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圣光学校在重庆山洞

我们有意办学，是受到内地会子弟学校佳绩的启发，认为很可借鉴。但是，一所外国差会的子弟学校，也有其特殊性。我们办学，招收的对象是中国学生，学校应有哪些特点？我们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如何？这些都是必须明确的重要问题。

先知但以理是圣经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既有“美好的灵性(但6：3)”，信仰虔诚，坚守真道，又“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俱备(但1：4)”。在众多的青年人中脱颖而出，以其过人的济世之才，备受异邦君主的青睐，成为数朝之重臣，治国安邦，造福社会；并引领了两代君主——尼布甲尼撒和大利乌归依真神，使神的名大得荣耀。圣光的诸位校董在筹划创校时就一致认为，振兴中华正需要但以理式的青年，应将灵性美好，学识渊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英才，作为本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学生在中学时期，由少年成为青年，性格和智力走向定型，理想与世界观也在逐步形成，学习是为日后研究高深学问及从事各种职业做准备。这是人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此我们决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学教育上。

在了解国内外中学教育的现状时，英国的“公学”，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所谓公学(publicschool)，其实是私立学校，并非“公”立，为英国的模范中学。学生十三四岁入学，十八九岁离校，与我国中学生的年龄相仿。此类学校规模不大，班级人数也少，每班仅20人左右。师资力量强，师生比例约为1：10，高出一般学校甚多。学生一律住校，教学要求严格，重视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学生兴趣广泛，思路开阔。高低年级学生之间接触的机会甚多，以便在步入社会之后，彼此关照，相互提携。由于教学质量高，公学的毕业生，多数均能升入名牌大学深造。该国的上层人士，如首相、议员、将军、主教、部长以及**官等，大部分均出自公学。工商界中有三分之一的高级职员，科技界中有三分之二的专家学者也出自公学。为了保证生员的质量，英国还有一批专为公学育材的私立小学，即所谓的“预备学校”(PreparatorySchool)，是小学中的重点，规模不大，学生可住宿也可走读。公学历史悠久，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确是一种能培养优秀人才的教育制度，值得借鉴。

反观当时中国的私立学校，学费是主要收入。为扩大财源，每班学生普遍达四五十人，同一年级中，还有多个平行班级。所以，一所六年制的中学，人数少则数百，多则两千，师生比例大大超过1：20。我们决定，参照英国“公学”的规模，将每班人数定在二十人左右，每一年级也只开设一班，尽量收住宿生。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加强集体观念，养成按时作息的良好习惯。当初高中齐全时，全校六个班级，师生总数不超过两百人。规模如此之小的中学，实为国内所罕见。难怪有的朋友担心，按照当时的国情，我们既不可能像英国“公学”那样收取昂贵的学费，招生人数又少，收入有限，菲薄的薪金怎能吸引高水平的师资？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又怎能吸引优秀的学生前来报考？结果岂非事与愿违吗？。

我们深信神既然能感动办学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王省三弟兄舍高薪而来校，也必定会为我们预备更多合格的教师。实行“小班化教育”的方针不可动摇，只有班级小，人数少，教师才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教育每个学生，增强师生之间交流的密度，使学生从教师的言传身教之中，接受薰陶与感化，成为我们所期望的有为青年。

师资是学校的灵魂。圣光中学聘请教师的条件是：有真才实学，具备大学毕业学历，能对学生循循善诱者。教师中要以清楚蒙恩得救，为事奉神而来教育学子的弟兄姊妹为主；少数教学有方，品行端正的非信徒，只要对基督教不持反对态度，又自愿来校服务的，我们也聘用。

