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先父母属灵经历中的见证，终将和读者见面了。从1956年先父生前动笔迄今的漫长岁月中，虽多有坎坷与波折，但“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腓1：6)”。感动先父写见证的是主，保守手稿免遭毁灭的是主，引导我完成先父遗愿的，仍然是主。所以我愿将本书撰写的全过程写出来，作为后记，以飨(xiǎng)读者。

先父毕生有写日记的良好习惯，除抗战期间，在湖南任职，因日军进逼长沙，省政府西迁沅(yuán)陵，事务繁杂，起居无定，曾中缀数月之外，未尝间断。数十本日记为他珍藏之物，每逢迁徙，必亲自清点装箱。先母生前也留下了一些日记。1955年先母蒙召归天以后，先父对她十分怀念，常常翻阅日记，追忆往事。

1956年，他读到诗篇七十一篇第八节时，心灵受感，明白此乃神赐给他的话语，要他以日记为素材，写回忆录。在年老发白的时候，将他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他的大能，指示给后世的人。同时，他觉得这样做也是一种记念先母的好方式，便欣然动笔。从他和先母的的家世及他们的出身写起，对婚后共同生活的经历，采取逐年编写的方法。蒙恩以后，他们自己的属灵见证、读经心得、听道记录等，成了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最初写这些资料时，只打算给自家的后代看看，并未想要公诸于世。

先父一贯办事认真，写回忆录更是全力以赴。到1958年底，我从上海接他来杭州同住时，已写到1937年，即抗战爆发的那年。

在回忆录中，我觉得先父母属灵的见证特别感人，他们那爱主的炽热之心，跃然纸上，令我自愧，也给我以深切的勉励与鞭策。我向先父谈了自己的读后感，并建议将他们自身的见证，单独汇集起来。他很赞成，决定此后集中力量，先写属灵的见证，此乃本书产生之滥觞(shāng)。

1938年冬，湖南长沙发生大火，全城付之一炬。先父受命主持善后救灾，倚靠神的大能，获得圆满成功，是一个极好的见证，依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可惜事件正好发生在他平时唯一中断写日记的那几个月中，手边缺乏足够的史料，单凭记忆，不够周全，只好暂缓一步。而开始写创办圣光学校的经历。

先父当时已七十有四，但身体硬朗，精神饱满，谁也不会料到，短短两年之后，健康状况竟一落千丈。先是在1959年夏天，得了疝气，不久又发现前列腺肥大。两症都需手术根治，但他年事已高，医生认为不宜开刀，因此病症难以控制。更有甚者，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狂热的政治运动，使国民经济严重受挫。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陷入了持续三年的饥馑之中，这对先父罹(lí)病的身躯，更是雪后加霜。以致体力下降，脑力不济，写作的进度愈来愈慢。到1961年，长期的营养不良，又导致腿部浮肿，举步维艰，双手也经常颤抖，从事写作，也越发力不从心。

在此，我要插叙一段个人的遭遇。1954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有宗教信仰，总被视为落后；1958年下放到农村劳动，又因不肯放弃信仰，1959年5月遭工作单位辞退。这虽不符合国家所定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但我多次申诉，均无结果，求职也处处碰壁，赋闲在家，竟长达五年之久。开始真不知神为何让此事临到我，内心十分苦闷，有时甚至到了“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林前1：8)”的地步。

当先父的身体日趋衰弱的时候，一天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道明，你看我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最近常为写作计划难以完成而苦闷焦虑。今天读到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大卫有心为神建造殿宇；但神却拣选他儿子所罗门来完成，只让他为建殿预备材料。这使我看见，一件重要的事奉，往往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联想到目前这写作的事，可能也是如此。我们父母的经历是素材，我也开了个头；而要全部写完，恐怕只得靠你了”。先父的嘱托，感人肺腑，也使我茅塞顿开。原来神安排我这几年失业在家，不仅可以照顾先父，而且有充裕的时间来详尽地了解他一生的经历，特别是属灵的见证，以接替他完成未竟的撰写工作。我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他满意地笑了，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好，好”。其情其景，至今难忘。

海外亲友在得知先父的困境之后，纷纷寄来钱款、食物及药品，这对他的帮助极大，当时在香港的原内地会同工彭子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信中提及十年前由圣光学校董事，先父的老友胡宣明先生从英文原着节译成中文的“戴德生传”，又返译成英文出版，而且销行甚广。此消息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在当今世界，人们生活的节奏加快，工作繁忙，闲暇无多。胡先生择取原着中的大端节译，着力勾勒，言简意赅，结果反比篇幅多、内容详的原着，更受读者欢迎。

