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助

医生说：各种事情显示出你各种事情出了毛病，若然各种事情的分析不能确定我们的诊断，我们就会怀疑你已经有了各种事情了，然后…等等。伊凡只想他回答一个问题：他的情况危险吗？但医生却忽略这个问题，认为它是不相干的。

——托尔斯泰《艾里斯.伊凡之死》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里克特博士利用两只野鼠进行一项较为荒谬的实验。他将第一只野鼠——受控制的动物——放在一池温水中，并记录它的反应。因为野鼠善长游泳，能涉水和打水达六十个小时之久，最后才陷入精力耗尽的状态而溺毙。

里克特对第二只野鼠多加上一个步骤：他用双手紧握它几分钟，直到它停止挣扎为止。当他把它放进水里时，它的反应十分不同。第二只野鼠涉水几分钟后，就不抵抗地沉落池底死了。里克特推理第二只野鼠简直是“放弃”了。野鼠在他手里挣扎无效，令它未落水前已确信它的命运是没有希望的。事实上，第二只野鼠是死于逆来顺受的无助。

其他实验证明无助的感觉，例如恐惧，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生理的。有两组不同的老鼠要遭受相同的电极。第一组动物有控制的量器，很快就学会操作一支杠杆停止电流。但是，第二组动物却没有杠杆。过了不久，只因有压力——电压是无害的——它们的血有著的免疫系统就起了极度变化，第二组的老鼠变得更易感染疾病。

找人来做实验，方式当然不能太荒谬，却同样证明无助的感觉不但改变一个人的心理态度，更改变他实际对痛楚的感觉。略为改变策略就可以提升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痛楚阙。

研究员为了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就进行一连串的实验：他使用摇铃、重复抚摩患者的手、大声读出一个历险故事，并使患者读出一系列数字。当科学家在一个忍耐热力的试验中使用这些方法时，他们要用上百分之四十五的热力，才能使那全神贯注的患者注意痛楚。研究员惊异地看见患者的手臂上有未被觉察的水泡肿起，而患者却依然专心由五十数到一；另一方面，如果患者无所事事，只是想着他的痛楚（正如许多医院和疗养院的情况一样），他就会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

失去地位感

我的“珍惜今天”小组组员谈到一种症候群，他们称之为“死前面对死亡”，而它实际是无助极深的问题。它得以形成，是当善意的亲人及朋友尝试令快将死亡的人在最后几个月好过一些。这种症候群是从类似如下的闲谈开始：“啊，你一定不能做这工作”我知道你常常把垃圾拿出去，但老实说，你现在的情况不可能再做了。让我来替你做。不要再计算支票薄的收支平衡了，以免加增你的重担。这样做只会制造不必要的忧虑。从现在开始，我会负责的。我认为你最好留在家里，你的抵抗力非常弱。”

渐渐地、无情地，每一件使人有地位感及有人生角色的事件都被挪走。一个母亲鼓励她的独生女儿卖掉房屋，搬回家裹住。女儿顺命去做，但不久却发现在受助过程中，她失去独立的身分。价值和意义的感觉因疾病而变得不稳定，进而溜走了。正如一位男士告诉我：”我一生都得到回馈——学校的成绩、工作表现的赞许、体育教练的鼓励。突然间，我失去了量度人生表现的量器。如果我有一个“要做何事”的表格，我是唯一关注这些事做好了没有的人。

明显地，一个病重的人有时必须依赖别人帮助他料理生活的杂务。但我从小组组员口中得知，我们这群旁观者太容易溜进某种行事方式中，若不加以检讨，这种行事方式可能令使人有尊严的事—一被扫除。卡斯尔医生是康奈尔大学的内科医生，他总结他病人的情况说：“如果要我选择哪一种疾病最破坏病人，我会选择失控。”

受苦者已经疑惧他们在世上的地位。他们经常要停止工作，而疾病或治疗所引起的疲累令每个举动更艰难和乏味。然而，他们好像我们一样，需要依赖一些保证，证明他们是有地位的，且知道如果他们随意消失了，没有碰撞的生命就不能继续下去；除非有着他们纯熟地留意到支票薄的情况，否则收支不平衡必会出现。智慧的同伴要学习寻找介乎付出援助和过度付出援助之间的微妙平衡。

