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正典中的书名与位置

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原为一卷书。列王纪上延续了撒母耳记下所记载的大卫国度，而前书首两章是大卫之宫廷历史［也称王位继承故事（succession narrative）］的结束；这段宫廷历史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突然中止了。列王纪上与下的划分，则把亚哈谢王和先知以利亚的事迹中断了。
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4卷书在七十士译本（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于主前三至二世纪完成）中的名称──1-4 Basileiai，即关乎‘王国’或‘统治’的4卷书──反映了4卷书原是一卷。我们不能确定这书何时或为何这样分成4卷，但有人认为那是一位编辑所做的工夫，他把旧约分成长度大致相等的诵读经卷。
在希伯来圣经中，列王纪上下结束了前先知书（即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上下）的部分；这些历史书卷记载了以色列人抵达应许地至最后犹大被掳至巴比伦为止的历史。若要了解列王纪中的信息，我们必须谨记这个背景。

写作年代与作者

按现存形式来看列王纪的写作日期
按其现存的形式，列王纪不可能写于约雅斤王于主前561年出狱之前，即大概在被掳至巴比伦的中期。这是列王纪所记载的最后一件事件，因此，本书似乎是在那时，至被掳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主前538年）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完成。然而，本书显然并非被掳时期的一些自由创作，因为作者曾使用各类较古旧的资料，甚至透露了其中一些资料来源（参下文）。
近代有关列王纪写作的理论
在1940年代，诺夫（Martin Noth）对列王纪上下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他主张列王纪是一份较冗长之文献的一部分，由约书亚开始，而至列王纪下结束，是一位作者在被掳期间写成的。虽然这位作者使用了一些古老的文献资料，但他并非纯粹是一位编辑或编篡者；他是一位原创作者，把所有资料融合成一体，藉以表达他自己对以色列历史的理解。诺氏尤其强调，整部作品充满着浓厚的申命记神学和风格。这卷书因而称为‘申命记派史书’（Deuteronomistic history）。诺氏理论中的‘申命记派史书’强调只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进行敬拜（即使是那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君王，也因没有废掉‘邱坛’而受到批评；例如王下12:2-3>王下十二2-3）。这位原作者也强烈批评拜偶像的行为，认为这是以色列人最终被掳的原因（例如王上14:15-16>王上十四15-16；王下21:13-14>王下二十一13-14）。
有些接受诺氏的申命记派史书观的学者，更主张这作品有两个或以上的修订版本。有些主张那初版写于被掳前，以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为故事高峰。约西亚以后，犹大的命运突然逆转，甚至遭受被掳的灾难，使史家不得不对这段历史作出修订。然而，认为有两个或以上修订版的理论，大都在乎学者如何假设原作者的编写和建构历史手法。近期有关古代写作方法的研究，对这些假设存疑，而现今的趋势又跟两个修订版的观点背道而驰。例如，虽然现代读者也许认为列王纪下二十五章27至30节不像是作者收笔的结语，但现今的理解，却认为这结语在古代背景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总而言之，我们没有足够理由去否定列王纪（若不是整部申命记派史书）是一位作者的作品，并在被掳的后半期写成的。
根据作者可取得的资料（参下文），并他对约雅斤王之命运的兴趣，可推论他大概是一位高级的官员（‘贵族’、‘官员’和‘国中的首领’），并在主前597年（王下24:12-15>王下二十四12-15），即耶路撒冷被毁前10年，与约雅斤一起被掳的。他甚至可能是一位文士，（若不是受被掳所阻）专责记录皇室的事故。我们可以猜想，他是为被掳的皇室成员写作，寻求一套神学理论，去解释他们和王、圣城和国家所遭遇的大灾难。他这套用历史形式去表达的神学，是基于申命记的教导，并且完全认同申命记中的警诫说话。他多次向读者展示，由先知传达的话，如何对历史事件、警告和审判，有绝对性的影响（例如王上11:11-13>王上十一11-13、王上11:31-39>31-39，王上19:15-18>十九15-18，王上21:17-29>二十一17-29；王下9:1-10>王下九1-10、王下9:36-37>36-37，王下17:7-23>十七7-23，王下21:10-15>二十一10-15）。