内地会子弟学校从三名孩童办起，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中学，从两个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他们的经验启示我们，创办一所高质量的学校，要稳步发展，循序渐进，所以我们决定中学部开始只设初一班，随着学生的升级，每年自然增加一个高班，直至高三。也就是说，准备用六年时间，把中学部发展成初高中俱全的完全中学，并培养出在本校读完全部中学课程的首届高中毕业生。与此同时，开办类似英国“预备学校”的小学部也非常必要。学生自小学毕业，不再考试，全班升入初一，以保证圣光的优良校风稳步形成。因此，在圣光开办之初，全校只有七个班级，一百二十九人。小学从一年级至六年级，六班齐全，一百二十人；中学部仅一个初一班，九名学生。

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如此之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我国的学年，都是从秋季始业的。寒假中转校的学生本来不多，尤其是初一，有谁愿意刚进中学又立刻改校呢？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我们的主观方面。想到在今后的五年半中，这将是全校的最高班，该班学生的质量，对圣光校风的形成和校纪的维护，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招生宁缺毋滥。

1942年岁末，盟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根本转机。人们怀着欣慰之情，步入前景光明的1943年。此时，我们比世人更觉快慰，因为校舍建成，立案批准。师资齐备，多年的办学宿愿，即将实现。抚今追昔，回顾神一步步的奇妙带领，怎能不深深向他献上感谢和赞美呢？

新年一过，教师们就更加忙碌地为开学作准备了。中小学的寒假很短，仅两周左右，二月五日又是春节，时间紧迫，招生只能放在春节之前进行。一月底，同时在重庆市内和本校举行入学考试，小学一、二年级，只招收附近的走读生；三、四年级可申请住读；五、六年级和初一则以住读为主。考后迅速评卷发榜，一切顺利。

1943年2月13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圣光学校诞生了！当日天气晴好，开学典礼庄严隆重。学生在大门口分班集合，随着悠扬的琴声列队步入礼堂。董事长张治中先生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临训话，勉励全校师生。我和王副校长也先后讲话，我简述了学校创立之奇妙经过，归荣耀给天上的父神。张先生还特地带来摄影人员，将典礼的主要情景摄成十五分钟左右的记录影片，在当时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真是难能可贵。

开学以后，师生关系融洽。因实行小班教学，课堂秩序良好，无论课内课外，教师都有充裕的时间来辅导每位学生，学生的进步较快。住校生虽是初次离家，年纪又小，但在教**母般的关怀照料下，很快适应了集体生活，深得家长的赞许。第一学期结束，暑期招生时，报考者十分踊跃。不算市区，仅山洞镇来校投考的，就达一百七十余人。我们按照各班可以接收的名额，从中择优录取了六十九人。全校的最高班由初一升为初二，班级人数也由九人增至十七人。

抗战期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不多。圣光教师的待遇又比不上其他私立学校，但自1943年开办到1946年迁离重庆，短短三年之中，具有大学或更高学历的弟兄姊妹，为事奉主的缘故，甘愿舍弃别处高薪来此执教初中或小学的，竟络绎不绝。神为我们这所初创的、小小的学校，预备了众多优秀师资，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如王副校长毕业于之江大学化学系；姚如云(Rev.GordonAldis)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彭励生(Rev.Benson)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沈葆德、陈玉箴和尹师母丁素筠均毕业于美国着名大学；陈观烈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陈勉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系；胡伯亮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系；丁宝筠、郭兆和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副修音乐；刘德馨肄(yì)业于杭州美专（浙江美术学院前身），毕业前一年应征，为驻华盟军担任翻译，服役期满放弃回校，志愿到圣光服务；朱嘉宾、黄端肄业于中央陆军大学；在中央卫生实验院任职的王岳博士和校董梅贻琳博士也曾短期在校兼课。此外，还聘请过毕业于中央大学农业机械系的曾德超先生；在中央大学生物系任教的赵汝祺先生和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的林廷宏先生等。其中陈观烈、陈勉，胡伯亮，曾德超，林廷宏诸位离校后，均赴美深造。圣光各学科师资力量之强，由此可知。英语概由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师讲授，更是其他学校所难以比拟的。

