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征和疾病其实是两回事。没有病征之先,疾病早已存在;疾病未形成以先,病征便是治疗疾病的开始。它们不受欢迎的事实,愈发令它们成为非凡的恩典——上帝的礼物。倘若你愿意接受,这个从无意识而来的信息会令人主动自我检视和修缮。
——派克《心灵地图》
我正坐在芝加哥一所华丽的管弦乐演奏厅内,听到贝多芬及莫扎特的作品,实在喜不自胜。但当乐队奏起由普罗高菲夫所作、冗长而复杂的协奏曲时,却是另一回事。当旺盛的血液从脑部流到胃部,以帮助消化星期日迟吃的早餐时,我逐渐感到昏昏入睡。
演奏厅内的温度很暖和,而且不大通风。渐渐地,各种乐器奏出的声音融和在一起,逐渐减弱。我的眼睑下垂。我竭力令自己振作,匆匆地看看四周,看见许多穿着光鲜衣履、参加演奏会的人士已呼呼入睡。我用右手托着腮,手肘撑着木制的扶手。音乐渐渐微弱……。
砰!我的四肢向四方伸展,四周的人对我怒目而视,伸长脖子望向我这边。我的外衣也掉在地上了。我既吃惊,又感尴尬,匆匆地抬起外衣,坐直在椅子上,再试行投入音乐中。血液立时涌上头上。
发生了什么事呢?即使我已进入梦乡,我的身体依然忠心地保护着我。虽然我有知觉的脑子已经关上,但我的反射系统并没有关掉。当我的头部向前倾,我内耳的两块小囊就注满液体,并与耳内极敏感的耳毛平列,查出我的平衡出现危险的转变。就在最后关头,当我的头几乎横向扶手时,内耳便发出全面警报信号。我的手臂突然急动,头部立刻仰起来,而整个躯干也有一阵的抽搐。这种抽搐的动作虽然令我感到尴尬,却是我身体的紧急掣,尽力使我免受损伤。当我慢慢地睡着了,这些复杂的机制正在运作。
人体痛楚机制的运作,正像我在演奏厅内经历到的警觉系统一样。痛楚的知觉大声地警告我们的身体有危险——身体正受伤害!—迫使我们集中注意有问题的部位。
有时我们的反应是不由自主的。举例说,我往医生处作检查时,他用胶槌子轻敲我的膝盖,我的腿便强烈地弹起。为何会这样呢?医生轻敲一下,我的膝盖便感应到它正在屈曲着:他的槌子敲打著的神经线,正是当我行走时膝盖忽然屈曲而受影响的那条神经线。我的身体赶快做出补偿,以免我绊跌而受到更大的痛楚。这种反应实在太自然,而且快如闪电,以致我的脑袋并没有时间想到我正坐在桌子上,而不是站立着,因此实际上并没有跌倒的危险。
设计师的记号
虽然这数以万计的警觉装实明显有着保护的价值,但痛楚的网络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身体系统,多半虐待人及令人难受。我从未读过一篇赞颂痛苦的诗篇,未曾见过表扬痛苦的塑像,也未曾听过歌颂痛苦的诗歌。痛苦往往被定义为“讨人厌”。
基督徒虽然相信一位满有慈爱的创造者,但实际上却不晓得如何诠释痛苦。倘若基督徒在黑暗、秘密的时刻被困在绝境中,许多人都会认为那种痛苦是上帝的错误。他真的应花些心思,为我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法,使我们可以应付危险的情况。我常以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我现在深信痛苦的确不获好评;我们或许要看看诗篇、塑像及诗歌,思想当中如何描述痛苦。为何我的态度改变了?因为当我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痛楚的网络时,便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稍后,我便从人体开始谈论痛苦问题。