现今社会使这个地位感的问题极其复杂，因为社会没有给病人一个自然的“地位”。我们把他们放在视线以外，将他们匿藏在制度化的医院及疗养院的围墙内。我们使他们躺卧床上、他们除了用遥控器开关电视外，就别无事情可做。他们按照别人的时间表，而不是自己的时间表生活：护士叫他们起床、医院决定他们何时进食、访客何时来访、护士在晚上未熄灯。（为这缘故，许多病人欢迎访客先来电，后到访，这样做使他们得着控制时间表的感觉。）我曾研究过问候卡架上的卡，有时只为浏览书籍而参观新的药品店和卡片店。为病者而设的问候卡有不同的种类：带有花卉图画和甜蜜诗句的夸张问候卡；含有收信人错过了所有疯狂宴会信息的活泼问候卡；带着庄严表达同情的诚挚问候卡；由纽约市漫画家绘画的聪明问候卡。所有卡都是带这相同意义的信息，表达于卡架上的名称：“康复卡”。

有一张问候卡的封面写上“请你快些痊愈”，然后里说写上“否则有人会抢走你的职位”。另一张说：人人都希望你迅速病好，独我除外，然后里面说：“我希望你这一刻就病好了!”一只波困顿河马躺在医院病床上，说：“这时候不适合生病，因为周末要来了”。对这些聪明地表达同情的卡，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它们内里微小的信息是：你已经退役了，无用了。你不再适合工作、参加宴会。你失踪了。你不行了。唯有病好，那时你才可以再与与社交活动。

我的朋友——“珍惜今天”小组的组员——没有一个人可能会痊愈的。他们给我深刻印象，说明仅是一张无害的问候卡，都可以加深破坏失去地位的感觉，因为他们的人生没有真正的角色。

有时，我梦想制造有自己品格的问候卡。我已经有了第一张问候卡的概念：封面印有巨型字母，或者有烟花的背景，呼喊着“恭喜”！！里面是：“……献给在你身体内仍然顺畅，有效地运作的九十八万兆细胞。”

我会寻找方法传达一个信息：病人不是有病的人，却是一个有价值和重要的人，只是他身体内有一些部分不能有效地发生功能而已。也许用那种方式锻炼自己连续写问候卡，会帮助我抵抗心理上把人标示有病和无能的倾向，因而使他们对抗无助时更形复杂。

神学家莫特曼向着一群德国女执事演讲，内容涉及残障人士；他攻击现代人的特征，倾向把健康的人远离无能或残障的人。他说，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非残障人生这一回事，只是社会上有能的人设立的健康理想，从而判定一些类别的人为残废者。我们的社会强行把健康定义为人有工作和享乐的能力。但是，“真正的健康有着不同的特质。真正的健康乃是人有着活著的力量、受苦的力量和死亡的力量。健康不是指着我身体的情况，而是我的灵魂适应那个身体不同情况的能力。”从这一方面来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易受损和软弱的。

反击

库辛土乃是《周末评论》的资深编辑，他独自进行一个运动，反对现代的保健制度助长无助。库辛士患上令人难以解释的蠕变瘫痪症（诊断为关节强硬脊椎炎，即是脊椎的建接纤维退化）而进入医院。他发现医院似乎有完善的设计，令他的身体不但不能行动，连灵魂也不能活动。他在《分析疾病》一书中说：生存的意志不是纯理论的抽象观念，而是生活实际有著治疗的特征。但医院的环境却熄灭那个生存的意志。

药物使他对现实的意识模糊困惑。卧床的约束使他不安及抑郁。护士和医生侵入他身上的孔，偷走其内的液体。他不能工作，被迫与至亲隔离，他逐渐感觉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操纵。