圣光对体育运动甚为重视。校园的范围不大，地势不平，山石嶙峋。我们因地制宜，修建了小型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板羽球场、五十公尺跑道、沙坑、秋千架及室内乒乓台等，经常开展各种比赛。1943年秋，规模空前的重庆市中学生运动会在青木关举行。当时圣光开办尚不满一年，中学部也只有初一、初二两班，合计不过三十余人，但也派出了四人参赛。在与数十所学校、数百名健儿的激烈竞争中，竟有一人荣获初中组女子百米季军，使圣光成为报上有名的少数学校之一。

圣光的文娱活动也丰富多彩。经常举行学生画展、音乐会、演讲或书法比赛，还有爬山、远足、露营和野餐等活动。以增强体魄，陶冶(yě)情操。

在日常生活中，师生的宿舍彼此相邻，在同一食堂中吃同样的饭菜，各项课外活动也多由老师带领进行。教师不仅授业，而且育人，与同学完全打成一片。学校犹如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充满了基督之爱。

姚牧师的卧室是同学课后爱去的地方。房间不大，但总是挤满了人。他为低班同学准备了各种智力型的西洋玩具，件件引人入胜；高班同学，可以在那里下棋，听唱片，或听他讲故事。真是各有所好、各有所得、热闹非凡。他一听见有人敲门，便立刻大声地回应“Comein!”，笑脸相迎，从不拒绝。晚自修后，学生就寝，他便开始在楼下礼堂练琴，用优美的旋律，把一个个刚结束全天紧张学习的孩子，送入梦乡。

抗战期间物资匮(kuì)乏，物价飞涨，办伙食总是令各校头痛的事。为了回避矛盾，通常都把学生的伙食包给校外的人去办，致使弊端丛生，反响强烈。我们有鉴于此，特选派一位主内的姊妹毛师母，专职负责食品采购及每日菜谱的安排。她工作尽职尽责，饭菜可口，富有营养，师生及家长均感满意。

我们办学的主要宗旨是带领学生明白基督的救恩，内地会子弟学校的毕业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清楚得救。他们的宝贵经验，很值得借鉴。如该校每天有一次教职员祷告聚会，各人先念出自己代祷的那部分学生名单，然后同心祷告，求神不让一名学生尚未得救便毕业离校。课余时间，教师多方与学生接近，作个别带领的工作等。至于是否要开圣经课程，我们感到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内地会子弟学校的家长中，传道人占绝大多数，开圣经课自然符合他们的心意；但圣光是一所普通中学，不一定要效仿。何况当时国内一般所谓的“教会学校”，虽开设了圣经课，但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学习的动力不是对神话语的渴求，而只是为了分数，这无助于真正信仰的建立。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127：1-2)”。像内地会子弟学校那样，我们也把为学生灵魂的代祷，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清晨起床以后，信主的教职员一同聚集，每天为一个班级代祷。祷告之前，级任教师先念出全班学生的姓名，简要介绍各人近况。早餐之后，全校学生齐聚礼堂举行半小时的朝会。先唱一首诗歌，随后由一位教师或来宾，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解圣经基本要道。最后祈祷散会。饭前起立，师生同唱谢饭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徒2：46)”。

平时校中常有聚会。每周有两次晚间聚会，星期天有主日崇拜。聚会一般由在圣光工作的内地会同工姚如云牧师和彭励生牧师负责，也时常从校外邀请着名的中外传道人来证道。其中有赵君影、于力工、倪柝(tuò)声、江守道、计志文、王明道、贾玉铭、张怀德、陈崇桂、华北神学院院长何赓诗博士(Dr.W.W.Hopkins1945年1月28日)，内地会华福兰会督(BishopHoughton1945年6月6日)，循理会戴永冕牧师(JamesHudsonTaylor1944年及1945年夏季)，澳大利亚悉尼市的摩威尔大主教(Rev.H.W.K.Mowell，ArchbishopofSidney1945年11月15日)，袖珍圣经会的魏格纳牧师(GlennWagnerofThePocketNewTestamentLeagues1946年3月1日)等。各种聚会师生均自由参加，并向外界开放。“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林前9：23)”。

