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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庚子后基督教的新趋势

中国基督教史纲 by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从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训,觉得以前的传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当局对于教士帮助教友诉讼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于教友的训练与教友全家归主的运动,所以成立了许多训练教友的团体,如山东江西四川延平保定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处,都有这种组织,有些是培养教文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讨论个人传道方法的,有些是为邻友祈祷的,总之是以鼓励教友传道为目的,规定每人每年必须领导一人进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处地方,竟从七百个教友,突然增加到三千多人。同时,对于慕道者的训练,亦加紧起来,每个慕道者,非经过二三月的长期训练,不可以进教。其训练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学校一样,使他们学习一切教义问答,并旦熟读经丈及十诚等,或由教士们亲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训练期中,教会每开支了巨大的经费,予慕道者以相当的津贴,有时且利用赈灾的机会,吸引许多贫民,来受宗教的训练。在一九一○年直隶灾荒时,曾一面放赈,一面以金钱召人听道,结果,便增加了许多教友。这种方法,当然会引起一部分教土的反对,不过在施用这方法的人,以为待他们进教以后,可以用教育来把他们品格提高,并且在二三代以后,他们的子孙,从小就可以获得宗教的薰陶,而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们很普遍地采用这方法来吸引教友。

可以见得天主教在一九○○年后的进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显著的发展。

原中国之有新教育,实不能不归功于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从一八五○年开办『徐汇公学』以后,逐渐增设许多普通小学中学与教理学校,为便利学生深造起见,法国耶稣会于一九○三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一九二五年北平的『辅仁大学』,初由美国本笃会所创办,到一九三三年改由圣言会管理,法国耶稣会又在一九二二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都已先后向中国教育部依法立案。据一九三○年的统计,三大学学生有一、三八四名。高初中学校共五十一所,男生八、三○六名,女生四、○二六名。师范学生男二七九名女生三九五名。至于高初小学,高小男校一九七所,学生一○、三八九名,女校二七所,学生八、三八七名。上述各级学校中,有半数以上是教外学生。而纯粹培植教内学生的,有教理学校八、**○所,男女学生一六二、四八五名。教理教员养成学校中有男女青年一、六三一名。此外则专攻神学的修院,是培植传道人才的,在一九三○年一年中。习拉丁文的有四、三五一名,习哲学的有三二七名,习神学的有四二五名,尚有在罗马留学,预备晋升司铎的有二九名。只就学生的人数比较,一九三○年的统计,差不多比一九一四年加了一倍,其教育发达的情形,可见一斑。

各教区中所设的『孤儿院』,有三○六处,收容孤儿有二一、八五八名,圣婴会收养婴儿,有五二、八九四名。从上面种种数字上看,觉得天主教所特别注重的工作,即是收养婴孩孤儿与培植教内子女,使他们从小就得着宗教的训练,可以建立起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也设立了『留养院』有二三二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们担任看护之责。这些修女们,大都受过简单医药常识训练,所以对于婴儿孤儿与老人遇寻常疾病的时候,他们便可以为之医治。苟有重病,方送医院诊治,在汉口陕西上海等处会设医院,施诊给药,在一九三○这一年中,就医人数有七、○六一、四九二人,在广州亦会设『麻疯院』一所,收容麻疯息者。

至于印刷和著作,据最近统计,共有定期刊物三十余种,周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一九一五年创办一日报,即天津的益世报,在中国的新闻界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二十余处,规模较大的,要以涨平天津上海为最,出版书籍,上海共有五十三万多种?重庆共有四十万种,他如献县等处,亦出了不少书籍。为发展此种事业计,曾于一九二八年设立一个中枢机关于北平,名为『中华公教教育会』,大部份的工作,是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

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加紧中国领袖人才的训练,努力于中国教士与职员的增加。当一九一八年时,中国教士占百分之三五,至一九二三年加到百分之四一,一九一六年时中国职员占百分之六六,十年之后,便增加到百分之七二。对于一般新兴的建筑,大都采用中国式样。又编成了许多中国谐调的诗歌,教区的名称,都改为中国地名。这些工作,与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会运动,有相同的意味。一九二四年召集一次『中华全国公教会议』,议决从速建立一个经常自立的本国教会,并且划定了几个自立传教区。在这会议中,分设七个小组委员会,计划各方面工作的联合。此后几年中,传教区域,陆缤移交于华籍神职班管理,使中国教会可以渐渐达到自立的地步。可见最近二十年来,跟着时代的潮流,向着这新方向迈进。