库辛士尝试辨认他所面对的障碍，以下是部分的内容。

首先是无助的感觉——本身是一个严重的病。

又有潜在的恐惧，怕不能再正常地工作……不愿被人当作埋怨者。

不愿加增家人已有的忧虑负担；这个欲望使人更加孤立。

害怕孤独和希望独处两者产生冲突。

缺乏自尊——潜意识感觉我们的病或者显示我们的无能。

怕有人在我们背后为我们作决定；怕每一件事都是未知数，虽然我们既想知道，但又害怕知道事实。

对插入人体的仪器有无形的惧怕，怕被资料库把我们变形，面孔永不再回复原状。

埋怨陌生人拿看针筒和小玻璃瓶走近我们——设想部分的用途是把奇异的物质注入我们的静脉内，而其他的用途却是拿走多过我们以为可以失去的血。

苦恼看要坐在轮椅上走过白色的走廊，进到实验室接受各类奇异的治疗，要面对精密的机器、闪光和快速旋转的圆盘。

还有因为渴望——根深蒂固、不停扩大——与人接触的温暖而产生绝对的空虚感。一个温情的微笑和一只伸出来的手比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更被珍视，但后者却远比前者随处可拾。

库辛土知道医生不能“医治好”他；他们最多只能控制存在他体内的细胞的活动。但他却感觉那种活动正在衰退。他为了尝试重新操纵自身的命运，和恢复生存的意志，就发动全面抵抗无助的运动。正如他书上所记载，他使用了一些非正统的策略。

首先，库李士在他的门外挂上一个告示牌，限制医护人员每三天只可抽一次血样品，也要他们把样品分开来用。他们曾在一天内为他抽了四次血，只因医院每个部门各有自己的样品会更为方便。对医护人员来说，似乎这是病人叛乱的事件，对库辛士却是重要的一步，他誓要掌管自己的身体。

库辛土也借来一部电影放映机，编定时间每天看马克斯兄弟和差利卓别灵的电影。他料想表露出来的消极情绪会令人体产生化学变化，也许积极情绪可以抵消之。他“高兴地发现，十分钟真正的开怀大笑，会带给我至少有两个小时的无痛睡眠”。

不久，库辛士的健康情况容许他立即搬离医院的病房，他就搬到附近一间旅店居住。它的价钱比病房同样高达三分之一倍，却能供应一个更安详（又更奢华）的环境，让他可以按方便自己而不是方便别人的时间表进食和起床。

虽然库辛士警告人，不要让他的养生之道成为别人的榜样，但他的果效的确令人难忘。开始的时候，他的医生判断他只得五百分之一的机会完全复原；有些瘫痪症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他却完全复原，他的人生一直很快乐，达几十年之久。他到了大部分人退休年龄之后的一段日子，仍然负起教授保健常识的新职务。

不再无助

库辛士所提出的改变，必会唤起人彻底检讨现代的保健制度，但那是不可能快将发生的事。但是，我们却可以逐步逐步迈向他赋予保健以“人性”的目标，助己的时候，不要感觉自己好像成了电脑碎片的病人，要像在复原中的同伴。

有些解决办法很简单。在1984年，刊登在《科学》杂志的研究报告指出，乌尔里克发现胆囊病患者如果望着窗外的一丛树木而不是望着一堵砖墙，他们手术后逗留医院的时间会较短，也会较少服用中度的止痛药。他结论说：理想地，医院应建筑在公园旁边，或有风景的环境中。今天，越来越多建筑师设计医疗设备时，都会考虑这样的环境因素。

有些治疗诊所招募病人加入对抗无助之战时，先与病人协商“合约”。首先，他们要病人明言他／她的目标：学走路、无痛楚下高举一只手臂、应征一份兼职。然后，他们将那些目标分成几个阶段，又为病人订下每周的目标：站立五分钟，然后十分钟；拿手杖在房间踱步，然后不拿手杖踱步。医护人员记录每个病人每一周的进度，又热烈地赞扬他们每一个新阶段的成果。

