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改教运动的全面性影响

天主教的反躬自省

改教运动对罗马天主教领导阶层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荡，他们痛定思痛，深感教会的确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教皇保禄三世(PaulIII)即位不久(主后一五三四年)便委任干达利尼(GasparContarini)、加拉法(GiovanniCaraffa)、萨多雷托(Sadoleto)及波尔(Pole)等数位红衣大主教深入了解教会内部的问题，并推动更新运动。他们经过深入调查、反省，在主后一五三八年完成一份报告，对教会种种流弊作出详尽的分析及检讨，更提出更新教会的建议，于是便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其实是过往改革尝试的延续。在改教运动未爆发之前，天主教中已经有一班人竭力推动教会更新。在路德钉上九十五条之前数月，便有大约五十位神职人员及平信徒在罗马组成「神爱社」(OratoryofDivineLove)，励志改革教会。他们首先由自己开始，以祷告、读经、敬拜来操练敬虔，然后透过他们生命的影响，引发起教会中的属灵更新。他们这班人中日后多成为天主教的领导人物。除此以外，不少修道院及修会也分别渐进地清理门户，提高属灵的素质。

大致上，天主教中的更新运动，循三方面进行。第一，他们使中古时代的敬虔模式复苏过来。中古时代向往与神契合的情操渐渐扩散，一种新的神秘主义开始出现，很多圣职人员及平信徒都追求与神契合的经历。同时，中古时代的修士常以贫穷、服事贫病无助的人为属灵操练的必经历程。这一种生命的理想及情操沉寂多时后，现在又再一次成为一股属灵的动力。例如在主后一五二○年，圣方济会中出现了一群以恢复圣方济精神为己任的人，他们头戴尖帽，穿着粗衣，学效圣方济当年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将生命、时间完全摆上去服事贫病无依的人。后来这班人成立了一个新的修会，称为嘉布遣修会(Capuchins)。另一方面，中古时代的另一特色便是对教会的传统有极度的尊敬。恢复中古的敬虔亦即恢复对传统的尊敬。于是一股完全与改教派反对传统的不同潮流在天主教中兴起，他们比中古信徒更尊崇教会的传统；亦因为这缘故，天主教中的更新运动常常被称为「复古运动」。

第二方面，天主教的领袖们受了改教派的刺激，不得不对传统的神学体系来一次重大的检讨。他们当中有不少对于路德所提倡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抱一种同情甚至欣赏的态度，但却有另一些人固执于中古时代的神学架构。这两派人相互影响，使天主教在神学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虽然大致上他们的神学依然是固守中古的架构，但中古神学的斤斤计较逻辑思辩及钻牛角尖的倾向被修正过来。他们开始注重圣经的教导、传统的阐释及生活的实践。固然，经院学派的气味依然很浓重，阿奎那的神学依然是天主教神学的主导，但新兴的经院学派对于时代的需要更适切，不再像过往的经院神学远离人群。同时，对于阿奎那的神学也作出了新的诠释，例如曾审查路德神学的迦耶旦大主教(Cajetan)须重新注释阿奎那的系统神学，使它更切合时代的需要，而迦耶旦的新注释成为当时的标准课本。可见当时的天主教领袖多么费心地将中古神学本土化在当时的时代中。

第三方面，天主教与基督教人文主义携手，合力发展文化，企图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融合，就像中古时代一样，基督教信仰成为文化建立的基础。现在中古文化崩溃了，他们便尝试，透过扶助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发展，在文化的各层面取得领导的地位，以产生一种文化更新的动力。在文化重建这一方面，天主教比改教派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不单没有像路德一样摒弃基督教人文主义，反而与他们结合，于是很多重要的科学家，思想家成为天主教很大的助力。

第四方面，一股宣教的热忱在天主教内兴起，成为日后教会大大扩展的基础。宣教的热忱最初是针对那些改教派的，一些天主教的修士以向这些异端传正统信仰为己任。后来，这些企图引导改教派信徒重回天主教怀抱的修士们仍渐渐扩大他们的工作目标及范围，以至在十七世纪时，天主教的向外宣教活动便展开了，并且发展得相当快。而这时候改教派却为了内部的纷争，停滞不前，向外宣教几乎连想也未想过，因此宣教运动的开展比天主教迟了几乎两个世纪。天主教虽然在欧洲失利，但在其他地方却因宣教活动而得到非常大的成果。

在天主教的更新运动中，有两股重要的力量在其中推动，第一便是「天特会议」(CouncilofTrent，1545～1563A．D．)，第二便是新成立的「耶稣会」(SocietyofJesus)