一般的批评,以为天主教对于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实亦不尽然,我们看天主教在救灾救难的一方面,也很有伟大成绩。例如一九三一年华北水灾时,教皇及中国信徒发起的赈灾会,募得二十余万元的赈款。又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战事中,多数天主教教堂,都充作了难民收容所,并且设立许多军事医院,为救护伤兵之用。饶神父为难民奔走呼喻,划定难民安全区,不独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战区;受他荫庇的人,更何止几千百万。一般中西修士与教友,日夜为难民服务,尤不乏其人。中国领袖如陆伯鸿马相伯等人,亦莫不为之尽力。

至于教友人数的增加,在一九○○年前,必须经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从一九○○至一九一二年,只十一年间已加了一倍。不过从一九一八年后,其增加的速率,较为迟慢。一九一八年的统计为一、九六三、六三九人,到一九二四年加到二、二四四、三六六人,只增加到百分之一四.三而已。

说到更正教,在一九○○年以后,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国人仇视基督教,多误会外人来华传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乱,各国乃有瓜分中国之议,但经教会人士力持正谊,主张保全中国领土,始得转危为安。其后山东浸会首先以其赔款创办『山西大学』,而美国乃主张退还赔款,创办『清华大学』,各国多亦效法,均将赔款退还,遂使国人仇教心理为之一变。其次如政府锐意维新,广设学校,算术英文及科学教员,大都取材于教会,尤其在国民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人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国成立以后,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职的,更不乏其人,单在广东省政府中,当时任职人员,信徒竟占百之六十五以上。并且基督教所办各种慈善事业,每每取得一般社会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时候,不独教会能慷慨捐输,尤必担任放赈事务,任劳任怨,涓滴归公,凡此皆足以改变国人对教会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获得一部份人的谅解。

在教会自身,因遭遇许多困难,发现了许多弱点,力谋改弦更张。例如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从此更加猛进。一九○六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中国自立会』,设办事处于宝山路,发行圣报为宣传机关。到一九一○年浙江平阳内地会首先响应,宣告自立。自立的风气,遂渐渐普及到全国。如上海的罗店,浙江的镇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广东的南澳,湖涨的京山天门,湖南的常德等处,皆先后成立自立教会。并设总堂于上海闸北。一九二○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国大会,当时报告有八十多处自立教会,从此历年增加,一九二一年增至一百五十余处,一九二二年增至一百八十多处,一九二三年增至二百九十处,一九二四年增至三百三十多处,在这四五年之间,几乎是级数的增加,进步之速,从此可见。同时,上海又有高凤池谢洪赉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不久,在香港设立了支会,逐渐推广到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处,亦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在天津则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他处亦渐渐的无形消灭,惟香港至今犹存。

一九一○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芩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友,发起一个自立教会。一九一八年又有长老会教友刘寿山等在山东烟台组织『中华基督教会』,青岛济南相继成立分会,推及到山东全省以至于直隶山西等处,而成立华北的自立系统。同时,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庄李逢谦等组织一个自立教会,名为『基督徒团契』。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处,尤努力于自立自养自传,而改称其教会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教会差不多都有谋求自立的计划,即未完全自立的教会,亦必将其原有名称,冠以『中国』字样,或改称为『中国基督教』。而在传道工作方面,都渐渐由华教士负起主要的责任,西教士乃退处于辅佐的地位。

其次,中国大多数的教友,不但觉悟到自身应负教会的一切责任,并且应推广布道工作到各方面,于是有『国内布道会』等的发起(另详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龙江陕西蒙古云南等处布道,十数年间,成立了二三十处机关

