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瘦人

一天，有一个我从没见过这样瘦的人来院看病。他瘦得出奇，不仅缺乏肌肉，而且皮包骨头腊黄光溜，令人看了毛骨悚然。他前臂的皮都陷进骨缝里，下腹部深深下陷，可看见皮下跳动的动脉和突出的背脊骨。我甚至可以摸着他骨头的纹理。

亲友们从邻区偏远的村子抬送了三天山路才到医院。他只有45岁，但看起来像70多岁，总算还活着，连打开眼皮转转眼珠都很费劲。他躺在诊床上一动不动，只缓缓地咯咯地呼吸。双腿从诊床上下垂一尺多，全身约6尺多长——在尼泊尔当地人中算是个例外的高个子，因此更显得又干又瘦。

伴随他的亲属是他前妻的两个儿子(前妻年前因难产去世)，以及续弦的妻子，是去年新娶的，一个面容可怕的年轻妇人。陪送他的大批人员是乡亲朋友，主要是来医院为自己取药，顺便也表示他们对这个垂死病人及其家属的关怀。

我问他两个儿子他爸是怎样的症状，他俩告诉我：一年多来，他吃喝什么就呕吐什么，吃完一顿或两顿然后吐个精光，吐出的东西可以辨认出就是他前几天吃进去的东西。他一月之内只大便两次，大便像石头子一样，来医院前已经有一个月没大便了。

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挤上前来告诉我：这病人的病谤是欠吃“冷性”食物。其他陪送的人也点头称是。其实，他吃什么吐什么，不管“冷”也好“热”也好，即使现在喂“冷”食也不管用了。他们说，抬他来医院是为了给注射“冷”性的药。只要给他扎一针急需的“冷”针，他就会好。

我说，我认为这不是症结的所在；就听见这群人中的某一人在窃窃私语：“瞧，我早告诉你们这西医不了解我们的病，他来自异国他乡。”

尼泊尔乡下人认为：大多数病都由于体内“冷”、“热”两类要素失去相互

所有的饮食都由他们划分为“冷”、“热”两类，通常凭常识决定。调料(辣味)定为“热”，酸奶定为“冷”；未成熟的水果“热”，成熟的水果“冷”。但其他饮食很难确定其冷热。如：蒜为“热”，洋葱为“冷”；鸡为“热”，鸭为“冷”；母黄牛奶为“热”，母水牛奶为“冷”，据说因为黄牛比水牛喝水少，其体内的水份也相应地少，因而其奶也与黄牛肉一样定为“热”。依此类推，这位病人体内的液体肯定很少，已经干瘪成椒盐饼干一样，自然其病必属于“热”病，其治疗之法是急需补“冷”食，然而，随食随吐，已经许多月了。奈何！

这些医药“顾问们”围在病人诊床，议论纷纷；我料想，无非说的是注射“冷”药的主张。我不久就诊断出这病人害的是严重的胃溃疡，由于惯吃辣椒食物和“热”性的阿斯匹灵药物而加剧。为了因势利导，在这个具体病例，不妨顺着他们的“病理”，用“减少”热性食物和药品的办法来治疗，以便减少他们的阻力而恢复我们医生被误解而受损的“威信”。对病人检查后，我发现两个异常情况：其一是：其肚脐周围有一丛皱缩的伤疤，有的疤还润湿有液体，显然这是烧热的铁棒烙出来的，这是村中土医生治腹痛的通常疗法。第二个异常情况更令人注意：腹部鼓胀的胃剧烈搅动，其蠕动的波动，从左至右，横过身体，明显可见。这说明：一个密集结疤的溃疡已经缩小了胃肠间的通道，只能容许一点点通进肠子。这病人显然处在饥饿的后期。

唯一的疗法是外科手术：必须在胃及接近胃的小肠之间建立新的通道，以绕过胃肠间的溃疡疤的阻碍。这项手术可用局部麻醉进行，在手术之前须让病人有一周的准备，如果他能活过一周的话。他需要大量静脉液，如果他能喝下牛奶那就更佳。但是，即使充分准备，对一个这样衰弱的病人进行外科手术将会是极端冒险的事，我并未期望他们真让我动手术。

当我检查完毕，我转向围着的亲友详细解释病情和我的建议。经过片刻的静默，灰白头发的老人(他似乎是他们的发言人)开口了：“假如一次手术可以治好他，就动手术吧！如果不行，我们就把他抬回去。”

