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论圣道与国运3

──国人应有之悔悟──致总统府张秘书长书

主内岳公道长平安：今春承赐尊著‘谈修养’一册，尝即覆奉寸笺，敬申谢忱，想蒙垂察。自违道范，忽忽两载。回忆前岁寰球布道，十月归国，辱承宠召，并于士林官邸，园中步行，同往凯歌堂参加主日崇拜会，会后谈道，承示圣道奥秘，非人智能测(罗马十一33)；其智慧愈高，灵程愈深者，其领悟亦愈多；惜一般传道人，不求甚解，“不得要领”，以致真道湮没，未为国人信受。俱徵吾公爱护圣道，关怀国运，曷胜仰佩。力生早岁有志于道，惜囿于俗见，沉迷三教；抗战以后，且承戴故院长季陶之鼓励，于故乡太湖之滨，创办江南大学，并联络时贤学者，钱穆先生等，妄以复兴东方文化宗教为己任；旋复应聘赴印，弘扬佛法，旨在团结彼邦宗教首领，互相策应，以为救世之道，舍此莫由。何图行抵中途(参阅使徒行传九章1～22)，神竟封闭赴印之门(参阅启示录三7)！嗣即上承天启，顿悟真道，从此尽弃所学，粪土万事(腓立比三8)；应神呼召，宣扬福音。比年埋首著述，乃本‘明体达用’之义，以‘神学为体’，‘人学为用’，区区苦心，旨在唤醒同胞，放弃其数千年来，习非成是之错觉与迷信，勿蹈力生往年之覆辙。无奈基督圣道，事关天启，非由圣灵启迪，莫由开悟；故虽披肝沥胆，不易使人了悟。

更不幸者，吾国士大夫，往往不加研究，即盲目仇视，肆意诬蔑。例如前清之沈葆桢，竟谓“邪说横行，神人共愤！”本年新加坡‘光世报’，以刊载拙著，其台湾代理处主任，竟被内政部传讯，谓为违反国策！其实基督圣道与中国文化，并无冲突，士大夫之反对，实属误会。关于此点，国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刊专著，详加考证，而力生往年笃信儒释道三教之热忱，较诸一般国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则早岁拙著，可作佐证者也。(且力原名‘渊若’又字‘心陆’，乃为仰慕宋儒陆九渊；后号‘力生’，鼓吹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乃为儒家之‘力行派’！)

尤有进者，力生弘扬圣道，乃正为复兴中国固有之道统。自中央倡导文化复兴运动以来，各方热烈响应；惟大都随声附和，不求复兴之本，以致流为一种变相的尊孔运动。殊不知孔子述而不作，仅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大成；更不知人类文化，乃为本乎神之‘普通恩典’，(另详拙著：㈠基督教之文化观，㈡论文化之复兴，㈢兴国之要道，㈣中国之命运，㈤救世的真道)。先民法‘天道’而立‘人道’；我国一贯的道统文化，乃以敬天祀神为基础。诚如次公子继忠牧师之言曰：“要复兴中华文化，必须先认清这个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上帝身上，而非经基督，我们又不能真正认识上帝。祗有在我们全国同胞都恢复这个认识，确定坚立这个信心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得着复兴。今天中共在大陆闹文化大革命，就是以无神的唯物主义为基础。所以我们倡导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若不恢复我们固有的对上帝的信心，那末我们所讲的一切，都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甚至与唯物主义的理论，也没有甚么两样。”(详见所著“基督与中华文化复兴”)，此实至理名言，非真正明道之士，不能有此了悟，实令仰佩。

窃念中国革命运动，自辛亥起义，北伐抗日，现已届其最高峰，乃为与唯物无神主义作最后的决斗。朝野上下，首应彻悟，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理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六12)尤应真切悔改，放弃“实际的无神主义”，皈依基督，信奉圣道。用是不揣浅陋，撰‘立国之道’及‘孙文主义之神学基础’二书，都二十余万言，一俟出版，谨当奉呈指正。兹先附原稿数章，虽非全豹，可窥大旨，诸祈赐教，肃颂

神佑师母前乞为请安

主内晚章力生谨上

一九七Ｏ年九月廿六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