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基督教

第五节、中世纪晚期的西方基督教

在1350－1500年这段时期流行于西欧的基督教被广泛认为既具有很大的强势，同时也具有同样大的弱势。 历史学家关注较多的是其弱势，这部分地是为了理解16世纪已经开始的宗教改革。 尽管理解这些弱势的本质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看到，这段时期也存在着相当的强势。

十分明显，15世纪的基督教在其大众化方面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 这种“大众基督教”其实与教会的正式教导没有什么关系。 例如，福音常被与一系列大众所关切的如疾病、歉收、人物传奇和个人成功关联起来。 许多人被圣物崇拜所吸引，这些圣物是指那些信仰上的伟人，甚至包括耶稣本人，所拥有或用过的东西。 因而，当商人们要开始有潜在危险的旅行时，他们知道要带上“十字架的碎片”，就像士兵要戴上圣徒的遗物以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攻击一样。 在无数这样的方式中，基督教到中世纪晚期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大众意识之中。

这方面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就是朝圣活动。 在英格兰，一个去主教城市坎特伯雷朝圣的传统被建立起来，就像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其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描述的那样。 还有其他城市包括像罗马——因为是彼得和保罗这两位使徒的埋葬地而被尊敬——这样重要的地方，以及西班牙西北圣地康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

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期，对教会有所批评的文学作品增多起来，这曾被一些学者看作是教会在这一时期影响力下降的表现，但现在则被看作是从非信徒的角度，带着想要改革教会的观点，对它有所批评的意愿和能力在不断增强的表现。 例如，1450－1520年这段期间，大众化的宗教在德国出现极大的增长。 无论从哪个可考查的客观指标来看——大众捐献的数量、宗教上兄弟之情的形成、向宗教慈善事业的捐赠、新教会的建立、去朝圣的次数，以及大众宗教读物的增长等——都表现出大众在宗教热情上的增长。 这种热情也常常在对圣母马利亚的深深崇拜中表现出来。 对马利亚的一个主要崇拜仪式就是背诵玫瑰祷文——由15个祷告构成的系列，常用数念珠来协助记忆。

自15世纪末以来，对于那些更具学术性的人来说，他们对基督信仰明显有一种重新被点燃的兴趣，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它要重新得到活力的话，就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新和改革。 15世纪90年代西班牙神秘主义相当突然的发展（至今尚未得到完全解释）所带来的活力通过西斯纳利（Cisnerian）改革体现出来，激发起人们对宗教教育的新关切，并在西班牙带来了宗教职业的流行。 阿尔卡拉（Alcala）大学的建立，以及康普鲁顿圣经合参本（Complutensian　Polyglot，即将多种文字版本的圣经合编在一起）的发行或许是这些改革最有形的成果。

在这段时期，教会或许也是各种艺术的最大倡导者，它所推动的一系列主要创作，如米开朗琪罗所绘的西斯廷教堂壁画，一直被看作是文化上的高峰。 在灵性神学方面也有一些重要进展，像肯培（Thomas　Kempis）的《效法基督》这样的著作就被列入经典之列。 许多其他重要著作的出现证明这个时期的教会对其成员在牧养和灵性方面所给予的关注。

人文主义的兴起导致一种新的关怀，即要把基督信仰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关联起来。 在基督教的自我认识方面，最微妙和重要的发展之一现在开始出现了，从一个一度习惯于用外在的形式来表现和规定自己的宗教，现在开始再次发现它对内在意识的诉求。 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作家认识到，有必要将福音稳固地根植于个人的经验世界中，就像是某种能够并且也应当为个人内在据有的东西。 这种古老的来自保罗和奥古斯丁的对个人内省的诉求，重新激发了人们对他们的兴趣，这一点无论是在彼特拉克（Petrarch）的十四行诗中，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讲道者和圣经注释家新的宗教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一代的思想家相继兴起面对宗教改革前夕的挑战。 在巴黎，勒费弗（Lefever　d＇Etaples）探讨了保罗所理解的信仰对于个人的意义。 在牛津，科利特（John　Colet）强调了个人与复活基督的相遇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意大利，一个侧重于个人得救问题、常被称为“天主教福音派”或“福音传播”（evangelism）运动在教会中开始掀起。 它深深地渗透于教会的各个等级，并未被看作是异端。

在低地国家，伊拉斯谟在1503年发表的《基督精兵指南》（Enchiridion）上罗列出来的改革纲领赢得了很多欧洲知识精英们的赞赏。 这本著作的出名之处在于它对个人归化和内在信仰的强调，并将其与建制性教会特有的对外在事物的关切做了不赞许的对比。 这部著作1509年被重印，1515年出了第三版。 从那时起，它就成了一本受崇拜的著作，在随后的六年中连续出版了二十三版。 它在整个西欧让那些受教育的平信徒们着迷。 该书阐发了这样一种激进而有吸引力的观念：教会应该由平信徒给予改革和更新。 教职人员可以帮助平信徒来理解他们的信仰，但并不因此具有任何优越的地位。 宗教是内在灵性的事情，个体信仰者应该通过阅读圣经来寻求和加深他或她对上帝的认识。 重要的一点是，《指南》降低了建制性教会的地位，为的是强调个体信仰者的重要性。

