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宁波教会的变化

四十六、宁波教会的变化

前面曾经说过，1954年年初，我接受了江东堂的工作托付。由于神的怜悯，看见教会在进展，得救的人数在增添，饥渴的灵魂在出现。到1956年和1957年，蒙恩情况特别明显。

次年，1958年，“大跃过”运动开展了，全国在变，教会也在变。(解放前宁波原有16个教派，18所礼拜堂。在运动中，在学习班里，决定撤消各教派的名称和组织，统称“宁波基督教会”。礼拜堂联合成六个，不久又减缩到三个，(江东区、江北区、城中区，每区一个)。不久，又合并到城中的百年堂，全市一个。过了一百天，又回复到三个，仍是每区一个。到1965年，又合成一个。

从1958年到1960年间宁波的传道人员全部进入牧场，后来又进入工厂。

到1961年，“神仙会”起了作用，从工厂里调出四个专职人员做教会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1962年，农村中一些停顿的教会重新开放。它们本是决定要保留的，因故也停闭了，此时重又开放。我们曾多次下乡，协助复堂。

到1964年，(“左思”又大大上升)农村教会恢复的堂所重又停闭。宁波市百年堂虽然开着，圣诞节却停止了纪念活动，这种形势使得众信徒的心情，教牧的心情都变得沉重起来。……

1965年初，原来宁波三个区的三个堂又重新合成一个堂，同时讲道的内容也变得非凡狭窄了，教会的存在实际上已成为形式，从那年起到1966年“文革运动”拉开序幕止，宁波教会(百年堂)“站讲台”的只剩下金志莲牧师一人了。诚实地说，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真实思想都被强大的形势所覆盖。只有天上的神才知道各人心中所想所望的是什么。

1966年起极左思潮大大泛滥，史无前例的“文革”大动乱在全国范围持续了十年之久。这场全民族的大浩劫震撼了十亿人心，人们为它所造成的后遗症大大担忧。

宁波的“文革”是通过冲击宗教界而揭开序幕的。事情是突发的，那年七月十日凌晨开始，全体教牧不论在职与否都变成了“牛鬼蛇神”。

作为一个基督徒又是事奉主的，对于这个史无前例的考验作何思想呢？除了与全国正直的人抱有同感以外，他们又有来自信仰上的看法，他们接受《圣经》的教导：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8:28)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罗8:35)

“我们为你的缘故，……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罗8:36)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8:17)

对于“文革”十年，全国人民的良智已经有了评议。党中央政府也有更明确的结论。我不需要在这里说什么了。

就属灵方面说，我个人从苦难中受到了很深的教益。我从神所得到的比所失去的更多，也更为美好。人所加给我的痛苦和羞辱虽然是大的，但是，神所补偿的属天恩爱却是更大，更深，更甜的，使我终生得益。那些年间，神和我，我和神，变得亲而又亲，近而又近了。而这又是地上任何财宝所不能比较的。

全国有德有识之士将会从这场空前的大变局中吸收教训，化作力量，唤起民众，奔向前方。

神的仆人更当深自反省，使所受过的难处不至于徒然，使消极的经验转化成为积极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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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史料，附记解放前与解放初期宁波市区各个教会系统的名称与堂所如下：

(1)中华基督教会(即长老会)：府前街大教堂，槐树路会堂。

(2)浸礼会：中山西路真神堂。

(3)圣公会：百年堂(大梁街)，基督堂(孝闻巷)，仁恩堂布道所(县学街)。

(4)循道公会：开明讲堂(开明街)，江北堂(江北外滩)，江东堂(百丈路)。

(5)伯特利：伯特利总堂(草马路)，城中堂(东大街)，锡安堂(西门外)，

天恩堂(郁家巷)。

(6)基督徒公会：圣教堂(张斌桥)。

(7)中华自立会：南郊堂(鄞奉公路边)，北郊堂(北郊路)。

(8)基督徒聚会处：和义路会所。

(9)中华传道会：药行街会所。

(10)安息日会：警世堂(和义路)。

(11)真耶稣教会：会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