我们为什么必须依赖受薪的专业人土提供这样的鼓励？朋友和亲人同样可以这样作，他们只需与康复中的人签订“合约”，然后，只要病人有任何稍能克服无助的胜利，就奖励他们。

我们也能确信康复中的病人的分心是具有意义的。当一个被研究的人的注意力没有被分散时，痛楚的感觉只会增强；当病人独自躺卧，除了痛楚外，没有别事可做或可想时，无助的感觉会提高。我想象不到有何地方比医院病房更具挑战性，可以与痛楚搏斗。然而，纵使在这个了无生气的环境中，病人仍然可以找到分心的资源。

在医院里面有太少事情发生，你必须细心留意。与其拿著纸杯一口吞饮，倒不如慢慢地咽下，察觉你的声门肌肉、组织，并你嘴里的水的味道。试凝视房里花朵的每一片花瓣，寻找它们设计微妙的样式。试用双手抚摩床单、床和毛毯，感觉它们的构造。

一个活泼的人会找到特殊方法对抗孤立和剥夺。韦尔是黎巴嫩贝鲁特长老会的宣教士，他被什叶派**绑架。他有十六个月之久，身处最叫人治丧的环境中。他没有窗外的树景，大部分时间被蒙上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他的双手戴上手铐，使他不能用指头扫过不同的纹理。

韦尔不能控制他的时间表、食物，或任何生活常现。然而，他仍能在那种处境中，拿出足够、贮备了的精神克胜硬化了的无助感。他除了求助于上帝，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以下是他早期被囚时其中一份报告。

我小睡片刻，起来时觉得爽快。除了睡眠、一张毛毯和一股抵抗及生存的精神外，上帝会使我看见什么别的礼物呢？我再一次掀起眼罩，开始检现房间。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近，而证实上帝的同在呢？我让自己的想象力完全奔放。

我抬头看见一条电线从天花板吊下来；灯泡和插头已被除掉，剩下的只有三条电线露出来的弧状物。对我来说，那些电线就好像三根指头。我看见一只手和一条手臂伸下来，好像罗马的西斯廷教堂、米开兰基罗的壁画，上帝向着亚当伸出手和指头，创造了第一个人类。在这个地方，上帝的手正伸向我，并提醒我，说：“你仍活著，你是我的，我创造了你，为了一个神圣目的而呼召你”。

还有别的东西吗？我开始数算挂在法国人门外百叶窗的模板条，总共有一百二十条。这么多的横板条有何用意？对了！它们这么多，是代表群众！过去和现在如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屡经试炼而仍然看见上帝的信实……这样详述我的基本信仰带来一阵透心的寒栗。这信息何等重要！我在现今的处境中极度需要它。

然后，我的目光注视靠近天花板的两个白圆圈－－一个在右墙，另一个在左墙。居住在黎巴嫩的人都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就是连接电路的塑胶盖子。但它们对我有何意义？有什么东西是一对的？耳朵！它们就是上帝的耳朵。耶和华垂听圣徒的呻吟。亲爱的主，请听我说，我也降服在你的照顾和旨意下。

当一日结束时，韦尔唱着圣诗：“主的思典样样都要数”。他数算着：健康、生命、食物、床垫、枕头、毛毯、妻子、家人、信仰、盼望、祈祷、耶稣、圣灵、父上帝的爱等等，一共有三十三样东西。在回顾这些祝福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的恐惧感和无助感已经融化。当透过百叶窗射进来的光线消失后，他放松心情，开始预备晚上的来临。

向外发展

在无助的边缘中，库辛士抵抗着冷漠的医疗制度。韦尔面对着更孤单的内战，极力抵抗孤立和绝望的环境。对长期失去能力的人来说，我们最能做到的，是提供工具，使他们回复“正常”的活动。

一个完全瘫痪的人有着电脑操作的设备可以操作轮椅、打字和扭开电视机或立体音响设备，都是透过一条气喉而吸气和吹气的组合作用。这些设备可以引带出无助和盼望的不同感受，甚至引带出复原和失败的不同感受。布雷恩的业余玩收音机嗜好，和钟尼的画作，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甚至超过挚友关顾的支持。

