间还不到正午。”

午餐的时间该是一天中最好的一段时间，如果我能与碧茜在一起的话。可是腓立斯工厂的犯人总要到下午六点放工以后才能离开场地。午餐时，在厨房工作的犯人会将大桶的粥拖进来。这粥是用麦和青豆煮成的，毫无味道，但颇富营养。显然最近粮食的配给减少了，可是这里的食物还是比舒城监狱来得好，也较丰富。那儿根本没有午餐供应。

吃过午餐以后，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工场里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晒一晒卜拉班城艳丽的阳光。多数的日子，我会在铁丝网旁边找一块地方，躺在温暖的地面上睡觉(我们每天清晨五点就起来点名了)。阵阵的凉风会把集中营周围农场上那些清香的夏天气息吹过来；有时我也会梦见卡莱与我手携手地在乡村小道上散步。

黄昏六点时，又会再点一次名，然后大家排队归回自己睡觉的营房。碧茜时常都会站在营房门口等我。每天晚上我们都觉得好像已过了一个礼拜一样的长久，因为我们有好多的话要互相倾诉。

“你知道，那个坐在我旁边的比利时男女吗？他们今天中午订婚了！”

“希瑰夫人——那一位孙女被带到德国去了的太太——她今天邀请我与她一同祷告。”

有一天碧茜的新闻真正地影响到我们。“今天一个从欧米罗来的女子转到我们缝纫组来了。当我介绍自己的时候，她说：‘又是一个！’”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柯丽，你记得我们被捕的那一天，我们钟表铺来了一个人？那天你病了，我得去弄醒你。”

我当然记得很清楚。我记得那对浮游不定的眼睛，和肚子里那股不安的感觉，那显然不是来自发高烧的缘故。

“显然全欧米罗的人都认识他。他从德军占领荷兰的第一天起，便替纳粹秘密警察工作。他检举了这位妇人的两个弟兄，告诉敌方他们在为反抗军工作；最后又检举了这个妇人和她的丈夫。”当欧米罗的人终于起来对付他的时候，他便到哈林市来，与魏灵士和甘田合伙，狼狈为奸。他名叫傅格源。

那个名字立即在我心中激起一团怒火。我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几个钟头，躺在医院的走廊上，孤单一人，且又神智昏迷。又想到我们的地下工作必须突然停止。还想到余玛莉如何在街上走路时被捕了去。我晓得如果当时傅格源站在我的面前，我会杀掉他。

碧茜从套裤底下取出一个小小的布包，递过来给我，但我摇摇头拒绝了。在白天，碧茜保存着这本小圣经，因为在她的营房里比我在工厂里有更多的机会读圣经、并教导别人圣经上的话。晚间在我们的叠架床旁，我们举行秘密的祷告会，人通常都是挤得满满的。

“碧茜，今晚你领祷告会，我头痛。”

其实我不仅头痛，一想到那个把我们害得这么惨的人，我全身都感到痛楚。那夜我睡不着。第二天在工场里，对周围的谈话也是听而不闻。到了周末的时候，我的心灵与身体都达到极其憔悴的地步，以致巫曼先生在我的桌旁停下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不对了。

“不对？是的，有一件事十分不对！”我把二月那一天上午所发生的事尽情地倾诉。我心里迫切地想要把傅格源如何出卖自己国家的事告诉巫曼先生，也告诉荷兰全国的人。

但一直令我不解的是碧茜的态度。她受过我所受一切的痛苦，然而她心中却似乎没有一点烈怒的重负。一天夜里，我晓得我的辗转反侧，必然也使她睡不着，(当时，我们三个人共睡一张小床，本来就很拥挤的集中营，如今更挤了，因为每天都有新来的囚犯。)我低声说：“碧茜！你对傅格源的座位完全无动于衷吗？他不令你难受吗？”

“柯丽呵！是的，我当然难受。自从我又听到他的名字后，我便极难受——每次想到他，我就不得不为他祷告。他现在必然十分痛苦！”

有很长的时间，我默默地在这间巨大阴沉的营房中躺着。耳中听着数百名妇女的鼾声和小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心中不禁十分烦躁。我似乎觉得，我这位与我共度一生的姊姊必然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物。她是不是想以温柔的方式告诉我，我自己与傅格源一样有罪？我岂不是与他一样在无所不见的神面前同样都犯了杀人罪吗？因为我用我的心和我的舌头杀了他。