「天特会议」是保禄三世为在急变时代中重新确定教会的身分及方向而召开的。天特会议断断续续的在主后一五四五至四七年，一五五一至五二年及一五六二至六三年进行。会议的初期，他们讨论教会中的流弊及改革的步骤，并寻求与改教派复合的可能。当时代表主张复和的有干达利尼及波尔等，在他们的催促下，保禄三世也有复和的倾向。然而加拉法及其他的领导却力主用严厉的手法对付那些叛教的人，不能对他们让步。他们亦向教皇极力进谏，结果教皇倾向他们这些强硬派的一方，在他们的协助下，组织异端裁判所对付改教派，并加强他们宣教的活动，叫更多的人重回天主教的怀抱。

在另一方面，他们致力于确立天主教的神学立场，否定改教派对因信称义的看法：坚持教会传统的七项圣礼，认为它们是成就救恩所必须的；同时肯定炼狱的存在，肯定为炼狱中被困的灵魂祷告是有效的；也肯定赎罪券的功效，但对于赎罪券所引致的种种弊端亦加以指责。或许更重要的是，天特会议重新确立了教皇的权威，认为只有他才可以解释教会传统的信条及谕令。

我们可以说，天特会议一方面把教会中一些败坏、流弊清理过来，但另一方面却在信仰上使天主教教会变得更保守，更封闭，这是非常可惜的。

对天主教内部的更新运动有莫大贡献的另一个因素是「耶稣会」的成立及扩展。耶稣会的创始人是罗耀拉(IgnatiusLoyola，1491～1556A．D．)。他年轻时向往行军的纪律操练，并且满怀军事野心，可是在一场战役中他的腿部受到严重损伤，使他变成残废，不能再从军。在极度的痛苦中，他疯狂似的阅读属灵书籍，特别是一些圣人的传记。最后他受感动，将残缺的一生献与圣母，成为圣母军队中的士兵，为圣母打属灵的战争。他痊愈后本来想到耶路撒冷传福音，但那里的瘟疫使他不能前往。在等候神差遣的这段期间，他内心充满挣扎—罪的引诱，疑惑的侵扰。但是在挣扎中他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定论，就是要一心一意地献与神，首先要学习的便是绝对的服从，而服从神最具体的表达便是服从神在地上的代表，亦即教皇。

后来他终于可以去耶路撒冷传道了，却发现自己才疏学浅，无法胜任许多工作。于是他便决定，要为主作见证便得好好的装备自己，于是由小学读起，直读到大学。在大学中他认识了六位同伴。他们一起祷告，一同有极大的负担传福音。经过一段时间的团契、等候，他们终于一同誓死效忠教皇，听任教皇差遣，并以贫穷、贞洁为生活的标记。耶稣会便是这样成立了。耶稣会在教导平信徒，办学及宣教各方面，有极高的成就，也是近几百年来天主教会中发展最快的修会。他们有如教皇手下一支庞大的军队，为他效命，一方面带领改教派回转，一方面展开海外宣教，在十六世纪，他们的宣教士已经踏上了远东的土地了。

改教运动在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改教运动在十六世纪的欧洲造成了很大的震荡，不但改变了欧洲宗教生活的面貌，更在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转化作用。首先从思想的角度看，改教运动代表着一个宇宙人生观的转变，从中古的宇宙人生观转化为现代的宇宙人生观，因此，史学家大部以改教运动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以它为现代史的开端。其实，欧洲科技的突飞猛进，显然与改教运动有很大的关系。改教运动将整个欧洲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中古以来，神学完全被困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之内，圣经的道理被化成一套玄学思想，对于宇宙的解释，价值的取向，完全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依归，几百年来，欧洲人的思想被困于这框架之内，加上教会用她的势力去确立，这思想的枷锁便牢不可破。从这角度看，路德向中古神学体系宣战，根本便是一种思想的革命，路德的改教运动最深远的意义也在于此。路德公然对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怀疑，这便成为一种思想解放的号召，在哲学、科学方面，心中存疑已久的人便敢于将疑问拿出来，一种重新思想宇宙人生的空气便开始扩散。没有这种思想空气，克卜勒(JohannKepler，1571～1630A．D．)的新天文学理论便根本很难孕育出来，没有克卜勒所建立的基础，加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A．D．)所倡导的宇宙观也很难建立起来。我们不要忘记，克卜勒的新思想是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德国出现的。

