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褪色

除了是个能干的商界女强人外，我也是个浪漫的人。幸福的婚姻一直是我最美的梦想。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资助了一位教我法律和心理学的教授进行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内容就是要探究稳固的婚姻所需要的一些和谐性元素。作为回报，他允许我以这项研究里的信息为基础来做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心理学）。

这项研究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太超前了，但是这位教授和我在研究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带来了一些了不起的发现。科学婚姻介绍、心理学测试，以及电子数据库（虽然计算机在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之类的机构开始在离婚率不断上升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替别人选择理想伴侣的同时（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我在心理和情感上得到了充分的装备。我很自然地想到在时机来到的时候，我会嫁给一个好男人。我会有一个“灰姑娘”式的理想婚姻，就象我儿时梦想的那样。

1945年夏天，我遇到了我的“白马王子”。我开始纵情沉醉于纽约市的戏剧天地。我说服了我自己，我已经不再是“丑小鸭”了，我现在也变得光彩照人了。当然我不必再去向任何人证明我的富有。

卡尔·瓦格纳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不仅英俊潇洒，而且还拥有一种王侯般的高贵气质，我们被认为是天生的一对。他当时自己做生意，以前曾接受过外交官的训练。他一直不停地给我打电话，直到我同意和他一起出去才罢休。我们在知识层次上很相配。他举止文雅，待人和蔼，具有丰富的旅行经验，他还是一个好舞伴，一位真正的绅士。在随之而来令人头晕目眩的求爱中，我想我们俩是很合适的。1946年，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并搬到了俄亥俄州的代顿，准备从那里开始我们永远幸福的生活。

我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依然决心要在婚姻和事业上都取得成功。卡尔负责料理我的全部生意，我们又搬到了小石城。

1948年，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机会使我们搬到了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休斯顿的一些官员了解到了我曾资助过的那个研究课题以及我在婚姻相适性方面发表的论文。当时，休斯顿的离婚率在全国各城市中名列第一。市政官员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想采取措施遏制住这个不断上升、令人心寒的数字。他们认为我先前所做的工作证明我是婚姻相适性问题方面的专家，因此邀请我到这座迅速崛起的城市里来帮助扭转这个不良的趋势。结果，在这座城市里建立起唯一一家合法的婚姻介绍中心——MaritronicsInternational。

由于已经破裂的婚姻几乎不可能再得到神奇的医治，我于是把精力集中放在帮助那些尚未成家的人寻找如意伴侣的方向上。这绝对是在真刀真枪地解答这个令人十分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绝对”这个词从Maritronics发展的前后来看可能用得并不太正确。它很快开始了多方位的运作。对寻找一位合适的约会伙伴——和婚姻伴侣——这个项目感兴趣而到这里来的人络绎不绝。我们从一些心理测试以及和顾客的深层交流谈心中获取信息，然后以我在研究中找到的和谐性元素为依据把他们介绍到一起。

由此而产生的美满婚姻的数目使Maritronics提供的服务大获成功，远远超过了我对它所寄予的希望。我开始雇佣其他心理学家、医生和咨询顾问来帮助我。休斯顿的离婚率也开始显着下降。数以千计和谐美满的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除了我之外，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高兴。而我点石成金的辉煌开始褪色了。为他人解决婚姻问题的能力并没有对我自己起到多大的帮助。

我同卡尔的关系主要建立在一段旋风式狂热追求上。我爱他那种勇敢、活泼，天不怕地不怕的风格和无所顾忌、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他是我浪漫生活的主角，我独一无二的王子。

婚后，我个性中许多原先吸引他的地方在我们合二为一的生意中一点点变成了脆弱的联结。

当彼得和金泊莉出生时，我甚至下定了更大的决心要使这段婚姻成功下去。但最后，在孩子们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时候，一道不可挽回的裂痕产生了。我提出了离婚。事情本身无可争议。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维持了十四年。而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破裂。

离婚之后，我在工作上更加努力，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来帮助人们获得稳固的婚姻。我的办法很奏效，至少对别人而言是这样的。

我决心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和父亲。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做了洗礼，后来又送他们进了圣安东尼奥地区一所非常好的教会学校念书。当他们周末从学校回到家里时，我们会一起参加弥撒，当他们轮到周末呆在圣安东尼奥的时候，我就到那里去和他们一起做礼拜。

说实话，我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只是因为我要为他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那种“信仰虔诚”的人，尽管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艾奥瓦州的那所乡村教会里作出了抉择。

我看见许多的人对待信仰就象是在玩游戏，他们和我一样只是在走走形式。有时我想，“那些人也渴望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恩惠吗？”我搞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中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必须要遵守的繁文缛节。

可除非我感到百分之百的投入，否则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不愿意只是走一下过场。

实际上，有一天当我和彼得、金泊莉一起在教堂里跪拜时，我认罪说，“神啊！我是个假冒伪善的人。我已经听到了我的孩子们是如何向您祷告的，可我没法象他们那样和你交谈。请赐给我和他们一样的信仰——那种盲目的信心（blindfaith）。”

虽然我向神求了那种盲目的信心，但我在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确实已经应允了我的祈求。为了让我有这样的信心，他为我准备了一系列奇异的事件要我去面对，去解决，而这些事将最终带我到最黑暗的死荫的幽谷。是的，真地像我所求的那样，耶稣进到了我的心中，并且从我五岁的时候开始掌管了我的生命，他真地把他的手放在我的生活上，用圣灵指引着我——走上了回来的路。此时我还不知道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里所说的：“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但他确实给了我盲目的信心。