我面向那粗糙的被褥，低声祷告说：“主耶稣，我饶恕傅格源，正如我需要祢的饶恕一样。我大大地陷害了他。如今我求祢赐福给他和他的家人……”那一夜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这位出卖我们的人的名字以来，仍能睡得十分香甜的一夜，直睡到第二日清晨起床号响了才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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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营的日子是好坏参半，早上点名的时间通常都很长。只要有人轻触营规，例如哪一个囚犯晚间点名时迟到了，那么第二天早晨，全营的人都要被罚在早上四点，甚至有时三点就要起床点名，并且要被罚站立直到我们腰酸背痛，腿脚抽筋为止。但夏天的空气很暖，凌晨雀鸟的鸣唱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生气。慢慢在东方，会有一轮红日徐徐升起，把卜拉班的天空照得鲜艳夺目。碧茜和我总不自禁地互相紧握着手，默默欣赏这大自然中的美丽奇景。

五点半，我们吃黑面包，喝那又热又苦的“咖啡”，然后大家排队到各人的工作场所去工作。我颇喜欢通往腓立斯工厂的那段路。其中的一段，我们是沿着一个小树林走，中间只有一片铁丝网隔着。树林那边，晨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有如一粒粒的珍珠，真是美丽极了！我们也必须经过一段男人集中营的地带。我们这一组中，很多人会伸长了颈项，蹬着脚跟，想在一排排剃了光头，穿着条纹套裤的男人群中，认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来。

这又是武德营里的另一个矛盾：我每天都为能重新与人群为伍而献上感谢。但是我在被单独监禁时所不曾认识的是，当你与人群在一起时，你也必须分担他们的忧伤。我们大家都与那些有丈夫关在武德营中的女人一同受苦。在男营那边，刑罚要比这里重；常常听到有枪毙的事。每天一排的枪声，就要引起一阵焦虑的耳语：这次又是多少人呢？被枪毙的又是谁呢？

坐在我旁边工作椅上的妇人，乃是一名热心的共产党员，她名叫傅露。她和她丈夫被捕之前，已经设法把两个孩子托给朋友照料。但她日夜思念着他们，又为她丈夫担忧，因他患有肺病。他在腓立斯工厂旁边的绳索部门工作。每天中午他们设法隔着铁丝网交换几句话。虽然她在九月要生第三个孩子，但她仍每天都把早餐的面包留下来，到中午与丈夫会面时，穿过铁丝网传给他。我觉得她瘦得可怕，尤其对一个怀孕的女人来说。有好几次我把我早餐的面包分一点给她，但她把这一点也留下来给她的丈夫。

尽管我们有忧伤和焦虑——在那里没有人没有这两样的——但在腓立斯工厂里也有喜笑的时候。有时有人出来扮演那位大模大样、傲慢无礼的陆军少尉。有时我们做捉迷藏的游戏。当一个人哼起一首歌时，也会有人此起彼伏地随声附和，直到——

“厚云——厚云！”这个信号可能由任何一个面向窗口的座位发出来。这幢营房建筑在腓立斯场地的正中，任何一位管理营地的官员要到工厂里来，他一定要横过一段空旷的地带。信号一发出，顷刻之间，各人便会各归各位，唯一剩下的响声就是无线电机器零件发出的叮当声。

一天上午，当大家正忙着传递暗号时，一个身手十分敏捷的女监工踏进门来。她向里面望了一眼，异常愤怒，面色涨红，真像“厚云”一样。她尖声大骂，闹了足足一刻钟，然后罚我们中午不准到外面去散步。这事以后，我们采取了一个比较中立的信号：“十五”。

“我装好了十五个针盘！”

在漫长炽热的下午，嬉戏和谈话慢慢停止，大家各自坐下凝思。我在桌旁刻下月日直到九月一日。这日子并非是官方定下的日子。傅露夫人偶然一次说及，通常犯了偷窃粮食配给证的犯人，刑罚是六个月。如果那是我们的罪状的话，加上我们在舒城监狱的刑罚，那么九月一号该是我们开释的日子！

一天晚上，我以胜利的语气，宣告八月已经过了一半时，碧茜警告我说：“柯丽！我们不能肯定。”

我心中有一个感觉，这个日子对碧茜而言，并无关紧要。我望着她坐在小床上，赶在熄灯前，为我缝好套裤上的一条裂缝，就像当年她在贝雅古屋的餐厅中，坐在灯下为我们缝补完全一样。碧茜的坐姿也十分特别。看来她好像是坐在一张高背椅上，而前面脚下铺着的是地毯，而不是坐在一张铁床上，脚底踩着光秃秃的松木地板。当我们到此后的第一个星期，碧茜已经在她的套裤上安了额外的扣子，这样她好将领口在她喉头扣紧。只要把这件事办好，我感到她已经能心满意足地住在武德营，为那些从未听过圣经里面的话的人读圣经，正如她在贝雅古屋的小走廊上为那些饥饿的人分派热汤一样乐意。

