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尔文看来，教会为信徒之母，被选召者的褓母及督导人。它非但是圣徒的团契，上帝改变社会的工具，同时是一种教育的和社会的机关。教会亦常被称为上帝的国(或基督的国度)，这国度，加尔文认为是在和撒但的国度作殊死战、对之作猛烈袭击。因此须扩展基督的权柄，使他成为全社会的元首。国家应该为上帝的国服役，而非仅仅为属世权力。加尔文对重洗派所持的观念––将属灵生活和属世生活完全隔开，对一般社会不负责任，对政治不合作––极表愤慨，认为这等于是失败主义。他敦促并指引世界各国的掌权者要为基督统治的神圣使命努力，服从上帝的话。加尔文并未想象到近代科学所产生的交通工具已强制国与国之间发生频繁的来往；可是他把整个世界当作上帝活动的场所，各国都处在上帝的旨意及基督的公正管辖之下。因此这世界乃“一个世界”；从他的通讯中可以看出他强烈地感觉到教会和国家在精神联系及相通方面，必须有一种表明基督国度的共同约束。虽然他把教会和国家的性质及功能分别得很清楚，但认为在不同的方法上，都是为着共同的目的。再者，我们服从政府，应视之为天意之所定。正如他谴责教会**，他亦不赞成反叛。一般说来，这是反抗上帝。可是这种对政府的顺服亦有限度，正如中国人所说的，政府若残暴不仁，逆了天命，人民就有反抗的权利。总之，在政治上加尔文并不是一个革命家。可是他始终热烈和坚定地主张一种迟缓的，完美的基督教革命，由于这种革命“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