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的人文主义

第二章东方的人文主义

东方的人文主义，可以儒释二教为其代表的形态。(他如墨子尚兼爱；杨朱倡为我；以及农家之许行陈相，名家之惠施公孙龙，法家之商君韩非虽各成一家之言，惟究无强大影响；至道家立说，则与人文主义相对峙，故勿俱论)儒家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佛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虽然说不同，要以人生为本；他们相信人皆可为尧舜，众生皆有佛性。兹略论之：

〖一、孺教的本质〗

孺教的本质──孔子一生饥渴慕道，对于人生的意义，有深切的体认，其“朝闻道，死可矣，”谋道修己的决心，及其一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弘道教民的精神，曾垂范千秋，至今仍被尊为“万世师表”。但是他一生追求渴慕，率性修道的结果，仅仅止于‘属人的’，‘属地的’境界(参看约三12～21,27,31)；所谓“性与天道”，却是“不可得闻”，完全茫然。(参看拙著‘原道’第一章)，他虽非无神论者，但其“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的态度,显然是一种‘不可知论’(Agnosticism)，并充分表现其人文主义的本质。他的修，齐，治，平的一贯大道，大学开宗明义有系统的说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照圣经的宝训，“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诗一一一10;箴言一7)惟照孔子的系统，‘致知’的开端，以及一切诚，正，修，齐，治，平的起点，乃是在“格物”，而不是“敬畏神”。这乃是一种自然主义，和唯理主义。因此他的道理，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人为起点，故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他的理想的天国，乃是建立在人上面。他认为祗要明德修身，便可谋天下之治平，止人类于至善。这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以人为本的’(Anthropocentric)人文主义。所以中西学者，每称儒教是一种‘人文教’。宋儒张载(横渠子厚)，学古力行，深信圣人之旨必可至，三代之治必可复，尝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豪语。作者在未皈依基督救主，蒙恩得救以前，尝引其语，撰为书文，友好索书，辄以题赠且复悬于书室，以资自励；又时奔走讲演，鼓动群情！(详见拙著:①中国民族之改造与自救；②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上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以后，我国学人，鉴于人心陷溺，大道沦丧，多热心于‘中国人文精神’之宣扬，大有创立‘人文教’，而向世界‘说法’的企图。前年张君励，唐君毅诸氏发布的‘为中国文化对世界宣言’，便是其具体表现。

〖二、佛教的本质〗

佛教的本质──世人虽多以为佛教是出世法；殊不知照其正统的教义而言，乃是一种无神的自救教。释迦对于神的存在，虽支吾其词，未敢作肯定的表示；但从其‘上天下地，惟我独尊’，不信有何高于他的东西，值得他的教拜，一点而论，愿为无神论者。照天台宗‘六节’义，其一为‘理即’，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搏地凡天，于理性上，皆与佛等。太虚法师甚至说：“人成即佛成。”循此说而解释之，佛教不外是一种做人的道理，实在卑之无甚高论。(这不是我们故意低估佛教的价值，照他们自己的术语来说，他们甚至称佛陀是‘干屎橛’。)即其所谓‘四圣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和‘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亦不过是一种人生哲学和修己治心的原理，而与儒家存心养性，明德修身之道，正可互相会通。儒佛二家，都信“人类本性，原是光明的，祗是无明覆盖，性灵不显，便是暗昧。儒家称之为蔽于外物，自昧良心；佛家称之为贪爱执着，迷失本性。”惟“佛家重因果，欲求明心见性，必先明其因，崦后能致其果。”这就是‘因明’学在佛法修持方面最大的受用处。儒家讲人天合一，以人心配天道，以人心配天德，所以修心养性的工夫，在于‘自明’，这就是‘明德’的大道理。明心见性，与修心养性，说法不同，其义则一。所以佛家的因明，与儒家的明德修身，有其融通之道。“因明之为义，简言之，是要明白事理之所以然的道理，也即是儒家所说致知格物的论据。”“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因明之焉用，是定邪正，？真伪，这正是物格知至的工夫，也是人生修养不可缺的条件。”“大学的道理，首先在于教人自明其德；其次在于推此德性以化民，这与佛家的自利利他的说明，完全一致。”“济世渡众的胜义，同一理解。”(参看胡怀谷：‘因明与明德修养’。‘人生’第二四五期)可见儒释二教，都认为人类无需上帝超自然的助缘；而单凭明德修身，明心见性，便可自救。易言之，人的救主，乃其自身，无待外求，这显然是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诚如唐君毅先生说，佛教与“中国之人文精神互相渗透”，“则有由天台华严之中国佛学之数理，逐渐转化出之禅宗思想，而再进一步复兴中国固有之人文精神之思想，则为宋明之理学。(参看氏著：‘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卅三页)是可徵并非作者固事牵强附会。(作者按：佛家宗派繁多，各派立说不同；兹仅论其概略。作者已另撰专书，加以论评。参阅拙著‘总体辩道学’卷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