再次,谋全国教会的大联合,不但在事工上消灭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运动,归主运动,国内布道会,信仰自由情愿等等,已不复有宗派的区分。而一九○七年召集『百年大会』,更表现了各教会的合作精神。该会自四月二十五日开会至五月八日闭会,以上海青年会新建的殉道堂为会场,各教会各机关所派出席代表,共有六百多人,讨论的总题,为『中国有教会』。结果,有人主张组织一个无宗派的基督教协会,亦有人主张各省组织省基督教联会,然后由省联会联合成全国基督教议会。此后,各省基督教纷纷组织了省联会,地方教会亦组织了许多地方联会。不过这次大会闭会以后,没有负责推进的中心机关,进行得很慢。直至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会国大会』,由穆德主席,组织成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关,名为『中华续行委办会』。她的任务:(一)执行全国大会的议决案,(二)在中西沟通的机关,与艾丁堡续行委办会通声气,(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业,(四)发表教会公共的意见,(五)为各教会的谘询机关。设立事务所于上海昆山花园五号,聘请诚静怡为总干事,开始做调查与研究工作,把调查全国各方面的事业,印成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继续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一九二二年五月间又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中西出席代表有一千一百八十人之多,与上次大会比较,见得进步了许多,上次会员中国人占三分之一,而此次则占二分之一强。开会凡八日,分五股讨论,对于布道,医药,文字,教育,工业,妇女等问题,皆有详细的计划。改『中华续行委会』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选举中西会员百人,仍以诚静怡为会长,提倡『本色教会』,编成中西文中华归主两巨册,全国各教会的工作情形,悉载无遣。由是各教会咸谋联络或合并,除长老会曾于一九○七年成立『全国联合会』,并与公理会、伦敦会合组『中华基督教联会』外,全国信义宗教会,亦成为『中华信义会』,全国圣公宗教会,亦联成『中国圣公会』,最近属于卫斯理宗的监理会、美以美会、美道会,亦已实行合并而为一会,这可以见得中国教会的日趋于联合统一了。

最值得注意的,则为因中日战事的发生,教会在物资方面虽受很大的损失,而在救济难民的工作上所尽的力量,却博得一般民众的好感,为千载一时的的传道良机,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日愈巩固,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兹且以最近统计,列表于下。

