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罗马教与复原教的伦理学

第一节罗马教伦理学

罗马教会以禁欲修道的人生为理想。是以在其伦理见解中一种二元论。一般人的普通道德与属灵人的高级道德，大有区别。后者除了遵行一般人的通常道德律法以外，还要遵行福音的劝勉(Evangelicalcounsels)所要求的，自动的守独身主义，甘居贫穷，绝对服从。

禁欲的趋向在教会历史上发动甚早。第二世纪末，那本已出世的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已经散布有禁欲主义或说高级道德的种子。其中有云：「如果你能背负主的全轭，你便得以完全；假如你不能，便作你所能作的。」(IV2)犹士丁(Justin)夸称许多基督徒能抱独身主义(Apol.I14)，又在特土良(Tertllian)和居普良(Cyprian)的著作中，禁欲主义的趋向亦甚明显。

自康士坦丁(Constantine)教会与国家归于一统以后，教会所得不偿所失。武力主义随着这种统一而进入教会信众之中。(参McGiffrt在AmericanJournalofTheology,Vol．XIX所撰一文)这样一来，大多数基督徒生活精神均归消散，失去了从前的热情。为对教会之世俗化提出抗议，修道主义乘机兴起，而且进展极速。米兰监督安波罗修(卒于三九七年)极力称赞守童身，以为是基督徒最高德行。他不准寡妇重婚。他反对用武力，连在自卫的情形之下也不主张用暴力抵抗，又反对战争。

那柔米(卒于四一九年)乃教父中提倡禁欲式的虔诚最力的一人。他倡言独居旷野为与上帝灵交最好的方法。他不反对结婚，但将独身看作高出婚姻万倍。

奥古斯丁在北非教会首倡修道主义。他并不反对婚姻，但将不嫁娶的人生看为高过婚娶的人生。他看基督徒最高的生活方式，乃是抛弃红尘度禁欲的生活。

中古时代教会，有二大并立的权威，一为教皇制，一为各等修道会。大贵钩利(卒于六○四年)不但是教皇，也是本泥狄克派的修道士，把教皇权势和修道理想集于一身。在他所着的大德(MagnaMoralia)一书中，他为中古伦理的禁欲思想立下了基础。

中古时代的教义和伦理思想，至阿奎那多马(卒于一二七四)达到了最高峰。依阿奎那讲来，修道誓愿中所包含的贫穷、独身和服从三事，乃引人完全人生的途径。

中古神秘派也注重一种较一般更属灵的虔诚生活，但这种神秘的虔诚，也离不了禁欲主义。在一切基督教界中，最有名的一本灵修书要算多马肯培(ThomasAKempis)所着的摹仿基督论(ImitationofChrist)。(此书中文翻译有遵主圣范及效法基督二种──译者)还是一本把神秘的灵修讲得最好的书，然而他的伦理观念却是禁欲的。可以说整个的罗马教伦理是以禁欲为特性的。

在罗马教伦理中与禁欲思想有连带关系的为律法主义。这种偏重律法的趋势，使人讲究多行善功。信心的恬静境界和良心的平安，那是罗马教信徒难于得着、难于持守的，因为他们总难确实知道，他们所当作的是否作够了。如果人注重多行善功，而且在什么是「必须行的」与什么是「宜于行的」当中加以区别，那么在道德范围以内，必有所谓分外的善功。所谓分外的善功，即为律法所规定的善以外，再行多馀的善事。这些多馀的善事，上帝并不吩咐，但如果行出来了，上帝也很欢喜。行这样的事，较之不行这样的事，要得更高的完全，圣徒的功德即在乎此。这种分外善功的道理，在圣经上有根据如下：路十七：10，十八：22；太十九：11·12。21；林前九：14－17。道理远在黑马牧人书写作时代(第二世纪中叶)即已出现。该书有云：「如果你在上帝所吩咐的以外作任何善事，那么，你将要获得更丰盈的荣耀，而且上帝要比你不行这些事，更多的尊重你。」(三卷五条)阿奎那多马也讲，教会中储藏有超等善功，教皇可用以发行赎罪票。

