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随父移居象山新桥村

十三、随父移居象山新桥村

1927年，也就是我十四岁的冬季，我读完高小毕业了。在儿童的心中，高小毕业也是一件大事，很是高兴。

自从我哥哥去世后，我已成为父母的独子了，他们对我的重视、关心和希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下了决心，宁可自己刻苦生活也要我报考在宁波的中学。我记得父亲初做传道工作时，每月薪水只有八元，以后升到十元，再升到十二元。一家五口，生活之艰苦可以想象得到的。

1927年迅速飞逝，1928年的新年来临了，但是宁波各个中学都不招收春季班的新生。这样，我只好等到半年以后才能去报考中学。

就在1928年的上半年，教会因工作需要，调派父亲到象山新桥教会，我也因此随父移居新桥。同时也在这个上半年，在石浦斐迪学校补习半年，以利下半年报考宁波四明中学。

考入四明中学以后，每年有二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不足的寒假，其余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为此，那些年间，我对于新桥农村教会的认识是不多的。可以约略记下的有以下几点：

(1)象山县的地理形势是一个半岛，南北长，东西窄，境内多山。新桥村恰恰处于全县南北中间的偏南部分，北距县府所在地丹城50华里，南离渔港石浦40华里，那时，交通是很不方便的，出门都靠双脚步行。当我一家移居新桥时，先从骆驼桥坐民间航船到达宁波江北岸，再改搭海轮到石浦，然后步行40里来到新桥村，在这40里路上要越过五座山岭，两个山岗。这一段路程对我当时的年龄来说是可畏的。我一边走，一边对同行的姐姐说：“新桥是个苦地啊，是个苦地啊！”当时虽然是说着玩的，却充分体会到长途步行的疲劳与艰苦。把新桥和骆驼桥相比，同是农村，差距却是不小。新桥山区，不单是交通条件差，农业经济也比别处落后许多。

(2)再说新桥教会，礼拜堂坐落在一条村街的附近。礼拜人数与骆驼教会的相近，不到一百人，但礼拜堂比骆驼教会会所略大。参加礼拜的信徒几乎都是农家的男女老少。教内的气氛是朴素的、敦厚的、和谐的。信徒参加礼拜，都很虔诚实在，说话也都和气、诚恳。

当时教会里有位老人邵经传先生，勤于祷告，热心事主。他的信心和品行都受到当地人们的好评。他常常在天亮以前就起来祷告读经，直到天明。有一次，我因宁波学校里放假回到家里，某夜一觉醒来，听见楼上礼拜堂有人讲道，等到完完全全清醒时，才听清楚是我们的邻居邵经传老先生在堂内独自一人，点着灯，讲道给礼拜堂的椅子听。我想，他是在练习讲道。

在附近的关头村里有祠堂，在别的村子里有庙宇、戏台，每当演戏完毕，群众未散，邵老先生就抢机会，登上戏台，敲起一面小铜锣，分发福音单张，并向群众布道。他的这些热情在教内教外都引人注意，产生影响。这位老人早已离世归天了。在他的后裔中，今天有的成了教会的牧师(邵升堂)，有的作了长老(邵升康)。

(3)当时，先父除传道工作外，仍旧用他的中医知识服务信徒和四围的人。人们对他的处方是有信心的，因此，街上中药店里的人也和父亲交上了朋友，并和父亲交流治病经验。教会里的人更是乐意找父亲搭脉，开方，治病。几十年后，我到新桥，还能听到那位药店主人包老先生对我提到先父治病的往事。

回忆当年的农村教会，力量仍旧是薄弱的，好比一支蜡烛在寒夜里放光，作用是很有限的。但是教会里的人以诚恳待人，以善意待人，总是给人以好感。按文化知识说，教会里做牧养工作的人在群众中仍然居于优胜的地位。也是因此群众对于教会多怀有良好的感情。

大约到1933年父亲才由教区年会决定，从新桥调派到上虞县西华村教会工作，因为五年一任是当时教会的制度。这是先父在世工作的末了一站，以后就到天父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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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对照：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彼前2：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