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古时期：教皇与教会的兴衰

前言

正如前一章提及，在中古时代，东方的教会日渐萎缩，而西方的教会却因宣教的成功，日益壮大，以致造成罗马大主教的地位日见提高，最后更被视为整个大公教会最高的属灵领袖。奇怪的是，罗马主教，亦即被称为教皇(或教宗)的，最初之所以被尊崇，是因为教皇贵格利第一世(GregorytheGreat，540～604．A．D．)以「仆人之奴仆」自居，并且谦卑地实践牧养信徒的职份。贵格利于主后五百九十年任教皇，当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以「大公主教」自居，以自己为整个大公教会的最高领袖。贵格利不单没有以同样的尊称与他抗衡，反强调作主教的其实是作众人的仆人，作大主教的便是「仆人的奴仆」。这样一来，罗马大主教的谦卑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自高，便形成强烈的对比，因而引致信徒及圣职人员普遍对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反感，更拒绝承认他为最高领袖：反过来，他们却因此更加尊敬贵格利，视他为最高领袖，再加上贵格利任内的成就非常可观，罗马大主教的声望日益高涨。

教皇皇权的兴盛

主后六百五十年左右，回教已差不多占据所有东方教会重要的基地，东方的信徒很多都改奉回教，东方教会的声望便一落千丈。主后七百年左右，回教向西推进，企图进入欧洲，夺取西方教会的基地，幸好归化基督教的法兰克部族大败回教徒，西方教会得以免受蹂躏，更能继续发展。

法兰克族对教皇特别支持，为教皇平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蛮夷，教皇因此对法兰克族的领袖也另眼相看，于是法兰克王与教皇便结合，成为塑造将来欧洲历史一强大的力量。渐渐法兰克族的势力强大，于主后八00年，法兰克王查理曼为教皇清除蛮夷后，进入罗马城，教皇将皇冠放在他头上，称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这加冕仪式有很重要的意义，象征着教会与国家的结合，法兰克王以军事力量为教室清除骚扰意大利境的蛮夷，教皇请求他的帮助无疑是承认他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然而，法兰克王要统一领导西罗马帝国，却要教皇撑腰，他受教皇加冕，即表示他在地上的权力是必须由教皇肯定确立。自此以后，教皇在政治上的参与便越来越大。同时查理曼大帝在受冕后，即承认教皇在教廷附近一带的地方，有政治统治权；亦是说，教皇除了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是属灵领袖外，还在罗马部份的地方，有统治权，承认教皇有地上的统治权，即承认他可以参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日后，查理曼大帝死后，他的儿子你争我夺，在分裂的状态中时常要教皇调停，教皇便更深的介入政治斗争，而他们的权力便渐渐大起来。教皇在与帝皇或贵族斡旋，还有一厉害的武器对付他们，叫他们不能不驯服。那武器便是圣礼禁令。就是说，某皇帝或皇孙公子得罪教皇而不肯驯服时，教皇可向他治理的境界颁布圣礼禁令，除了葬礼外，一切其他圣礼如婚礼、圣餐、受洗等都得停止。这一招是皇孙公子最惧怕的，因为百姓不能忍受这禁令，圣礼是他们生活重要的一部份，受禁一久，他们便很容易造反。就是连最强横的亨利第四，曾企图以大军围困教皇使他就范，但圣礼禁令一出，他也惧怕，结果要跪在雪地中三天，求教皇宽恕。可见教皇的威力。

教皇皇权的衰落

权力好像新酒一样，使人易醉。有权力便免不了有权力斗争。意大利的贵族一直以来对选立教皇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尽力将自己的心腹放在教皇皇位上。在九世纪至十世纪一、二百年间，教皇的选立往往受几个大家族操纵。在主后九百零四年至九百六十三年间，一个家族得势，教皇的实权便落在这家族最有影响力的三母女手中。他们母女三人用美色及各样的手段，控制教皇，教皇的皇位便往往由她们的情夫、儿子及孙子占据。这时期的教皇的统治被称为「淫妇专政」。主后九百五十五年，她们一位孙儿未满十八岁便登上教皇皇位，号称约翰十二世。这人罪恶滔天，四处抢掠、奸杀，结果日耳曼族的奥图一世(OttoI)，看不过他的恶行，用武力干预，在主后九百六十三年召开会议，将这教皇罢免。但主后九百六十三年后，情况并没有改善，改变的只是由第二个家族操纵教皇，这个家族所选立的教皇，并不见得比以前的出色，更可怕的是，在主梭一○一二年后，教皇的皇位竟为这家族世袭。主后一○三三年，这家族的一名公子登位，号称本立德第九世(BenedictIX)，这位教皇的败坏比起约翰十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止奸淫掳掠，更洗劫那些到罗马朝圣的信徒。在罗马城的人忍无可忍，便将他赶出另选教皇西维斯特三世，本立德却竟然将教皇的皇位以高价出售与一位名叫贾德恩的人，此人买得皇位后自称贵格利第六，而不久本立德又反悔，仍自称教皇，这样一来，教会便有三位教皇了。事情到此地步，神圣罗马帝国不得不召开会议，教皇的声望一落千丈，教会也同时感到非常彷徨疑惑，不少人心中在问，为什么他们的属灵领袖会堕落到这地步了。