所谓分外善功的道理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在乎它所讲的道德为抽象的，不在不同个人以及不同情形之下，把道德理想的内容加以考虑。修道士的职务不同于农夫的职务。假如保罗在某种情势之下，不得不行某事，这并不是说，我也要行保罗所行的事。人各有特殊职责和机会，亦各有分内所当行之事，各不相同，医病是医师所当行的事，但非每人均有如此职责。人所当行的，总不能多于职责所规定的。既然每一个人各有职责，所谓分外之事，则无可能。这也并非说，每一个人成了他自己的律法，因为个人的事必依神的旨意为转移。亦即说，道德经过个人化之后，便成了个人绝对的义务。爱是律法之完成，爱要求人尽全部所能为之服务。没有什么较之全部更多，所以分外的事是不可能有的。基督徒看自己为上帝的管家，管理他所有的时间、才能，以及其它所有物，所以他要作他所「应当」作的，势不可能。且由基督徒的立场看，律法并非反对自由，将人奴役，福音的劝勉(Consiliaevangelica)并非基督徒所有的唯一自由的领域。基督徒把符合上帝旨意看为最高的自由，律法无非是这个旨意的一种说明。

罗马教伦理也是零乱片断的。在实行上，伦理的生活并无统一可言。每一单独的行动拿来判断，作成补赎之后，又重新起头。在补赎的圣礼之中，即已包涵这种思想。贾尔洪(Calhoun)教授说的好，改教先贤已将伦理的着重点，自行动转移到发动行动的人.在改教诸贤看来，要紧的不是每一单独的行动，乃是发动行动者整个的品格。(GodandtheCommonLife．p．44)中古伦理片断的趋势，已为路德和加尔文所改革。正是因他们把信心看作人生的原则，于是伦理的生活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第二节复原教伦理学

中古时期即有人感觉到，用禁欲的生活方式以期达到完全境地，实有不少的弱点。那柔米告诉我们，即在他实行禁欲生活的当儿，他的想象有时也跑到罗马宴乐跳舞场中去，使他心愿不安。奥古斯丁也向修道土的懒惰行为和灵性骄傲，提出警戒。到了改教时期，反对修道主义的言论思想极为显着。路德对修道主义有过亲切的经验，攻击批评不遗馀力。

各改教家把人生属世的活动，看为制造含有宗教性的生活原料。人生为求最有效能的事奉上帝，不必逃到修道院中。依各改教家看来，最有效能的事奉上帝，要让基督的灵浸润于每一属世的人生活动。基督徒要将他的基督教信仰生活，彰显在地上的职务的围以内。路德说：「一个农夫耕地，较之一个女修道土坚守贞操可能更多得上帝的喜悦。」他又说：「如果一个打扫屋子的贫穷女仆，因为顺从上帝的吩咐如此作，那么，她要比圣安东尼在旷野所作的更好，更多事奉上帝。」

今日一般社会伦理学作家，大多批评路德的伦理思想过于个人化。他们指责路德没有充分的着重福音的社会实用面。在他的伦理思想中，只讲到个人行为(参Inge,ChristianEthicsandModernProblemsp．235ff．)。路德在基督教伦理上所着重的，固然是个人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路德，不误解他的这种着重点，那么，我们必须了解路德思想反应的背景。当路德之日，人人都知道基督教与社会秩序有密切关怀。此一事实在常时为天经地义。中古时期，罗马教会努力于与此公众道德，而且这种努力，在常时的社交、经济和民族的团体生活上，都有广泛的成功。它的理想是要作一个教会国家(ChurchState)的境地。教皇要控制一切的事，属世的以及属灵的。宗教应当影响社会生活，这种见解在当时无庸置辩。人生的每一角度，在常时均受宗教影响。教育受宗教领导，文艺的灵感亦来自宗教。科学典科学家均在宗教的权威前俯首。读提柯白拉赫(TychoBrahe)书札，便知道当时宗教占据了人生中心的地位，连在科学家的思想中也是如此。当时教会消除了好些战争的灾祸，建立了好些哲学系统，禁止以高利贷放债，人生的各方面无一不受其控制。统治中古人心社会的宗教，固有许多可以指责之处，但当时宗教控制人生势力之雄厚，且为一切社会之保全因素，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改教运动鼓动之前，人们从未想到教会与社会无关，路德对于伦理行为之所以着重个人方面，是以此为背景。路德所处的时代，很注重基督教之社会的和政治的方面。而个人的方面，却为人们所忽视。路德要唤起人们对这方面的注意，并非无病呻吟。略德从未想到基督教与社会无关。各国君王当以基督徒的立场治理国政，这在路德看来乃当然之事。他说：「此一人工作，彼一人闲暇，此一人生活困苦，彼一人生活优裕，都是不对的。」他又咒诅那些垄断市场，提高物价，剥削贫苦民众的富有阶级(参路德着：OnWorldyPower1523)。他要求当时大学加以改良，又努力促进乎民教育。他又倡言立法，以取缔时装和奢侈的食物，禁止高利贷，抑制娼寮。