先父和我一致认为，应该借鉴胡先生节译的技巧，使我们的文稿删繁就简，压缩篇幅，突出重点。经过缜(zhěn)密思考和共同商讨，拟出了篇章名目及内容提要，以此为纲，重组文字，这样便确定了本书的框架。但当时我也浮肿，身体虚弱，整日饥肠辘辘，思绪难以集中，而无力动笔。

1962年夏天，先父得败血症，高烧持续不退，病情严重。国内的儿女们，除道声公务羁(jī)身外，均赶回照料。住院治疗四十天，方才转危为安，但已极度虚弱，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找来一名保姆，又不甚合适。原圣光学校职员朱宏拭先生，曾随先父工作多年，交谊甚厚，在苏州闻讯后，特让朱师母来杭帮助，盛情可感。在她的精心护理下，先父健康状况日有起色。到1963年，腿部浮肿消退，略能下地行走；但疝气与前列腺肥大两症，仍无好转。随着食品供应的改善，我的浮肿也逐渐痊愈。便按着既定的提纲，与先父边议边写，本书的初稿就这样诞生了。

这时，“阶级斗争”又在各地开展起来，国内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在这种形势下，写1949年以前的往事，又与基督教信仰有关，不能不格外审慎。先父的见证中，有多处涉及前政府高级人士，例如，在河南禁烟的过程中，应召晋见蒋介石先生，本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为了避免麻烦，只好按下不表。又如，在脱离政界的过程中，处处有神奇妙的安排与恩典，也未翔实地叙述，仅用一笔带过。至于长沙大火后赈灾的见证，则因手头的史料欠缺而暂付阙(què)如。但先父叮嘱：以后如有可能，应增补此段，使之更臻完整。1964年春，前半部初稿脱手，先父阅后，甚表满意。

同年5月，一位主内弟兄告知，他任教的中学，正在扩充，暑假以后，需要教员，如我有意，他愿向校方推荐。不久事成，聘我授三门课程。为了备课，写作之事，便暂时停了下来。

那年的夏季，天气特别炎热，先父中暑住院。后虽有缓解，但前列腺肥大症却因导尿感染而恶化，高烧多日不退，医治无效，于1964年8月30日下午4时，离世归天，终年七十八岁。当时诸弟妹均在外地，我已应聘，开学在即，将丧事简单料理完毕，便到校上班去了。

原本打算，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写作，完成本书的后半部。但当时国内已经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政治形势日紧一日，教师须经常检查和汇报个人的思想言行。1965年，上级又增派政治工作组进驻学校，对教工逐个进行四方面的“清查”，人人自危，校园中一片肃杀之气。那时我的灵性非常软弱，审时度势，害怕因撰写与信仰有关的文字而遭批判，便自作聪明，想等运动高潮过去之后再写。多少时候，神的旨意就是因为人的胆怯而受阻，“惧怕人的，陷入网罗(箴29：25)”。

1966年初，工作组撤离学校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正式开始了。由于我和同学平时相处甚好，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头几个月里，尚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可是八月份，北京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进行非法抄家的活动，波及到杭州时，形势便急转直下。

居民小组长住在我家对面。她的丈夫在解放前当过小老板，所以怕被人视为资本家而被抄家，为了转移视线，便在居民委员会中煽风点火地说，先父在前政府曾任要职，又是**，虽已去世，必定留有反动物品。一位居民干部知情后，急忙在暗中通知我们：要做好被抄家的思想准备。

先父一生，两袖清风，又未参加任何党派，家中只有属灵的书籍，并无其他“四旧”之物；但想到如遭抄家，与本书有关的资料，将不免被毁，心中十分不安。此时，神所赐的力量，突然进入我那极度疲惫软弱的心灵之中，使我完全克服了对险恶环境的恐惧，下定决心，不管会冒多大的风险，也绝不交出本书的文稿，一定要将它保存下来；然而斗室之中，又有何处可以避人耳目？一时真无计可施。

当晚夜半时分，震耳的锣鼓声将全家从睡梦中惊醒。起床向窗外看去，只见有十来个人，手拿电筒，举着“**有理”的横幅，从大杂院的门外涌入院中。我想，这定是来抄我家无疑，可本书的文稿尚未藏妥，不禁万分懊丧。岂料那些人却径直向居民小组长的家中走去。原来，是她丈夫工作单位的人，我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慢慢地放下来。

我默默感谢神的恩佑，他不许可的事，决不会临到他的儿女。抄家的人在居民小组长家中翻箱倒柜，折腾到天明方才离去，这竟是我们大院十几户人家中最先被抄的一家。令我联想起以斯帖记中的恶人哈曼，他为神的仆人末底改备好绞架，自身反而被挂其上。第二天，住在我们楼上的一户职工，也被冠以“反动资本家”的罪名抄了家。