除了对传统思想的疑问，路德的改教运动更标示每一个人都应该凭他的良心去体认真理并坚持真理，而不应受传统的势力所左右。这种自由思想的种子，日后开出了民主自由的花朵，也促进了欧洲在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政治方面，改教运动为民主政制奠下了重要的基础。首先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祭司的观念的出现，既然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有权侍立于神的面前听命于他，每一个人都有同等责任去服事他的弟兄。在神面前，平民、平信徒原来与王孙公子，与圣职人员完全是同等，那么中古的层级制度便开始不攻自础了，改教派的教会以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去治理教会。例如长老会的长老，权力虽然很大，但他们也是平信徒选出来的。其他的如浸信会、公理会等会友的权力更大。当他们习惯了以民主的方式治理教会，也同时感觉这是有效的治理方式，便自然想到用同样的方式去治理国家。美国以民主政制立国，可说完全是以治理教会的模式为蓝本。在欧洲方面，这种民主的思想透过教会体制孕育生长，到美国的民主政制成形时，便产生很大的转化作用，假若没有改教运动，西方的民主政治不知要再等多久才被建立起来。

在经济方面，假若我们环视一下欧洲的经济发展，便会发现一个充满启发性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改教派的国家都比天主教的国家进步不知多少倍。只要你将改教派的荷兰和天主教的西班牙比较一下，将英国和意大利比较一下，将改教派影响下的德国、端土与天主教影响下的德国、瑞士比较一下，将固守天主教的南美国家与美国比较，便发现他们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改教派传统下的国家似乎充满了活力，创新、富裕，而天主教传统下的国家，除了法国外，却似乎是落后、贫瘠。我们要知道在固守天主教的国家中，只有法国是不受天主教会势力的干预的。这现象给我们一种提示，就是教会势力干预越少，信徒可以比较自由发展的国家，其经济活力便越大，除此以外，改教派将宗教及人生其他的责任交回与平信徒，他们强调人与神立约，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用生活的每一个环循将这约表达出来。人每天的活动，包括工作、享用工作的成果，都是一种敬拜神的表达。于是工作便有了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发挥自己的创作也有一种神圣的意味。改教派的人明白，原来工作、创作、享受都是荣耀神的活动。这便带来很大的工作热忱和创作活力，经济便自然突飞猛进了。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改教派的伦理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十七世纪成形及兴起的资本主义，是极度温和及满有责任感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只顾剥削、不理别人死活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当时的资本主义满有道德责任感，原因乃在于改教派强调人之间立约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是看守他弟兄的，因此在勤奋工作，积聚资本中，他们都谨记，这一切都是为荣耀神，而他们是神的管家照管财富，在立约观念的薰陶下，他们很注重对别人的道德责任，于是资本家剥削他人以自肥的倾向便大大受到抑制，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出现，人否定了神，否定了人与神的立约，否定了圣经中伦理责任的要求，人以自己为绝对，便形成了一种只顾自己不理他人的心态。这种心态蔓延，便决定了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向及形态。我们可以说，造成资本主义剥削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主要因素是西方文化转向世俗化，否定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绝对地高举人的自治、自主，对人有过份天真的乐观，而忘记人本有的罪性。

在另一方面，改教运动也改变了欧洲教育的理念及日后发展的方向。首先，改教家认为每个信徒都应该能够看得懂神的话语，正因如此，教育必须普及，从此时开始，受教育成为一种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改教家也切实地推行教育普及化。路德发动改教不到五年，便委派墨兰顿全面地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制度，教育不再是贵族或神职人员的专利。从这时起德国的教育事业再不是由教会一手包办，而是由国家承担，但却是根据基督教的理想施行全人教育，结合学术道德及灵性的操练。

改教运动另一个重要影响乃在家庭生活方面。过往，教会将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绝对地分开来，强调神职人员圣洁的身份，而他们圣洁的一个标记便是守独身，由此便产生一个观念，就是婚姻生活与家庭生活是属世的，是成圣的缠累。家庭生活便不自觉地受到贬抑。改教运动以后，家庭生活成为整全生命很重要的一环，不单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的命令。自此以后，家庭成了信徒敬拜的地方，也成了培育敬虔后代的所在。在很多家庭中，晚祷、家人聚一起读神的话语，成了家庭生活重要的一环。

不单家庭生活被看为圣洁，就是信徒的职业也分别为圣。改教家认为职业没有圣俗之分，只是不同的呼召而已。以前，人以为只有圣职人员才是被召的职份，普通的职业与神的呼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马丁路德却改变了这种看法。他认为信徒无论投身什么职业，我们必须寻求神的旨意，看是否神呼召他，要他在那岗位上完成他的使命。这样一来，欧洲不再看职业为糊口的工作，而视之为完成神使命的生命表现，这种职业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极为重要。

在宗教方面，圣经的权威被确定，讲解神的道成为牧者主要的责任，这两点乃是日后改教派教会的重要标记，现时的福音派承袭且极力保持这分重要的遗产，以此为不能妥协的信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