学校自开办的1943年起，每年暑假期间，都举办夏季灵修会。聚会分为两个阶段：开始几天，以本校学生为对象，自由参加，教师主领。除属灵造就外，尚有适合青少年的一些活动，如背诵经文，制作出典于圣经的手工艺品比赛等。随后七至十天，以成人为对象，欢迎校内外各方人士参加。每天上午、下午及晚间聚会三次。感谢神，每年都及时预备他的忠仆前来领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创22：14)”。

1943年首届夏令会中证道的，有贾玉铭老牧师及江守道弟兄等。江弟兄每晚一题，传扬福音，并佐以动人的见证和故事，深入浅出，收效甚着。最后一夜以“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耶8：20）”为题，一语双关，犹如旷野的人声，铿锵(kēngqiāng)有力，发人深省。学校董事长、政治部长张治中先生，校董、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先生等政要均与会，并合影留念（图14）。

1944年夏天来领会的，有陈崇桂牧师和戴永冕牧师等。陈牧师早已与我相识，1934年9月赴长沙公干期间，在湖南圣经学院作蒙恩见证，便是由他记录并整理成文的（附录一）。1941年新加坡教会请他去主领布道聚会，12月4日抵达，不料4天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5日新加坡沦陷而被羁(jī)留。在日寇的统治下，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然而蒙神保守与带领，于1943年12月4日平安回国，历时两年整。1944年1月15日到重庆后不久，便在圣光学校的聚会中，详述他在海外蒙难与脱险的见证，令人深受感动。后用英文写出，并由内地会出版发行。

戴牧师是我们在河南开封时的密友，1940年离开了沦陷的开封，举家西行，在陕西省凤翔县主持与内地会合办的西北圣经学院。他放弃暑期的休息，偕(xié)家人从西北辗转来到重庆，主领校中的夏令会，实属不易。当初他的一席话，引发出我们办学之念，如今见已成真，自然令他倍感欣慰。他以“你们要完全，象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48）”为主题，逐日阐明信徒成圣的真理，并教唱三段经文：（出15：11），（诗1：3）和（赛58：11）。给与会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1945年7月，戴永冕牧师又偕西北圣经学院的同工马可牧师和霍冠英牧师来渝，一同主领圣光学校的夏令会，更是难能可贵。

1946年因准备迁校，提前放暑假，夏令会在4月底至5月初举行。王明道弟兄应邀从北平千里迢迢(tiáo)来到重庆主领聚会。他着重勉励信徒在世人面前应有好的行为，作光作盐。还讲述了自己在古城沦陷期间，坚守主道，置生死于度外，不向日军妥协的感人见证，身教与言教并举。他为众多圣光同学的题词：“处世莫作临风草，爱主须同向日葵”，诚为至理名言。抗战以前，王弟兄就曾来开封在我们家中主领聚会，如今久别重逢，互叙离衷，同数主恩，心中满了喜乐与感谢。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师长的代祷和各种聚会的感动呼召，使主的真道渐渐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开始生根发芽。来校就读一段时期之后，接受耶稣作自己救主的学生与日俱增，这自然是我们高兴的事。但对尚未信主的，也照样关怀爱护，绝不歧视，并继续为他们代祷。

信主的同学成立了团契，每周定期聚会，彼此交通勉励。有的同学在班级中自发地编写墙报，为主作见证。以下是一份墙报的“缘起”：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6）”。

我们就凭着这一节宝贵的教训，而担起一件自知不能胜任的工作来，在这里就是我们工作的表现——这份小小的壁报，

文句是幼稚的，编排是杂乱的，内容当然也不充实；但我们并不企图用锦绣的文句，缜密的说理，求劝同学们信主。

我们知道少年人的心地比较单纯洁白而富有热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敢于献出我们赤热的心，向同学们呼召，来一同归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虽然我们的呼声渺小微弱，但我们把“它”当作是在高山深谷中的一声呼叫，所以我们希望着，也深深地相信着，这一微弱的声浪，将能换得更宏亮的山谷的回音。

