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的生平

荣格的生平

一、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１８７５年７月２６日出生在瑞士东北部康斯坦斯湖畔克思维尔的乡村里.他的祖父（与荣格同名的卡尔.荣格）

１８２２年从德国迁居瑞士，任巴塞尔大学的医学教授.有一种说法认为他（荣格的祖父）是歌德和索菲亚.兹格拉（荣格的曾祖母）的私生子.但这一说法恐怕永远没有得到证实的机会.荣格的幼年生活中有过许多传说，这显然是那些传说当中的一个.

荣格的父亲（约翰.保罗.阿基里斯.荣格）是瑞士的新教牧师；母亲（埃米莉.普莱斯维克.荣格）出身于巴塞尔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家族.小荣格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儿子，他的两个哥哥在荣格出生之前就夭折了.荣格生下来六个月，他的父亲被派到莱茵河衅另一个偏僻乡村洛芬去当教区牧师.在那里，可能由于婚姻不谐的缘故，荣格的母亲出现了精神障碍，需要送进医院治疗几个月，小荣格就交给了他的姑妈和女仆照管.关于荣格母亲的精神障碍，我们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详细说明.也许，在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这种精神障碍也算不上什么精神障碍，因为它完全可以被对此习以为常的人视为正常，就像那些对自己对他人都十分麻木的人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和他人内心的痛苦一样.在风景如画的瑞士乡村，当荣格的姑妈初次让小荣格看见巍峨的阿尔卑斯山的时候，荣格立刻被它吸引，嚷着闹着要到山上去.他的姑妈只好哄着他，答应以后带他去.山峦、湖泊、河流和乡村，千百年来一直是瑞士人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小荣格感受到生命与万物的沟通和交融.荣格一直热爱湖泊，他曾说：“没有水，人就根本没法生存.”

这正应了中国古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的格言.早在荣格刚能记事的时候，荣格的父母在婚姻上就存在着问题.父亲和母亲的寝室是分开的.荣格和父亲合住一间寝室.他记得夜里听见母亲发出奇怪的、神秘的声音，弄得他整夜心神不宁.他常常做一些可怕的梦；例如有一次，他梦见一个人影从他母亲房里出来，人头和身体逐渐分离，头飘浮在空中；此后颈上又长出一个头，也逐渐与身体分离而从空中飘走.这些梦一直保留在荣格的记忆中，荣格晚年把它们写进了自己的自传.荣格的父亲性格急躁、容易发怒，是一个颇难相处的人；他的母亲则因为经常处于情感压抑的状态而时常有一些歇斯底里的发作.当荣格实在忍受不了这一切的时候，他就独自一人躲到阁楼上去，在那里，他有他最好的朋友——他自己用一块木头雕刻的人像.在孤寂的时候，小荣格常常与它作久久的对话.木雕和对话给了荣格以精神的安慰.人们不妨说：早在那时，荣格就在对现实的逃避中，开始了与远古精神的对话，并且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他才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精神发展找到了一条出路，而没有滞留和走入“死巷”和绝路.霍尔（Ｃ.Ｓ.Ｈａｌ）和诺德贝（Ｖ.ＪＮＯｒｄｂｙ）在叙述荣格童年时代的经历时，有意强调了死亡给荣格造成的早期印象.荣格自己在自传中也提到过这些印象.在偏僻的山区，经常有当地的渔夫在险恶湍急的瀑布下丧生.荣格一直到老都清晰地保留着对那些葬礼仪式的回忆：一只又大又黑的箱子放在一个黑洞洞的深坑旁；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高帽的牧师主持着整个仪式；他们的面孔阴沉而忧郁……荣格的父亲是牧师，亲戚中有八个人也是牧师，因此可以说，在荣格的童年生活中，他几乎被这些身穿黑袍、板着面孔的神职人员所包围.许多年来，他们的面孔和表情一直让小荣格感到害怕.这大概正是他后来不愿选择牧师这一职业的一个原因.

荣格本人小时候也曾几次临近死亡的边缘.有一次他摔破了头，鲜血流满了教堂的台阶.还有一次他险些从横跨莱茵瀑布的桥上摔下去淹死，幸亏女仆眼疾手快，及时从桥栏边抓住了他.我们不知道这些童年时代的经历是否导致了荣格对人生的恐惧，因为按照尼采的说法，古代希腊人对神话的热爱，正是因为他们特别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生存的可怕.换句话说，正是死亡恐惧，导致敏感而富于艺术想象力的希腊人创造出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那么，荣格对神话和艺术的热爱，有没有这种内在的因素呢？

荣格四岁的时候，家庭搬迁到维塞河畔距巴塞尔三英里的克莱恩—许宁根.在这里，父母开始了荣格的学前教育：父亲教荣格拉丁文；母亲则给他读一本儿童插图本的外国宗教读物.那上面画着印度神话中的众神，荣格觉得非常有趣，常常独自一人翻阅里面的图画.也许从那时开始，在不知不觉中，荣格就对东方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一岁那年，荣格从乡村学校转入巴塞尔城内一所很大的学校.在这里，置身于富得难以想象的人们中间，荣格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巴塞尔的绅士们住的是豪华的公馆，说的是高雅的德语和法语，坐的是套着高头大马、装饰得漂亮精致的马车.他们的子女举止优雅、衣着讲究、花钱大方，整天谈的是去阿尔卑斯山、去苏黎世湖、去荣格也渴望去的那些地方消闲度假.荣格，这个贫穷牧师的儿子，脚上穿着破烂的鞋子和雨水浸透了的袜子到班上上课，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充满了嫉妒.他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家庭，甚至开始可怜起自己的父亲.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他的家庭实际上有多么贫穷.学校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它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荣格认为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读他真正感兴趣的书籍；他有很强的求知欲，但他发现：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完全不能满足他的精神需要.他后来因为经常发作一种晕病而休学六个月.在这六个月的时间中，他一头扎进父亲的藏书室，沉浸在凭自己兴趣读书的快乐中.在乡村中，大自然给了他一种拯救，他重新感觉到与树林、岩石、沼泽、河流的亲切联系和神秘沟通.荣格的父母对儿子的晕病十分担心，他们请了一个又一个医生，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诊断出这是一种什么病.一位专家曾认为很可能是癫痫，但据此而进行的治疗却没有任何效果.荣格对自己的病一点也不在乎，相反他的感觉比在学校里要好.如果当时就有精神分析并且已经达到今天的水平，那么任何人都不难揣测：这种精神症状很可能源于一种逃避的需要.在当事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无意识中的精神需要通过一种微妙的伎俩，达到了它希望达到的目的.但荣格终于意识到自己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担忧，那是在有一天，他无意间听到父亲和一位朋友谈话的时候.当时，父亲的朋友问起荣格的病，荣格的父亲回答说：“医生们已经说不清他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如果他真的患了一种不治之症，那简直太可怕了.我已经花光了我仅有的一点积蓄.如果这孩子将来不能自谋生路，前景真是不堪设想.”