资料来源

作者手上显然有些典籍，从中可以取得一些资料，如每位君王的任期，和（在分裂王国时期）以色列诸王和犹大诸王的对照年表。这些资料大概取自一些列王名单和年代表，这些资料也是亚述和巴比伦宫廷例行保存的。这些典籍有时包含某些事件的梗概，以及一位君王任内的政绩，因而，举例说，作者得以记述所罗门的建设（王上9:15-19>王上九15-19）的事迹。然而，列王纪里有许多材料，尤其是那些关乎先知言行的故事，必定是从别的源头而来的。
作者有时会请读者参考进一步的资料，如‘所罗门记’（王上11:41>王上十一41）、‘以色列诸王记’（王上14:19>王上十四19）和‘犹大列王记’（王上14:29>王上十四29）。这些古代读者大概很容易可以参考到上述的资料，但可惜这些典籍现今已经失传了。（我们不可把被掳归回后写成的与列王纪上十四章所题的混为一谈；不过历代志有时会保存着这些失传文献中的一些资料。）
作者有时会直接引述一些被掳前的资料，保存其观点角度不变，如在列王纪上八章8节‘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的说法，是以圣殿被毁前的角度来说的。

圣经历史的写作

作者写成了这部作品，其中保存了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并把它们融合在一个整体里，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但这类圣经的历史书的本质有何特别呢？即使是简略浏览也可告诉我们，虽然其中记载着历史，但写法跟现代史家的历史写法并不相同。作者不时叫我们参考别的典籍，去取得进一步的资料，可见他只是选择了某些题材来记述。换句话说，他只是选择那些符合他写作目标的材料来记述。对于众多的君王，他也是选择性和比重不一地记载，可见他有特定的写作目的。虽然所罗门和约阿施同样执政40年，但他处理所罗门在位的记述，比约阿施却多出了17倍。
此外，作者厘定哪位君王重要的看法，也跟现代史家很不相同。幸有考古的发现，让我们知道，暗利在国际舞台上有若干影响力，但列王纪上十六章23至28节的简短和负面记述，则对这方面没有半点暗示。也许他真正的政治地位可在作者叫我们参考的‘以色列诸王记’中反映出来，但作者本身却没有兴趣详加描述。在他来说，暗利的影响在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带领以色列人陷入更深的背道中。
列王纪的作者并非按任何一个王在政治或战场上的功过去评价他们。作者唯一重要的判断标准在于一个王怎样带领子民去敬拜神。那些持守纯正敬拜的君王备受推崇（虽然他们也因没有‘废掉邱坛’而受非议），而那些助长偶像崇拜的则受到谴责。作者尤其强调，那些主力鼓吹拜偶像的王，要为王国最终的灭亡负上责任。当然，所有历史都包含对事件的诠释和记载；但列王纪（和其他的旧约历史书）中的选择性和诠释的角度，按现今的标准来看是惊人的。
总而言之，列王纪并不是一本直述的历史书，而是充满着对各项事件的神学评价。作者的意图是解释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而不单是记述史实。

结构

列王纪上下的结构并不明显，而学者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也许最有帮助的，是参考一个基本的三重结构。第一部分叙述所罗门的继任和执政（王上1>王上一至王上11>十一）；第二部分叙述两个王国──以色列和犹大──的时期（王上12>王上十二至王下17>王下十七）；第三部分叙述以色列灭亡后，犹大国独存的时期（王下18>王下十八至王下25>二十五）。首两部分有详尽的神学评论作结（王上11:1-13>王上十一1-13、王上11:29-39>29-39；王下17:7-23>王下十七7-23、王下17:34-41>34-41），暗示作者本身可能心中也有这样一种划分。
中间的部分显然是最长的（共28章），并且可以再划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列王纪上十二章1节至十六章28节，叙述自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和犹大诸王的事迹，直至暗利在以色列执政。第二部分是列王纪上十六章29节至列王纪下十章36节，叙述暗利的王朝及其令人震惊的衰落，并且几乎是纯是北国的记载。在整段里，只有两个简短的插段是关乎犹大的（王上22:41-50>王上二十二41-50和王下8:16-29>王下八16-29），即在16章内只占了24节经文！在暗利王朝故事中，也包含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以利亚故事占据了列王纪上十七至十九章和二十一章，并列王纪下一章1节至二章18节的篇幅，而列王纪下二章19节至八章15节则以以利沙为主（其后又在王下 9:1-3>九1-3和王下13:14-21>十三14-21出现，但后者是在此部分以外）。其他先知的事迹，也扩大了这时期的记载篇幅（王上20:13-43>王上二十13-43，王上22:1-28>二十二1-28）。第三部分由列王纪下十一至十七章组成，并且再次同步叙述以色列和犹大诸王的事迹。