1945年11月6日下午，赵君影牧师以“奉献”为题，在圣光主领学生团契。讲道结束后，到会的八十人中竟有六十余人踊跃举手，愿将自己奉献给主，学生中属灵的光景可见一斑。

多加，是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一位女信徒，“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徒9：26)”，深受众人的喜爱。她患病而死，后因使徒彼得的祈祷复活。为效法其懿行，欧美学校中，常有名为“多加社”的学生慈善组织。自愿参加者将课余劳动所得的钱财，用于各项捐助。在姚牧师、施教士的倡导之下，从1943年学校初创时起，就成立了“圣光多加社”，社务全部由入社的同学自行管理，这是一项培育青少年乐善好施高尚品格的有益的活动。

当年夏季，河南大旱，灾民颠沛(pèi)流离，处境悲惨。在得悉政府号召救灾之后，多加社出面组织了一次赈灾义卖活动。许多同学捐出自己心爱的玩物，并在刘德馨老师的指导之下，用石蜡制作了许多形态逼真的小手工艺品，义卖之日，同学纷纷将父母长辈请来，参加义购，展品被销售一空。一笔数目虽小，却包含着众多圣光同学爱心的捐款，送往灾区，带给灾民们一丝温暖。

校中传扬福音的圣工，既使同学和附近的居民受益，也使家长和教师蒙恩。如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刘攻芸先生，信主以后热心圣光工作，对学校帮助甚大。教师范尔锐先生虽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却并未重生。他在圣光进一步明白了真道，离校不久便清楚得救，改名范保罗，立意效法保罗，为主做工。刘德馨先生在校期间，灵命进深，清楚神的呼召，去读神学，从神学院毕业后，又重返圣光任教。

神还为我们敞开了外出证道之门。1945年3月11日，尹师母应邀去广播电台用英语证道；同年夏季，赵君影牧师等发起组织“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同时召开首届夏令灵修会，计有三十六所大专院校，二百零五人参加。7月17日，我和尹师母到会证道，光景甚好。后来圣光聘请教师，得到该会不少的帮助。

1944年秋季，初中的三个年级均已齐备，但原有校舍的利用率业达到了极限，要办高中需扩建校舍，否则一年之后，首届初中毕业生便将离校。扩建的费用相当可观，按当时物价估计，非五百万元不可，我们为此事切切祷告，并得到内地会董普华牧师（Rev.RobertErnestThompson)的热心帮助。自珍珠港事变后，中、美、英、苏结成同盟国，并肩作战，英国成立了一个援华会，以加强对中国的支援。董牧师是英国人，与该会有往来，1944年11月初，他主动写信给英国援华会，代我们申请二百万元援款，用以扩建校舍。熟料此时湘桂战线突然吃紧，为了领我们到“丰富之地”，神先让我们“经过水火”（诗66：12）。

1944年11月11日传来恶讯，在35万侵华日军猛攻之下，广西省的两座主要城市桂林、柳州同时失守。此后，日军以平均每日十七、八公里的速度沿铁路线西侵。11月27日，占领南丹，离贵州边境仅三十公里。12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黔(qián)桂边境防线，侵入贵州，开始北犯。12月3日占领独山。同时第三师团攻陷荔波，都匀告急，如果得逞，敌军离贵阳将不足一百五十公里。日益恶化的战局震撼着整个大后方，重庆已经有人在准备逃难。就连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任蒋介石先生军事顾问的美国魏德迈中将，也提出迁都昆明的建议，但被蒋先生拒绝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我们只有和校内的弟兄姊妹一同为国家祈祷，切切求神施恩拯救。姚牧师以敦克尔克撤退的事例勉励大家要仰望主。1940年5月底，以英军为主的数十万盟国部队，被德军驱赶到比利时的滨海小镇敦克尔克附近，眼看将被全歼，情况岌(jí)岌可危。在此紧急关头，对岸英伦三岛信徒的恳切祈祷蒙神垂听，英吉利海峡上空竟连续数日出现浓雾，强大的德国空军无法出动轰炸扫射，一向波涛汹涌的海面，也变得格外平静，致使三十三万盟军得以在一周之内安全撤回英国本土，这是二战中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撤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内地会子弟学校类似的经历，也使我们很得帮助。当年日军在山东威海登陆以后，便向数十公里之外的烟台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败退，学校前景堪虞，英国领事通知校方“准备撤离，随时待命”。但全校同工信靠主的应许，心中平安，认为不需逃难，照常上课。一天夜间，离校不远的阵地上枪声大作，持续近一小时，附近村民纷纷骑上驴骡奔逃，但学校蒙神保守看顾，安然无恙，直到战争结束。