突然面对严峻的现实，荣格形容自己有五雷轰顶、大梦方醒的感觉.从此以后，疾病不翼而飞（以后也从未复发）。他马上跑进父亲的藏书室，重新温习拉丁语法；他重新回到学校上课，学习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刻苦.荣格后来说，从这次生病的经历中，他真正懂得了神经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有过许多他不敢告诉任何人的梦以及因这些梦而产生的想法.在荣格的家庭和他生活的环境中，问题一旦涉及宗教，提出问题的人就犯了大忌.即使在荣格很小的时候，当问及有关宗教教义的问题时，他得到的回答也只能是：“这是不能怀疑的，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有任何动摇.”

不能有任何动摇的教义使荣格的精神发展受到压抑，他感到在自己和父亲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荣格后来回忆说，他的童年是在几乎不能忍受的孤独中度过的.在孤独中他只能求助于大量的阅读以便弄清那些使他苦恼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的，为了获得暂时的轻松和解脱，文学作品和历史着作逐渐成为荣格精神上的喜好，这为他未来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打下了基础.广泛的精神兴趣终于没有被僵死的“原理”和教义所窒息.到十六岁的时候，宗教问题上的困境渐渐被其它兴趣，特别是哲学兴趣所取代.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吸引着他，但他最喜爱的哲学家却是叔本华.叔本华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的痛苦，他为这种痛苦找到了一种东方式（而不是基督教式）的解决方式.这里，东方思想的启示，通过叔本华哲学，使荣格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透视和展望.就在这段时期，荣格开始从一个缺乏信心、沉默寡言的人，一变而成为一个积极活跃、爱说爱笑的人.由于有了较多的自信，他跟许多人建立起了友谊，有时还向他的朋友们谈起自己刚刚形成的思想和看法.殊不知这些他十分珍爱的思想，一旦说出来，遭到的却是别人的嘲笑和敌视.这可是荣格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叔本华曾经说过：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在用别人的头脑思索.青少年时代的荣格读了许许多多的书，所有那些死去的作者都仿佛一齐在他头脑中复活了.他为此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害怕，希望通过与别人的交流而获得自我确证.而别人，由于根本没有思考过这类问题和根本没有读过有关的书籍，很自然地便感到他的想法古里古怪，甚至怀疑他是一个凭胡思乱想杜撰理论和概念的吹牛大王.与此同时，一些老师也不相信他在他这样的年龄便思考过这些问题，因而指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剽窃和抄袭.荣格再次感到孤立，再次退缩回自己的内心世界.只有在那里，他才感觉到他在外部世界所未能得到的安全和自尊.荣格回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孤独而书生气的人：被宗教和哲学问题困扰，对世界满怀寻根究底的好奇心.显然，即使在那时，他已经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就像他以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伟人一样.但是，正像霍尔和诺德贝指出的那样，许多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具有和荣格同样气质的孩子，后来却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卓越之处，并没有在精神上走向成熟和伟大；相反，他们不是流于幼稚肤浅、成为神经精神病患者，就是在种种怪癖中打发和满磨完自己的一生.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既然个人的命运还在个人可以对之作出选择之前，就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被决定了，那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个人应该做出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二、命中注定的选择

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荣格仍没有确定自己未来的志向.广泛的阅读使他对许多学科都感到有兴趣，但究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却因此成了很难决定的事情.他一度考虑进大学学习考古学，但当时的巴塞尔大学没有设置这一专业，而荣格的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允许他去别的城市甚至去国外念大学，学习考古学便因而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荣格的一位叔父曾竭力鼓励他研究神学，但荣格的父亲（他晚年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可怕的动摇）却反对作出这样的选择.像中学时代一样，荣格对哲学问题仍然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在临近报考的最后关头，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学习医学.这是一个相当突兀的决定，他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之前，他居然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荣格的祖父１８２２年从德国迁居瑞士后，一直是巴塞尔大学的医学教授和外科医生，而荣格的名字卡尔.古斯塔夫也正是根据祖父的名字取的，这似乎预示了他将来要从事祖父从事的职业.但奇怪的是：在为选择专业而苦恼的时候，荣格竟仿佛完全忘记了他的这位祖父；后来他虽然选择了医学，却并没有像祖父那样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而是选择了精神病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荣格事后回忆说：他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想到选择祖父的这一职业，大概是因为他生来就不愿仿效别人的缘故.荣格的父亲在荣格进大学一年后去世，家庭经济状况迅速恶化，荣格现在负有赡养母亲和妹妹的责任.有些亲戚劝荣格赶快放弃学业寻找工作.如果荣格采纳了这一建议，我们今天大概就不会在这里谈论他了.幸好，一位叔父慷慨表示：愿意为荣格的家庭提供日常的经济开支；而其他亲戚则相继表示愿意共同负担荣格的学费，以使荣格得以完成大学教育走上工作岗位.这样，荣格才没有因为父亲去世这一生活中的意外变故而中途辍学.学完解剖学课程后，荣格成了一名助教.又过了一学期.他被指定讲授组织学课程.这是非常累人的：在医学院学习，课程压力本来就很大；而与此同时还要备课和讲课，那种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荣格仍在紧张学习和工作的间歇，挤出时间继续阅读哲学等方面的书籍.这表明：普通意义上的医学并不是荣格兴趣的内在指向.虽然荣格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他并没有停止寻找和探索.荣格在自传中提到：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一面完成了要求完成的学业和工作，一面仍利用空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天的时间，广泛阅读了康德、歌德、哈特曼、叔本华和尼采的着作.有一天，在一位同学父亲的藏书室里，他相当偶然地读到一本讲人类精神现象的小书.这本书立刻吸引了他，因为那里面谈到的精神现象与他童年时代在瑞士乡下听到过的传说和故事颇为相似；此外，他也知道：与此相似的传说和故事在世界各国都曾有过记载.它们不大可能是宗教迷信的产物，因为各国的宗教教义不同，而这些故事却大体相同.那么，这是否表明它们与一种普遍共同的心理需要有关呢？这些想法使他获得了某些朦朦胧胧的启示，然而当他把自己的初步想法告诉同学和朋友们时，他再一次因为这些“头脑糊涂的想法“而遭到同学们的轻蔑和嘲笑.荣格不能不感到：在医学领域里，在同学和同行的圈子里，自己在精神上完全是孤独的.他在自传中写到：”我觉得我被推到了世界的边缘；所有那些燃烧我、照亮我、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东西，在他人眼中却是空洞和一钱不值的东西，甚至是某种使人感到害怕的东西.他们害怕什么呢？我找不到任何答案.毕竟，这并不是什么荒谬的、会使整个世界发生动摇的思想.我不过是想到：很可能有一些事件超越了时空、因果等有限范畴.人们相信动物能够在风暴和地震之前有所感觉；相信有些梦能够事先预见到某些人的死，有些钟刚好停在主人死亡的那一刻，有些玻璃杯会在关键的时刻炸成碎片.在我童年的世界里，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现在，我显然成了唯一相信这类事情的人.我怀着极大的焦灼问自己：我究竟走进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显然，都市里的人对于乡下人的世界，对于那个有山岭、森林、河流，有动物和神灵的真实世界可以说一无所知.我发觉这种解释使我感到安慰.不管怎样，这种解释支撑了我的自尊心.“