尽管有这些明显的优势，然而西欧基督教的已有形式还是面临着一些严重的挑战，它们与那个时期中世纪晚期教会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不无关系。 下面的介绍对于理解16世纪出现的重要发展尤其重要。

成人教育的提高

当16世纪的曙光开始出现的时候，成人教育已经日益普及，这主要得益于印刷术和造纸业的发展，以及人文主义运动的持续吸引力。 在中世纪早期，教育主要限于教士阶层。 书写材料都是手稿的形式，要用手费力地抄写出来。 由于十分稀少，它们一般被限制在修道院的图书馆。 为了节省贵重的羊皮纸，字都是以缩略的形式写出来的，这使得手稿不易解读。 然而，人文主义运动却使得成人教育成为一项社会成就，一条通向社会文明和发展的途径。 随着新生的职业阶层开始在城市中掌握政权，逐渐从老的贵族家族夺得统治权，他们也把自己在世俗事业中所用到的智慧和专业思想带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实践和阐释中。 教士对教育的独断被彻底打破了。 这个发展不断加剧了世俗的人们对教士能力的评判，以及他们对宗教事务的信心。

反教权主义的增强

住对我们理解宗教改革的背景有重要意义的诸多因素中，不断增加的有文化和修养的平信徒对教士的轻视是其中之一。 这种反教权主义的现象普遍存在，并不局限于欧洲的某些地区。 这个现象部分地反映出教士及其高层的素质较低。 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教区的神父通常很少接受训练。 他们所知道的十分有限，不过是在观察、服务和模仿中学到一点。 在教区的探访工作中，神父时常暴露出没有文化，明显地误用他们的祈祷文。 而教区神父的这种贫乏素质也反映出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在16世纪早期的米兰，一般教士的收入甚至要低于那些非熟练劳动者。 许多人需要借助做牛马的生意来维持生计。 在这个时期法国的乡下，神父的社会地位大致与流浪汉的地位相当，除了他们被免于征税、民事法庭起诉以及服兵役之外，他们实际与这个时期的沿街乞讨者没有什么区别。

教士在免税上享受的特权是特别引起报怨的根源，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 在1521－1546年期间成为法国改革运动中心的莫克斯（Meaux）教区，教士们被免去所有形式的税收，包括军需供给和征地方面，而在当地引起了相当大的怨恨。 在鲁昂（Rouen）教区，人们对于教会能够在歉收时期靠出售谷物来得到暴利怨声载道。 教士被免于民事法庭的起诉也是使教士阶层与民众隔开的重要原因。

在法国，16世纪20年代持续出现的危机加剧了这种反教权的态度。 拉迪里（Le　Roy　Ladurie）在其对朗格多克（Languedoc）的著名研究中指出，16世纪20年代见证了一个潮流的逆转，而这潮流在百年战争结束以来的两代人期间原本一直是处在恢复和扩展的过程中。 但从此以后，危机开始出现，瘟疫、饥荒爆发，大量乡村贫民涌进城市以寻求生计。 在这个时期，同样的情况现在已被证实也曾出现在法国北部卢瓦尔河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持续的危机使得较低阶层的命运与贵族和官方教会之间的差距突出出来，引起普遍的关注。

教义多元论的兴起

关于教义的问题在教会中开始出现分歧。 确实可以说，教义的不明确对于下个世纪宗教改革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们根本不清楚谁有权利来代表教会说话。 如果一个新颖的神学观点被提出来，谁能够确定它是否与教会的教导相一致？ 在中世纪晚期的教会中并不缺乏这样的观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看到。

在14世纪末到15世纪，大学教育在整个西欧迅速扩展，这导致神学院数目的不断增加，以及相应的神学论文数量的增加。 然而这时，神学家必须做某些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些工作经常是探索新观点。 但是这些新观点的情况究竟怎样？ 普遍存在的失败是缺少一个清楚的标准，用来区别神学观点和教会教导、个人意见和共有教义，这导致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谁来区别意见与教义？ 是教皇？ 是大公会议？ 还是神学教授？ 没有澄清这些关键问题给中世纪晚期教会的权威带来了危机。 在西欧的许多中心，存在着一个“长时期明显的宗教无政府状态”（借用历史学家费夫尔，Lucien　Febvre的用语）。

教会官方教导上产生的混淆是路德在德国发动改革相当重要的原因。 路德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称义的教义，即涉及个人如何进入与上帝的关系这个问题。 当时关于这个方面的教义，公认的教会组织所表达的最为人所知的权威声明出自于公元418年，距改革已经超过了千年，而它含糊和过时的表述无助于澄清教会在1518年，即1，100年后，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 对于路德来说，他那个时代的教会似乎已经落入帕拉纠主义之中，即关于个人如何进入与上帝关系的一种不能被接受的观点。 他相信，教会所教导的是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善功和身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而否定了整个恩典的观念。 路德的这个看法或许是误解，但当时教会中确实存在着这种混乱，并且没有谁能够站在教会之权威的立场来就此点明他。 即便是教皇在阿维农所控制的区域，也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卜尼法斯（Boniface　Amerbach）对此曾写道：“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由于在这个教皇所在的堡垒中提出了“优秀的马丁医生”，卜尼法斯进一步加剧了16世纪20年代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