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一种常态

——从余虹自杀引出的话题

雁子

本年，本月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件，美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人大博士生导师余虹跳搂自杀了，在他的知天命之年，在事业中天之际，坦然地留下遗书，从10楼鸽子般从容落下，魂归泥土。据说他本人住在2楼，为了确保死亡成功他攀上10楼的窗户。从美学的角度看，他完成了一次极至的行为艺术美学；从文学角度看，他用生命构筑了一个辉煌的作品结尾；从哲学的角度看，他用死亡诠释了哲学的全部意义。在本年，本月结束之前，我突然很想记录这件事情。

余虹是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期刊《问题》与《立场》的主编。有着两次离婚经历、抑郁倾向和恼人的胃病。

我理解余虹，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状态——他抑郁，我也是，他胃不好，我也是，他婚姻出过问题，我也是（没有他那么严重），他追求完美而不得，我也是，他宁可死也不愿意苟且偷生地活，我也是，他走向了窗户，我也是，他跳下去了，我没有。

感谢上帝，写到这里我便充满了感恩，我今天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全要感谢上帝。

对于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尤其是诗人来说，自杀并不奇怪，自杀是一种常态，我们知道得还少吗？自杀与懦弱无关，与自私无关，与理性无关，海明威难道不是公认的硬汉吗？王维国难道不理性吗？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越是超凡的人似乎越是容易突发自杀的念头，而当这种念头出现的时候，是很难以自己的意念来控制的。

人生最大的恐惧感是什么？是死亡吗？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无意义，是无边无际的虚无，是挥之不去的孤独感。

这些人往往把自己和一种终极价值联结在一起，希望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哲学家，艺术，诗人是一定要询问意义的，我为什么活着？我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创作目的直指这个终极价值，我们的写作一定是越来越走向这个目标，我们不是只为吃穿住行而活的，我们要找到一个生命背景，找到一个支撑生命的依靠，找到原因和结果，但是几乎所有的哲学家艺术家集体地发现——生命是无意义的。没有人需要你，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谁，你活着不过是一个偶然，你死了和你活着都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区别。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选择死亡？当然可以，所以我说：自杀是一种常态。

是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这种无着无落抓瞎的感觉才是最大的恐怖，这才是余虹们选择自杀的理由。

既然生命是无意义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为了完成一个短暂的无聊的痛苦的过程吗？那我当然有权力拒绝，有权力舍弃，有权力提前结束它。你多活几十年的意义在哪里？你凭什么认为你现在活着比死了更好更有价值？

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人越容易走上自杀的道路，对于这些人来说，自杀就是一种常态。即便是一直被人群和荣耀包围着，他也在极度的空虚和孤独中，比如张国荣。

终于有一天，我漂浮在虚空中的身体突然找到了一种依靠，我下意识挥舞的手臂突然抓到了另一只手臂，是上帝之手，感谢主，再次感谢主。这只手臂包含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漆黑的夜空中亮起了光，一条同往天堂的路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每天的祈祷其实只有一个内容：请求主耶稣不要离开我，抓紧我的手臂，引领我走天路。

信了上帝之后，我发现不少基督徒都有过想自杀的经历，都是神拯救了他们，所谓：“人的尽头，神的开头。”

余虹不会不知道上帝，一个研究哲学、美学、文学的博士导师怎么会不知道上帝呢？据说他还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过上帝，在他生命的后一阶段他应该是在努力地寻找上帝的，很遗憾，他居然没有找到，居然和上帝擦肩而过，否则他就不会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这样的话了。

余虹在2007年9月写的一篇文章《一个人的百年》里写道，“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彼岸世界的存在，开始了对终极救赎的探究，遗憾的是没有继续下去。

他有没有接触过基督徒呢？有没有弟兄姐妹给他传过福音呢？有没有偶然路过教会听见过赞美诗歌呢？这些我都不得而知，因为在所有写他的纪念文章里我没有看见这方面的记录。可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我之所以认为这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被这福音拯救了的，如果不是与耶稣相遇，将我从黑暗中引领出来，我可能也会像他一样从11楼（我家住11楼）飞身而下？想想都后怕啊！

还有多少人处在余虹的境况下？还有多少作家、诗人、艺术家、博士、普通人存有自杀的念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作什么？我们能够作什么？这些迫切的念头常常在我眼前盘旋。

不要停顿下来,拿起圣经，去送给每一个需要的人，走向人群，向每一个人传达神的信息，告诉他们：生命是可以永恒的，你可以变得不孤独不恐惧，有一个人爱你，他叫耶稣，他给我们光和意义，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抛弃你，他会永远与你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