到了第三学年，荣格必须作出决定，究竟是专修外科还是专修内科.他已经隐隐感到外科和内科都不符合他的口味.（此外，他也付不起学费继续这方面的深造.）那么，在医学领域，他将以什么样的选择作为自己的专业？有没有一种专业能够将他多种多样的爱好，特别是将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呢？

荣格在他的自传中提到：在这个暑假里，发生了一些神秘的事件.这些事件仿佛命中注定要对他的职业选择发生影响.霍尔和诺德贝在叙述荣格的生平时强调了这些事件；约瑟夫.坎培尔在为《荣格着作袖珍本》写的序言中也特别提到这些事件.看来，我们也不能不提到这些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的神奇事件.第一件神秘的事情是饭桌的破裂.事情发生的那天，荣格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突然，他听见隔壁的餐厅里一声巨响，就像是开枪射击的声音.他走进隔壁餐厅，看见母亲正在做针线活，而她身旁的那张胡桃木饭桌却莫名其妙地炸裂了.奇怪的是，这张饭桌木质坚固而且已经用了七十年；它的破裂不可能是因为温度或湿度的变化造成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它自动破裂了呢？荣格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第二件神秘的事情发生在两星期之后.这天晚上，荣格从外面回来，发现母亲、妹妹和家中的女仆正在谈论：大约一小时之前，她们听见餐具柜里发出一声震耳的巨响，但找了半天却什么迹象也没有发现.荣格上前察看，发现一把放在篮子里的面包刀变成了一堆碎片.第二天，荣格把这些碎片拿出去给一位刀匠看.刀匠仔细看了以后，说：“这是一把好刀.钢材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把它弄碎了.”

这又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荣格觉得它具有神秘的涵义.顺便说一句，直到生命的暮年，荣格始终小心保存着这些碎片.此后几星期，荣格参加了每个礼拜六晚上在亲戚家举行的降神会.降神会上的女巫，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子，进一步引发了他对神秘现象的兴趣.后来（１９０２年），荣格在布洛伊勒尔（Ｂｌｅｕｌｅｒ）手下写作博士论文《论所谓神秘现象中的心理学和病理学》时，曾用自己早期研究梦游症（ｓｏｍｎａｍｂｕｌｉｓｍ）、癔病癫痫症（ｈｙｓｔｅｒｏ－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记忆丧失症（ａｍｎｅｓｉａ）时发表过的观点，对这个神秘的女孩子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正是这些神秘现象促使荣格把兴趣转向了心理学和心理病理学.他不能牺牲自己对人类复杂精神现象的关注而从事一般意义上的医学.（他必须始终保持自己内在精神的完整，不能让它破裂成碎片.）

那年秋天返校后，荣格为准备考试而读了克拉夫特－埃宾（Ｋｒａｆｔ－Ｅｂｉｎｇ）的《精神病学教材》。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荣格读到：“很可能正是由于学科的奇特性及其不完全的发展，精神病教科书才或多或少被打上了主观性的印记.”紧接着，在下面几行，克拉夫特－埃宾把精神病说成是“人格病”。读到这里，荣格的心猛然一震；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来他形容当时的感觉是：“犹如电光一闪，我立刻清楚地意识到：对我来说，唯一可能的目标只能是精神病学.”

只有在这一领域中，精神现象和生物学现象才能同时在经验的层面上予以研究.这样，在二十四岁这年，荣格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兴趣和志向的专业.现在，一切都仿佛豁然开朗了.

三、职业生涯和学者地位的奠定

荣格的老师都为荣格做出这一决定感到惊讶，他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牺牲很有前途的医学生涯，去从事像精神病学这样一种荒唐的职业.搞医学的人通常都瞧不起精神病学，瞧不起精神病医生.在他们看来，所谓精神病学，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甚至精神病医生，也跟他们治疗的精神病人差不多同样古怪.但荣格不顾他们的反对，毅然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０日，荣格被任命为苏黎世布尔霍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助理医师.这所医院是欧洲最负盛誉的精神病医院之一；医院院长尤金.布洛伊勒尔由于擅长精神病治疗并发展了精神**症理论而闻名世界.荣格十分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在这样一位名人的指导下工作和学习.同时，荣格也为终于来到苏黎世城感到高兴.苏黎世城坐落在阿尔卑斯群山环抱的苏黎世湖畔，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城市.荣格很小的时候就对阿尔卑斯山充满梦想，并且一直热爱湖泊和河流.现在，这一切终于如愿以偿了——他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并且命中注定将要在这里度过他漫长的一生.荣格的住宅坐落在苏黎世郊外的库斯那赫特，濒临风景如画的苏黎世湖.这使他感到特别高兴.为了熟悉自己的专业，荣格一面对医院里的病人作仔细的观察，一面广泛阅读精神病学的有关书籍.他在自传中写到：“一个吸引着我全部的研究兴趣，使我激动万分的问题是：在精神疾病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祟？”

在布洛伊勒尔的指导下，荣格学到了后来奠定他学者地位的某些东西.例如布洛伊勒尔曾提出，精神疾病是由于患者处于“一种机体神经支配伴随下的情感状态”，荣格便根据这一理论，开始了对特定的“情感状态”或后来荣格所说的“情调”（ｆｅｌｉｎｇｔｏｎｅ）的实验研究.着名的“语词联想”测验就是根据这一实验需要设计和发明出来的.这种测验是把一个词汇表上的词汇一次一个地读给病人听并要求病人对它们做出反应.如果病人在做出反应时显得犹豫不决，或者在做出反应时流露出某种情绪，就表明该词很可能触及到了荣格后来称为“情结”（ｃｏｍｐｌｅｘ）的那种东西.情结这一概念（它后来被吸收到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形成，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美国心理学家霍尔和诺德贝曾指出，荣格对情结所作的长期研究（其中有些论文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为他在美国建立了声誉，他因此于１９０９年，与弗洛伊德一道，被美国着名教育家、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邀请去该校作有关语词联想的讲学，并在这次讲学中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学衔.语词联想测验不只是发现了今天已经尽人皆知的“情结”，同时还深化了许多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例如“心态”（ａｔｉｔｕｄｅ）、“统觉”（ａ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等等.心态是指一种心理取向或心理定势，最先由德国着名心理学家缪勒（Ｇ.Ｅ.Ｍｕｌｅｒ）和舒曼（Ｆ.Ｓｃｈｕｍａｎ）在１８９年提出.此后，荣格在语词联想等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荣格认为：心态是对某种行动或某种反应的一种前在的心理准备；“心态的概念对研究复杂心理过程十分重要，因为它接触到这样一个重要而奇怪的事实，即一种刺激在某些人身上会产生强烈的影响，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只产生微弱的影响甚至根本不产生影响.”

