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治学精勤，研究广博；其所著《历界学者》为公认的巨著。他治史的方法，注重客观，不象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了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智儿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和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发心理史观，伟人史观，地缘史观等说)，这方面的成就而言，汤氏对史学的贡献，其功实不可抹煞。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汤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性少数”(Creative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性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令“个人偶像化”、“制度偶像化”，遂使群众失望离心。但汤氏又认为文明的兴哀，乃是形成“普世的宗教”必经的过程。人类的希望，最后乃在宗教的复兴，使这罪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
汤氏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
“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都已失败；故无论英雄豪杰、圣君贤相、复古主义、未来主义，均无补时艰。人类唯一希望，惟在‘超人化身的基督’。”
惜汤氏非神学家，汤氏亦自承其学说非宗教的信仰，乃为史学的结论，故其对“真神”与“基督”之观念，颇多可议之处。尤以其近著《历史家的宗教观》(ChristianApproahctoReligion-Oxford,1956)，一书为甚，作者已撰《基督教的历史观》，加以批判，兹不详论。但上述各点，汤乃氏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分析比较的结果，乃是一个历史科学的结论，正可借为基督圣道作‘旁证’。
汤氏强调说：“一切历史，都是圣经真理‘罪的工价乃是死’一语的注解”，所以戴维氏(D.R.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ScienceofOriginalSin)。六千年人类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人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的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绝非人力所能挽救！”（见戴氏著《**人类的虚骄》(DowmPeacick'sFeathers,Macmillan,1944)
汤氏虽误以神即‘超人’，但却认耶稣基督乃为一救世者，一个超凡入圣崇高伟大之目标。又谓：人类文明的进步，乃在其生活境界的提高，而非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类文明进化史，简言之，实在就是人类努力向上，脱离粗野的原人状态，迈向理想的超人境界的奋斗过程。人之异乎原人，乃在其精神道德生活之有无；超人之别乎常人者，乃在其精神道德增境界之高低。文明愈高，精神生活愈充实，生命就越丰富，乃就越接近超人。基督耶稣，乃为至圣至善的‘超人’。从个人的生活说，便是要效法基督的圣范，提高道德境界，使上帝的国，就在自己的心里，以实现“仁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从社会的生活说，便是要把外在宇宙的活动，转向内在宇宙，把世俗宇宙的活动，转入精神宇宙，以提高人类生活的境界，向着“天国”的境界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