历史背景

列王纪所记述的时期有400多年，从所罗门在主前970年（或之前）继位，至被掳的君王约雅斤在主前561年从狱中得释放为止。这里只可简略地概述这段时期的历史。这段历史可按列王纪的3个主要分段（如上文）分为3部分。
所罗门的统治（主前970至930年）
所罗门从大卫遗留给他的一个和平局面得着益处。最低限度，他在位的前期享受着与南方的埃及和北方的推罗王希兰两段良好的关系。这两国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那时并没有强大的势力威胁着所罗门这个细小王国的安全。在他继位之前接近两个世纪，埃及已不再是近东的一个强国。第二十一王朝（主前1089至945年）的法老，除了确保边疆安稳和与邻邦保持友好关系之外，并没有任何对外的政策。所罗门大概是与这王朝（主前978至959年）的西亚门（Siamun）结盟，并以迎娶法老女儿来确保这盟约（王上3:1>王上三1）。
然而，所罗门在位的后期，他与外邦的关系却开始恶化。经文暗示他与推罗王希兰的关系变得没有早前那样友善（王上9:10-13>王上九10-13），他又面对从南面以东和北面大马色而来的敌意（王上11:14-25>王上十一14-25）。主前945年，埃及改朝换代，示撒登位；他在所罗门要杀害耶罗波安时，收容了耶罗波安（王上11:40>王上十一40），并在所罗门逝世几年后，侵扰耶路撒冷（王上14:25-26>王上十四25-26）。
王国分裂（主前930至722年）
罗波安第五年（主前925年），示撒对巴勒斯坦的侵袭并没有使埃及巩固她在该区的势力。埃及的风光日子已成过去。以色列和犹大的长期威胁在别处冒起。
以色列王暗利（主前885至874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地位，虽然圣经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在米沙石碑（Mesha Stele）上，摩押王米沙（Mesha，约主前850年），为纪念他成功叛离以色列（参王下3:4-27>王下三4-27）而刻上的铭文，指暗利较早前征服了摩押，使之成为以色列藩属。晚至主前722年，亚述文献仍称以色列为‘暗利之地’。
在主前第九世纪，一个以大马色为首都的城邦亚兰（修订标准译本作‘叙利亚’），成为了以色列的一个威胁。亚兰在便哈达的带领下，攻击以色列，协助犹大王亚撒（王上15:18-20>王上十五18-20），时间在主前895年左右。另一个便哈达（大概是第一个便哈达的儿子或继任人）几乎一直都是亚哈及其后裔的敌人，并两次围攻撒玛利亚（王上20>王上二十；王下6>王下六至王下7>七）。一个共同敌人──亚述──的冒起，给亚哈和便哈达之间带来一段短暂的相安日子（王上22:1>王上二十二1）。由于亚述在撒缦以色三世（主前858至824年）的带领下从西面入侵，许多小国遂组成联盟去抵抗他。在撒缦以色对夸夸（Qarqar）战役（主前853年）的记述中，他提到亚哈和便哈达是这联盟的成员，并记录了亚哈派出2,000战车和一万步兵来守卫──那是联盟中一股极强的势力。虽然撒缦以色战胜了盟军，但亚述从西方而来的干扰却暂时停止。
从亚述而来的威胁过去后，亚兰又再显露其敌意（王上22:2-3>王上二十二2-3）。在主前843年左右，便哈达遭哈薛谋杀，哈薛取了王位（王下8:7-15>王下八7-15）。以色列只能仅仅脱离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三世的攻击（王下13:3-7>王下十三3-7），甚至犹大也受其威胁（王下12:17-18>王下十二17-18）。然而，以色列和犹大分别在耶罗波安二世（主前782至753年）和亚撒利雅／乌西雅（主前767至740年）的统治下，得到军事和经济上的复苏。