“因而，具有一种心态便相当于对某一特定的事物有一种在先的心理取向，而不管这事物是否已经表象在了意识中.我认为心态是这样一种准备状态，这种准备状态体现为一种确定的主观‘心座’（ｃｏｎｓｔｅｌａｔｉｏｎ）即心理要素和心理内容的特定组合，这种组合或是把人的行动纳入这一或那一方向，或是使对外来刺激的反应采取特定的方式.没有一种心态的存在，主动的‘统觉’是不可能的.“

荣格在这段时间里的收获无疑是巨大的.实际上，早在１９０２年，在布洛伊勒尔指导完成的博士论文《论所谓神秘现象中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中，荣格后来的许多思想便已经初露端倪.如前所说，这篇论文涉及一个今天被有些人称之为具有“特异功能”的十五岁的女孩子（女巫），她在荣格亲戚家中举行的降神会曾引起过荣格的注意.坎培尔认为：“在这篇最早的论文中，至少已经有了五个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后来的全部思想中，注定了要反复出现.”

按照坎培尔的说法，这五个重要的主题是：一、无意识心理内容的自主性.由于某些体质条件和某些先人之见，一些自行其是的心理要素可能形成对人的控制而产生出诸如幻视、幻觉、幻听、下意识的运动、书写等等.其中，幻听往往被解释为“神灵的声音”。坎培尔说：“如果这种自发形成的情结随着岁月而得以强化，一个意识不到的第二人格就会建立起来；而在得便的条件下，这一人格就会取得主宰的地位.在这位女巫身上，荣格能够从她当前的经验中，辨认出某些幻觉的出处和来源，而这些幻觉即使在正常的、处于青春期的人身上也可能出现.在未来的自我情结正在形成的过程中，类似的**完全可能发生.”

二、心理的上述作用“具有目的论的意义”。当处在某种危机下时，心理的这种短暂的、保护性的扰乱会给个体提供“取胜的手段”，否则个体即不可避免地会屈服于具有威胁性的外在压力.坎培尔特别指出：这一思想，“注定要成为荣格未来的一个基本思想.”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思想，荣格后来在心理的超越功能、艺术的拯救作用、神话的文化功能和心理意义等阐述中，都发挥了这一思想.

三、无意识不仅是那些被意识遗忘了的记忆的承载者，同时也是某种“远远突前于自觉意识”的直觉感受的“代理人”。

四、为了发挥上一论点并根据自己的观察积累，荣格引用了法国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ＡｌｆｒｅｄＢｉ－ｎｅｔ）的观点：“一个癔病患者的下意识敏感，有时候将五十倍于正常人的敏锐.”

五、神话“体系”的广泛存在.在这篇论文中荣格提到：这个女巫自称从神灵那里得到的启示，类似于某些神话现象和神秘“体系”。

这些东西分散在这个女孩不可能看见过的那些古代典籍中，其中一些支离破碎的成分虽然有其可以辨认的来源，但其凝聚结合为她自己的“体系”却是在她的自觉意识之外，并且是以已经成型的意象呈现给她的.坎培尔评论说：“荣格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其后来的着作中将要形成——是：人的心理天生就固有一种造型力，这种造型力在不同的时代和在彼此没有交往的地方，会自发地产生出类似的幻想形式.从而，正如他在后来的着作中指出的那样，‘人们几乎可以说：即使世上一切文化传统通通毁于一旦，全部神话体系和全部宗教史仍然能够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新开始.’”

这的确是了不起的发现，而更为了不起的则是，早在１９０２年，这些“主题”便已经初步形成了.职业生涯的确定不仅使荣格的学术创造力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而且为他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安宁.１９０３年，荣格与爱玛.劳森巴赫（ＥｍAｍａＲａｕ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结婚.爱玛对荣格的工作十分了解和支持.在荣格漫长的生涯中，爱玛不仅是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母亲，而且一直是荣格志同道合的伴侣和事业上的合作者.她在生活和事业上给予荣格的帮助是可以想象的.直到１９５０年即爱玛去世前五年，荣格在《转变的象征》第四版前言中，还曾特别提到：在他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和发表而失去了弗洛伊德的友情与合作时，爱玛在他精神处于低谷时期给予他的“实际支持和道德支持”，一直是他“衷心感激和永志不忘的”。

在早期职业生涯中，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一提.有一件事特别可笑，那是在荣格１９０５年被任命为苏黎世大学精神病学讲师并同时继续在精神病医院担任高级医生的时候.一次，一位拄着双拐的中年妇女在女佣的陪伴下来医院接受治疗.这位病人十七年来左腿一直瘫痪，但却没有检查出任何实质性病变.当荣格把她安置在一张舒适的躺椅上并让她讲述她的病史时，这位话多的女人却没完没了地讲起她冗长的故事而且简直没有一点可能自动停止的迹象.最后，荣格不得不打断她的谈话说：“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听你谈下去，我现在要对你施行催眠.”

这时，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施行任何催眠，病人便闭上了眼睛，陷入一种深深的恍惚状态，与此同时却仍然继续讲述着她的故事，并且不时提到许多梦境.作为一名年轻的指导医生，当着二十名学生的面，这种情形把荣格搞得十分尴尬.当他试图唤醒病人却没有成功的时候，他的尴尬变成了惊慌.最后，整整用了十分钟时间才把病人唤醒.病人醒来后，感到十分虚弱、头晕和困惑.荣格对病人说：“我是医生，你不会有事的.”殊不料病人却高兴地叫道：“我被治好了！”于是站起身，扔掉双拐，自己走起路来.被弄得面红耳赤的荣格只好对学生们说：“你们看，这就是催眠能够达到的效果！”

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虽然病人欢天喜地地宣布自己被治好了，荣格却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名神通广大的巫师而不是一名医生.此后不久，荣格开始尝试自己开业行医，结果很快就门庭若市，以至他不得不放弃他在医院的职务.在自己私人行医的同时，荣格仍一直在大学里讲授心理病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一直到１９１０年前后，弗洛伊德的学说始终给荣格以许多灵感.但在独立行医的过程中，他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弗洛伊德不能调和的思想分歧.荣格曾特别提到这样一件经历：大约在１９１０年前后，他治疗过一位患有轻度癔病型神经症的女病人.“在我们那时的行话中，这种病通常都与‘父亲情结’有关.”

