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在四明中学的年代里

十四、在四明中学的年代里

我到虚龄十五岁才升到初中部念书，和如今的学龄儿童相比，我足足晚了两年。这和父亲两次移居有关，又和学校春季不招新生入学有关。这就耽延了我的读书时间。

四明中学设在宁波北门外契桥稍北的地方，是一所教会学校，由浸礼会和长老会合办。这所中学的校风良好，在宁波是有名誉的。

我父亲是循道公会(当时称圣道公会)系统的工作人员。按常情说，我应该到本教会开办的斐迪中学里去升学。但是父亲说：斐迪校风不如四明的好，宁可放弃斐迪的助学金，让我进入四明中学。

(1)进入四明中学以后不久，我就感觉出来，校风是良好的，管理是严格的。学校里挂着校训“敬、爱、诚、朴”四个隶书大字，蓝色底子，白漆的字，看起来很顺眼，很舒服。

同学们对师长是敬重的，师长对同学也都是很爱护的。因为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所以平时书声琅琅，洋溢着学府的气息。

为了贯彻“诚”的美德，考试作弊是严格禁止的。新到的同学有时发生作弊行为，一经查出，立即记大过两次。如果第二次又发生同样的行为，就要开除学籍，立即打铺盖离校。在老同学中几乎听不到有舞弊的行为发生。外界对此甚表赞赏，称赞四明的校风正，学风好。

某一次，一个高中部的同学由于某种困难原因，偷窃另一同学的汇款通知单，冒领了汇款，经学校查明后，立即退学。另一高班同学诱使低班同学做坏事而被学校发觉了，也被开除出校。因此“诚实”二字在学校中被尊为十分重要的美德。如今回忆往事，深觉母校师长的可敬可爱。

在学校里，凡是主要课程，每周有一次小测验，每月有月考，期末有大考。考试时，师长发给同学写答题的白报纸，同学们都能做到写几张要几张，如果答案写完而发下的纸张还有多余，都能自觉交给老师，诚实清廉，绝不贪私。这种道德精神的训练在同学中形成了风气。这种风气对于学生以后进入社会服务，能起一种抵抗贪污的作用，对于社会的腐败现象能有嫉恶如仇的精神力量。

诚，是人间的“至拙”，又是人间的“至巧”；是人间的“至少”，又是人间的“至宝”。

朴素，也是学校生活中的风气，只有极个别的同学偶然穿出西装。朴朴素素的校服就是我们同学的日常服装。校训“敬、爱、诚、朴”是贯彻得很不差的。

(2)学校里的师生关系也很好。班主任老师对于学生的关心是十分感人的。一次，我的脸色很差，被班主任马时扬先生看到了，就把我叫到他的卧室，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并拿出他自己用以补益身体的“红色补丸”(当时看为不可多得的)交给我，一定要我服用。当时，我的童心完全被他的爱心熔化了……我头一次体会到了师生之间如此美好的温暖感情。此后又过了若干年，师生感情又发展为对福音具有同一信仰的灵性感情，一直到今天已有数十年之久。自然，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仍旧应当说，四明中学的师生关系是不平凡的，是别的学校很难赶上的。

有一天，在一堂生物学课的讲课时刻，一位同学在听课之时受到了感动，站起来说：“顾老师，你为什么能这样好意待人呢？”顾老师回答：“不是，不是！不是我有什么好，乃是我所信仰的主耶稣教导我说所当说，做所当做的。”意思是，我在信主之前就不会这样。同学们无不为之感动。一位同学说过：学校几乎走向家庭化了。学生发表如此感想不是一件小事，学校的气氛感动学生，留下影响，其意义是深重的。

今天这个学校早已成为过去，校舍的大半已经改建了，倒塌了。然而有一股力量在感动我，吸引我，我于1949－1966年间，仍旧不止一次地去看望我母校的旧校址，藉以引起一些可爱的回忆。

(3)30年代，学校举行过几次学生布道会，同学们可以自由参加(当时学校里也有德育课或《圣经》课，都是作为选课的，由同学自己决定)。那时，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欢喜听听福音的内容和信仰的见证。由于这些讲道和见证，师生中受感信主的也颇不乏人；对福音抱怀疑态度的不是没有，但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至于抱敌视态度的同学，那就是十分个别的了。

我们有位教数学、物理、化学的老师，在教课方面极有才干，在教室里几乎做到“语无虚发”，深受学生钦佩。然而他讨厌宗教，他常对同学们说：“我是信仰科学的。”有时还特别加强语气。他的言外之意“我不赞成宗教信仰”。