至于我自己；我则一天过一天，更迫切地等待九月一号的来临。

****

但忽然之间，我们好像不必再等那么久了。谣言纷纷，爱玲公主的军队已经到了法国境内，正向比利时进军。这一旅军队乃是在荷兰抗战五日之后，撤往英国的荷兰军队的一部分。如今他们正前来收复失地。

那些守卫显得十分紧张。点名的时间更是令人受罪。那些年老和病了的犯人，只要在点名时来得稍微慢点，便遭受无情的殴打，甚至“红灯队”也开始受惩戒。这些年轻女子通常是囚犯中唯一能享受特别优待的一群人。她们多数都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她们入狱不是因为她们的职业——**当时被誉为一种爱国行动——乃是因为她们给德国士兵们传染性病。通常在男守卫面前，她们总是表现一种大胆而轻佻的态度。但如今连她们也得排在笔直的队伍里，罚站好几个钟点。

枪毙囚犯的枪声也愈来愈常听到了。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已过，回工厂的铃声响了起来，但傅露夫人没有出现。从明亮的阳光下回到光线不足的工厂里，通常总要一段时间，我的眼睛才能适应过来。慢慢地我看见那一大块黑面包仍留在她的空位上。她的丈夫不在了，留下的面包也没有人吃了。

在希望与恐怖中，我们一天又一天的等待。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谣言之中。有时人们谣传荷兰的反攻部队已经越过荷兰的边界。后来又传说反攻部队给消灭了。也有人说反攻部队一直没有登陆。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床边秘密祷告会的女人，如今也都靠拢前来，要求从圣经中获得异兆和预言。

九月一号的早上，傅露夫人生了一个女孩，但只活了四个钟头。

几天以后，我们给远处的爆炸声惊醒了。离点名哨声响起的时间还有很久，但全营的人都已经起来了，在床榻间摸黑转来转去。会不会是炸弹呢？还是炮声？反攻部队必然已经抵达卜拉班城了。很可能他们今天就会来到武德营！

守卫们来到以后，他们的疾言厉色与出言威吓都没有吓到我们。人人归心似箭。每个人都在谈她回家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碧茜说：“家中所有的盆景必然都死光了。但我可以从娜莉那边再移植一些过来！我们要洗窗子，好让阳光照进来。”

在腓立斯工厂里，巫曼先生试着使我们安静下来。他说：“那些不是炸弹，也必然不是枪炮声。只是德国人自己炸毁东西的声音。他们也许在炸毁桥梁。那可能表示，他们已预料敌人会来进攻，但对方的军队并没有到。也许还要等好几个星期呢！”

他的解释使我们颇感沮丧。但爆炸声却愈来愈近，我们的希望也越来越高。如今爆炸声十分接近。我们的耳膜都给震痛了。

巫曼先生在长室里大声喊着：“下巴放松，把口张开，免得震破耳膜。”

午餐是在室内吃的，门和窗子都关起来。我们又工作了一小时——倒不如说是在长椅上又坐了一小时，因为没有人能工作——忽然我们奉命回到宿舍去。在这紧张的时刻，许多妇女跑到铁丝网旁与她们在腓立斯工厂旁边工作的丈夫与爱人隔着铁丝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碧茜在营房外面等着我。“柯丽！反攻部队来了吗？我们自由了吗？”

“不，还没有。我也不晓得。呵！碧茜，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男营那边，扩音器里响起点名的信号。我们这边没有命令下来，因此大家都漫无目的地在外面徘徊，耳中听着不知所以的声音。男营那边的扩音器里报着男人的名字，但因相隔太远，听不清楚是谁。

忽然一种疯狂的恐惧抓住了正在等待中的妇女。两边宽阔的营地都笼罩着一种死亡的寂静。扩音器已经不再发声。我们无言地交换眼色，没有人敢呼吸。

接着来福枪声响了。我们周围的妇女开始哭泣。又来一排枪声。接着第三排的枪声。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枪毙犯人的事继续进行着。有人统计，那一天他们共枪毙了七百多个男犯人。

那夜，在营房里大家都睡得很少。第二天早晨也没有点名，大约清晨六点，我们奉命收拾自己的东西。碧茜和我把我们的东西放进从舒城监狱带来的枕头套里，牙刷、针线，一小瓶红十字会送来的维他命油(DavitamonOil)和娜莉寄来的蓝色毛线衣，这些也是十个星期前我们离开营外的检疫站时随身带进来的一点东西。我将那本放在袋中的圣经由碧茜背上移到我的身上。她那么瘦，那本小圣经在她的两肩中隆了起来。