所谓父亲情结，是指病人与父亲的特殊关系成了阻碍病人心理走向成熟，甚至导致患病的主要原因.“她与父亲的关系很好，但后来父亲去世了.这种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有病人的理智功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并因而成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此相应地是，我的这位病人成了一名学哲学的学生.她对知识的全身心的投入，其驱动力是她需要使自己从与父亲的情感纠缠中摆脱出来.”

如果她能够找到一个适合她的男人以取代原来的那种情感纽带，她的这种努力本来是可以成功的.不幸的是病人虽然有一位男朋友，这人却并不完全令她满意.她的情感因而始终摇摆在父亲和男朋友之间.“她的人生进程因此停顿下来，内在的**是如此明显以至神经症症状很快显示出来.正常人通常都能以意志的力量从这一或那一方向上挣脱这一情感羁绊，或者更为有利的是，他可能沿着本能的道路，不知不觉地便度过这一难关，而丝毫意识不到那隐藏在头痛或其它生理反应后面的冲突.但本能的任何削弱（这可以由许多原因导致）都足以阻碍这种不知不觉的平稳过渡.”

这样，人生的进程便迁延下来，而随之出现的便是明显的神经症症状.“在这种状态中便需要一种新的动机来结束这种病态的没有着落.经由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天性间接地和不知不觉地为此铺平了道路.在治疗过程中，病人把父亲在自己心中的意象转移到医生身上，从而使得医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自己的父亲；但由于医生毕竟不是自己的父亲，所以他同时又成了病人得不到的那个男人的替身.这样，医生便既成了父亲又成了情人——换句话说，成了冲突的对象.在医生身上，病人内心的冲突和对立得到了统一，并且正因为如此，便成了内心冲突的一种接近理想的解决方式.尽管医生一点也不希望这样，但他所得到的过高估价在局外人看来却简直难以相信——因为在病人眼中，他简直就是救星或上帝……没有人能够长久地维持这一形象，这恰恰是因为这一形象太理想了……在任何时候他都必须是一个给予者.对处在这种移情状态中的病人，这种暂时的解决自然是理想的，但也仅只是最初，到头来她仍不得不陷入同样的僵局.从根本上讲，问题并没有希望得到真正的解决.冲突只不过是被转移了.但由于成功的移情至少能暂时使神经症症状得以消逝，弗洛伊德还是把它视为一种治疗因素并认为它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当然与此同时他也看到，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状态，因为它虽然使病人有了痊愈的可能，却远远不是痊愈本身.“

（《自我与无意识之间的种种关系》，ＰＪ，Ｐ７４。）

面对治疗过程中的可能出现的“移情”，医生通常是束手无策的.弗洛伊德最初的合作者布洛伊尔（Ｂｒｅｕｅｒ），就是因为被病人在移情作用下产生的幻觉弄得十分尴尬而放弃了对病人的治疗.弗洛伊德本人的对策也仅限于向病人指出这种情感源于其对父亲的感情，从而把病人的注意力引向对往事的回忆，至于病人能否因此走出困境，那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些医生主张寄希望于病人的“健全常识”，主张命令式地和毫不客气地对病人指出“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怎么样.另一些医生则十分刻薄且不负责任地说：“当病人的钱用光了的时候，这种移情自然也就结束了.”这样，对病人的治疗便成了一场儿戏或一句空话.但荣格却希望在治疗上找到一条积极的出路.“我的病人早就没有钱了——如果她确实曾经有过一点钱的话——但我却好奇地想要知道：天性（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发明出什么样的方法解开移情的死结……我向她建议说，我们至少应留意一下未被我们优越智慧和自觉计划污染的心理领域中所发生的运动.也就是说首先应留意她做的梦.”

结果恰恰是在病人做的梦中，荣格获得了帮助病人走出困境的启示.

荣格说：在病人所做的梦中，出场的演员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病人本人和医生.医生的形象在梦中有很大的改变：“有时候他具有超自然的体形，有时候他显得很老很老，有时候他类似于她的父亲，但与此同时又总是奇怪地与自然交织在一起.”例如有一个梦是这样的：她父亲（他本人身材其实比较矮小）和她一起站在一座小山顶上，周围都是麦田.站在他身边，她显得很小很小，而他却仿佛是一个巨人.他把她像小孩子那样举离地面，抱在手中.风吹拂着麦田，随着麦浪在风中摆荡，他也在手中摇晃着她.

荣格说：他能够从这个梦以及病人所做的其它梦中辨认出许多东西.“第一个印象是她的无意识正毫不动摇地抓住我就是父亲兼情人这一观念，从而我们正力图解开的那个致命的纽带反倒加倍地牢固了.其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看出：无意识总是特别地强调着这位父亲兼情人的超自然的、几乎是‘神圣的’性质，因而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了因移情作用而产生的过高估价.”

荣格因此自问：病人是否至今不明白她的移情倾向所具有的幻想性质？或者，是不是即使明白了这一点，也根本无法改变其无意识中的这一倾向.在万般无奈的时候，荣格不止一次地考虑过诉诸病人的“健全常识”，试图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一劳永逸地结束他和病人之间这种精神上的关系.“然而当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掂量着这些梦的时候，我突然仿佛灵光一闪地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我对自己说：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梦始终在用我和病人在我们的谈话中都已经十分熟悉的那些隐喻在说话.病人无疑懂得她的移情倾向所具有的幻想性质.她知道我在她心目中是一个半人半神的父亲兼情人；而且，至少从理智上，她完全能够把这一形象与实际的我区分开来.这样，这些梦明显地是在重复着她自觉意识到的那些东西，只不过从中减去了自觉的批判精神.“

换句话说，这些梦始终在顽固地与“健全常识”相对抗，并顽固地坚持其幻想的立场.“我因此在心里自问……无意识的这种冲动，会不会仅仅是表面上指向某个人，而在更深的意义上却是在指向某个神？这种对神灵的渴望会不会是一种从我们内心最黑暗的深井中，从我们本能的天性中汲取出来的激情——它一直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影响，其深邃和强烈都远甚于对某个凡人的爱？

