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美国行不通
我爸妈都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虔诚基督教家庭--那个地方现在叫塞尔维亚。因为政党的镇压，他们年轻时就分别跟着家人移民到澳大利亚。他们的父母都隶属使徒基督教派，有不带武器的教条。政党因信仰迫害他们，他们只能秘密聚会。而因为拒绝加入政党，他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政党把持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爸爸小时候经常挨饿。
"二战"后，我爸妈的家族都加入当时成千上万塞尔维亚基督徒的海外移民行动，移民地点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我爸妈的家庭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好让儿孙拥有信仰自由；家族其他成员则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些国家也有许多亲戚。
我的爸妈在墨尔本的某个教会相遇。我妈妈，杜许卡，当时是护校的二年级学生；我爸爸，鲍里斯，则从事管理与会计工作，正职之外，他后来成为一位带职牧师③。在我差不多7岁时，爸妈考量到装设义肢和照顾行动不便的我的医疗需求，决定移民美国。
我叔叔贝塔·胡哲在靠近洛杉矶的阿格拉丘经营营造及物业管理公司，贝塔叔叔常跟我爸爸说，只要爸爸能取得工作签证，他就可以给他一份工作。洛杉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塞尔维亚裔基督徒社区，社区里有几个教会，对我父母来说，这里的确很有吸引力。虽然爸爸知道申请工作签证是个冗长的过程，但他还是决定申请，同时我们也举家北迁到昆士兰的布里斯班，因为那里的气候对我比较好--除了身体有一堆问题，我还有过敏的毛病。
差不多在我10岁、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移民美国的时机成熟了，因为爸妈认为弟弟亚伦、妹妹蜜雪儿和我的年龄应该可以融入美国的学校体系。我们在昆士兰等待爸爸的三年工作签证核发下来，等了18个月，我们终于起程了。
不幸的是，在加州的生活不算顺利，理由有几个。离开澳大利亚时，我已经开始上六年级，而在洛杉矶郊区的新学校学生很多，他们只能安排我进入高级班，这个班级所上的课程跟正规班不同，而且很难。我一直是个好学生，但到了美国之后，我得费好大的劲儿去适应学习上的变化。因为学校时程不同，我在加州算是进度落后，所以追赶得非常辛苦。上了初中，不同的科目还要换不同教室上课，跟澳大利亚不一样，这也增加了我适应上的难度。
我们搬去跟贝塔叔叔、丽塔婶婶和他们的六个小孩一起住，尽管他们在阿格拉丘的房子很大，生活空间还是十分拥挤的。我们打算尽快有个自己的家，不过美国的房价比澳大利亚贵多了。爸爸在贝塔叔叔的公司工作，妈妈则没有继续当护士，因为她并未取得加州的护士执照，而她之所以没去申请，是因为她认为应该花更多时间帮助我们适应新学校和新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