改革教会的呼声开始出现，但改革的步伐却非常缓慢，并且受到很多的阻力。第一步的改革由一位名叫希特布兰(Hildebrand)的年轻修士推动，他本是法国一位修士，当教皇里奥第九到法国时，与他相遇，便请他往教廷协助他。虽然只是副执事的地位，由于教皇的信任，他推动了不少改革。随后几位教皇都任用他，他便运用他的影响力清理教会中淫乱舞弊的现象。最后，他更大胆提议教皇由红衣主教团选出，如此，便可以把教皇的皇权从政治势力的操纵中解放出来。他的提议终于被接纳，而他自己也于一○七三年登上教皇的皇位，号称贵格利七世(GregoryVII，1015～1085A．D．)。他在位时，确立属灵的权柄高于政治的权柄，并下令禁止贵族私自封立主教及指派教会职位，要求圣品人员严守独身的誓言；当时已经娶妻的神父激烈的反对，但教皇在群众的支持下，将这些人严厉惩治。

经贵格利七世的改革，教会的声望才日渐回升。而信徒对圣品人员及教皇的尊敬也开始恢复。然而，教皇皇权与政治势力的斗争就是在贵格利七世在主时也非常严重，上面提过的亨利第四，是与贵格利七世争领导地位而致动武。虽然在圣礼禁令的威胁下，亨利第四暂时屈服，但真正的斗争却在暗地里进行。这斗争一直持续，到主后一二九四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Ⅷ，1234～1303A．D．)与英王爱德华(KingEdward)及法王腓力(KingPhiliptheFair)因为税收的问题，斗争更形具体和尖锐；英王和法王因备战而需要庞大军费，于是向教会征税，教皇便颁下命令，禁止任何政府向教会征税，否则逐出教会。教皇更进一步调停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纠纷，及至法王拒绝他的调停，他又发出通告，宣称教皇不单有权统理属灵的事，同时亦有权统理地上的事，因此任何人都得服从教皇。法王立刻将教皇俘掳，把他囚禁，他不久死于狱中。法王乘此机会，将他的心腹推为教皇，号称革利免五世。革利免五世得法王撑腰，拒绝到罗马上任，而把教皇的皇位迁移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至此以后七十年，教皇的皇位便在亚威农，这时期就被称为教皇巴比伦被掳时期(乃因这时期的教皇在法王控制之下，持续七十年之久)，教皇皇权亦因此大失威望，一蹶不振，西方教会也因缺乏属灵领导而更加腐败了。

中古教会的衰落

提起中古教会便离不了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确是中古教会历史很重要的一节。十字军东征的情节我们不详细叙述，只是略提，东征一共有七次多，主后一○九五年开始至一二五○年左右。东征的起源是回教徒残杀到巴勒斯坦朝圣的基督徒，引起当时的教皇及贵族企图从回教徒手中收复基督徒往日所失去的领土。但由于东征的军旅多是乌合之众，再加上他们彼此嫉妒争功，结果东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教会及整个欧洲的资源消耗净尽便不在话下，人命的损失更是可怕，例如在东征一开始，几万人便在保加利亚给土耳其歼灭；随后二十万之众的军队也在匈牙利被歼灭。主后一○九九年，东征的军队的确攻占了耶路撒冷及安提阿，但不久又落在回教徒的手中。最使人心酸的却是一队由数千儿童组成的十字军，他们企图从法国马赛的海岸出发东征，一些商人假意给他们提供船只，结果却将他们卖给回教徒作奴隶。

十字军东征对整个欧洲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在二百年间，整个社会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当贵族和武士一批接一批去东征，军费固然很庞大，支持或发起东征的贵族自然要将不少田产卖出，地主阶层便渐渐兴起。那些东征的贵族及武士有很多根本永远回不来了，于是他们原本统治的农庄便荒废或落在其他人手中。再者，多次的东征将不少欧洲的精壮份子从农业生产中抽掉，很多的农地便无人耕种，欧洲的经济架构被迫转变。最重要的还是东征其实打通了欧洲与地中海一带的贸易，意大利、西班牙的港口便突然发达起来：为了应付贸易，手工业也开始发达，城市的人口暴涨，而在农村留下来耕作的人口越来越少。在这情况下，贵族的收益便大不如前，而同时，商人却暴富起来，在这对比下，贵族的地位便渐渐给新兴的商人及地主取代了。贵族的衰落，武士的消失，城市的兴起及商人的暴富，使以往的封建制度全面崩溃。这时候的人不再像以往一样属于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体，他们可以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城市，可以不属那处地方，也不会像以往一样，思想行为却受所属之地控制。这样一来，自由思想便开始出现，对教会或封建社会的传统开始发出疑问和挑战。

