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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天使 ——再读《牛虻》

雁子文选 by 雁子

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的影响下,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牛虻》。

最早读《牛虻》的时候我应该才上小学,但当时我就被书中的句子激动得战栗。当时觉得牛虻是个革命者,是为革命献生的,是我的榜样。《牛虻》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

我喜欢牛虻,喜欢琼玛,为他们的爱情感动,也为他们不能结合在一起而遗憾。我恨那个出卖了牛虻的主教,是他毁了牛虻,从身体到灵魂。我也恨那个吉普赛女人(牛虻的情人),当时很不理解牛虻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这是他唯一的污点。信了上帝以后,视角完全不同了。

书里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基督徒。牛虻是在神学院里面接受革命思想的。是因为听了那个叫做马志尼的革命党人的演说。这个马弟兄是一个利用基督教和**搞革命的人,打着上帝的旗帜鼓吹自由民主博爱。亚瑟(年轻时候的牛虻)因此从基督教的课本中读出了“一种民主倾向”,认为“教士的使命就在引导世界向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前进。”“教士是宣传基督教的教师,而一切革命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正是基督。”

资深基督徒一定看出来了,牛虻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并没有真正地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天上的上帝,还是活在地上的现世中,他的生命没有在上帝的爱中得到重生。他参加的是打着宗教旗子的世俗革命。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

这种愿望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今天似乎也存在着。

而牛虻的父亲,蒙太尼里神父一眼就看明白了他们的天真,何止是天真?简直就是违背教义的危险行为。为了保护牛虻也为了维护宗教的纯正,他破坏了他们的革命,出卖了自己的儿子和他的战友们。

可怜的亚瑟,一系列厄运扑面而来:被主教出卖,被女友打了一巴掌,又得知自己最敬爱的主教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自己是神父和母亲的私生子,自己原来是罪的结果。

打击是致命的,支撑他生命的一切在瞬间全部垮掉,唯一的出路只剩下一条——自杀。亚瑟拿铁锤砸碎了耶稣像,跳河了。

他没有死成,但他的灵魂死了,亚瑟死了,活着的是牛虻。从此,上帝成为他的敌人。他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报复的目标是他曾经最爱的上帝和他的父亲红衣主教,为此他不放过一切攻击教会的机会。

从上帝身边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

作者丽莲.伏尼契是女人,所以他笔下的女人描写的非常细腻。她描绘了一个圣洁的琼玛,即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忠诚的革命战士,我估计可能就是她自己的理想化身。今天我依旧喜欢琼玛这个角色,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看见了我自己的影子。作为基督徒的我,不是也在为民主自由博爱呼喊吗?不是也在热心着“革命”的事业吗?当然,很可能我也和她犯同样的错误,信仰和革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是真正的基督徒吗?看了牛虻,看了琼玛,这个疑惑被放大了。

蒙太尼里红衣主教也是一个迷,一个恨与爱,善良与邪恶,神圣与卑鄙,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他和牛虻的母亲偷情是因为“她是一个美得让人不知所以的女人,有一张圣洁的脸”。

天!圣洁也能成为犯罪的理由吗?他是神的仆人吗?是神拣选的吗?这样的人怎么能传达神的旨意拯救人的灵魂呢?这不是亵渎神灵吗?

可是谁又能否认他对上帝的爱?为了上帝他可以不认自己的孩子,为了上帝他可以把回到身边的孩子又推向了死亡,为了上帝他宁可去死。他果真死了,在和他最亲爱的的孩子——牛虻的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他心脏破裂了。

他和牛虻在监狱里的相见让我几乎失声痛哭。

他把脸埋在主教——他的父亲的臂膀里,这是他渴望了20年的父子亲情,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他太爱他的父亲了。等这个时刻他几乎等了一生。

主教是来救他出去的,主教可以做到,这是一个死囚犯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他不走,他要主教在上帝和他之间选择一个,或者放弃上帝,或者放弃他。

这是怎样的选择啊!任何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都会要了主教的命。他能不要上帝吗?不能!他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吗?看来是能的,如同亚伯拉汗为上帝献祭自己的儿子。

最终,他选择了上帝。那个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儿子走出死囚监狱的背影,永远定格在我的眼前。

看到这里,谁还会怀疑主教对上帝的忠诚呢?即便是犯过偷情这样的罪,他仍然是上帝所喜悦的孩子。

牛虻真的这样无情吗?他疯狂地爱着自己的父亲,一切恨,一切报复,其实都是来自这个巨大的爱。

牛虻的悲剧正是在这里,他把主教当成了上帝,对主教的绝望导致了他对上帝的绝望。他绝望地问父亲:“这个复活了的耶稣到底为我做了什么?”他说:“耶稣这在十字架上钉了6个小时,而我被钉了多少年?”

