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离别

战争又蔓延到上海来了，而且这次情形更糟。上次日本人的侵略虽然可怕，那还是外来威胁，可是这次是内战，其危险性就更加大。中国人都心内惶惶，我们也被迫考虑别离中国到美国。朋友们有办法的，大多数都逃掉了，李曼小姐也订了好几次去美国的船票，但每次都因我的健康情形太差而取消。我久病衰弱，旅行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干妈，你走吧！”我对她说：“记得日本人把你送进集中营的事吗？现在政局改变，可能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还可能更厉害呢！我是中国人，无论如何总比较有办法。“不行！”她非常坚决地说,“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一天，有人来敲门。一个英俊果敢的青年说要见我。他随即冲了进来说：“我是负有特别使命来的，我们要你加入我们这一行。”“你没有看见我又老又瘦又病吗？”我回答，“加入什么一行也无用呀！”他抽出一大叠的书报杂志来，“这不是你的名字？”推到我面前来指给我看。那些文章，都是我以前写的。“我们要你留在这里，替我们一行写作。我会再来看你。”

他走了，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人来了，作同样的要求。第三天又换了一个。我把这件事通知亲友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赶快走吧，到李曼家。我们宁愿看你掉在海里，也不愿你落在人手中。”

我迫切地祷告，求神给我智慧，我想，我一个人不要紧，但我不愿留在这儿危害我的亲友们。于是我跟李曼小姐商量，好不好先去美国领事馆申请护照，然后才去订船票，一个朋友有一架豪华轿车，愿意送我们去领事馆，我们要去问问看可不可以带个佣人去，不然的话，我怎能在美国生活呢？

六十岁的李曼小姐，倒比平时更有精神地走上领事馆的石级。我心里想：她比我强壮，她会比我更有多的岁月服事主。所以如果我陪她去就是不能作什么也没有关系，她可以在美国继续事奉主。李曼小姐出来的时候，对我说，领事馆绝对不答应她带佣人去，我们只好回去了。她又加上一句，“你总是说没有佣人根本别谈到美国的事，所以我们不能去了。”

“等一下”我说，“既然我们到了这里，我跟你一道去见领事，总有好无坏吧！”于是李曼小姐、佣人、朋友把我扶出汽车，又扶进了电梯。办公室的小姐说：“你真聪明，趁能走的时候快走。可是你得先去见医生，他才是决定你能不能走的人。”

我遇见过许许多多的医生，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美国医生，拉着长脸，尽嚼口香糖。候诊室里大约有卅个人。每个人都大声跟他吵，质问他为什么不许他们去美国，他毫不在乎，还是猛吃口香糖。轮到我了，他要我躺在一张又高又硬的桌子上，头上一盏强烈的灯光照下来，简直使我受不了。

“你的头发怎么搞成这样？”他大声咆哮，我不能撒谎，老老实实告诉他，是为患疟疾发高烧，烧掉了头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黄？”我告诉他，这是长期吃抗疟疾药的缘故。他再仔细检查我。“你左手的食指和右手的大姆指的指甲里，都有霉菌。你先去找外科医生，把指甲连根拔出来，再来看我。”

李曼小姐吓了一跳，想跟他辩驳，我摇摇手，用中国话对她说，这种时候最好别作声。我们立即去见伍医生，就是那位仍未信主的外科医生，我们的好朋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照着规矩是应该到医院里去施行这种手术的，不过为了我，他愿意在我房间里替我动手术。那时刚好有三个信主的朋友来看我，在我接受手术的时间，他们跟李曼小姐到她房里去同心为我流泪祷告。把指甲拔出来那种惨痛，我无法形容，简直是受极刑！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领事馆，通过了体格检验，领事便批准了我的入境证。天哪！没想到有那么多张文件要签！回到家来，天都黑了，我们也累死了，到睡觉的时候，我双手开始剧痛起来，显然是签字签得手指的绷带松掉了，墨水渗进了伤口里。佣人小汪，整夜陪着我，可是我痛得一分钟也不能睡。李曼小姐的房里有电话，直通我的房间，但我不愿吵醒她。天快亮的时候，她进来看我，我告诉她整夜都没睡。她看了我的手，脸色变得灰白。“赶快去请医生！”她说。