我们整队来到一片空地上，在那儿有士兵把毛毡从敞开的卡车后面传下来。当我们排队通过时，碧茜和我领到两张美丽柔软的新毛毡。我的那一张是白色的，有点蓝色的条纹；碧茜的则是一条白色的，带有红色的条纹——显然这原是一些有钱人家的东西。

正午左右，我们开始离营。我们通过营地里那些单调乏味的街道，经过地穴，又走过用纵横交错的铁丝网围成的空地，最后来到那条穿过树林粗糙的泥路，也就是六月那个下雨的晚上，我们颠簸走过的那条路。碧茜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臂。她呼吸困难；每次要走远路，她就会这样。

“开步走！快点！加快脚步！”

我将手臂穿过碧茜的肩下，半托着她走完最后四分之一里的路程。我们终于来到路的尽头了，大家排队面对着那里唯一的一条火车轨道。至少有一千名以上的妇女，摩肩接踵、密密麻麻地站着。远方男犯人也一样排队站着。在秋阳之下，剃光了的头闪闪发光，实在无法分辨谁是谁。

起初我以为火车还没有到，后来才发现这些停在我们面前轨道上的货车，就是用来装载我们用的。男人已经开始被赶上车，大家沿着车边撑登上去。我们看不见车头，只见这排细小高轮的欧洲货车正向两边同时伸延过去。车顶上，每隔不远便架有一架机关枪。有士兵沿着铁轨走，在每个车厢前停下来，将滑动的车门打开。我们前面也出现了一个门开着的漆黑车厢，女犯人开始向前挤。

我们紧紧地抓住毛毡和枕套，随着人潮开始向前涌去。碧茜的胸腔在经过那段急行军之后，仍旧不规则地起伏着。我得把她从火车旁由后向前推，托她上去。

起初在这漆黑的车厢里，我看不见什么。后来在车厢的一角，我看见一堆高低不平的东西，那是一堆面包，好几打平扁的黑面包被堆在一起。那么这显然是一个长途旅行……

车厢里开始拥挤起来。我们被推得背靠板壁。其实这节车厢只能容三、四十人，但士兵仍在推女犯人上车，边推边骂，还用枪托打她们。车厢中间的人给挤得尖声大叫，但仍旧有人挤了进来。直到车厢里塞进八十个女人以后，车门才重重地关上了。然后我们听见门上锁的声音。

有人哭起来，很多人晕了过去。不过因为车内挤得水泄不通，已经晕倒的人也都仍是站得直挺挺的。正当挤在中间的人即将窒息或被踏毙的时候，我们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大家半坐半躺，用腿互相夹着对方的身体，好像一队滑雪橇的人一样。这样大家总算都能坐在车厢的地板上。

“你晓得我为什么感谢吗？”碧茜温柔的声音在这挤得令人发疯的车厢里响了起来，令我愕然不知所对。“我感谢神，父亲今天已在天上！”

父亲！是的！父亲呵！我为何竟为你哭泣呢？

温暖的阳光照在停着不动的火车上，挤满人的车厢温度渐渐升高，空气也变得十分污浊。在我旁边有人用力从这古老的木车厢壁上拉一根铁钉，终于铁钉给拉出来了。于是她用那枚铁钉把墙上那个小洞再挖大。其他挤在车厢旁的人也学会了，都照样做了起来。不一会儿，小量的新鲜空气开始在我们周围流通起来。

过了好几个钟头之后，火车才突然轰动了一下，但又立刻停了下来，接着又慢慢向前爬。那天剩下的时间和晚上都是这样。停停，开开，摇摇，碰碰。有一次轮到我在透气孔上呼吸时，我看见在月光下，修铁路的工人扛来一段扭坏了的铁轨，前面的铁轨必然坏了。我把这消息传出去。也许他们无法修复那段铁轨。也许当反攻部队抵达时，我们仍旧在荷兰。

我的手摸到碧茜滚烫的额头。那位两腿夹住我的“红灯女郎”把自己缩得更紧了，好叫碧茜能在我膝盖上躺下来。我自己也不时的假寐一下，头则靠在后面那位好心女郎的肩膀上。有一次我梦见大风大雨，冰雹打在贞苏姨**窗子上。张开眼睛，果然在下冰雹，我能听见冰雹击在车旁的响声。

如今每个人都醒过来，彼此交谈着。又是一阵冰雹。接着我们听见火车上机关枪开火的声音。

有人大声喊起来：“那是子弹，他们在袭击这辆火车了。”

我们又听见那响声，好像小石子打在墙上。机关枪在回响。难道反攻部队终于逼近我们了吗？最后枪声停止了。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火车一直停着不动，然后才慢慢地向前爬行。

凌晨的时候，有人喊着说，我们正穿过荷兰边界上的恩穆里城。

我们终于被送到德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