爱有多大,恨就有多大,正是这种无边无际的爱和恨淹没了牛虻和他的父亲。

牛虻认为父亲的罪不在于他的偷情,而在于他不愿意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如果他承认了儿子,那么他的犯罪就不是犯罪,而是一次美好的爱情经历了。但是他拒绝承认他,这就使得他成为一个羞耻终生的私生子,成为他受苦受难的原因。他永远不会忘记在甘蔗地,在杂耍班的耻辱,他认为他受的罪远远超过了耶稣。这一切都是因为主教抛弃了他。而主教抛弃他的原因是因为主教选择了上帝。

我在想,他这个神学院是怎么上的?难道他不读圣经?难道他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道理?

我又想,道理和事实总是难以吻合,多少人不是都因为自己的苦难责备上帝吗?我自己难道就没有过?

我还想,也许一个人对待苦难的态度才是衡量他信仰真假的试金石,当初的亚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后来的牛虻悖逆上帝也就不奇怪了。

这一切合情合理吗?我自问自答。如同牛虻当年在报纸上写两个署名的文章。

问:主教真的会偷情?

答:是的,因为他也是人,人都是有罪性的,这个罪会永远地继续下去。

问:主教抛弃自己的孩子对吗?

答:只能如此,否则他就要抛弃上帝,那他就死定了。

问:选择上帝和选择孩子必须是对立的吗?

答:本来不是的,但是亚瑟的出世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是罪的后果。所以连上帝都无法接纳这个苦命的孩子。作为罪恶的制造者,主教只好终生背负十字架,直到凄凄惨惨地离开人世。

作者正是抓住了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这些人性中最为本质的极端矛盾,写出了这本传世之作。

合上书,对牛虻,我还是恨不起来,他太有个性了,血肉之躯,性情中人。残忍的行为下面是烈火般的爱。只是多了几分惋惜,他的灵魂始终没有得救,始终执迷不悟,悲剧是必然的。

对主教,不那么恨了,多了几分理解和崇敬,他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仆人。他以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切的爱离开了上帝的爱,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切不符合上帝之爱的爱与情,都注定要步入罪的泥潭难以自拔。

爱,是有道的,这个道就是上帝之道。

牛虻 作者简介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Voynich 1864-1960)1864年生于爱尔兰科克市。原姓蒲尔,父亲乔治.蒲尔是个数学家。她早年丧父,随母由爱尔兰迁居伦敦。

1882年,她得到亲友的一笔遗赠,只身前往德国求学;1885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其间还曾在柏林大学听讲斯拉夫学课程。1887年蒲尔学成归国,在伦敦结识了流亡在此的各国革命者。其中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笔名为斯吉普涅雅克)对她影响最大。在他的鼓励下,她曾前往俄国旅游了两年,和彼得堡的革命团体有过联系。

1892年,她和一个受过她帮助、后来从流放地逃到伦敦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婚。夫妇一起积极参与俄国流亡者的活动。伏尼契担任了流亡者办的《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她还出版了《俄罗斯幽默文集》,其中翻译介绍了果戈理和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伏尼契还结识了普列汉诺夫、札苏里奇,并曾到恩格斯家里作客。

1897年,伏尼契的著名小说《牛虻》出版。苏联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曾对牛虻有过高度评价。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牛虻这个人物曾影响了许多当时的青年(参见刘小枫文)。

伏尼契还创作了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有小说《杰克.雷蒙》(1901),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奥利芙.雷瑟姆》(1904),叙述“牛虻”离家出走后13年的经历的小说《中断了的友谊》(1910)。