这是通常的反应。我就说：“这手术对病得这样厉害的人确是极端危险的。手术可能不成功。假如动手术，病人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存活；假如不动手术，他就活不了了。”通常经过医生这样声明就可立刻解决问题，而倾向于将病人带回家。于是，来了一场长时间的讨论。参加辩论的人衡量了各种可能想得到的因素，但却不让病人本人参加意见。他年轻的妻子也无份参加讨论。从我提到手术问题那一瞬间起，她就开始不断地号啕痛哭，这哭声有对她丈夫的爱，而更多的是对可能成为寡妇的恐惧。对一个尼泊尔妇女来说，守寡是最坏的命运，这意味着失掉家、土地、甚至朋友们。一个寡妇，尤其是一个无子女的寡妇，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任何尊严。在某种意义上，还会被认为是克夫的原因，这对她的家庭和她本人都是丢脸的事。寡妇不许再嫁。总之，一个寡妇将面对终身无人安慰的愁苦和穷困。这个少妇还不到20岁，毫无疑问，她应该为其夫死后的前途担忧。

最后，病人本人以微弱嘶哑的声音宣称他宁死也不愿再这样回家，他说：“快动手术吧！我死就死，我活就活！”一场讨论就此告终。

这一宣称似乎使每个亲友都满意，除了他的妻子，她再度爆发新的高嗓门的痛哭，泪如雨下。亲友们联成一鼻孔出气，痛斥她不要捣乱，然后都走了，只留下病人和他的哭泣的妻子在病房里。

于是，我们赶快为他输进12瓶静脉点滴，病人情况显著改善；他灵活起来，开始对周围事物发生兴趣。我们设法让他喝牛奶，但喝什么都爆炸式地吐出来，弄得邻床的病人为之困扰。经过第一天，似乎没有改善，到第三天若再延迟手术似乎毫无意义。因此，我们从他鼻子里插进一根大管子通到胃里，把管子连在吸液器上，为的是把胃液吸干好动手术，并告诉他妻子不要在动手术前再喂他什么，他的胃必须空着才好动手术。我计划在第二天动手术。

手术进行顺利，除了胃里充满了两小时前吃的饼干。他妻子后来告诉我：“他饿了，而且，当你告诉我不要喂他时，我以为只指的是饭。”不去管这些饼干，我迅速建立胃肠间的通道。一小时后，手术完成。

我很惊奇，这瘦病人居然没有任何困难地挨过了手术过程。当晚他兴高采烈，也许这是这些月来第一次。第二天他第一次进食，没有吐出来。第四天，他的胃口简直好得无比，大吃大喝，似乎拼命弥补过去的损失。他妻子为了给他做饭而忙得不亦乐乎。无论何时见到她，她都向我们微笑打招呼，过去的悲泪为喜泪所代替。第七天伤口拆了线，一位亲属来医院询问病人情况，我们叫他带话回去：下周派四个轿夫来抬病人回家，他快好了。

这位亲属听了对我说：“你是我们的菩萨(bhagwan)！”这是每次手术成功后，人们对我们医生的普通赞誉。我们常要再三否认这使我们不敢当的恭维。

手术后第八天的半夜，病人趁人熟睡时，悄悄起床，站起来，走出房，全身横倒在混凝土地上。助理护士和清扫员发现他，赶快把他搀扶回床上睡下。他妻子在病床边长凳上睡着，没有惊醒。两小时后，病人由于脑溢血死亡。

我记得，当时我呆呆地站在病人床前，垂头凝视病人面容，多么健康，比他刚来医院时完全两样(即使他已死亡)，面部已丰满起来，眼睛再不下陷，我几乎希望他真能睁开眼皮看看我。他不会是真正死了，我以为在做着噩梦，但不是梦！

我们让尸体留在床上，不敢移动他，生怕惊醒他的妻子，宁愿让她愉快地睡到天明。假如她醒了发现他死了，她的号啕痛哭会惊醒整个病房的人。而且，天明了，会有更多的人来安慰她。黎明，妻子醒了，见丈夫安祥地躺在床上，她悄悄起来，出去为他做早点。当我来病房时，她刚转回，端来一盘蒸好的饭和一碟蔬菜。她看到我的脸色，觉得有点不对头，忙放下饭菜，跑到床前，揭开被单，……好长时间，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眼中满含泪水，然后跪下来，将脸埋在丈夫翻起的手掌中，开始抽咽。

此后的两天，她一直在停尸房外守灵。自结婚以来，她一直侍候他，病中一直侍候他，而现在仍在此侍候他。第三天，按照我们带话回村的安排，两个儿子来院准备接病快好的父亲回家休养康复，同来的有几个亲属和四个轿夫，本是雇来抬活人的。我碰巧在门口遇见这两个儿子。我们都互相认识。他们听到手术成功的好消息后，就赶来医院，这时面含微笑，趋前来感谢我们使他父亲起死回生。这两个年轻人健壮结实，老实纯朴，三天跋涉，汗水和尘土在脸上结着疙瘩。我不能告诉他们，原本应该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活了而且在康复中。我能向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终于明白了恶耗，但镇静不动声色。愉快的期待化为咽哑的失望。他们默默地付了帐单，走到停尸房，维持镇定和尊敬，将尸体放在抬椅上，然后，和亲友、遗孀，列纵队，缓缓地走下山岗，所有的身影，消失在从医院到山谷的蜿蜒的羊肠小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