为何我需要有痛觉呢?当我受伤时,身体告诉我什么信息呢?我从这方面开始仔细观看,因为许多人寻索“身体受伤时,上帝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都忽略从这角度思想。我曾翻阅许多谈论“苦难问题”的哲学书及神学书籍,这些书充其量不过是承认痛苦对于生物学是有些益处的。然而,痛楚网络的价值远胜于此,它蕴含创造力的标记。
试想一想身体其中一个器官:皮肤;它是坚韧而富弹性的器官,遮盖青整个身体,就如先头部队一样,保护身躯免受外界的伤害。而数以亿万计的痛楚感应散布于皮肤的表层,它们并非随意地分布,而是按照身体各部分的需要精确地遍布全身。事实上,身体似乎并没有任何专门的“痛楚细胞”,因为痛楚的知觉已经与遍布全身的精细感应网络联系起来,而这些网络同样可以向人传递信息:压力、触摸、寒冷和炽热。
科学家蒙上研究对象(他们通常都是倒霉的医科学生)的眼睛,然后量度他们皮肤的感应。例如一个蒙上眼睛的人未曾意识到外物接触他的皮肤前,多少压力才适用呢?这尺度称为绝对触觉阈,以克为单位(以每平方毫米的皮肤表层量度)。以下就是研究员的发现:
舌尖能感应2克的压力手指能感应3克的压力
手背能感应12克的压力前臂的背面能感应33克的压力
脚掌能感应250克的压力
由此可见,单单是皮肤感应压力的幅度,已十分大。我们运用舌头做一些复杂的动作,如发音,或把牙缝间的食物屑挑出来等。我们用手指弹奏给他、夹着水彩笔写字,或抚摩等,这些部位的皮肤要具备仔细调整的感应能力。1
然而,一些不大关键的部位几乎不需要这种感应能力:倘若我们的脑部经常要接收脚部发出细微压力的报告——跺脚、挤压、支撑体重——我们很快便会感到疲累。因此,只有我们的指头和舌头才能感应极微细的触摸,而身体其他部位则需受到猛击,才能把这异常的情况向脑部汇报。
这些阈的测量法仅抓到奇异的痛苦网络功能的表面。例如,在不同情况下,我们对压力的感应程度也有所不同。倘若我拿着一封重11/4盎司及一封重11/2盎司的信件,立时可分辨那封较重。然而,我若拿著一个重十磅的包里,便很难察觉两封信件重量的分别了。倘若我要察觉两者之差别,它们至少要有三盎司的差别才行。
有另一项试验测试绝对痛楚阈:科学家用尖锐的针刺在人体的不同部位,看看需要用多少压力,才令受测试者感到痛楚。
角膜0.2克便产生痛楚感觉前臂2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手背1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脚掌2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手指尖300克便产生痛楚感觉
留意以上数字与压力阈的对比。2例如,手指尖显示出惊人的差别:它只能感应3克的压力,但超过3oo克的压力压在手指上,才会使人感到痛楚!为什么有这差别呢?试想想手指的功用:小提琴演奏家必须用手指感应不同压力的范围,才能弹奏出完美的音色和不同的音量;熟练的制饼师只要用手搅拌面粉团,便可察觉到面粉“黏度”或硬度的差异,即使差别只有百分之二;采购布匹的人只要用手摸摸布匹,便能比较不同布料的素质。手指尖能感应到这样细微的差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单靠触摸感应并不足够,手指尖还须具备很强的韧度,才可经受激烈的活动。试摸摸木匠或职业网球员的手,均长有磷片状的胼胝。倘若人每次紧握网球拍,又用槌子用力重击物件,手指尖就感应痛楚,并立即向脑部汇报,那么,人生便会很可悲。故此,身体的构造包括对压力特别敏感的手指尖,但手指尖对痛楚却不大敏感。我们的手及指头像身体其他重要的部位,能够有效地服侍我们*。