伏尼契晚年迁居美国纽约,苏联文学界人士曾到她纽约的寓所访问,并为她放映根据小说《牛虻》改编的电影。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寓所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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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的影响下,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牛虻》。 最早读《牛虻》的时候我应该才上小学,但当时我就被书中的句子激动得战栗。当时觉得牛虻是个革命者,是为革命献生的,是我的榜样。《牛虻》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 我喜欢牛虻,喜欢琼玛,为他们的爱情感动,也为他们不能结合在一起而遗憾。我恨那个出卖了牛虻的主教,是他毁了牛虻,从身体到灵魂。我也恨那个吉普赛女人(牛虻的情人),当时很不理解牛虻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这是他唯一的污点。信了上帝以后,视角完全不同了。 书里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基督徒。牛虻是在神学院里面接受革命思想的。是因为听了那个叫做马志尼的革命党人的演说。这个马弟兄是一个利用基督教和**搞革命的人,打着上帝的旗帜鼓吹自由民主博爱。亚瑟(年轻时候的牛虻)因此从基督教的课本中读出了“一种民主倾向”,认为“教士的使命就在引导世界向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前进。”“教士是宣传基督教的教师,而一切革命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正是基督。” 资深基督徒一定看出来了,牛虻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并没有真正地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天上的上帝,还是活在地上的现世中,他的生命没有在上帝的爱中得到重生。他参加的
是打着宗教旗子的世俗革命。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 这种愿望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今天似乎也存在着。 而牛虻的父亲,蒙太尼里神父一眼就看明白了他们的天真,何止是天真?简直就是违背教义的危险行为。为了保护牛虻也为了维护宗教的纯正,他破坏了他们的革命,出卖了自己的儿子和他的战友们。 可怜的亚瑟,一系列厄运扑面而来:被主教出卖,被女友打了一巴掌,又得知自己最敬爱的主教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自己是神父和母亲的私生子,自己原来是罪的结果。 打击是致命的,支撑他生命的一切在瞬间全部垮掉,唯一的出路只剩下一条——自杀。亚瑟拿铁锤砸碎了耶稣像,跳河了。 他没有死成,但他的灵魂死了,亚瑟死了,活着的是牛虻。从此,上帝成为他的敌人。他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报复的目标是他曾经最爱的上帝和他的父亲红衣主教,为此他不放过一切攻击教会的机会。 从上帝身边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 作者丽莲.伏尼契是女人,所以他笔下的女人描写的非常细腻。她描绘了一个圣洁的琼玛,即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忠诚的革命战士,我估计可能就是她自己的理想化身。今天我依旧喜欢琼玛
这个角色,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看见了我自己的影子。作为基督徒的我,不是也在为民主自由博爱呼喊吗?不是也在热心着“革命”的事业吗?当然,很可能我也和她犯同样的错误,信仰和革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是真正的基督徒吗?看了牛虻,看了琼玛,这个疑惑被放大了。 蒙太尼里红衣主教也是一个迷,一个恨与爱,善良与邪恶,神圣与卑鄙,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他和牛虻的母亲偷情是因为“她是一个美得让人不知所以的女人,有一张圣洁的脸”。 天!圣洁也能成为犯罪的理由吗?他是神的仆人吗?是神拣选的吗?这样的人怎么能传达神的旨意拯救人的灵魂呢?这不是亵渎神灵吗? 可是谁又能否认他对上帝的爱?为了上帝他可以不认自己的孩子,为了上帝他可以把回到身边的孩子又推向了死亡,为了上帝他宁可去死。他果真死了,在和他最亲爱的的孩子——牛虻的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他心脏破裂了。 他和牛虻在监狱里的相见让我几乎失声痛哭。 他把脸埋在主教——他的父亲的臂膀里,这是他渴望了20年的父子亲情,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他太爱他的父亲了。等这个时刻他几乎等了一生。 主教是来救他出去的,主教可以