最近二十年中教友人数增加表

年份教士领餐信徒学习信徒

一九○五三八三三一七八、二五一二五六、七七九

一九一○五、一四四一六七、○七五三二四、八九○

一九一五五、三三八二六八、六五二五二六、一○八

一九二○六、二○四三六六、五二七八○六、九二六

一九二八四、三七五四四六、六三一

一九三三五、七七五四八八、五三九

一九三五五、八七五五三、八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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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从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训,觉得以前的传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当局对于教士帮助教友诉讼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于教友的训练与教友全家归主的运动,所以成立了许多训练教友的团体,如山东江西四川延平保定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处,都有这种组织,有些是培养教文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讨论个人传道方法的,有些是为邻友祈祷的,总之是以鼓励教友传道为目的,规定每人每年必须领导一人进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处地方,竟从七百个教友,突然增加到三千多人。同时,对于慕道者的训练,亦加紧起来,每个慕道者,非经过二三月的长期训练,不可以进教。其训练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学校一样,使他们学习一切教义问答,并旦熟读经丈及十诚等,或由教士们亲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训练期中,教会每开支了巨大的经费,予慕道者以相当的津贴,有时且利用赈灾的机会,吸引许多贫民,来受宗教的训练。在一九一○年直隶灾荒时,曾一面放赈,一面以金钱召人听道,结果,便增加了许多教友。这种方法,当然会引起一部分教土的反对,不过在施用这方法的人,以为待他们进教以后,可以用教育来把他们品格提高,并且在二三代以后,他们的子孙,从小就可以获得宗教的
薰陶,而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们很普遍地采用这方法来吸引教友。可以见得天主教在一九○○年后的进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显著的发展。原中国之有新教育,实不能不归功于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从一八五○年开办『徐汇公学』以后,逐渐增设许多普通小学中学与教理学校,为便利学生深造起见,法国耶稣会于一九○三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一九二五年北平的『辅仁大学』,初由美国本笃会所创办,到一九三三年改由圣言会管理,法国耶稣会又在一九二二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都已先后向中国教育部依法立案。据一九三○年的统计,三大学学生有一、三八四名。高初中学校共五十一所,男生八、三○六名,女生四、○二六名。师范学生男二七九名女生三九五名。至于高初小学,高小男校一九七所,学生一○、三八九名,女校二七所,学生八、三八七名。上述各级学校中,有半数以上是教外学生。而纯粹培植教内学生的,有教理学校八、**○所,男女学生一六二、四八五名。教理教员养成学校中有男女青年一、六三一名。此外则专攻神学的修院,是培植传道人才的,在一九三○年一年中。习拉丁文的有四、三五一名,习哲学的有三二七名,习神
学的有四二五名,尚有在罗马留学,预备晋升司铎的有二九名。只就学生的人数比较,一九三○年的统计,差不多比一九一四年加了一倍,其教育发达的情形,可见一斑。各教区中所设的『孤儿院』,有三○六处,收容孤儿有二一、八五八名,圣婴会收养婴儿,有五二、八九四名。从上面种种数字上看,觉得天主教所特别注重的工作,即是收养婴孩孤儿与培植教内子女,使他们从小就得着宗教的训练,可以建立起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也设立了『留养院』有二三二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们担任看护之责。这些修女们,大都受过简单医药常识训练,所以对于婴儿孤儿与老人遇寻常疾病的时候,他们便可以为之医治。苟有重病,方送医院诊治,在汉口陕西上海等处会设医院,施诊给药,在一九三○这一年中,就医人数有七、○六一、四九二人,在广州亦会设『麻疯院』一所,收容麻疯息者。至于印刷和著作,据最近统计,共有定期刊物三十余种,周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一九一五年创办一日报,即天津的益世报,在中国的新闻界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二十余处,规模较大的,要以涨平天津上海为最,出版书籍,上海共有五十三万多种?重庆共有四十万种,他如献县等处,亦出了不少书籍。为发展此种
事业计,曾于一九二八年设立一个中枢机关于北平,名为『中华公教教育会』,大部份的工作,是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加紧中国领袖人才的训练,努力于中国教士与职员的增加。当一九一八年时,中国教士占百分之三五,至一九二三年加到百分之四一,一九一六年时中国职员占百分之六六,十年之后,便增加到百分之七二。对于一般新兴的建筑,大都采用中国式样。又编成了许多中国谐调的诗歌,教区的名称,都改为中国地名。这些工作,与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会运动,有相同的意味。一九二四年召集一次『中华全国公教会议』,议决从速建立一个经常自立的本国教会,并且划定了几个自立传教区。在这会议中,分设七个小组委员会,计划各方面工作的联合。此后几年中,传教区域,陆缤移交于华籍神职班管理,使中国教会可以渐渐达到自立的地步。可见最近二十年来,跟着时代的潮流,向着这新方向迈进。一般的批评,以为天主教对于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实亦不尽然,我们看天主教在救灾救难的一方面,也很有伟大成绩。例如一九三一年华北水灾时,教皇及中国信徒发起的赈灾会,募得二十余万元的赈款。又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战事中,多数天主教教堂,都充
作了难民收容所,并且设立许多军事医院,为救护伤兵之用。饶神父为难民奔走呼喻,划定难民安全区,不独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战区;受他荫庇的人,更何止几千百万。一般中西修士与教友,日夜为难民服务,尤不乏其人。中国领袖如陆伯鸿马相伯等人,亦莫不为之尽力。至于教友人数的增加,在一九○○年前,必须经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从一九○○至一九一二年,只十一年间已加了一倍。不过从一九一八年后,其增加的速率,较为迟慢。一九一八年的统计为一、九六三、六三九人,到一九二四年加到二、二四四、三六六人,只增加到百分之一四.三而已。说到更正教,在一九○○年以后,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国人仇视基督教,多误会外人来华传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乱,各国乃有瓜分中国之议,但经教会人士力持正谊,主张保全中国领土,始得转危为安。其后山东浸会首先以其赔款创办『山西大学』,而美国乃主张退还赔款,创办『清华大学』,各国多亦效法,均将赔款退还,遂使国人仇教心理为之一变。其次如政府锐意维新,广设学校,算术英文及科学教员,大都取材于教会,尤其在国民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人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国成立以后,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职的,更不乏其
