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希腊教父时代 (100-300 AD)

所谓的「教父」(ChurchFathers)乃是初期教会的一些领袖，他们有些是思想家，有的是「护教者」，其中有多人也成为殉道者。这个时期，不仅是基督教的快速成长期，也是基督教「征服」罗马帝国的时期。其中又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米兰诏谕」(公元313年)，下令停止对基督教的**，为这个时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基督教不断受到无情的逼迫。初期教父们的作品大多是用希腊文写的，因此称为「希腊教父时期」。但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却摇身一变，成为受政府保护且拥有特权的宗教。而且在这个后期的教父作品，大多以拉丁文为主，因此被称为「拉丁教父时期」。

I.时代背景

1.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

(1)主后70年以前：

在基督教刚开始的时期，仍被视为犹太教中一个派别─「拿撒勒党」(徒24:5)，因此固然基督徒与主要的犹太教派系(如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之间常有冲突，但在外人及罗马政府看来，基督教仍是犹太教中的一支(徒18:14-16)，所以基督徒也享有犹太人不敬拜偶像的特权。

同时，基督徒在此阶段仍被容许在犹太会堂中聚会，甚至宣讲。保罗就常利用这个机会，宣扬基督的福音(徒13:14-43;14:1;17:1-4,10-14;18:4;19:8)。因此使徒时代的第一批信徒，大多来自于会堂的成员。而作为「外邦人使徒」的保罗，他固然因着犹太人的抗拒而转向外邦人(徒18:5-6;28:25-29)，但是他传福音的策略却一直是「先向犹太人，也向外邦人」。

(2)主后66-70年及130-132年的两次犹太战争之后

在主后66-70年及132年，先后发生过两次惨烈的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战争。犹太人不仅死伤惨重，而且大多数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从此浪迹天涯，远离家园。在战争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状况。

首先，由于文化及种族的认同问题，基督教开始与犹太教分道扬镳。犹太人指责犹太裔基督徒的懦弱，未曾积极支持犹太抗暴运动。基督徒却不愿意采取暴力行动，而选择置身事外。他们也将主后70年圣殿之毁灭，视为耶稣预言之应验。双方的裂痕日益加深，渐行渐远。

因此，到了第二世纪以后，犹太拉比已明令犹太会堂不再接纳基督徒在他们当中聚会。而且此时的教会，是以非犹太人的外邦人为主，信徒传福音的对象，也不再以犹太人为优先了。

2.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

自主后64年开始，罗马帝国就对基督徒由宽容转变为局部性的**。但是自第二世纪开始，就更由局部性的**，逐渐转为全面性的**。然而，虽然基督教遭受到血腥的**，教会仍快速地成长。

初期教会原以中下阶层人民为主，但是逐渐地，在罗马中上层人士中，同情或归信基督教的人数也日渐增加[1]。到第四世纪初，他们已成为教会的中坚份子[2]。他们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讥称的「人类中的渣滓」。相反地，他们大多洁身自爱，奉公守法，是帝国内的模范公民。

在这两百多年间，基督教成长极为迅速，但是分布并不平均。依据统计，在主后250年，罗马帝国人口中，只有2%左右是基督徒。但是到主后300年时，安提阿城人口中，已有将近一半是基督徒[3]。在小亚细亚(土耳其半岛)，基督徒也占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在罗马本土(意大利)及以西的高卢(今日的法国及德国)，则基督徒较少，只有5%左右[4]。这是因为，相对而言，西方在这两百多年间，比东方战乱少，希腊罗马文化的根基也较牢固，基督教较不易渗入。

3.罗马帝国的宗教及希腊哲学

(1)罗马帝国的宗教：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明显的道德崩溃的危机。因为罗马人原本朴实、勤勉的民族性，已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而变得奢侈、淫逸、自大。罗马帝国的原始宗教，是属于「精灵崇拜」(Animism)。但是在接触到希腊文化后，罗马人就将希腊众神吸收到与它们相似的罗马诸神中。然而这种希腊罗马宗教也只有少数罗马公民及自由人才会信奉，对大多数的奴隶阶层而言，反而是来自东方(中亚一带)和埃及的神秘宗教及占星术，最为流行[5]。这些宗教大多是功利主义式的「非道德性宗教」，无法提供高尚的道德准则。因此罗马帝国的道德不是靠宗教，而是靠哲学思想来维系。