可是，亚述不久便改变了近东一带的面貌。提格拉毗列色三世（主前744-727年）的东征西讨，使亚述帝国得到空前的扩展，而以色列很快就给吞并了。大概在主前738年，因米拿现自愿归服亚述（参王下15:17-22>王下十五17-22的注释），以色列成为了亚述的一个卫星国。随着比加的流产政变，以色列的地域缩小了，并成为了一个属国（主前732年），受到亚述更多的干预和介入，但它仍可有自己的君主。当何细亚叛变，撒玛利亚被毁灭来的殖民（主前722年），整个地区就成了亚述的一个省，由一名军事总管管辖。以色列部分人口被迁往亚述帝国的其他地区，由外取代他们。这样，北方众支派便丧失了他们的身分，而以色列国也不复存在了。
剩下犹大（主前722至587年）
犹大在主前734年，在亚哈斯治下曾归服亚述（王下16:7-8>王下十六7-8），但希西家推翻了他父亲的政策，背叛了亚述。亚述王西拿基立（主前704至681年）在主前701年入侵犹大，夺取了46座坚固城堡，掳走200,150人。耶路撒冷几乎毁在他的手下，后来却奇迹地得蒙解救（王下18>王下十八至王下19>十九）。犹大在亚述的控制下，在玛拿西一段不短的在位期间，仍得以残存，而西拿基立的继任人以撒哈顿和亚述巴尼帕，则看犹大为一个属国。亚述帝国在亚述巴尼帕（主前668至630年）治下，取得了最广阔的版图。他在主前663年侵略埃及，并夺取了提比斯。但在他在位末期，亚述在西方的国境开始崩溃。约西亚甚至得以在前以色列国的旧领上扩展其改革，而不受干扰。
然而，犹大的自主独立只是短暂的。主前609年当他阻止法老尼哥前往协助亚述的末代皇帝抵挡巴比伦时，约西亚阵亡了（参王下23:29-30>王下二十三29-30的注释）。埃及短暂地控制亚述瓦解后遗留下来的势力真空区域──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犹大因而成了埃及的一个属国。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的领导下，在主前605年于迦基米斯打败了法老尼哥，而犹大则成为了新巴比伦帝国的一部分。同年，尼布甲尼撒继承了他父亲尼布普拉撒，坐在巴比伦的王位上。
犹大曾两度背叛巴比伦。第一次背叛的结果是约雅斤王和耶路撒冷的精英被放逐至巴比伦（主前597年）。第二次叛变较有组织，但同样难逃失败的厄运。这次西底家作为反巴比伦联盟的一名成员，向埃及寻求支援。但埃及的帮助来得太迟。在主前588年，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法老何弗拉的一支军队到来协助，耶城得以暂时脱险（耶37:5-8>耶三十七5-8）。然而，巴比伦不久便对付了埃及，并再次围攻耶城。在主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毁，另一批被掳的人被送往巴比伦。虽然被掳的约雅斤后来得到尼布甲尼撒之继任人的礼遇（王下25:27-30>王下二十五27-30），但犹大诸王的统治要已告一段落。

年代表

学者曾尝试根据亚述和巴比伦的典籍，去协调圣经有关以色列和犹大诸王在位的数字，却遇到许多困难。这里不能列出所有的问题（其中一例可参王下18:9-12>王下十八9-12的注释）或其解决方法。［精简扼要的讨论可参W.S. LaSor, D.A. Hubbard, F.W. Bush的Old Testament Survey （Eerdmans, 1982）pp.288-297。至于详细的讨论，可参E.R. Thiele, The Mysterious Numbers of the Hebrew Kings，第三版（Zondervan, 1984）；‘圣经历史’专文的图表采用了Thiele的架构，也作了一些次要的修订。］