这会不会正是我们称之为‘移情作用’的那种不恰当的爱的最高和最真的意义之所在？它会不会多多少少体现了自十五世纪以来就被我们意识遗忘了的‘对神的爱’（Ｇｏｔｅｓｍｉｎｅ）？“

尽管这一新的假设并不完全被病人所认可，尽管病人仍宁可相信医生的形象是父亲兼情人的形象（并且正因为如此便为她提供了一种解决冲突的理想方式），病人理智上的敏锐却使她能够欣赏这一全新的假设，并同意这在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意想不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差不多是在病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病人对医生的移情一点一点地被釜底抽薪了，而与此同时，她和某个男朋友的关系却加深了.最后，病人终于走出了长期沉溺于其中的感情陷阱而获得了精神的独立和解放.这一病例对荣格显然是意味深长的.在《自我与无意识间的种种关系》中，荣格用很长的篇幅，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这一病例.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通过这一病例，我意识到梦并不仅仅是幻想，同时也是内在精神发展的自我显现，正是这种精神发展使病人的心理能够逐渐地成长和摆脱那种没有精神支撑点的个人纽带.”

这一发现使荣格的职业生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终于有了自己独特的治疗理论和治疗方法，这一方法并不排斥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却显然超越了它的狭隘和局限.它更多地从“目的论”而不是“决定论”的角度考虑到病人人格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考虑到病人人格发展过程中有很大意义的宗教需要.但荣格并不固执地拘泥于某一发现而试图以此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荣格并不是一个一元论者而是一个多元论者.他在方**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正是这种灵活性使他避免了像弗洛伊德那样陷入机械的决定论，从而在思想上能够显示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宏大气势.然而从上述病例中，荣格却不只是发现了神经症症状中孕涵着病人人格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发现无意识具有“再现古老神话”的性质.荣格指出：“病人所做的这些梦把医生从一个凡人膨胀为一个超人；它们使医生成为一个巨灵一般的‘原父’（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Ｆａｔｈｅｒ）并且与此同时又是风，而做梦者本人则像婴儿一样栖息在这位‘原父’给予保护的怀抱中.即使我们认为病人的自觉意和传统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应对梦中的神圣形象负责，我们仍不得不注意梦中的变形.在宗教问题上，病人持一种批判的和不可知的态度，她的鬼神观念早就成为不可具体感知的抽象观念.“

然而奇怪的是：在病人的梦中，神的形象却符合于原始的自然神灵的概念.《圣经》中“上帝是圣灵”（Ｇｏｄｉｓｐｉｒｉｔ）这句话，在病人的梦中又被重新翻译回希腊原文“上帝是风”。

“风是一种看不见的‘灵气’（ｂｒｅａｔｈ－ｓｐｉｒｉｔ）。正像在希伯莱文中，ｒｕａｈ意味着呼吸和灵气（ｂｒｅａｔAｈａｎｄｓｐｉｒｉｔ）一样，在阿拉伯文中，ｒｕｈ也是同样的意思.从纯粹个人的形式中，病人的梦产生出原始的神灵形象，而这些神灵形象远比自觉意识到的上帝观念要遥远得多.”

荣格认为：既然病人根本不懂希腊文并且显然不可能看过希腊文的《新约》，这种在梦中把神灵的形象还原为原始形象的能力就不能不予以重视.荣格的结论是：“这是历史上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神灵形象，但它却经由自然而然的心理功能而得以再生.这并不值得我们为之大感惊怪，因为我的病人降生到人世间时就带着一个人类的头脑——这个头脑今天仍然行使着它过去行使的那些功能.这里，我们是在与重新激活的‘原型’（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ｓ）打交道，正像我在其它地方将其称之为原始意象（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ｍａｇｅｓ）一样.这些古老的意象被梦所特有的原始思维模式重新赋予生命.它并不是一种遗传的观念，而是一种固有的思维范畴.”

我们之所以用大量篇幅叙述荣格对这一病例的回忆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梦在荣格的职业生涯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个梦（以及其它许多与此类似的梦）使荣格逐渐相信梦具有“再现古老神话”的性质.这一重要发现奠定了荣格作为当代思想先驱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发现，才导致了他与弗洛伊德这位二十世纪科学泰斗之间的巨大分歧.

四、与弗洛伊德的恩怨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特别是因这一分歧而导致的个人关系的破裂，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者们感兴趣的问题.由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纠缠于个人气质甚至个人私生活的说法，本书将依据自己的体会并根据从荣格思想中获得的启发，试着作出完全不同于其他解释的解释.一开始，两人的关系确实很好，这种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志趣上.二十世纪这两位最懂得人类深层心理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彼此“嗅”出了对方.对人类精神深处黑暗王国的共同关注，像磁石一样把两位伟人吸引到了一起；但由于两人毕竟禀赋着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命，在短暂的聚合之后——仿佛只是为了摸清对方的工作和弄清自己的任务——两人又注定了不能不分道扬镳.作为关注人类精神现象的精神病医生，荣格熟悉弗洛伊德对神经症所作的研究.这些研究最初发表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医学界和精神病学界一直受到攻击，只是在受到以布洛伊勒尔为首的瑞士精神病学界的率先承认后，弗洛伊德的发现才逐渐在医学和精神病学界引起广泛的注意.１９００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刚刚问世，布洛伊勒尔即把它推

荐给荣格.据说这本书曾给荣格带来过极大的欣喜和启示；在谈到这本书时荣格曾说：它对于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始终是“灵感的源泉”。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荣格早期所作的一切研究，都始终沐浴在弗洛伊德思想的光照或笼罩在弗洛伊德思想的阴影下.事实很可能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荣格对弗洛伊德（以及《梦的解析》）的兴趣，只是在荣格发现其符合于他自己所做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后，才逐渐变得浓厚起来的.关于这一点坎培尔写到：

荣格对弗洛伊德着作的熟悉始于１９００年，即《梦的解析》出版的那一年.在布洛伊勒尔的建议下，荣格读了这本书，但却缺乏欣赏该书的准备.三年之后重读该书，他发现它为自己在语词联想实验中观察到的压抑“机制”

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和说明.然而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被压抑的心理内容始终不变地等同于性创伤的观点，因为在他自己熟悉的许多病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

“**问题扮演的仅仅是次要的角色，而其它一些因素则似乎更为突出——例如社会适应问题、因人生的悲剧性情境而产生的压抑、对名声与威望的关注等等.