不过，十字军东征最大的影响是对于欧洲人在精神上的冲击。东征带来文化的接触；以往西方教会对于东方教会及初期教会的传统都非常陌生，但在东征时，初期教父很多的文献开始流入欧洲，东方教会的属灵模式也开始受注意。突然间，信徒开始体会，西方教会的传统不是唯一更不是绝对正确的传统，于是对西方教会的信仰表达，敬拜及属灵模式开始作出批判。同时，以往一度失散的希腊文学及哲学的文献，此时再被发现，流入欧洲，对于西方的教会造成很大冲击。西方教会再不能闭关自守、唯我独尊，而要设法消化这些新涌入的思想，将它融合于基督教的大体系中。于是教会的思想需要变化。

思想的冲击本来是好的，只要教会采取适当的态度。但不幸的是，教会却因为另一些原因，使自己更封闭，以致不能作出适当的应变。事情是这样的，很多东征回来的人，都心灰意冷，对教会失去了信心，更怀疑自己的信仰，在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带了诺斯底派的信仰回来，对于肉体特别厌恶，他们组织起来，称自己为「清洁派」，主张以苦行情除罪孽。教会起初想尽办法要将这派的人引领回教会的正统信仰，但始终没有成功，这派的人数日渐增多。其他的异端也同时多起来；有鉴于此，教会组织异端裁判所，四处搜捕异端的可疑者。异端裁判所的权力越大，他们对信徒造成的伤害也越大，不少无辜的信徒被酷刑、火烧，很多惨无人道及黑暗的事都与异端裁判所有关。不止这样，教会的信仰也因此越来越狭窄，更难在思想仲激下，对自己的情况作出反省和批判，这实在是最可惜的，因为缺乏反省和自我批判，教会便越来越僵化，更不能将本身的错误、偏见、执迷及败坏纠正过来。一个强烈的对比开始形成；在社会结构的改变中，自由思想渐渐蓬勃，但教会的思想却因为过份的自我防卫，而越来越狭窄、封闭，这样便使更多的人对教会失去信心。

当时很多人对教会失去信心，其实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教会本身的腐败是主因。为了东征，教会不负责任地以属灵的口号，鼓励人去参加十字军，并且应许参军的人有天上的赏赐，这样一来，教会滥用了她属灵的应许，以后使自己的信用大有问题。再者，为了支付东征的庞大的费用支出，教会的资源耗用了不少，教会的经济也因此陷入拮据的状态。如何补充资源？教会开始售卖圣职，而买得圣职的人也尽量利用圣职发财，于是贪污舞弊丛生，更有利用信徒的迷信诈骗钱财的。教皇不单如此，更于主后一三○○年利用赎罪开创谋利的途径。教皇本里非第八宣布主后一三○○年为禧年，大凡到罗马朝圣的人便可将一切受洗以后所犯的罪一笔钩销。此宣告一出，立刻有二十万人涌到罗马，而大量的金钱也同时涌入教皇的仓禀。自此以后，继任本里非的教皇便宣布每五十年为一禧年，随后更减为每二十五年为一禧年。更厉害的是，他们宣告凡未能亲身到罗马朝圣的，可用金钱代替。赎罪券的观念便是这样形成的。意思是说，信徒可用金钱，向教会申请免去因犯罪所应受的纪律处分，由教会发出赎罪证明。原来教会一直以来纪律甚严，信徒犯罪不单要向神认罪悔改，为了表示真心悔过，更要在教会的指导下进行悔罪操练，接受教会为他所定的补赎办法。赎罪券原本的意思是免去悔罪操练中种种严厉的纪律，并不是赎罪券本身可以赦罪。但很多愚昧的信徒便误以为赎罪券真有赦罪的功效，赎罪券一出，人对神审判的畏惧便大大减低。一些本来道德生活败坏的人便可以安枕无忧地去放纵了。

不单如此，赎罪券也成为一种商品，主教们更争相标购发行赎罪券的权利，谁向教皇出价越高，谁便可在那教区发行。为了投标，不少大主教及主教便向银行贷款，而日后为了偿还债款，便更大力鼓吹信徒购买赎罪券，整个教会的属灵生命，真是落到很可怜的光景。

在这种灵性、道德衰落的情况下，不少忠心的仆人屡次企图改革教会，但他们每一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有些更招致杀身之祸。然而感谢神，他在主后一五一七年兴起马丁路德，针对罗马天主教败坏的核心一矢中的，因而牵动起改革的巨潮，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改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