人,单在广东省政府中,当时任职人员,信徒竟占百之六十五以上。并且基督教所办各种慈善事业,每每取得一般社会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时候,不独教会能慷慨捐输,尤必担任放赈事务,任劳任怨,涓滴归公,凡此皆足以改变国人对教会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获得一部份人的谅解。在教会自身,因遭遇许多困难,发现了许多弱点,力谋改弦更张。例如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从此更加猛进。一九○六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中国自立会』,设办事处于宝山路,发行圣报为宣传机关。到一九一○年浙江平阳内地会首先响应,宣告自立。自立的风气,遂渐渐普及到全国。如上海的罗店,浙江的镇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广东的南澳,湖涨的京山天门,湖南的常德等处,皆先后成立自立教会。并设总堂于上海闸北。一九二○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国大会,当时报告有八十多处自立教会,从此历年增加,一九二一年增至一百五十余处,一九二二年增至一百八十多处,一九二三年增至二百九十处,一九二四年增至三百三十多处,在这四五年之间,几乎是级数的增加,进步之速,从此可见。同时,上海又有高凤池谢洪赉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不久,在香港设立了支会,逐渐推广到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
处,亦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在天津则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他处亦渐渐的无形消灭,惟香港至今犹存。一九一○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芩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友,发起一个自立教会。一九一八年又有长老会教友刘寿山等在山东烟台组织『中华基督教会』,青岛济南相继成立分会,推及到山东全省以至于直隶山西等处,而成立华北的自立系统。同时,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庄李逢谦等组织一个自立教会,名为『基督徒团契』。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处,尤努力于自立自养自传,而改称其教会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教会差不多都有谋求自立的计划,即未完全自立的教会,亦必将其原有名称,冠以『中国』字样,或改称为『中国基督教』。而在传道工作方面,都渐渐由华教士负起主要的责任,西教士乃退处于辅佐的地位。其次,中国大多数的教友,不但觉悟到自身应负教会的一切责任,并且应推广布道工作到各方面,于是有『国内布道会』等的发起(另详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龙江陕西蒙古云南等处布道,十数年间,成立了二三十处机关再次,谋全国教会的大联合,不但在事工上消灭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运动,归主运动,国内布道会,信仰自由情愿等等,已不复有宗派的区分。而一九○七年召集『百年大会
』,更表现了各教会的合作精神。该会自四月二十五日开会至五月八日闭会,以上海青年会新建的殉道堂为会场,各教会各机关所派出席代表,共有六百多人,讨论的总题,为『中国有教会』。结果,有人主张组织一个无宗派的基督教协会,亦有人主张各省组织省基督教联会,然后由省联会联合成全国基督教议会。此后,各省基督教纷纷组织了省联会,地方教会亦组织了许多地方联会。不过这次大会闭会以后,没有负责推进的中心机关,进行得很慢。直至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会国大会』,由穆德主席,组织成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关,名为『中华续行委办会』。她的任务:(一)执行全国大会的议决案,(二)在中西沟通的机关,与艾丁堡续行委办会通声气,(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业,(四)发表教会公共的意见,(五)为各教会的谘询机关。设立事务所于上海昆山花园五号,聘请诚静怡为总干事,开始做调查与研究工作,把调查全国各方面的事业,印成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继续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一九二二年五月间又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中西出席代表有一千一百八十人之多,与上次大会比较,见得进步了许多,上次会员中国人占三分之一,而此次则占二分之一强。开会
凡八日,分五股讨论,对于布道,医药,文字,教育,工业,妇女等问题,皆有详细的计划。改『中华续行委会』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选举中西会员百人,仍以诚静怡为会长,提倡『本色教会』,编成中西文中华归主两巨册,全国各教会的工作情形,悉载无遣。由是各教会咸谋联络或合并,除长老会曾于一九○七年成立『全国联合会』,并与公理会、伦敦会合组『中华基督教联会』外,全国信义宗教会,亦成为『中华信义会』,全国圣公宗教会,亦联成『中国圣公会』,最近属于卫斯理宗的监理会、美以美会、美道会,亦已实行合并而为一会,这可以见得中国教会的日趋于联合统一了。最值得注意的,则为因中日战事的发生,教会在物资方面虽受很大的损失,而在救济难民的工作上所尽的力量,却博得一般民众的好感,为千载一时的的传道良机,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日愈巩固,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兹且以最近统计,列表于下。最近二十年中教友人数增加表年份教士领餐信徒学习信徒一九○五三八三三一七八、二五一二五六、七七九一九一○五、一四四一六七、○七五三二四、八九○一九一五五、三三八二六八、六五二五二六、一○八一九二○六、二○四三六六、五二七八○六、九二六一九二八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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