首先被居民区干部查抄的是个以修表为生的单身老汉，因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那间仅七八平米的陋室，被翻腾得一塌糊涂，连屋顶的瓦片，也被掀开多处。他低头垂手，胸前挂着“反动军官”字样的纸板，顶着烈日，被迫站在自家门口的一张方凳上示众，浑身浸透了汗水。看到此番情景，心想一名区区小兵，尚且遭此厄运，若先父在世，真不知会遭罪到何等地步，不禁深切地感谢慈悲的神，因他已适时将先父接回天家。四邻出现的幕幕惨景，预示我家也难免被抄，藏好文稿，已刻不容缓。

当我正在冥思苦想怎能藏好文稿的时候，一付铁绣斑斑，斜靠在墙角的弯管床架，引起了我的注意。脑海中突然闪出一念，若将文稿塞进其中，岂不安全而且防潮？但管中容量有限，我只能将最重要的材料，也就是本书前半部的初稿，和为完成全书所必需的素材，分成四卷，覆以旧纸，小心翼翼地塞进其中，此事从未透露给任何人。不久，便有本校的学生来“破四旧”，先父宝贵的日记以及属灵书籍等被他们焚毁了，但没有翻箱倒柜，文稿就如藏在蒲草箱中的摩西，蒙神保守，躲过了这场浩劫。

然而风波远未平息。1968年初，极左的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各地相继成立以后，中央发出了“深挖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的号召，一场更加无情的政治风暴，又向无辜的人们袭来。此时，过去被整的人，已不再是打击的主要对象，上级要求发动群众，挖出“隐蔽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也就是要另找一批人来加以**。于是，我遭科研单位辞退的缘由，便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当他们得知，在公开的基督徒聚会遭禁之前，我经常参加，又从人事档案里，看到一些不实之词，便给我扣上“反动道门骨干”的帽子。1968年3月14日，将我关押在校内，进行所谓的“隔离审查”，成为教师中最先挨斗的人。在随后的两个月内，校中有三分之一的教师均遭批斗，打击面之广，前所未有。

关押我的人很清楚，单凭他们臆造之词，不能给我定罪，于是便极力威逼我坦白所谓新的罪行，交出新的罪证。事后得知，他们曾去过我家，向家人施加压力。但那时已不能再随意抄家了，尽管审讯我的人，态度凶蛮，我的内心却十分坦然，因为除我以外，无人知晓文稿藏在何处。果然，这秘密始终未被发现。

我被关押在校中长达两年半之久，到1970年10月才放我回家。回来以后，好不容易将文稿再从弯管中取出，感谢主！全部完好无损。它就象“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摩4：11)”，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的）余种(赛1：9)”，也是神奇妙保守的明证。面对这吉光片羽，真是百感交集，它勾起我对先父母的深切思念，同时，也为自己未能及早完成先父的嘱托而内疚和自责。

回顾以往，由于自己的软弱，贻误了写稿的时机，险些使神大能的见证，湮(yān)没无闻，不禁十分懊悔。我恳求神的赦免，并发出类乎参孙临终前的心声，求神在近期内再赐给我一次机会，先简要地写完先父母的见证，荣耀他的圣名。

神垂听了我的祷告。1971年暑假，我第一次被告知可以在家中休息，恰好妻子和女儿又都去了北京，家中剩我一人。尽管那时正值“林彪夺权事件”的前夕，国内政局紧张，我还是个在监督劳动的“受审人员”，前途吉凶难测；但我灵里非常清楚，这就是神赐给我弥补往日亏欠的良机，决不可再有迟疑，必须充分利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争分夺秒地完成本书初稿。于是便关起门来，在狭小而闷热的居室中，一面挥汗如雨，一面按照先父生前过目的提纲要求，夜以继日地写作。就在暑假行将结束、家人尚未返回之前，完成了全部初稿。感谢主，“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

长达四年之久的审查，非但没有查出我有任何政治问题，反倒澄清并否定了许多过去的不实之词。最后，只得将五十年代我从事的正常宗教活动，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结案。1972年6月恢复了我的教师工作，从而我也恢复了和亲友们的通讯往来。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国内的政局略有松动；但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我仍须谨慎从事。仅伺机将本书初稿交给亲属们传阅，这也是先父动笔的初衷。住在上海的大姐夫张恩溥先生，阅毕深受感动，便亲手抄录了一份，不料竟在上海的弟兄姊妹当中传播开来，并扩散到了厦门等较远的地方。曾在圣光任教多年的刘德馨先生，也是先从别的信徒那里见到抄本，再从苏州来信向我了解此稿的来龙去脉。先父母的见证如此受到重视，自然使我感到快慰。心想如付印成书，岂不更能荣耀主名？但在国内这是难以实现的，而到国外去出版，当时就更不可想象了。