巴巴拉写下《与痛楚相处》一书，叙述她长期与慢性病搏斗的故事。她发觉一天之内能完全忘记痛楚的时刻，就是她教授英文的几个小时内。那时，她的脑主动参与消除所有别的感觉。她学习在其他时间带动同样的专注力。当痛楚半夜忽然出现时，她会起来安排第二天的生活，预备一堂授课，或构想一顿晚餐，包括所有制法。

巴巴拉有时违反本性，强迫自己参与需要完全投入的活动。她发现分散注意力是她对抗痛楚的唯一最佳武器。“分散注意力是不用付钱和不会养成习惯的，也不需要医生的药方”。她除了教授英文外，不断把自己投入今她全神贯注的嗜好上：宴会、宠物、做运动、政务、写作。

巴巴拉使用令她分散注意力的不同方法，却发现投入别人的生命是缓和痛楚的最有效方法。当受苦者学习伸手援助其他受伤者时，往往找到最有意义的地位感。钟尼说。最能帮助她的人，是那些致力帮助她度过最难忍的时刻的四肢残障者。

亚特兰大的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他遇见两种人。没有生命力的一组人度过人生时，会呼喊：“请你爱我，请你爱我。”另一组具有生命力的人，他们不但接受爱，更足以付出爱。他说，治疗第一组人的最佳方法，是协助他们达到整体感的地步，那里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爱人和援助者。若然如此，他们必会自动填满内里深深需要的关注和爱。

辅导者同样努力使受苦的病人视他们自己是援助者和付出者，而不是经常作接受者。钟尼向我述说她惊订地获悉许多残障病人在她居住的康复之家，都是自愿留在那里的，因为那里似乎比存有偏见及危险的“外界”更容易过活。钟尼成了他们的领袖，她努力操练，挑起盼望，又渴望痊愈回家。投入别人需要的过程证实具有治疗作用。当她的自我观念有所改进时，她变得更坚强，并停止思想自己是可怜虫。

法国人有一句话：“正受的苦会成为过去，曾受过的苦永不消逝”。我们太多时候以为帮助人的事工是一条单行道，我—一个健全者——带着同情，伸手帮助受伤的人。但是，那些曾受苦的人却有着最好的装备帮助人，当他／她学会利用受苦经历作为伸手助人的方法时，这人就会越过无助的最后障碍。

拉比库什纳引述中国一个古老传说，描写一个极度忧伤的女人遭遇丧子之痛。当她来到圣人面前求助时，他告诉她，说：“请在从未经历过悲哀的家庭为我找来一粒芥菜种，我们要用这粒种子驱除你人生的悲哀。”这个故事细述女人如何逐家逐户，询问人有没有经历悲哀。当然，家家都经历过悲哀的事。那女人就停下来安慰这些家主，直到最后，服侍人的行动驱走她生命中的悲哀。

我个人认识两个小规模的事工，是私人家庭发动的，它们都将上述的原则付诸实行。第一件事例发生在一个妇人身上，她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却发现所珍爱的儿子竟是同性恋者，又快要死于艾滋病。她几乎得不到教会和社区的同情和支持。她甚感孤单并需要别人支持，决定开始定期刊登通讯。这封通讯现今成了联合同性恋者父母的网络。这个妇人不太能提供专业援助，又没应许任何神奇疗法，但我却讲到其他父母寄来的许多信札提到他们视这个勇敢的女人是救星。因看她亲身经历悲哀和忧伤，她如今尝试成为别人的帮助。

另一个住在威斯康辛州的妇人，在一次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失事事件中丧失独子。她第一次注意到报章是何等频密报道直升机的失事。现今，每逢有军事直升机失事，她都会寄出一小包信朴和有用资料给一位国防部官员，然后，由他将小包派发到各个受影响的家庭。约有半数的家庭开始定期通信联络，而这个威斯康辛州妇人在退休时，已独自带领一个“受苦者社团”。当然，这个活动不能解除她丧子的悲伤，但却给了她一种地位感，使她不再对那份悲伤感到无助。

一个有智慧的受苦者不会往内看，更会往外看。没有治疗者比曾受伤的治疗者会更有效地工作。在医治的过程中，负伤的治疗者的伤痕可以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