我的双手肿得又白又胖又满了脓，已经肿到手臂上差不多五寸那么高的地方了，医生来看见，脸色白得像纸，话都说不出声来：“蔡小姐，真对不起。”最后他说，“你马上得去医院，把手臂据掉。”李曼小姐和我俩人都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哭不出声来。友人都骂医生这么大胆，以为他能在医院外行拔指甲，这样的细巧而危险的手术，其实全是墨水渗入的缘故。

“蔡小姐，还有一个最后的办法。”伍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可以再开一次刀。如果毒素可以向下放出来，不再上升的话，就有救了。”我只好无力地同意了。毒素已经使我作呕、头晕、发热了，还有什么好说？第二次的开刀比第一次更可怕。李曼小姐只好再回房中去流泪，哀求主施恩帮助。医生再行手术，又把我的手指浸在浓浓的药液中。那种疼真无法忍受。“如果毒素不出来，我们就要急送到医院去！”他这样警告我。

我忠心的佣人苗妈，待我真像亲姐妹，她三日三夜扶住我的手，浸在脸盆里。在那三日三夜中，医生每日三个小时给我打一针盘尼西林。主再一次显出祂的神迹。最后我们看见肿毒渐渐退下去了。亲爱的苗妈，一句也没抱怨，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的劳累，只顾扶住我的手，保持浸在药液中。过了几星期，我的手还未完全复原。那时，战争的消息越来越近多了。

终于我们的护照弄好了，拖到这个时候，航行美国轮船只剩下一艘。李曼小姐打电话给轮船公司的经理，他说：“李曼小姐，根本没机会！有三百个名字在候客单上呢！”她请他尽量想办法，而她自己呢——也为这件事恳切祷告。

过不多久，电话响了。“李曼小姐，有两位乘客因病不能动身。”那经理报告，“我觉得应该给你们两位病人优先权，所以让你们跳过候客单那一道手续。不过我只能给你们六人一舱的船位。”“我会再祷告，请你尽量再想办法。”李曼小姐再请求说，“因为我们有病，不愿吵扰他人。如果你能给我们双人舱位，真感激不尽。”“不可能，不可能！”经理喃喃地说。

神再次行了神迹——我们得到了一个双人舱位！

我们有许多信主的朋友不能离开，他们坚立在主的真道上，勇敢地忍受了，然后一个个被主接去！这些朋友当时都前来送我们上船。

那次的离别真不好受，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再也不能跟他们见面了。苗妈十九岁就来我家，服事了我十八年，在我记忆中，她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要分别的时候，她说：“蔡小姐，我把你的枕头弄得舒服点，好吗？”她的声音都哽咽了。我也泪眼模糊地看着她，轻声说：“苗妈，从今以后又有谁来跟我把枕头弄得舒服点呢。”她的泪珠像豆粒一样大，滴在我手上。这个像亲生姐妹的女仆，也许今天还活着。我常常想念她，不知她是否逃脱了战祸，适应了变局？也不知她现在活在何方？

三位医生护送我上船，伍医生是其中之一。他与我握手告别，眼眶也红了。“真舍不得你走”他低声说。在这样亲友围集的场面中，我还有最后的机会跟他谈救恩吗？我决定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不惜任何代价。

“这是我送给你的圣经”我说，“希望你读的时候，神会亲自对你说话。你只要相信了主耶稣，我们总有一天会在天堂见面的。”这种话我不知跟他说过多少遍。他都不肯听，这最后一次的重复会有用吗？我只有再替他献上一次虔诚的祷告，然后跟他说再见。

船开了，李曼小姐和我勉强再随众人来到甲板上，向我们所爱的中国，作最后一次的道别，在眼泪中作最后一次的凝视！那天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就会这样静悄悄地消失，我们自已也不觉得有什么希望。李曼小姐六十九岁了，我也已经五十九，两个又有病，又衰弱的人，还有什么前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