战争期间，该校的多思怀特医生(Dr.Douthwaite)因有基督之爱，曾热心救护中国伤兵数百人，各界人士感佩不已。战后学校兴建新楼，中国军队的司令官及时赠给石料一千六百担作为回报；一家船运公司帮助学校将定购的大量木板由上海运抵烟台，又送到工地，使工程顺利进行。在战乱笼罩的阴影中，他们荣耀了神的名，也得到了神的赐福。

以上的见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8)”。往日主向信靠他的人如何施行拯救，今**也必行同样的事。“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9：33)”。日本的侵略是非正义的，无疑也为神所憎恶，此次进攻来势虽猛，然而主不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路21：18)”。所以当世人惶惶不安时，我们的心却平静安稳，校中一切工作均照常进行。果然，日军在占领独山以后即被我军遏止。12月8日，收复独山，乘胜追击，很快便把日军逐出贵州，退至广西河池，时局转危为安。雨过天晴了，感谢赞美主！

这时内地会华福兰会督正在澳大利亚各地访问教会。他从报上看到日军攻入贵州，便迫切地为中国祈祷。他得到了主的话：“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伯38：11)”。深信日军再不能向前推进，事实果然如此。这是他在一年之后，1945年11月18日，来校讲道时所作的见证。可见神是听了他众儿女的祷告，经上记着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5：16)”。

1945年元旦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危难已经过去，胜利即将来临。随着局势的逐步稳定，我们又将扩建校舍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月22日下午，内地会代理会督董守义牧师(Rev.JohnR.Sinton)，卫理公会的理斯牧师(Rev.Rees)和莫滕森先生(Mr.Mortensen)由尹师母陪同参观学校，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董牧师愿意代我们再向英国援华会申请赞助。次日我和尹师母又去内地会，请董牧师陪同有关人士正式来校视察。1月24日下午，英国大使馆派卡赛尔先生(Mr.Cassels)先生，红十字会派布朗特先生(Mr.Blant)先生与董牧师三人同来，初中女生在操场上表演集体舞剑以示欢迎，获得好评。2月9日，董牧师在电话中转告：英国援华会已同意我们的申请，拨款二百万元，资助扩建校舍，开设高中班。2月16日，重庆各报均报导了此事。另外三百万元经费，神也及时地为我们备足。暑假来临之前，一排崭新的平房，在离主楼不远的地方，顺利竣工。这与当年内地会子弟学校未遭日军骚扰，翌(yì)年又建成新楼的经历何其相似！全校师生为此向神献上了感谢赞美。初中毕业班的同学更是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可以在母校继续升学了。6月29日，圣光举行第一届初中毕业典礼，共有毕业生十七人。9月8日开学，高一年级增至二十四人，其中有十五人是本校原初三班的同学。圣光朝着完全中学的方向，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开学之前，还有一件值得叙述的喜事：师生们所久盼的校歌诞生了。词作者是中国教会着名的老前辈贾玉铭牧师，曲作者是我国早期着名音乐家胡周淑安女士。歌词灵意深远，旋律优美激越，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极富感染力。歌词共分三节及副歌一段，全文如下：