可是,眼角膜有其不同的存在意义。由于它的透明度一必须透明才能让光线透过——只能提供有限量的血液给它,故十分脆弱,即使一个小伤口,也会导致失明。倘若有木屑或尘埃入眼,便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角膜的痛楚感应功能,有如连于脑部的电子发热线。
我曾目睹一项世界级的棒球比赛要延期举行,其原因很简单,一根眼睫毛入了投手的眼睛。当他对著镜子把眼睫毛弄出来时,其他选手和裁判员一起围看他。倘若投手未能除掉这痛楚的根源,便没有可能继续这场赛事。这根眼睫毛若掉在投手的鼻子、手臂或身体其他部位,根本不会被察觉。
剧烈的疝痛、肾石和无形的头痛
身体内部机能更能证明痛楚网络是充满智慧的设计。科学家很喜欢以针刺和热烫的方式量度皮肤表面痛楚的反应,却不适用于内脏,因它们实在不会对这些小尖刺产生反应。
为何它们不受影响呢?原来人体的皮肤受委派把割伤、烧伤和受压等警报分类,但内脏无须这等精巧的警报系统也能继续运作。
如果你用局部麻醉药避过皮肤的防御,就可以用一根火柴燃烧胃部、插针入肺部、用刀割下脑袋、用虎头钳把肾压碎,或钻骨头,其间完全不会引起病人任何不适。那么,体内疼痛的信号会变成多余-一因为皮肤和骨骼已经保护了体内器官不受这些危险。
其实,受身体保护的器官皆有独特的痛楚感受器组织,以面对特殊的危险。如果医生把一个气球插入我的胃,又充气使胃略为膨胀,胃就会立刻发射紧急疼痛信号一疝痛,或泌气痛到我的脑。胃部痛楚结构是订造的,为要保护胃避过特殊的危险。同样,肾如果有一个笔尖大的结石存在,就会发出剧痛信号。此外,关节的构造对针或力感觉迟钝,却对某些化学品极之敏感。4
内在器官遇到痛楚感应器不能应付紧急情况,而必须向脑部传递信息,是十分罕见的事。内在器官怎样将它所感觉到的损害向脑部发出警报呢?情形是这样的:器官使用牵涉性痛楚这不寻常的现象,聚集附近的痛楚感应器,然后一同发出警报。例如,心脏病发作的人会留意到颈、胸、颚或左臂有一种燃烧或压缩的感觉,那里的皮肤细胞虽然全属健全,却热切地向脑部传遍紧急信号,好像是自身也受伤害一样,而事实却是它们的邻居心脏出了问题。这样,皮肤把它的痛楚感应器“借”给心脏。作为心脏的转送警报站。
任何人在炎热的夏天急吃自制的冰淇淋,都会经验过一种关建现象,就是忽然感到头痛,而痛楚只发生在眼睛背后。显然,冰淇淋不是走进额头,而是胃的交感神经向脑部发出寒冷的信号,因此面、额和颚连接的三叉神经;令痛楚从一神经跳到另一神经,以致胃的冰冷感变成了头痛。
牵涉性痛楚的奥秘有利于一些具挑战性的医疗诊断。脾脏受损,有时会在左肩的尖顶处感觉到;受损的附器会借助位于腹部两旁不同的痛楚感应器;颈部受伤可以使手臂疼痛。上述情况都说明身体的支援系统协力警报可能的损伤。
医学图书馆已存放无数册书籍,都是讲述身体痛楚组织的作用,有不少令人惊讶的事实,我只是提到几个例子而已。这些事实——所需的痛楚细胞的准确分布、订造的压力/痛楚阈、牵涉性痛楚的支援系统——都说服我相信,无论痛楚组织是什么,并不是偶然的。
痛楚不是计划外的添加物,或上帝的极大过失。相反,它反映出一个奇异的设计,妥善服侍人的身体。我们可以证明痛楚是正常生活的必需品,有如视力,甚或良好的血液循环一般。我们将会看到若没有痛楚,生命就会充满危险,并缺少了许多基本的乐趣。
身体为何必须受伤?