但不管怎样，荣格于１９０６年起，开始把自己的一些论文（以后又把自己的第一本专着——《精神**症心理学》）寄给弗洛伊德.在这些文章中，尽管有一些保留（特别在涉及童年期性创伤的重要性时）

，总地说来他仍然是支持弗洛伊德的.１９０７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倾心，一口气谈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这样便开始了他们此后保持了六年的私人关系和事业上的友谊：他们每星期通信，彼此交流自己所作的研究和最新的发现；弗洛伊德曾邀请荣格和妻子赴维也纳作客，荣格也邀请弗洛伊德赴库斯那赫特作客；１９０９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同度过了为期七周的旅途生活；１９１０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时，由于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荣格当选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当时群星荟萃的精神分析学圈子内，弗洛伊德一直给予荣格以最高的评价.也就是这段时期，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比荣格大十九岁）曾亲切地称荣格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然而此后不久，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到１９１２年《转变的象征》出版后，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私人关系完全破裂，荣格也因此而脱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并在整整三年时间内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为什么二十世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后来会变得如此严峻？对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和恩怨究竟应如何评价和解释？这些问题也许本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然而却毕竟吸引了普遍的关注，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说法.从这些不同的说法中，我们本来可望把握两位伟人思想分歧的焦点，以及彼此所担负的文化使命，然而遗憾的是：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两人的性格和两人私交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彼林斯基（Ｄｒ.ＪｏｈｎＭ.Ｂｉｌｉｎｓｋｙ）在荣格去世后发表的文章《荣格与弗洛伊德》（载ＡｎｄｏｖｅｒＮｅｗｔ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０，Ｎｏ。２，１９６９）中说，１９５７年他访问荣格的时候，荣格曾对他谈到，造成他与弗洛伊德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和姨妹之间的“三角关系”，以及他不能接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权威看得比真实本身更重要的态度.彼林斯基称荣格这样对他说：

当我和我年轻活泼的妻子到达维也纳时（按：指荣格应弗洛伊德邀请第二次去维也纳作客），弗洛伊德来旅馆看望我们并买了一束花送给我妻子.他尽量使自己考虑得非常周到，甚至这样对我说：“遗憾的是我不能真正做到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家里除了年老的妻子以外一无所有.”我妻子听到这句话时感到十分不自然和尴尬.那天晚间，在弗洛伊德家中吃饭的时候，我试图与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谈谈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所做的工作，但很快我就发觉：弗洛伊德夫人对弗洛伊德正在从事的事业几乎一无所知.显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十分肤浅的关系.后来我见到了弗洛伊德妻子的妹妹.她年轻漂亮，不仅对精神分析学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完全清楚弗洛伊德正在从事的工作.几天后，当我参观弗洛伊德的实验室时，弗洛伊德的姨妹问我，她能否和我单独谈谈.她被她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搞得心神不宁并且明显有一种负疚感.从她口中我知道，弗洛伊德爱上了她，他们之间的友谊确实十分亲密.这是一个令我震惊的发现，直到今天，我仍能回忆起我当时感到的震骇.

根据彼林斯基的说法，１９０９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应邀赴美讲学之际，旅途中他们曾互相分析对方所做的梦.荣格告诉彼林斯基：

弗洛伊德很为自己所做的一些梦困扰.这些梦涉及到一种三角关系——弗洛伊德、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的妹妹.弗洛伊德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和他姨妹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当弗洛伊德谈到他做的一个梦时——在这个梦中，他、妻子和姨妹是主要的角色——我便要求他告诉我一些与这个梦有关的个人联想.他痛苦地告诉我：“我本来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但我不能拿我的权威来冒这样的险.”

这当然便结束了我试图为他析梦的打算……如果弗洛伊德有理解和弄清这种三角关系的自觉愿望，他的状况本来会好得多.彼林斯基说：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最后，荣格特别提到，“在我与弗洛伊德关系的破裂中，我对他和他妻子、姨妹之间三角关系的知晓成了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我也不能接受他把权威看得比真实更为重要的态度.”

我认为即使这确实是荣格的原话，也未必就代表荣格的全部想法.荣格是一个“多因论者”。在对梦进行分析时，他一直强调梦不是由单一原因形成的而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那么，在时隔多年分析自己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破裂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上，他不会看不到造成这一情形的多种多样的原因.在多种多样的原因中，荣格本人的性格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早已被许多研究者指出.霍尔和诺德贝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从童年时代开始，荣格就是，并且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不可能沾沾自喜于成为某人的门徒、长子或‘王储’，他要追循他自己的思想线索.在《转变的象征》这本书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相信这本书将会断送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一连好几个月他都为这种想法感到苦恼，以致一直不能完成该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的标题是‘牺牲’，而现在荣格所要做出的也就正是一种牺牲.”

（《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１６—１７页.）

如果不忽略其它原因，我认为与“知道三角关系”这一原因相比，性格原因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性格原因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不同性格的冲突.对学者和思想家来说，它首先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歧.一个人的性格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的人生态度和他对世界的看法，而这些态度和看法又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的基本思想倾向.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是绝不会亦步亦趋地盲从任何人的；他必然要另辟蹊径，追循自己的某些想法一直到形成自己的一整套思想.而这种思想上的另辟蹊径则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背叛”而导致师生或朋友关系的破裂.这种现象在人类思想史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今天，它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而支配着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解释.

许多研究者和传记家都提到过弗洛伊德的两次“癔病性晕厥”。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这两次“癔病性晕厥”都源于弗洛伊德对荣格“性格”的担心.——第一次是在不来梅，那是１９０９年的秋天，正是荣格和弗洛伊德准备出发去美国讲学的时候.在和弗洛伊德一起的时候，荣格兴致勃勃地谈起刚从丹麦的泥炭沼地中发掘出来的尸体（据说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得以完好保存的远古人的尸体）。不言而喻，对一向有“怀古之幽情”的荣格来说，谈论这件事本来是很自然的.然而这一话题不知为什么却刺激了弗洛伊德的神经并促使弗洛伊德怀疑：隐藏在荣格这种“兴致勃勃”后面的潜意识动机，乃是一种针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愿望”，即一种潜在的“弑父动机”。他几次忧心忡忡地问荣格：“你为什么对这些尸体如此关注？”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便发生了弗洛伊德那次着名的“晕厥”。

——第二次晕厥则是在慕尼黑，在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召开的时候.这一次也是在和荣格谈话之后，因为担心荣格最终要“背叛”自己，弗洛伊德在饭桌上晕倒了.着名传记文学家欧文.斯通对弗洛伊德第二次“晕厥”

所作的描写，表明了欧文.斯通本人正是从上面所说的“性格原因”理解荣格与弗洛伊德私人关系的破裂的.