做到,这是一个死囚犯人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他不走,他要主教在上帝和他之间选择一个,或者放弃上帝,或者放弃他。 这是怎样的选择啊!任何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都会要了主教的命。他能不要上帝吗?不能!他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吗?看来是能的,如同亚伯拉汗为上帝献祭自己的儿子。 最终,他选择了上帝。那个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儿子走出死囚监狱的背影,永远定格在我的眼前。 看到这里,谁还会怀疑主教对上帝的忠诚呢?即便是犯过偷情这样的罪,他仍然是上帝所喜悦的孩子。 牛虻真的这样无情吗?他疯狂地爱着自己的父亲,一切恨,一切报复,其实都是来自这个巨大的爱。 牛虻的悲剧正是在这里,他把主教当成了上帝,对主教的绝望导致了他对上帝的绝望。他绝望地问父亲:“这个复活了的耶稣到底为我做了什么?”他说:“耶稣这在十字架上钉了6个小时,而我被钉了多少年?” 爱有多大,恨就有多大,正是这种无边无际的爱和恨淹没了牛虻和他的父亲。 牛虻认为父亲的罪不在于他的偷情,而在于他不愿意承担做父亲的责任。如果他承认了儿子,那么他的犯罪就不是犯罪,而是一次美好的爱情经历了。但是他拒绝承认他,这就使得他成为一个
羞耻终生的私生子,成为他受苦受难的原因。他永远不会忘记在甘蔗地,在杂耍班的耻辱,他认为他受的罪远远超过了耶稣。这一切都是因为主教抛弃了他。而主教抛弃他的原因是因为主教选择了上帝。 我在想,他这个神学院是怎么上的?难道他不读圣经?难道他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道理? 我又想,道理和事实总是难以吻合,多少人不是都因为自己的苦难责备上帝吗?我自己难道就没有过? 我还想,也许一个人对待苦难的态度才是衡量他信仰真假的试金石,当初的亚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后来的牛虻悖逆上帝也就不奇怪了。 这一切合情合理吗?我自问自答。如同牛虻当年在报纸上写两个署名的文章。 问:主教真的会偷情? 答:是的,因为他也是人,人都是有罪性的,这个罪会永远地继续下去。 问:主教抛弃自己的孩子对吗? 答:只能如此,否则他就要抛弃上帝,那他就死定了。 问:选择上帝和选择孩子必须是对立的吗? 答:本来不是的,但是亚瑟的出世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是罪的后果。所以连上帝都无法接纳这个苦命的孩子。作为罪恶的制造者,主教只好终生背负十字架,直到凄凄惨惨地离开人世。
作者正是抓住了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这些人性中最为本质的极端矛盾,写出了这本传世之作。 合上书,对牛虻,我还是恨不起来,他太有个性了,血肉之躯,性情中人。残忍的行为下面是烈火般的爱。只是多了几分惋惜,他的灵魂始终没有得救,始终执迷不悟,悲剧是必然的。 对主教,不那么恨了,多了几分理解和崇敬,他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仆人。他以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切的爱离开了上帝的爱,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切不符合上帝之爱的爱与情,都注定要步入罪的泥潭难以自拔。 爱,是有道的,这个道就是上帝之道。 牛虻 作者简介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Voynich 1864-1960)1864年生于爱尔兰科克市。原姓蒲尔,父亲乔治.蒲尔是个数学家。她早年丧父,随母由爱尔兰迁居伦敦。 1882年,她得到亲友的一笔遗赠,只身前往德国求学;1885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其间还曾在柏林大学听讲斯拉夫学课程。1887年蒲尔学成归国,在伦敦结识了流亡在此的各国革命者。其中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笔名为斯吉普涅雅克)对她影响最大。在他的鼓励下,她曾前往俄国旅游了两年
,和彼得堡的革命团体有过联系。 1892年,她和一个受过她帮助、后来从流放地逃到伦敦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婚。夫妇一起积极参与俄国流亡者的活动。伏尼契担任了流亡者办的《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她还出版了《俄罗斯幽默文集》,其中翻译介绍了果戈理和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伏尼契还结识了普列汉诺夫、札苏里奇,并曾到恩格斯家里作客。 1897年,伏尼契的著名小说《牛虻》出版。苏联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曾对牛虻有过高度评价。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牛虻这个人物曾影响了许多当时的青年(参见刘小枫文)。 伏尼契还创作了其他一些作品。其中有小说《杰克.雷蒙》(1901),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奥利芙.雷瑟姆》(1904),叙述“牛虻”离家出走后13年的经历的小说《中断了的友谊》(1910)。 伏尼契晚年迁居美国纽约,苏联文学界人士曾到她纽约的寓所访问,并为她放映根据小说《牛虻》改编的电影。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寓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