我对痛楚组织设计方面的欣赏,起源于我与布兰德医生友谊的开始。我在1975年知道他的名字,那时我正好初次研究痛楚这题目;我已经读了许多有关这个主题的书。有一天,刚巧我的妻子在一间医疗供应社的书柜内寻找书籍,发现一本小册子《痛楚的礼物》,它的书名并不寻常,作者就是布兰德医生。不久,我们在路易西安那州的卡维尔麻疯病院相遇。自那时起,我们一起合做出版了两本书,《神的杰作》和《神的形象》。
布兰德医生的医疗工作广受赞誉,他获奖无数,包括拉斯克艾拔基金奖和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奖,也从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获封大英帝国司令名衔。但很奇怪,他得着的赞誉,大部分是因为他参与提倡痛楚。布兰德医生毫不犹豫地宣布:“感谢上帝发明痛楚!我没有想过地做出这么好的工作,痛楚很美丽”。他作为世界上研究麻疯病(一种神经系统的病)的重要专家之一,很有资格下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有一次布医生收到数百万美元,目的是要他设计一个人工痛楚系统。他知道麻疯病人和糖尿病人有重大危险,容易失去手指、脚趾,甚至全部手足,只因他们的痛觉警告系统失灵,就在不知不觉间自我毁灭。或者,布医生能设计一个简单的替代物,在极度危险下向他们发出警报。
为了进行这个计划,布医生要像创造主一样地思想,预期身体的各种需要。为了得看别人的帮助,他雇用了三个电子工程教授、一个生物工程师和几个生物化学研究员。这队工作人员决定集中研究手指,因这是身体最常使用的部位,亦是最易有毛病的。他们发明了一种人工神经——压觉换能器,可以像手套一样带在手指上。当遇上压力时,电子神经就会引发电流,继而发出一个警报信号。
可是,布医生和助手碰到令人气馁的技术性问题。他们越多研究神经,工作就越形复杂。究竟感应器应在那种程度的压力下才响起警报?一个机械的感应器如何能分辨可接纳的压力如紧握栏杆,和不可接纳的压力如紧握荆棘?应如何调校它,使人可以进行如打网球这类剧烈活动?布兰德也发觉神经细胞为要满足身体的需求,会改变痛楚知觉。因看发炎的压力,一只受感染的手指会感受十倍的痛楚。这是为何一只因肉刺而浮肿的指甲会使人感觉不适和阻碍:身体正在告诉你要用时间医治好它。神经细胞将“痛楚声量扭大”,将通常无人提说的肿块和擦伤扩大。这些有经济支持的科学家却不能用现代科技复制这样的伟绩。
每个人工感应器售价约四百五十块美元,但需要很多个感应器才能保卫一只手或一只脚,而每个新设计使用数百次之后,都会因金属疲劳或腐蚀而损坏。布医生和同事因研究身体痛楚组织这不寻常的工程,每一个月都获得极多赞赏;这项工程包含了几百万个无须维修的感应器,让一个健全人一生中不断地使用。
最初,布医生尝试寻找一种方法,令人工痛楚系统正常运作,而又不会损害病人。他读过不同哲学家的怨诉,他们反对这个被造的世界。上帝为什么不设计一个神经系统可以保卫我们,但却不会引起痛楚的不快感呢?这是他的机会藉着无痛的保卫系统改良原先的设计。
首先,他的同事尝试透过助听器,发出一个听得见的信号。当组织受到正常压力时,信号就会发出哼声;当组织感到危险时,它便大发嗡嗡声。但是,他们后来证实信号大容易被人忽略。如果病人用受伤的手过份用力扭转螺丝刀,既使警报发出大响声,但他又不理会时。只会不断扭转螺丝刀。这种情况不只发生一次,已发生了很多次。人若感受不到痛楚,很难说服他信任人工感应器。
其后,布兰德的同事尝试用闪光,但很快也因为相同理由而取消这个方法。最后,他们只有使用电震荡,将电极贴在身体的静止感觉部位,如腋窝。人只是被迫做出反应;电震荡却不足以做出危险警报。这个刺激必然令人不适,正如痛楚会令人不适一样。
布兰德说:“我们也发觉信号必须不能被病人接触,因为甚至乎一个聪明人,若想做一件事却害怕引发震荡时,都会先关掉信号,做完想要做的事,然后在没有接收到不快信号的危险时再开启之。我记得我想到上帝何等有智慧,将痛楚放在人不能触及之处!”。
