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脱离政界的经过

蒙恩信主以后，我和尹师母一直想早日脱离政界，专心事奉主。当我清楚神要我办学并亲任校长，辞意更加坚决。曾数次口头或书面向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提出辞职申请，均未获准。政府为保障抗战期间大后方军民穿衣的基本需求，1943年圣光学校创立后不久，由财政部筹建了一个新机构——花纱布管制局，来统管全国的棉花、棉纱和棉布。因为它的实权很大，不少人为之眼热，孔部长未征求我本人的意见，便任命我为该局局长，他对人说：“尹某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信任他”。

刚得知这新的任命时，真不明白主为何使我辞职不成，反倒被委以更加重要的职务，心想这难道不会影响我办学的事工吗？不免有求饼反得石(路11：11)之虑。但主藉着他的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约2：4)”，使我明白，神带领我脱离政界的时候尚未来到，应耐心等候。于是，接受了新职。

到任以后，公务比以前繁忙，平时均在局里生活，只有周末才有暇回山洞镇家中休息，并去学校看望师生，商谈校务。前已述及，虽然我在校中的时间不多，但学校的日常工作在王副校长的主持和教职员工大家的努力下，开展得有条不紊，并未因我在政府任职而受影响。任局长后，可享用政府配备的专车，凡应邀由重庆市区去圣光学校领主日聚会的传道人，可在周末与我同车而去，领会以后同车返回重庆。因为来往比较方便，所以当时重庆知名的传道人，几乎都到过圣光学校（图16）。使学校师生及当地信徒在灵命上获益匪浅，感谢赞美主。

抗战期间，棉纺厂的原料供应，须受花纱布管制局的制约和调节，为此，厂主都希望能多得一些政府限价的原料，降低成本，牟取厚利。有些显要人物也为其亲友的企业向我说项，请求给予“照顾”。本着基督徒应秉公办事的原则，凡属徇私的要求，不论出自何人，我概不考虑，这样便开罪了某些权贵。本局某副局长是位颇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他也对我深怀不满，因为我的刚直不阿(ē)，使他失去了不少“得好处”的机会。

1945年春，多雨潮湿的川北地区，少数设备差，又管理欠佳的仓库，发生了布匹霉烂事件。事发后，我迅即采取了补救措施。财政部的美国顾问了解实情后也认为，尽管我国战时棉布的储藏条件很差，但全国布匹库存的总损耗率，仍未超出美国容许的限度，从整体看来，霉布事件只是局部性问题。

不料，那位副局长却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将霉布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我，又与某些权贵沆瀣(hàngxiè)一气，向财政部施加压力，要求将我免职。财政部长表示：此乃个别基层单位中，个别人员的工作失误，不应由局长承担主要责任，致使他们的计谋未能得逞。

但那班与我作对的人，并不甘休，又转到监察院去活动，取得了一位主要人物的支持。该院所属的中央惩戒委员会，仅凭片面不实之词，也未与我核实，便以所谓“霉布案”，做出将我“免职并停止任用十年”的决定（图17），于1945年8月6日在报端披露。

由于事先我不知情，思想毫无准备，突然从报上看到此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按理，处分既经公布，便应立即生效，我必须尽快办理移交手续，离开花纱布管制局。但财政部却指示我在未接到部里调令之前，要照常工作。这既是对我的信任，也表明他们对于监察院的处分，持有异议。

当晚，天气格外闷热，我和尹师母的心情都十分沉重。脱离政界本为我们的宿愿，但对不公正的处分感到委曲，为报纸的公开披露感到难堪。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起床，两人一起祷告、读经和交通，为要从神“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4：16)”。

开始祷告时，彷佛在外受欺，回家扑进慈母怀抱的孩子，情不自禁地流下了辛酸的眼泪，我们向神倾诉，向神求问，为何竟蒙此不白之冤；然而，他未赐我们什么安慰的话，却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一幕，展现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想到，主虽圣洁无罪，却被钉死，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冤屈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挂在十字架上，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辱吗？与主相比，我们现在所受的，何及他的万一？为拯救我们不至灭亡，主甘心忍受了惨绝人寰(huán)的苦难。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弗3：18-19)”。多年来，我们常常读，也常常讲主的十架大爱，但在心灵之中，却已很久不曾如此深切地被主爱所感动了。滚滚热泪又一次夺眶而出，但这不再是伤心之泪，是被主爱激励而流的泪。他的爱如同奔腾倾泻的瀑布，自天而降，涤(dí)尽我们心中的愁烦和痛苦，平息了震撼心灵的风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是象断过奶的孩子(诗131：2)”。进而在圣灵的光照中，看到自己的软弱与失败。回顾蒙恩得救以后的十几年中，在宦(huàn)途上可谓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其间，虽不乏美好的见证，但也渐渐滋长了骄傲的情绪。特别自任花纱布管制局长以来，工作比过去忙，亲近神的时间少，依靠主的心也不如先前。常常凭己意来处理事务，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工作干得不错。所以当处分临到时，才会感到不公和委屈，不象约伯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虽在一日之内连遭四祸，财富与儿女丧尽，仍能不发怨言，并称颂主名。“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但5：27)”。为此，我们向神认罪，恳求赦免，而后心中更加光明。