圣光校歌

一、美哉圣哉，万世真光，旭然东升极辉煌；

普照中华，文化发扬，首沾教泽远且长；

有教无类，天恩浩荡，欣看桃李满门墙。

二、英才济济，惜阴如金，春风化雨气象新；

四育并进，业精于勤，日就月将培天真；

诚朴无私，光明真纯，无愧堂堂大国民。

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爱中培栽化育深；

真理灌溉，励行敦品，富有爱国之精神；

道学兼优，福利人群，不负万众希望心！

副歌美哉圣光，荣哉圣光，旭日东升极辉煌；

信心工作，爱心劳苦，忍耐盼望恩无量！

高质量的教学水平，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特别是师生之间充满的基督之爱，竟使创办不久，规模很小的圣光学校声誉鹊起，好评如潮。上层社会人士纷纷送子女前来入学。据今回忆，当时知名度较高的家长或亲属计有：国府委员冯玉祥，立法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外交部长王世杰，军政部长陈诚，政治部长张治中，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fú)，两位宪兵司令贺国光及张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政治部副部长粱寒操，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教育部次长朱经农，财政部税务署长张静愚，重庆市社会局长包华国，中央医院院长梅贻琳，前南京市长刘纪文，前天津市长萧振瀛(yíng)，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mào)，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高大经，着名乡村教育家晏阳初等。其中半数家庭有子女两三人在校。此外还有不少家长是着名律师、工程师、医生、学者、工商业家和高级职员。难怪有人把圣光喻为中国的“伊顿公学”（一所着名的英国贵族学校）。其实，圣光一贯以公开登报的方式，面向全社会招生，录取与否全凭成绩决定。如考试不及格却执意入学，只能试读，待考试合格后，方可转为正式生。虽然与他校相比，上层社会子弟的比例较高；但大多数学生仍来自普通家庭。如果家境清寒而品学兼优，或为传道人的子女，还能获得减免费的照顾。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既写进校歌，也付诸实施。

学生入学以后，在教学、住宿和膳食等各方面，均一视同仁。期终的成绩报告单上，不仅有单科的成绩，而且还有按总成绩排定的名次和品德评语。国文、英文和数学三门主科中，有一门不及格可补考，若两门不及格，必定留级，决不通融。所以学生在校，均能孜孜不倦，勤奋好学，以在班级中名列前茅为荣，鲜有人自诩(xǔ)门第。一些曾在家中养尊处优、过惯“小贵族”生活的学生，住校以后，生活学会自理，并崇尚俭朴，从服饰举止上，很难看出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因此圣光非但不能算“贵族学校”，反倒真是一所平民化的学校，它全新的校风与学风，给前来参观视察的中外人士，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富家巨室的优秀子女，愿来圣光就读，我们是欢迎的，这不仅表明上层社会对我们办学成绩的肯定，并且很盼望神的福音能进入他们的家中，使一些对国家和社会较有影响的人士，归向基督。

1946年3月19日，重庆“大公报”等均刊出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如下（图15）：

“本市公私立中等学校六十五所，经教育部渝区中等教育视察团视察结果，成绩优良者有南开、复兴、广益、树人、巴蜀、青年会、恣(zì)训、圣光、复旦等九中学，教部特予嘉奖。”

全校师生都为获此殊荣而欣喜万分。我忆起1940年11月26日夜晚，当我读神的话“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件不及人的(林前1：5-7)”时，由于联想到张伯苓先生原来习武，却能办好南开中学的事例，而明白了神要我亲任校长之职。如今建校不过三年，中学部仅四个班级，百余名学生，果真与久负盛名的南开中学并驾齐驱，一同受到我国最高教育部门的明令嘉奖，神的话语是何等真实可信！感谢他的大恩，赞美他的大能！他使我们这一班无用的仆人，为他作了美好的见证，圣光学校名符其实地为主在世上发出了圣洁之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6)”。“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