只要看路德如何解释主祷文第四段(即「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便不难知道他将宗教看作与经济问题和经济需要大有关怀。在一五二○年所着问答书中，他采罗马教会的惯例，将日用饮食解为那「喂养安慰人之灵魂的主耶稣基督」。到了一五二九年，他在问答书中，舍弃了这种解释，将日用的饮食解作：「就是一切养生所需之物，例如：饮食、衣服、房屋、家室、田地、牧畜、钱财、货物、虔诚的父母、儿女和佣人，虔诚忠心的执政者，善良的政府，四时风调雨顺，时局太平，身体健康，有秩序、有光荣，信实的朋友，忠厚的邻居等类的事。」这样的解释，只足证明路德确实承认，宗教是与社会问题有密切关系。而且我们也要注意路德发表这种见解，是在他脱离罗马教会的传统思想以后，表明他对这问题作了相当的考虑，在一五二○年至一五二九年一段时期中，下大决心，试作如此一番思想上的革命。

路德所着：经商与重利以及致基督徒王公公开信，都很显着的表明，他并没有将基督教伦理视为与社会问题无干。

路德本性保守，而对于居民之婴又操之过激，致使他对此一暴动说了些难于原谅的话。然而他说这些话，并非对于当睹政府一味屈服。他曾以基督徒信仰之名，指责当时国君的行为和态度。路德于一五二一年在沃木斯(Worms)国会上，对皇帝宜言不诿的精神，甚足以表明此一事实。基督徒信仰所包涵的社会关怀，路德可谓已经充分的加以往意。

等到教会与国家分开以后，路德言论思想的背景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新的情势之下，许多拥护路德的人，仍然继续着把重点放在个人方面，忘记了他所抱定的一个主旨，即宗教与社会秩序脱不了关系。把宗教看作人生的一种附随现象，好象现代人士的想法一样，这在当时诸改教大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信义宗教会常将基督教的社会性轻忽了。在这一点上，信义宗主义普为现代作家所严重批评，例如：DeanInge(ChristianEthicsAndModernProblems)ReinholdNiebuhr.(DoesCivilizationNeedReligion?)，Tawney(TheChristianMissioninRelationtoIndustrialProblems),Barry(ChristianityAndtheNewWorld),Rauschenbusch(ChristianizingtheSocialOrder),Weber(TheProtestantEthicsandtheSpiritofCapitalism)及许多别的。

一九二五年在瑞典京城斯德哥尔摩所开生活与事工大会，很明显的表明，在最近两个世纪中，福音教发展形成两大思想趋势。一种注重个人，注重末事，把天国超越的方面看为重要，对世界和社会进程，颇抱悲观。在斯德哥尔摩会上，显然抱这种态度的为斯干的纳维；德国和法国的代表。另一种态度则较为普世化、社会化，注重天国的内在方面，对世界亦多抱乐观。抱这种态度的在盎格罗萨克森人当中最为显着。

继承路德思想的人，对基督教界所贡献的，当有永久不变的价值，因为他们坚决的主张，基督徒的活动决不可与上帝的恩典分散。但在另一方面，单是个人主义的虔诚，总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必得主张，上帝要能管理社会公众的事务，正如他管理私人的事务一样。这两脉基督徒生活需要互相补充和互相辅助。宗教决不可逃避社会，只讲求独善其身的个人经验；在另一方面，宗教如果想出而征服世界，又要与上帝有深刻的灵交，亦难竟功。寂静主义和活动主义均有危险，而二者对于宗教生机之促长，又均有贡献。

信义宗主义较之加尔文主义更多向国家权威表示妥协，这个区别在改教先贤在世之日，即已形成。加而文一脉的道德思想，较为严厉强劲而富侵略性。加尔文在日内瓦想要创设神治政体，要把上帝的极权表显得如同中古时期一样有声有色。基督教的社会涵义，在加尔文主义中，较之在路德主义中，表现得清朗多了。加尔文主义亦从而较为严守律法，不向任何专制政权屈膝。法国的预格诺派(Huguenot)瓦勒度派(Waldenses)，荷兰国识卫自由的人士，英国的清**，苏格兰的保守福音派(Covenanters)，以及新英格兰的**，均由此培植而生。路德在感觉到他的基督信念有与政权抵触之处，他也誓不妥协。在沃木斯会议上他立在皇帝查理五世之前，坚持一己主张，即为显着的例证。然而信义宗人士，有时将路德所区分的政权与教权，解为后者应向前者屈服。要正当的明了路德对此一问题所持见解，需知他为教会所下定义，又要知道他总不把教会看作个代表政治的团体。路德所讲的教会，并非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不过他以为教会不能像一个政治团体一样活动。因为教会的本性不能这样。信义宗人士对教会与国家所有关系的整个问题需重加考虑。信义宗与改革宗伦理最好是互相学习，使彼此相得益彰，更加圆满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