(2)希腊哲学派别

在哲学方面，这时期更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罗马帝国境内流行的哲学思想，主要有新柏拉图派、以彼古罗派、斯多亚派及犬儒主义等几种。

A.新柏拉图派(Neo-Platonism)的思想强调灵肉二元论，认为灵魂是善的，肉体是恶的。并且要认识神袛，必须依靠神秘经验。

B.以彼古罗派(Epicureanism,或译为「伊璧鸠鲁派」)则是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创立的。其宇宙观与近代的物质主义者及科学主义者相似，基本上他们否定永生，肯定今生；追求实时行乐，以致于后来倾向于纵欲主义。

C.斯多亚派(Stoicism)则强调理性与自我节制，其道德水平颇高，与基督教伦理有颇多相容之处。类似中国儒家的思想。

D.犬儒主义(Cynicism)则主张以无欲为最高的德行，他们自甘过穷困的生活，是极端的禁欲主义者。

所以在罗马帝国之内，对于伦理道德的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社会上所充斥的，往往是在道德上近乎真空的各种异教，或是道德败坏的纵欲派，要不就是严酷的禁欲派等。相对的，基督教却不分种族和阶级，强调平等、博爱、节制和谦卑等美德，因此基督教成了最有吸引力的新兴宗教。即便在**及威胁之下，基督教的发展仍然极为迅速。

II.基督教所面对的挑战与问题

在这个时期，教会正面临内忧及外患。若不是神的恩典，教会是很难存活下来的，更谈不上成长了。教会外面所遭受到的，主要是政府无情的打压及**。但是同时，教会内部也有许多的异端兴起，造成信徒信仰上的混淆。

1.外在的逼迫与攻击

教会之所以受到外人污蔑与攻击的理由，主要来自误解与毁谤。首先，许多民众因为信徒不拜偶像，而称他们为「无神论者」。对大多数多神论者或泛神论者的背景来看，基督徒敬拜一位无形无相的造物之主，是匪夷所思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基督徒是迷信的神秘宗教信徒。

其次，信徒彼此相爱的生活，也被毁谤为「**与**」。由于信徒彼此互称「弟兄姊妹」，甚至夫妻间也是如此，因此有人误以为他们真的是兄妹通婚。另外，信徒之间的「亲嘴问安」，也被误解为乱搞男女关系。还有，由于在圣餐时，主礼的人在拿起饼和杯时，会说：『这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要以恭敬的心来吃；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要以恭敬的心来喝这立约的血。』，因此他们谣传基督徒的圣餐是在「吃人肉」。诸如此类穿凿附会的谣言很多，因此许多基督教的「护教者」就为此提出答辩。

但是最严重的指控，则是基督徒对罗马政府的忠诚问题。由于基督徒拒绝向罗马皇帝的雕像敬拜，鲜少参加公众**(因为这些**往往有令基督徒难以苟同的暴力或**行为)，甚至还有些信徒拒绝当兵(事实上有些教会拒绝接纳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吏的加入)。凡此种种，都给那些反对者很好的攻击把柄。因此，每当有天灾人祸，或是政治上有任何风吹草动，基督徒总是成为替罪羔羊，会遭到无情的逼迫。

2.内有异端及极端兴起

另一方面，从第二世纪开始，基督教内部就开始出现许多在信仰上有偏差的「异端」，或在生活或作法上较偏激的「极端」团体出现。其中最着名的有下列四个：

(1)诺斯底派(Gnosticism)：他们受希腊哲学「灵肉二元论」的思想影响，强调所谓「隐藏的知识」(希腊文的「知识」一字即gnosis)或「奥秘」，并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主张肉体是败坏的，因此倾向于禁欲主义。他们在教会中引起的纷争最多，也是初期教会领袖们最主要辩驳的对象。诺斯底派的余毒今日仍然影响着基督教，特别是在那些特别强调属灵追求，及高举独到的「属灵亮光」的信徒中间。