在1966年的冬天，当彼得——那时他已经十多岁了——穿着他那双鞋底光滑的皮鞋在结冰的路上“滑冰”的时候被一辆汽车的后保险杠勾住，他一下子就被拖到了汽车下面。他的腿部伤势严重。医生们在手术室里尽力地给他修复了身体上的创伤，他在那里渡过了可怕的四个小时。医生估计他甚至会有失去双腿的危险。我的儿子从来没有这样需要我，同样，我也从未如此努力地为他祈祷。这并不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真地，只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每天晚上我都在医院里陪伴着彼得，而我白天还要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地工作，这是一段极其痛苦的经历。一个月后当他出院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是最想表达感激心情的人了，于是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庆祝他回家。

但是，我的高兴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那个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早，我在胃部的绞痛和两肋下面彻骨的疼痛中醒了过来。我被立刻送进了彼得住过的同一家医院。那天是1966年12月12日。

经过一系列Ｘ光透视和检查，我的病情被初步诊断为胃癌。我被介绍到着名的安德森博士癌症研究所，在那里一大群医学专家为我进行了胃镜检查，并把我胃里面的情况拍了下来。嘴唇紧绷着的医生们面对面地向我宣布了“判决”——“你有六个肿瘤！”其中的一个医生指着那些颜色鲜艳的照片说。“如果你允许我们切除你的胃，你还可以再活三个月。否则，我们连一天也不能担保。”

生病对我来说完全是种陌生的经历。我的父亲从不允许他的十二个孩子装病，他用最好的农产品来喂养我们，以保证我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从来没有害过大病，甚至从未骨折过。再者，童年时所受到的信仰方面的教导使我相信，所有好的事物都出自于神，所有坏的事物都来自撒旦。

我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怒火。我为魔鬼给我带来的癌症而气愤，也为那些医生而气愤。他们所有的知识和技术在病魔面前显得那么没用——就象一个面对敌人的进攻而毫无反抗能力的机器人。他们所能做的唯一真正的抵抗也只不过是通过外科手术使我的身体残废，好让我的生命能再延续几个月。

“你们外科大夫就学会了切除！”我喊道。“见鬼去吧，我不会让你们这样做的！就是要去天国我也要完完整整地去。”

在这样一个让人害怕、万念俱灰的时刻，一些绝对令人难以想象的东西往往会开始涌向你的心头。我小时候听过的一条经文此时忽然闪现在我的心中：“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4:7）

随着这医治的应许划过脑海，我狠狠地关上了会议室的门，向最近的出口处跑去。当我踏在草坪上向我的车跑去的时候，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我仰面朝天**在地。

不，我并不是被拌倒的。尽管此时晴空万里，但我想我看到了闪电。

我不清楚在那种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我究竟在地上躺了多长时间。当我再次清醒地感觉到周围情况的时候，我抬起了身子，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然后我就爬进了汽车，开车回了家。我觉得饿得要命，于是就做了顿丰盛的晚餐大吃了一顿。之后，我决定不再考虑癌症这件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还没到一个月，诊所就又打来电话催我回去再检查一下那些恶性肿瘤扩散的情况。这次，胃镜结果显示我的胃非常健康。原先那六个肿瘤所生长的地方，现在甚至连一点疤痕也没有了。

这些诊治记录都保存在德州大学癌症中心（安德森博士肿瘤研究所）系统库里。它们和国家西部人寿保险公司里的记录都指出了同一个基本的事实：癌变组织和所有胃部有溃疡的地方都完全康复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很可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跌倒在地有什么属灵的特殊意义。很明显，医治的奇迹在我体内发生了。我想这只是“该发生的事情迟早会发生”。有些人就是十分虔诚。有些人就是有赚钱的天赋。有时奇迹就会发生。我很高兴还能活着，谢天谢地我又能返回到工作中去了。

一年之后，在我身上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超自然的征兆——我开始说不出话来。那时吸烟仍很时髦。我喜欢抽的是绿色长支PallMall牌香烟。但是到1967年的时候，我的声音已经变得十分微弱，我不得不借助铅笔和本子才能和别人进行交流。我看过好几位医生，他们都做出了一致的的诊断：喉癌，以及声带癌变前期的粘膜白斑症。

就在那时，一位医生朋友推荐我到休斯顿的一位耳鼻喉科专家那里再去看一下。

当我第一次被领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奇怪地产生了一种很舒适的感觉，有什么东西似乎在牵引着我。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着圣经里的精句。在会客室，我发现了几本圣经，其中有些章节被特别标注出来。接着在为我做喉头镜检查和为活体组织切片检查取样之前，他先为我进行了祈祷。我想他实在是太虔诚了，但我喜欢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一些我无法解释地清的东西。我信任他。

当活体组织切片的检查报告出来的时候，他的诊断和前几位医生的诊断结果完全一样。他建议立刻进行手术。

这一次我没有反对。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在他的治疗下会很安全，我相信我可以信任他，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才会去做那个手术。

可第二天，当我在医院走廊里被推向手术室的时候，我的声音霎时间恢复了正常。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我终于可以不带任何嘶哑的声音说出话来了！

我开口向一个护士说话。她和另一个值班的医护人员赶紧向手术室跑去，医生正等在那里。医生也被惊呆了。但他的脸上又露出了好奇的笑容，似乎知道了些什么。

他没有继续对我进行麻醉，而是先迅速地给我又进行了一次检查。根本就没有任何疾病的迹象。肿瘤和粘膜白斑症完全消失了！

“医学对此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那位医生一边说，脸上一边不断闪现出笑容。“我看过之后就知道这肯定是个奇迹。”

我再一次安全地从危险中被解救了出来。我又被重新赋予了生命。当然，我感到很幸运，但是尽管我很感谢还能活着，它还是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太大的转变。

生命对我来说更加宝贵了，而我还是只想着要让所有一切尽快都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