主题

列王纪在君主政制的顶峰开始，当时所罗门继承大卫作联合王国的统治者。在首数章里，整个申命记派历史到达了最高峰──就是圣殿的兴建。但所罗门在位的光辉非常短暂。他本身的缺点导致他死后王国即分裂为二。以色列国的第一任君王耶罗波安的罪，使北国步向灾难，而作者也多番暗示犹大国也有潜在的危险，有可能向相同的道路走去。以色列国灭亡后，犹大享受到两位励行改革的君王──希西家和约西亚──的统治，他们似乎把王国推向了高峰，使她免遭以色列国灭亡的命运。但两位君王死后，国中都有戏剧性的逆转，显然一位像约西亚这样的君王，也不能使之避过灾难。叫人沮丧的结论是：灾难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没有人（也没有王）是无罪的（比较王上8:46>王上八46）。作者承认，即使是大卫──作为正直君王的典范──也是不完全的（王上15:5>王上十五5）。若是典范也有瑕疵，那些在他后来的，还可以有甚么希望呢？
因此，列王纪指出神为甚么毁灭自己的子民，放逐他们到外邦去。本书主要目的是表示神那可怕的决定是合理的，因为以色列和犹大诸王几乎没有例外地是满有瑕疵的。当然并非只是诸王有缺点；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有犯罪的倾向。
那么，列王纪是否一段没有盼望的历史呢？它确实对人类的政治制度作出了消极的评核。在这方面，它为一个在士师记开始的主题作出了总结。士师记结束时，指出士师的制度是失败的，盼望君主政制可以有较佳的贡献（士21:25>士二十一25）。在列王纪中，君主政制备受考验，并且最终同样失败。
另一方面，列王纪表明神向以色列信守诺言，并且介入这民族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提醒我们，不要以为神是不干预政治的。本书表明，神的恩典和审判活跃于政治活动。整本书巧妙地表明，人类的自由和责任与神的主权是交织着的，我们不可过分简化地看两者的关系。对于人类的善行和恶行，神都留意，并用来促成惦的种种计划。惦是实行那些计划的神，惦藉着有罪的人来实行。不管人的动机如何，神的计划也丝毫无损。
虽然有多处强调信心带来祝福，不忠带来审判，但作者的神学并不止于因果的关系。神的自由使不同事件有出人意外的演变。例如，以色列并没有在约哈斯年间灭亡，并非由于以色列诸王有任何改进，而只是由于神要向以色列表示怜悯和恩慈（王下13:4-6>王下十三4-6、王下13:22-23>22-23，王下14:26-27>十四26-27）。但神的自由并不只是行怜悯的自由。尽管约西亚作事虔诚，并进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但惦毁灭犹大的心意已决，不会改变。神的自由表示惦并不可能被人类操纵。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在乎君王的意志，乃在乎神自主的旨意。
这样强调神的自由，使列王纪下在结束时，对犹大的前景还暗藏希望。由于神有自由随己意而行，所以被掳可能并不是惦的最后判决。作者也提醒被掳的人：神的子民若悔改、寻求主，惦可能会饶恕他们，使那些辖制他们的人，向他们施怜悯（王上8:46-51>王上八46-51），希望也因而存在。本书暗示被掳以后将会发生的事，上述经文算是最明显的了。这里并没有应许他们得以返回本国，也没有应许大卫的王朝得以恢复。（大卫王朝已面临灾难性的失败，还能怎样给以色列人带来拯救呢？）基督徒读者可能看见这王朝最后在耶稣──第二个大卫──身上恢复了，但这样的盼望并没有在列王纪中说出；我们必须翻看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才可看到这盼望。

应用纲要

透过王国历史，看到神不单掌管历史事件的发生，同时也藉着惦的先知向选民清楚解释历史的意义。而历史上的人为错误、失败比比皆是，但掌管历史的神却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亡国流放的痛苦竟成了信仰更新的转捩点；因选民的叛逆，救恩却临到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