接着，主又让我们看见，我若未被调到“花纱布管制局”，便不会遇上霉布之案；如果不受到监察院的停职处分，财政部也不会让我离职，原来神早在一步步带领我脱离政界，我们为何竟不明白他奇妙的安排呢？主啊！责备我们吧！“无知的人哪，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路24：25)”。

这一难忘之夜，我们如同前往以马忤(wǔ)斯的两门徒，有主来到我们中间，安慰我们悲伤的心灵，并让我们明白了许多属灵的事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

我们在读经中，得着不少神的宝贵话语。如“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与你们(该2：19)”。“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耶46：27)”等。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多安慰和很大的力量。但格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主应许他门徒的那句话：“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约13：7)”。预示我们受此挫折，有主的美意。目前虽然尚不知道，但日后必会明白。我们对此笃信不疑，我当即打开日记，写下“得知此事必有神的意思，愿主的旨意成全”。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诗30：5)”。这是古时大卫王的经历，如今也成了我们的经历。此后一段日子，前来慰问我们的亲友不少，大家见我们泰然自若，并不沮丧，深为诧(chà)异。我们讲述了属灵的感受，闻者都得益处。当时我们最爱唱的，是下面这首赞美诗：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不遇试探、懊恼和忧虑、不幸悲叹，

神确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工作得息，

试炼得恩勖(xù)，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诗中的一词一句，都引起我们内心强烈的共鸣。

报上公布我受处分后，仅过了八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和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全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我们自然也不例外，但更使我们庆幸的，是从此再无办学与从政的矛盾缠身了。战时，政府与学校同在一地，我尚可兼顾学校；如今战争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若仍在财政部任职，势必同往南京，而不能再顾及学校，即便学校也迁往南京，但那里毫无基础，我作为一校之长，若不全力以赴，又怎能胜任？神让处分恰好在胜利前夕公布，是使我不致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路10：21)”。

胜利前后，我们还看到神的另一些奇妙的安排。

花纱布管制局长，在战时是握有实权的简任官员。我受监察院停止任用公职十年的处分已见诸报端，而财政部却继续留我工作，我们担心这将会成为新闻界议论的话题。然而奇妙的是，8月6日也正是美国向日本投下第一枚原子弹的日子。这一震惊世界之举与战争的前景，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中心。8月9日，又发生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东北；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等事件。接着是11日日本乞降，15日正式宣布投降。这一连串爆炸性的特大新闻，天天占满了各报的篇幅。我仔细阅读重庆大小报纸，竟未发现一篇与我有关的文章。

抗战胜利之日，也是花纱布管制局完成其历史使命之时，财政部迅即决定由我负责结束工作。为避免与监察院公开对立，便不再委我以新职，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总之，监察院给我的处分，既未引发社会舆论不公的指摘，也未使我含冤蒙羞地离开花纱布管制局，我仍旧堂堂正正地在原岗位上工作，直到机构撤消的任务圆满完成为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珥2：27)”。

对我的不公处分，也曾激起一些上层政界人士的义愤。事发之后，张治中先生向监察院提出质问，当查明纯属挟嫌报复后，非常不满，当即告诉了军政部长陈诚先生，因他们在重庆山洞镇的寓所相邻，子女都在圣光求学。陈诚先生说，自尹某任职以来，军队所需的棉花棉布，长年供应无缺，是对抗战有功之臣，怎能如此对待？两人商谈后，决定联名上书蒋介石先生，请他以战时最高统帅的身份，了解此事并作出最后裁决。

考试院副院长、国民党元老钮(niǔ)永建先生，是我们的好友，并已信主，也表示要面见蒋先生替我申诉。

然而，不久日本便投降了，国家随即转入了和平时期，当然不能再指望蒋先生以战时最高统帅的身份，出来过问此事。据报载，处分是七月做出的，若立时公布，有这几位要人主持公道以及财政部的反对，或许处分会被蒋先生撤销或搁置；反之，若再推迟几天，抗战结束，花纱布管制局自动撤销，任免问题不复存在，处分也未必见报，那我又怎能既顺利又明确地脱离政界呢？可见神所命定的时间，永远不会有错。“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传3：1)”。

1951年春，政务院发布“惩治**条例”，声势浩大的****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被定为**分子的人，非杀即捕。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以及前政府的军职文职官员，莫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我虽非国民党员，但属政府高级官吏，自然也受到注意。所幸抗战期间，为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高层人士，如周恩来先生，也曾在国民政府中任职，所以免究抗战期间的前政府官员，时限至1945年9月2日为止。对我“停止任用十年”的处分，恰好在免究的时限之内做出，又多亏1945年8月6日由报纸披露，成了易于查找、确凿无疑的物证。因此，至今十多年来，政治运动虽接连不断，但我从未因过去在政界工作而受到公开的冲击，一直享有公民权利，得以安度晚年。

我花费较多的笔墨来追忆这段往事，为要见证“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一位圣徒曾说：“苦难是神化装的祝福”，确是至理明言。因为“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12：11)”。当处分临到时，神对我们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岁月流逝，环境变迁，主宝贵的应许，终于完全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