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神学中人格的地位

因为神拣选人来阐明他的启示，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在他们传达信息时人格方面的影响。是否他们的性向渲染了他们的思想？在评估他们的神学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在此，我们要先集中注意在保罗的例子上。

保罗习惯写书信，其中大部份并不是一般的神学论述。有的书信（如哥林多前后书），不但可清楚看出他自己人格的反映，事实也支配了全书的主题。我们从这些书信中搜集保罗的神学，纯是零星似的。他所讲的，主要是实际方面的事，而不是神学性的事。罗马书就完全不一样，他好像先有一套计划才写这封信，他紧贴着主题作有秩序的论述，远较其他书信更容易识别。人格与环境结合一起，提供了他所有书信中神学的确切背景。

从保罗的人格与他的神学有关联的事实，有些学者竟推论说，他用教义败坏了耶稣的纯福音。在十九世纪自由学派中，他们的目标是要使新约神学脱离保罗教义的影响，他们看保罗为败坏者。但这有多少心理上的可能呢？保罗能否从原初的基督教教训中，锤链出一条独立的路线呢？Baur主张，因彼得和保罗人格上的支配欲所引起的**阴影，直到下个世纪还没完全被遗忘呢！Tubingen学派不成熟的试验论,应作为过度以人格研究为中心者的警告。

现代运动如『历史整编学派』(Redaktionsgeschichte），也倾向于以研究人格为中心（见本章后面进一步的讨论）。或许有人说，这是早期匿名流传资料中所选的方式。不说我们有个符类福音神学，反而说有分离的三种神学。突然间，这些作者都各说各话了。要小心的是，恐怕我们会认为所有作者都能发展出各自的神学，是与早期团体的整体观点毫无瓜葛的。因此我们宁可说，每位作者各有其著重点，而不该说各福音书作者有他自己的神学。找出其中的著重点是合宜的，但若把它当作一贯的神学，那就天下大乱了。再者，神学中的人格问题，早在使徒时代就已慎重考虑过了（见第十章有关保罗作品的讨论）。譬如说，任何不足取的人所写的作品，他的神学殆不会被接纳为权威的教训。保罗为证明自己的权威性，而采取与那些拥护雅各者不同的路线就是最好的明证，证明他的革新是会受到挑战的。任何人想单凭采用独立路线是不够的，最终还必须取决于这个人的人格与权威。哥林多教会的分门结党至终为保罗所揭穿，也可以证明是由于一些重要人物的『吸引力』所致。

基于此，我们必须看看保罗个人的神学，在当时代中被认为特出到什么样的程度？当拿保罗的作品与新约其他作品比较时，由于保罗的冲击性，人们或是试图以他的神学作基础，而将其他不同的观念纳入他的架构中；或认定保罗的系统太过于知性，反倒使清纯的福音混蒙不清了。这两种看法都不能使人满意，因为都是对保罗人格的影响估量得太高。保罗并不以自己为革新者，除了遇到某些实际问题，如婚姻问题时，他才承认别人可有不同的意见，而他的著述只不过是因关切教会的处事所引起的反应罢了（如林前十四33）。

或有人会问：神学冠以个人的名字，对个人颇具鼓励，这是否可行？如保罗神学、约翰、路加神学等等。我们可以这么回答：原来最好是称这为某某人著作中的神学，但由于现代人积习难改，如提倡改正，反显得卖弄哩！保罗神学的基本中心不必看为保罗所独有，我们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新约神学整体的鉴赏。保罗观念的严谨，也是形成他基督徒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譬如：他在罗马书中解释『义』的概念，其说法虽然极为独特，读者却不会感觉陌生。事实上，由于该书中复杂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已察觉到他的读者对该主题已有相当程度的神学背景。他这位使徒的心中似已认为，他的读者对『义』的概念已经相当熟悉了。

过份强调个人主义的神学，不能令人满意的另一因素是，引证的资料在新约中只是一般性的。譬如，我们说到一个彼得的神学，便是错用名词，因为不仅资料不够，也缺乏完整的目标。我们不能从一封为了一个实际问题，而以不同观点写的简短书信，就期待这位作者提供出他整体神学的指南。如上所述，甚至保罗书信中的资料也不算多。由于这些神学思想的零星片断，若用来作为作者的全部神学观，那是错误的。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以救赎的观点来说明犹太与外邦人的和解，但我们不能说一切其他观点便要排除在外。用这种推论的方式会产生一种情形，即只要一个人提出真理的一个新观念，他就必须排除（即使不是否定）所有在他之前的观念。如彼得前书，写到基督徒忍受逼迫，其重点在强调盼望。我们不能推论说，有一种盼望神学主宰着彼得的神学观。它们是很单纯的，只为了某些特殊的读者在某些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

在将个人纳入与神学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作者不同的知性背景，在那些部份影响了他的作品？保罗较雅各更赋有神学思想，我们是否就应多重视保罗？人的教育背景或许会影响他对神学论述的精密程度，但不要忘记，一篇随意写述的文章，往往同样能拥有神学精意。换言之，我们必须以全体来衡量。神学拥有其整个的生命，人常会误以为是一种知性的观念事件，因不同的人就使神学真理作各种不同的呈现。这乃是神用他的智慧，选择不同的人，将他启示的丰富与多样性都揭示了出来。

对于保罗自称为早熟的创意神学派，与使徒的经验教义间（译按：保罗说，他好像未到产期而生），我们应作一些检讨。所谓保罗是一位『创新的神学家』，这意识含混不清，因若事先设定保罗神学的特色就是他的创作，其结果会使人推论出『凡不是创作性的，便不是保罗的作品』了。这错误就是以为一个有创意的心思，必定会凡事都有创造性。似乎一切道理、法典，都在这个『贮藏库』中，否则『这真理』便不能被接受。然而，谁敢说保罗的『创意』观念，不是从外面引入的？谁能担保说，这位使徒整个的教义不是正在『真理』之中蕴育而成的呢？如果他的『真理』不能以这种方式蕴育出来，那么我们就应想像出，他死后是否还有这类真理的启示？谁来继续保罗的创意呢？我们若能把保罗的创意行为，看作是所有基督教思想具有根基的真理的扩大阐明，岂不更加合理吗？这又是分析主义文学派的杰作吧！他们否认有这种基本的普遍真理的存在；他们应对强调保罗创意重要性的说法，负完全责任。这种倾向也扩大到福音书作者的神学上。当然，我们并非否认保罗神学思想活生生的本质。保罗有惊人的洞察力，但如果所谓的『创意』，是指与以前原有完全不同的创新，那便不是那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