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被全盘否定。我那个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也随即撤消了，原先的科研单位，也承认1959年因宗教信仰问题令我退职的作法是错误的，而将我调回。1981至1985年间，大嫂尹马必宁、侄女佩璐、侄儿佩雄夫妇们先后自美国回来探亲，开始互通信息（图24），相聚欢悦之情，难以言宣。他们也都读了初稿，并带回美国，给圣光的校友邵遵澜牧师及远在英国，曾长期在圣光工作的姚如云牧师等信徒传阅。佩璐还为付印之事，在美国、香港等地积极联系，然而几年过去，始终未能如愿。

与此同时，大陆台湾之间的长期对立也在渐渐消除，往来日增。我感到遵照先父遗命，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将初稿中隐讳不全之处，补充完善的时刻已经到来。1988年秋，道声弟送来一本有关长沙大火的湖南文史资料，正好弥补了先父这部份见证的需要，从而更增强了我修订初稿的决心。

转眼到了1989年6月。一天，我读到列王纪上第六章，其中第七节显得格外醒目，经上的话：“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神让我看见，在建造圣殿时，匠人的使命，只是将已经按照神旨凿好的石块，取回来并加堆砌而已，不须再凭己意用铁器在石上敲打修琢，留下刀斧之痕。初稿付印之所以屡屡受阻，乃是神的拦阻。因其中有人为的删减，见证的叙述也过于简略。

我去信将此亮光告诉佩璐，她回信说：“关于回忆录之事，信写了出去，一直没有回音。最近我常在反省，是否我没有尽力而为，尤其是今晨，更为此事祈求。你的信带来了神的答复，他的时间是奇妙的，我心充满了感谢赞美”。阅毕此信，非常高兴，因为神的旨意，总是在各个方面都有一致的印证。

补充改写和出版的工作，都得到了众多弟兄姊妹的鼓励和支持，并承蒙江守道弟兄和戴绍曾弟兄为本书作序，于力工弟兄为本书撰写专文，谨向他们致以深挚的谢意。有的校友还提供了珍贵的照片及资料，更感谢神赐给我够用的力量，我一边写，一边深受感动。自己仿佛返老还童，回到数十年前，又坐在先父母膝下，聆听他们讲述那一个个奇妙的见证。全部文稿均经诸弟妹过目和修改，道声弟在帮助翻译附文，查寻史料及编排打印等方面，更是尽心尽力。所以先父母的这本见证，确是我们众儿女齐心努力的结晶。

一位年逾八旬，与先父生前相识，并多年忠心事主的纪老弟兄，阅读了目前修订的部分文稿后，激情满怀地写了如下的“感言”。

感言

尹道明弟兄将其父母见证的部分遗稿递阅，我被其中许多真实的见证吸引住了，一口气地读完，深受感动！缅怀故人，如在眼前。过去我仅知他们蒙恩得救和热心爱主的二三事，惜无暇与之深交，亲领教益，甚以为憾！今能首先读其见证，不胜荣幸！

所述见证，真人真事，时空确凿，有史可考，实实在在，言简意赅，荣神益人，活出基督。值此世道日衰，人心不古，认识基督，效法基督，大公无私，舍己爱人，实乃当务之急。奇哉主道！伟哉救恩！妙哉生命！有生之年，不顾自己，专为别人；终生事主，作人师表，尹老夫妇，当之无愧。

学习前人，愿步后尘。读后书志，用作追思。神人摩西的祈祷诗：“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诗90：16）。

弱肢纪慕韩主历一九八九年十月六日凌晨

在1991年动笔撰写本文时，恰逢先父母悔改得救六十周年。在中国，年份习惯按干支命名，每六十年循环一次，周而复始。先父母同在1931年9月1日蒙恩，此后同奔天路，同年也生下了我。六十年后，又是由我重新整理他们灵程中的见证。这样，与本书有关事件的开始和结尾，竟一同发生在辛未年里，彼此首尾相应，互为因果，是何等奇妙！使我想起了主的话：“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22：13)”，内心十分激动。

六十年的沧桑巨变，令人间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尽成过眼云烟，飘然逝去；唯有神所彰显的大能与恩慈，不受时间影响，永远感人，并且给人以新的激励。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壹2：17)”。

先父早年赴美，就读于着名的哈佛大学，专攻经济。学成归国，又在财界长期担任要职；然而自中年信主之后，淡泊名利，看万事如粪土，与先母同心事主，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使多人受益，也为他们自己在天上积攒了不能锈坏的财宝，这岂不是很值得我们后代效法的吗？

尹道明主后一九九一年九月初记，一九九七年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