某次在他教物理学时说到“能”的问题，他说地球上的一切“能”，都以太阳为来源，如果没有太阳，地球上的“能”都会消失。说到这里，一位姓毕的同学发问了：“那么，张老师，太阳的‘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张老师以为那个同学要把问题引向宗教上去了，他干脆回答说：“太阳的能是我给它的。”张老师对于宗教的厌恶，于此可见。其实那位同学并不信主，只因求知的欲望强烈，遂发此问。

这事以后大约一年多一点，张老师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了。一次，他说：“宇宙中有很多问题是科学无法解答的。”不久以后他又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个基督徒。”又说：“人的智慧、能力都是很有限的。”

过了若干时日，张老师的妻子(也是一位老师)患了瘫痪病，医药无法治疗。但是经过一位虔诚女信徒的祷告以后，竟然得到了奇妙的医治。从此，张老师就完全改变，作了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久，他又进一步，毅然献身成了一个专职传福音的人。

几年以后，我在武汉一个神学院里念书，负责主编同学会所办的一份叫《郇光》的刊物。那时四明中学里有两位老师(顾亚秋老师、蒋迪灿老师)为这份刊物写了文章，诉说主恩。这也给我带来了鼓舞和快乐。

(4)某一段时间，四明中学的篮球队在宁波各中学中成为一个最强的球队。某次，另一强劲的篮球队“青队”在宁波出现了。它连战皆捷，声势大震。后来，“青队”表示要同四明的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比赛的场地选在当时江北岸火车站球场举行，观众人群极为拥挤。二队相逢，势均力敌，胜负难分，争夺战进行得十分激烈。结果，四明球队以二比一的成绩取得了胜利。在场的四明同学和啦啦队，唱着当时流行的胜利歌曲走向学校。显然，我们都是怀着兴奋、自豪、胜利、得意的心情回到学校的。此后不久，“青队”就因挫折而解散了。

胜利了，师长和同学无不兴高采烈，校长徐询刍先生以茶点招待自己的球队以示鼓励和慰勉。同时，徐校长以真理的话语教导球队和同学戒骄戒满，以谦逊的心继续图强。这一次的精神教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心领神会，认为这正是基督教的信仰精神在学校里的具体表现。

(5)回忆：我读完一年初中以后，父亲已觉经济上力不能胜了。当时，每学期一次付清的学费和膳费，需要银币56－58元。这对我父亲来说真是一付沉重的担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父亲要我转到本教会所办的斐迪中学里去。这件事，不久以后被我班主任马时扬先生知道了。经他推荐，使我得以参加学校阅览室和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取得了助学金(有别于教会无偿的助学金)。就这样，每学期可以减去20元银币的担子，于是，我仍旧得以在四明中学读下去。

(6)在四明中学的年代里，大约有一年之久，我的信仰处于怀疑、冷淡、动摇的光景之中。后来，由于学生布道会，主的灵和他的道重新感动我，进一步照亮我。我看到了自己的罪愆和失败，悔改重生得救恩。于是我真正进入了主的怀抱。读到高中一年级，我又前进了一步，献身给主，愿意将来专心以传福音为己任。

高中二年以后，我遇到了一个机会，考入设在武昌的华中协和神学院，这是以后的事了。

今天回忆往事，作为教会学校，我认为四明中学的工作是相当成功的。师长认真教学，学生认真求学，学校风气为当时社会所称道。

(7)此外，有位懂得“世界语”的周老师为同学们设立了一班“世界语”课程。于是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的书声洋溢于同学之间。青年人求知欲望盛，对此无不高兴。

住在商科房子的同学们还加入了一个拳术班，天天早起练习拳术。少林拳、工力拳、击拳、太极拳，弹腿、八段锦，一应俱全。我个性好静，不爱运动，但那时对拳术却产生了兴趣，因此也学会了二套半，这些活动对我以后起了有益的作用。在四明中学的年月里，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我们还有学生军训课，为支援马占山将军英勇抗战而募捐，也是难以忘怀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对我有很大吸引力，其中的国外通讯、小言论、信箱，特别引人入胜，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和影响。

为这一切的往事，我感谢主恩，体会到主对我的引导和教育。

四明毕业升入大学和专科的同学，按我有限的认识，有谢明山、龚祥瑞、陈世振、吴元章、陈允甫、洪民、陈伯衡、刘约翰等人。这些同学中有的在国外得到学位回来，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同学中经过神学造就，在教会里以传福音为事业的，先后也有四五人，郑新民、盛足风、范爱侍、钟文华等等。他们在地上走过的路程要比别的同学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性质，神对于他们的计划和要求也与别人不同。对于他们具体的评论是不容易的，也是我没有权利作的。等到有一天当大牧人显现时，他要对他的仆人和所有的人们，说出决定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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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训对照：

“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诗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