(2)孟他努派(Montanism)：这是一个倾向禁欲的灵恩派，是由孟他努(Montanus)于主后172年在小亚细亚开始的。他们高举先知的恩赐(特别是女先知)，并强调末世的信息。他们并非异端，但是也的确造成了教会的**。到第五世纪之后，他们才逐渐消失。孟他努派是历代灵恩运动及二十世纪「五旬节运动」的前驱，其功过得失也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3)马吉安派(Marcionism)：主后140年马吉安(Macion)在罗马，开始宣扬他自己的一套反犹太教的教义，吸引了不少跟随者。他深受诺斯底派的影响，认定物质世界本质上是邪恶的。他还主张耶稣是受造的「次级的神」。所以他及他的跟随者否定旧约的教训，将耶和华与耶稣对立起来，高举保罗的教训。因此马吉安所接受的新约圣经，就只有删减过的《路加福音》，和保罗的十封书信。其它的经卷都因有倾向犹太读者的嫌疑，被他摒弃了。马吉安派又禁止嫁娶，因此在活跃了数十年后，就逐渐式微了。

(4)摩尼教(Manichaeans)：这是由波斯人摩尼(Mani)于在主后第三世纪中开始建立的。他的教义接近诺斯底主义，又参杂了波斯祆教(拜火教)的色彩，强调光明与黑暗两个国度的争战。当他于主后276年被杀后，他的信徒大批地由米所波大米亚进入北非，影响很大。摩尼教是一种混合式宗教(Syncretism)，与今日流行于伊朗及欧美的「巴哈教」(Ba’hai)极为神似。奥古斯丁本人在信主前，就曾经是个摩尼**。摩尼教在中亚、西域一带十分活跃，曾在唐朝时期与「景教」(就是基督教中的「涅斯多流派」)先后传入中国。当唐武宗在835年展开「灭佛运动」时，景教教士都被逐出中国，从此一蹶不振。摩尼教的教士却中途逃亡，因此在中国苟延残喘地留下来了。后来摩尼教又与佛教的一支「弥勒教」结合，产生了白莲教(今称「一贯道」或「天道」)。

III.主要领导人物

1.教会领袖：

这个时期的教会领袖，如安提阿的伊格那修(Ignatius)、示每拿的波旅甲(Polycarp)、爱任纽(Irenaeus)、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居普良(Cyprian)等人。他们有些是第一代使徒们的学生(例如波旅甲是使徒约翰的学生)，而且大多先后为主殉道。他们除了牧养教会之外，通常也扮演护教者的角色。他们所留下的作品，帮助我们了解初期教会的光景。

2.护教者(Apologists)：

这个时期的教父，更主要的贡献，乃是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以希腊哲学的逻辑推理方式，将之系统化。特别值得注意的，乃是一些被称为「护教者」的人士，例如爱任纽、殉道者游斯丁(Justin)、特土良(Tertullian)、俄利根(Origen)、亚他那修(Athanasius)等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也都有精深的希腊文化造诣。他们的心志乃是一方面要与反对基督教的人士为真理而辩，另一方面又要驳斥基督教内的异端份子。他们最主要的影响，乃是在基督教的教义方面。由于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因此许多最重要的神学问题，诸如有关耶稣的神性、三位一体的观念等，都是在这段期间被确立下来的。

特土良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一位，他是这个时期少数用拉丁文写作的护教者之一。他的杰作是《护教辞》(Apology)，和《反马吉安论》。但是他自己极端严谨的道德观，却使他晚年加入了孟他努派。

IV.主要的成就

在这基督教创立的头三百年之中，有三件影响深远的大事[6]，就是：

(1)确立了新约正典；

(2)确立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

(3)建立教会组织。

1.新约正典逐渐形成

新约「正典」(Canon)是指被众教会共同认可的新约圣经书目。自基督教开始传播以来，虽已有许多教会领袖(尤其是使徒们)的着作在教会中流传，但是其真伪和价值仍需鉴定。虽然新约正典是在希波会议(公元393年)和迦太基会议(公元397年)才追认确立的，但在此之前，教会及众信徒间的共识早已形成了。除了少数几卷书(如希伯来书、雅各布书、彼得后书等)因争议性较大，共识建立较慢外，大部分的书卷，在主后250年已经广受接纳了。这在视圣经为「神的启示」之基督教而言，确立圣经的权威性，是至关重要的事。

2.基本教义逐渐确立

为了面对来自异端的挑战，教会必须把正确的信仰，清楚地表明出来。因此，异端的挑战，反而促成了基督教正统信仰观念的成形。《使徒信经》(Apostles-Creed)和《尼西亚信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第四世纪被众教会所接纳而产生的。其实《使徒信经》并非使徒们亲自写的文献，而是后来的教会领袖们，综合了使徒们的教导，以精确的文字，勾勒出基督教信仰的纲要来，成为历代信徒的共同信念。