经过五年时间的工作,历经几千个小时和用尽几百万美元后,布兰德和同事终于放弃整个计划。只适合一只手使用的警报系统,费用不但过度昂贵,机械也常常失灵,也无法足以传递无数的感觉。有时被称为“上帝的大过错”的一个系统,实在太不简单,连最高级的科技亦难以模仿。
这是布兰德绝对诚恳地说出“我为痛楚感谢上帝”的原因。按定义,痛楚是今人讨厌的,足以迫使我们从炉灶缩回手指。然而,那神奇的特性却救了我们不被烧伤。除非警告信号命令我们做出回应,我们或许不会理会之。
聆听你的痛楚
美国人对痛楚的典型反应,就是服用阿斯匹灵静止最轻微的痛楚。这个方法只能处理问题的症状。我们不敢不先听到警报就关掉警报系统。
有一个不听警报的悲剧例子,发生在美国NBA篮球赛赛事上。其中一个篮球健将格罗斯虽然踝部受了重伤,却仍然想上场比赛。篮球队的医生知道这场重要赛事需要格罗斯上阵,就在他脚上三个不同部位注射一种强力止痛药。格罗斯便动身参赛,但过了几分钟,当他争抢一个回球时,整个球场的人都听到一下巨大的折断声。格罗斯忘形地在球场上往返了两回,然后全身倒地。虽然他完全不觉得痛楚,但踝部内的一条骨头已跌断了。医生本想用麻醉药克制他的痛楚警报系统,但却引致他的脚永久损伤,终止了他的篮球职业生涯。
痛楚不是上帝的过错。痛楚的感觉是一份礼物——没有人想要的礼物。无论怎样,我们应该看痛楚是一个沟通组织。正如我在音乐厅的经历,我的平衡警报系统救了我避过一次尴尬倒地事件。它是一个不平常的痛楚感应组织,严密地保护我,只为了一个目的——不叫我受伤。
我不是说所有痛楚都是好的。有时痛楚突然发生,令人悲哀。对一个障残的关节炎病患者或末期癌症病人来说,痛楚是如此剧烈,以致任何解脱之法,尤其是一个无痛的世界,就像天堂一样。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痛楚组织每日都在履行护卫职责,在这个有时怀敌意的行星上,它是保存生命的有效设计。
让我引用布医生的话:你反对痛楚,唯一可以发出的合理抱怨,就是痛楚不可以关掉。痛楚可以完全不受控制且蔓延四周,以末期癌症病人为例,就算他听见痛楚的警报。已经不能治疗痛楚的起源。但我作为一个医生,确信在这种类别的痛楚中,有少过百份之一的痛楚是我们称为不受控制的。人所忍受的痛楚,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短期的;情况若要得着改善,就要人服用药物、休息或改变生活方式……
我承认“痛楚的礼物”。这个叫人诧异的思想,未能解答与受苦有关的许多问题。但是,这是一个起点从实际角度去认识痛楚和受苦。太多时候,剧痛所引起的情绪惊吓,使我们看不见痛楚与生俱来的价值。
当我跌断手臂而吞下几瓶阿斯匹灵去减轻痛楚时,第一个思想不是感激痛楚。但在那个关键时刻,痛楚正在向我的身体发出危险警报,又在伤口的周围发动抵抗传染的防御措施,且迫使我停止可能使我更受伤害的活动。痛楚命令我要集中注意力,那是复原的关键。
*我们已拥有许多所需的痛楚感觉。科学家量度神经系统的另一个现象,称为两点阈。他们用两条硬毛刺入蒙了眼睛的人的皮肤上,以测试两条硬毛所刺的位置要如何接近,才告蒙了眼睛的人感到只有一条针剌。换言之,这可显示到个别痛楚装置的分布有多接近。当两根刺在大腿皮肤上的位置相距约68毫米,我便无法分辨大腿上有两根刺,即使两根刺相距32毫米,我仍感到手背上有两根刺刺看,纵使两根刺距离只有2毫米,我也能感受到;而舌尖更是每1毫米也有痛楚装置,这就能解释我所感受到的常见现象,当食物藏在我的牙缝时。我可以用舌头寻出食物的所在,并很快知道牙缝藏着那类食物。但若用指尖寻找食物的所在,就很难了。牙齿间的空隙对于手指来说,比舌头更“感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