在荣格的清醒意识之中，他很想和西格蒙德重归于好.他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仍然十分敬爱.在他们两小时的散步中，他向西格蒙德保证说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和好如初；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通力合作.荣格说这些话也并非是装腔作势.但是，从荣格脸上那稍纵即逝的微笑，从他那漫不经心的答复中，西格蒙德已经感到荣格内心的压抑——这种压抑的爆发已经为期不远了.这是卡尔.荣格内心要求自由、要求独立、要求决裂、要求自行其是的呼声.（《心灵的激情》，下卷，朱安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第４３１页.）

这当然仍是用“性格原因”来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关系破裂.这种解释虽然是正确的，却似乎忽略了某些东西.确实，荣格在性格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但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来的关系破裂却不能仅凭这一事实去作出解释.仅仅从“性格”出发去解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是一种“向后看”的解释和“决定论”的解释——这其实还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从而在“方法”上正是荣格本人所不能同意的.这里，我并不是要**“性格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是要对它作一点我认为必要的补充.考虑到甚至坎培尔这样的荣格权威和非常令人敬重的学者，在解释弗洛伊德和荣格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着眼的也仍然是两人的不同性格，我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便不能不颇费一番踌躇和经过再三斟酌.但斟酌再三后我还是认为：在认可研究者们从性格角度提出的种种解释时，有必要提出我自己的补充.我认为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根本是思想的分歧.这一分歧关联着荣格重建精神家园的意向.虽然一开始荣格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分歧的实质和深度，我们却不能因此将它视为基于个人意气的性格差异.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只有在把荣格及其思想放在整个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背景中，才有可能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意义.正如本书试图展示的那样，在对一切文化和精神现象的理解上，荣格最终都表现出与弗洛伊德本质上的不同.荣格的“后现代意义”，恰恰体现在这种巨大的不同上.许多人可能并未看出这种不同的意义何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视为一种由性格决定的个人分歧.荣格一直强调：对于有创造性的人来说，应该注意的是他的着作而不是他生活中这样那样的琐屑之事.在荣格漫长的一生中，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关系破裂）毕竟称得上是一个事件.而象征这一事件的，则是荣格的一部重要着作《转变的象征》。这部书的写作从１９０９年就已经开始，但直到１９１２年出版，却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荣格直到１９５０年还说，他一直感到这本书有重写的必要，却一直没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夙愿，这说明该书确实具有“指向未来”的“开放性”性质，它在荣格漫长的一生中，确实象征着一种“转变”或“转折”。这种转变的意义，在当时也许并不清楚，但几十年以后应该是比较清楚了.１９５０年，在该书第四版前言中，荣格写道：这本书因而成了一个里程碑，矗立在两条道路分岔的地方.由于它的不完善和不完整，它为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涯制定了必须遵循的计划.

荣格说，《转变的象征》是在最快的速度中写出来的.“我不得不在我刚刚获得自己的材料时，就匆促地把它们一齐抛出.我没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变得成熟.整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像一场不可阻止的山崩.只是在后来，隐藏在后面的匆促才被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所有那些在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找不到呼吸空间的心理内容的总爆发.”——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这本书的写作，与其说是基于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冲突，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迫切需要寻找出路的“生命需要”，而这种“个人需要”最终将证明是代表了一种时代的需要.在令荣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最使荣格不能忍受的，恰恰是弗洛伊德的因果论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个视野中那种还原论和因果论的倾向，以及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件中如此显明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

因果论的方法对精神现象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出于在此问题上的特殊敏感，荣格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阐释方法”。此外，荣格对因果论和化简论（又称归约论）的不满，必定也包含着不满于弗洛伊德总是用因果简化的观点，把荣格的一切不同意见通通看成是“对父亲的反抗”即一种隐藏着的“弑父动机”。显然，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狭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动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这一认识，荣格的“反叛”将不可避免地永远被钉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耻辱柱上.作为一次无意识的自发喷涌，荣格只是在写完《转变的象征》后，才逐渐意识到这本书的内在目的性指向以及它将把自己带向何处.

就在我刚刚写完手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有神话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神话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位教父说：神话是那种“在任何地方都始终被任何人相信着的东西”；因而那认为自己可以不需要神话、在神话之外活着的人就是一个例外.他就像一个被连根拔起的人，与过去、与仍在我们身上继续着的我们祖先的生活、甚至与当代人类社会均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他在一厢情愿的狂热中沉溺于他自己的发明，却相信那是刚刚被他发现的真理……

内在的“目的性”指向甚至在荣格尚未充分明白其意义时，就把荣格带往“它”要去的地方.正是沿着这一指向，荣格才确立了自己的思想，赢得了自己的声誉，并开创了越来越大的后现代影响.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荣格为什么不能不与弗洛伊德分手，不能不走自己“命中注定”的道路.站在今天反观当时，荣格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对人文精神的寻根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隐忧，都已经在他与弗洛伊德的最初分歧中露出端倪.到《转变的象征》一书完成时，荣格对自己开创性工作的目的所在和意义所在已经是十分清楚了——人们没有看出这些迹象，并不是荣格本人的责任.然而在写作《转变的象征》时，一开始，荣格确实并没有意识到这次写作“内在目的性指向”。相反，若按荣格本人的描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倒颇有些像他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对自发创作冲动的描述.在那篇着名论文中，荣格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受制和听命于无意识中的“异己冲动”。他甚至这样形容创作过程——“他磕手被捉住了，他的笔写的是他惊奇地沉浸于其中的事情……他被洪水般涌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他只能服从他自己这种显然异己的冲动，任凭它把他引向那里.”

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１９３１）和此后的《心理学与文学》（１９５０）中，创作过程被荣格解释成来自集体无意识的自发冲动，其性质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去理解：一、它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

（“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二、它具有“超个人”

、“非个人”的特点而不能根据艺术家的个人性格和艺术家个人生活的缺陷去作出解释.（“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对于他的艺术是非本质的，它至多只是帮助或阻碍他的艺术使命而已.艺术家在个人生活中也许是个市侩、循规蹈矩的公民、精神病患者、傻瓜或者罪犯；他的个人生涯也许是有趣的或无可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作为艺术家的他.”）

——这实际上不仅为我们理解艺术、艺术家和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而且也为我们理解任何富于创见的思想、理解这种思想的创立与创立者个人生活、个人性格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的洞见——人毕竟是人，人不可能完美无瑕，然而精神的花朵却不应因此遭到**.由此我们便不能不想到：荣格与弗洛伊德的思想分歧和个人恩怨，也许远不只是一个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的问题.相反，它很可能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具有一种“命中注的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具有一种内在的目的性指向，体现了“造物主的意志”。——当然，这不过是文学上的譬喻，但这一譬喻难道真地就不足以使我们的思想跳出“性格决定论”的视野，并因而得以从“非个人”和“超个人”的更大思想背景，去理解这一事件可能蕴涵着的深层意义吗？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地跳不出“个人性格决定论”的思想框架，我们能说我们真正懂得了荣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