3.教会结构逐渐定型

至于教会的组织，也是逐渐发展的。最初的教会组织是很松散的，各地方性的教会只有长老和执事两种职份。后来由于教会人数日增，其中一位长老便成为长老团的主席，称为「主教」(Bishop)。到了第四世纪，大城市的主教也再进一步成为整个区域的「区主教」。这些教会的大教区，往往是与罗马帝国的「省」平行的。这种层次分明、组织严密的教会结构，是受到罗马政治文化的启发。到了第五世纪中，当西罗马帝国灭亡时，这种教会的结构，也在取代地方政府来从事抚恤、关怀、教育民众等功能时，发挥过极大的作用。

V.主要宣教策略

1.以希腊哲学为桥梁，向知识分子传播基督福音。

这个时期的希腊教父们，如亚历山大的革利免及俄利根等人，对希腊哲学的态度是十分友善的，他们认为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的「先驱」或「启蒙**」[7]。这是他们采取「调适主义」的基础。所以，他们强调两者的相似之处。例如柏拉图的永恒概念、实体与表相的区分，都曾被俄利根借用来解说基督教的思想；而斯多亚派的道德观念，也被视为与基督教伦理相互辉映。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也认为，『神将哲学给予希腊人作为「启蒙**」，以将他们引向基督，正如律法对希伯来人一样。因此哲学是一个预备阶段，铺了一条路，借着基督将人带到完全的地步。』[8]

许多流传至今的希腊教父作品，可以看出他们的苦心及技巧。例如殉道者游斯丁就曾说，神把「理性的种子」，洒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不仅以色列的先知，各国的哲学家们，也都拥有神所赐的洞识(insights)。所以他将许多希腊哲学家，例如苏格拉底等人，与亚伯拉罕、摩西、伊莱贾并列。然而他也强调，这些哲学家们所得的启示仍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完整的。只有当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那完全的启示才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

2.以爱心及美德的生活见证，吸引世人接受基督。

当时大部份基督徒都过着有规律而且勤勉的生活，并以金钱资助穷困的教会[9]。在道德方面，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大体上很好[10]。他们禁止堕胎、杀婴，而且收容许多弃婴，抚养他们长大。在家庭方面则儿女孝顺，夫妻互敬互信。甚至当时奉命捉捕基督徒的官员普林尼(Pliny)，也向罗马皇帝报告说，基督徒实在可算是「模范公民」[11]。另一位异**格林(Galen)也曾如此形容基督徒：『他们如此不断地自律自制，他们如此强烈地渴望达到道德上最完美的境界，以至于他们几乎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12]

因此，基督教在主后三百年之前，所以能遍传各地，主要必须归功于一般信徒的见证。他们的福音策略，类似今日所谓的「友谊式布道法」(FriendshipEvangelism)。他们能够极为成功地将福音的种子，洒遍在他们所生活的小区中，而且结实累累。

但是为了确保信徒们的信仰是真诚的，初级教会有极其严格的「认信」(catechetical)过程。这过程相当于今天教会的「受洗班」，但是时间长得多。一般而言，通常由慕道至受洗，可能需要三年，有的甚至要六年。依据一份主后217年的文献显示，在认信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传授信仰真理，而且要考核慕道者的生活见证，以及他们信主的动机[13]。而推荐他们归主的信徒，也需要证明这些慕道者能够而且愿意聆听真道。

这种严谨的认信过程，在教会正在大遭逼迫时，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这种严谨的程序，也比较能对信徒们有个有效的「质量管理」过程，免得滥竽充数，破坏基督徒美好的见证。这是初期教会能持久不衰，保持纯正信仰的秘诀。今天许多教会草率地大量吸收信徒的作法，是值得再思的。

3.以殉道者的血，培育福音的种子。

自第二世纪开始，基督教受到越来越严酷的逼迫。分析其原因，则有好几方面的因素。第一，罗马帝国在经历将近两百年的太平盛世之后，开始遭遇到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基督教就成了替罪羔羊。罗马皇帝及官员认为，是因基督徒拒拜偶像，致遭天谴。当然这是推卸责任的话，但在无知的群众里，也的确发挥了转移注意力的效果。

第二，基督徒拒绝对罗马神祇献祭，也不肯在皇帝雕像前烧香，这在罗马人看来，是拒绝对罗马帝国效忠的表现。在内战外患频仍，民众忠诚度大为降低的时代，「对国家不忠」是极重的罪名。但是事实上，在基督教受尽逼迫的两百多年中，基督徒很少反抗。而犹太人在公元66、132及156年，就引发了至少三次反抗罗马的革命战争，每次都死亡枕籍。

第三，基督徒对世俗生活采取「隔离」的态度，教会领袖劝基督徒避免去竞技场观看残酷的决斗，或去戏院看猥亵的表演，特土良甚至要基督徒不要从军。凡此种种，都曾被指责为搞**的行动。

因此，有两百多年的时间，许多的基督徒被火烧死、被野兽撕裂、被斩首、被监禁或被鞭打，然而正如特土良所说的：『殉道者的血，好似一粒粒的种子。好像草被割下来时，它会像「春风吹又生」一般地，更加繁茂。』[14]虽然有少数基督徒变节，但绝大多数的信徒都坚持到底。殉道者对信仰的忠贞，激励了许多信心动摇的信徒，并且在后来，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些基督徒不屈不挠地忍受试炼，默默地加添人数，以言词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出戏。[15]

4.以一般信徒，作为主要传福音的使者。

在第四世纪前，虽然那些学识渊博的「护教者」，在思想及信仰上贡献卓着，但是对福音广传居功最大的，仍是一般的信徒。大多数的慕道者，是透过他们的见证而信主的。而地方性教会的长老及执事，则负责牧养他们。

然而，第二世纪开始，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巡回布道者」(itinerantevangelists)。这些巡回布道者，效法早期使徒们的榜样，将福音带到「未得之民」当中，建立教会，按立长老、执事，然后再奔前程。

可是这些巡回布道者大多是一般信徒，并非正式经由会众选举出来的，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感动及呼召。因此教会不会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然而他们立志过清苦的日子，随走随传。每到一处，当地的信徒及教会就接待他们(当时没有今日的旅店)。因此他们的脚踪遍及各地，成为非正式(未受差派)的「宣教士」。至于正式由教会差派的拓荒宣教士，是到第四世纪以后才有的。

当然，为了避免少数滥竽充数的巡回布道者，到处骗吃骗喝，在初期教会留下的文献中曾规定，所有的巡回布道者，教会只能接待一至二天。超过三天者，及向信徒索取金钱者，都将被视为「假先知」。[16]

5.以信徒的家庭为主要聚会地点。

在教会屡遭逼迫时，信徒大多在家中聚会。直到第三世纪，才开始在少数地区有教堂建筑物。目前考古学发现的最早教堂，可能是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建筑，大约是主后232年左右建成的。但是这乃是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外的地区。在逼迫最严重时，许多罗马城内的教会，甚至是在地下洞穴中的。这是名符其实的「地下教会」。直到君士坦丁皇帝在313年发布宽容基督教的「米兰召谕」后，教堂建筑才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

正因如此，早期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这是情势所逼，并非因为家庭教会一定是最好的教会模式。因此，今日的教会，要从早期家庭教会的优点中去学习，并且融会贯通，才能有效地运用在今天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切忌生吞活剥式地套用，否则将未见其利，但见其弊。

家庭教会每个聚会点人数不会太多，但是机动性很强，彼此的联系很密切，向心力也够。所以早期教会虽然没有后期那种组织严密的结构，但是却满有活力，信徒的参与感很深。在这样的光景中，教会欣欣向荣，逐渐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

参注：

1威尔杜兰(WillDurant)：《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台北幼狮书店，1973，239页。

2R.Grant,EarlyChristianityandSociety.Harper&Row,1977,p.88.

3同上，p.11.

4《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249页。

5滕慕理：《新约综览》，香港宣道书局，1976年，67页。

6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李林静芝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6，22页。

7DavidJ.Bosch,TransformingMissionaradigmShiftsinTheologyofMission.Maryknoll,NY:Orbis,1991.P.193.

8引述自AylwardShorter,TowardATheologyOfInculturation,Orbis,1994,p.139.

9同上，239页。

10同上，242页。

11同上，243页。

12同上，243页。

13海天书楼：《基督教二千年史》，1997年，117页。

14《世界文明史─基督时代》，319页。

15同上，320页。

16MichaelGreen,EvangelismintheEarlyChurch,Eerdmans,1970,p.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