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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 宗教与文化更新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契合与转化 by 庄祖鲲

第一章:绪论─宗教与文化更新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时空和环境的因素,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机感”,似乎特别的沉重,也特别的紧急。因此文化问题是目前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文化热”,许多人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及何去何从,其热烈的程度,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绝无仅有。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1]再加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引起西方国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之关注与兴趣。正如汤一介所说的,“中国文化更新”已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一个格外另人瞩目的现象。[2]

但是当谈到“文化更新”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马上由哲学的角度来探索,很少人会想到由宗教的角度来思考。北大的张志刚在《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一文中,[3]以文化历史哲学家道森(ChristopherDawson)、神学家田立克(PaulTillich),和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J.Toynbee)为例,指出宗教研究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道森深信“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他认为过去的学者往往轻视或低估了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他相信“凡在文化上富有生气的社会必有一种宗教,而这种宗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社会的文化形式。那么有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便必须由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着眼,来重新加以研讨了。”[4]

有“当代西方神学界的康德”之誉的田立克,致力于“文化神学”的研究。他认为宗教所探究的,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也就是他所谓的“终极关怀”。他指出,文化活动与宗教信仰事实上都根植于终极关怀的经验,而且“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赋予文化以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基本关怀之自我表达的总和。简而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5]

汤因比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长达十二卷的《历史研究》就是以宗教的文化功能,来解释各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弱、解体的一般规律。他认为文明社会的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所组成,其中“文化”乃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文化”是某一个文明社会特有的精神活动,而此精神活动的标志乃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因此他指出,真正使各个文明得以形成与发展的生机泉源,乃是宗教信仰。[6]

张志刚指出,这三位当代的学术泰斗,均以一种新的方**来探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就是将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推至首要地位,作为整个解释过程的基本关系。[7]他们三人都是因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展开他们的研究的。所谓“西方文化的危机”,是指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西方人的心灵有极大的转变:由乐观到悲观,从自信到焦虑,从崇拜科学到怀疑科学,从高举理性到审视理性。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名着《西方的没落》,清楚地描绘出二十世纪上半西方文化危机的景况。汤因比等人,就是尝试对西方文化的危机予以再思,并提出他们的响应。

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社会也正面临极大的危机。我们的挑战不仅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我们最大的挑战乃是文化层面的。因此,当代宗教─文化的研究对我们深具意义,因为这是从一个新的、全方位的角度来探索“文化危机”这个问题,这也是以往中国学者较少涉及的方法。

本书就是尝试以“宗教与文化会通”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之更新的问题。如众所周知的,佛教之于中国与基督教之于西方世界,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也都在某个程度上改造、重塑了原有的传统文化,而且如今还是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本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是由历史的回顾,来检视佛教、基督教分别与中国及欧洲文化会通之过程及结果。这些历史可以成为我们今日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时的借镜。

本书第四章乃是由基督教宣教学的角度来看宗教与文化会通的种种问题。宣教学是结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神学的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较少人涉猎,但是对于超越文化之沟通,以及宗教“处境化”的应用,都是别有见地的。因此特别介绍其方**及重要观点,作为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之理论依据。

本书第五章则探讨中国文化之危机与文化更新问题。关于中国文化之危机,港台、大陆与海外的中国学者看法很分歧,但都认为中国文化需要被更新。而林毓生所提的“创造的转化”,是其中最广受讨论的更新之路,所以在此加以评介。第六章则探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会通之过去与未来,并尝试列举一些两者交会之点,作为未来会通的焦点。

注释:

1.许志伟、陈荣毅:《从三一神学突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化更新的神学思考纲要之一》,载《维真学刊》(1994年第2期),2页。

2.汤一介:《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演讲录第一集》(北京三联书店,1988),4页。

3.张志刚:《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对二十世纪文化的一种批判思路》,载《维真学刊》(1996年第一期),41-52页。

4.ChristopherDawson,ProgressandReligion(NewYork,1929).引自张志刚上文,42页。

5.PaulTillich,TheologyofCulture(Oxford,1959),42页。

6.引自张志刚:《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43页。

7.同上,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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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宗教与文化更新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时空和环境的因素,中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感受到的“文化危机感”,似乎特别的沉重,也特别的紧急。因此文化问题是目前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所谓的“文化热”,许多人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化的利弊得失及何去何从,其热烈的程度,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绝无仅有。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1]再加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引起西方国家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之关注与兴趣。正如汤一介所说的,“中国文化更新”已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体系中,一个格外另人瞩目的现象。[2] 但是当谈到“文化更新”的问题时,我们很容易马上由哲学的角度来探索,很少人会想到由宗教的角度来思考。北大的张志刚在《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一文中,[3]以文化历史哲学家道森(ChristopherDawson)、神学家田立克(PaulTillich),和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J.Toynbee)为例,指出宗教研究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道森深信“宗教是历史的钥匙”
,他认为过去的学者往往轻视或低估了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他相信“凡在文化上富有生气的社会必有一种宗教,而这种宗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社会的文化形式。那么有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便必须由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着眼,来重新加以研讨了。”[4] 有“当代西方神学界的康德”之誉的田立克,致力于“文化神学”的研究。他认为宗教所探究的,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底层,也就是他所谓的“终极关怀”。他指出,文化活动与宗教信仰事实上都根植于终极关怀的经验,而且“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赋予文化以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基本关怀之自我表达的总和。简而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5] 汤因比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长达十二卷的《历史研究》就是以宗教的文化功能,来解释各种文明形态及其起源、生长、衰弱、解体的一般规律。他认为文明社会的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所组成,其中“文化”乃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文化”是某一个文明社会特有的精神活动,而此精神活动的标志乃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因此他指出,真正使各个文明得以形成与发展的生机泉源,乃是宗教信仰。[6] 张志刚
指出,这三位当代的学术泰斗,均以一种新的方**来探讨人类文明的问题,也就是将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推至首要地位,作为整个解释过程的基本关系。[7]他们三人都是因西方文化的危机而展开他们的研究的。所谓“西方文化的危机”,是指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西方人的心灵有极大的转变:由乐观到悲观,从自信到焦虑,从崇拜科学到怀疑科学,从高举理性到审视理性。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名着《西方的没落》,清楚地描绘出二十世纪上半西方文化危机的景况。汤因比等人,就是尝试对西方文化的危机予以再思,并提出他们的响应。 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社会也正面临极大的危机。我们的挑战不仅是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我们最大的挑战乃是文化层面的。因此,当代宗教─文化的研究对我们深具意义,因为这是从一个新的、全方位的角度来探索“文化危机”这个问题,这也是以往中国学者较少涉及的方法。 本书就是尝试以“宗教与文化会通”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文化之更新的问题。如众所周知的,佛教之于中国与基督教之于西方世界,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也都在某个程度上
改造、重塑了原有的传统文化,而且如今还是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因此本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是由历史的回顾,来检视佛教、基督教分别与中国及欧洲文化会通之过程及结果。这些历史可以成为我们今日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时的借镜。 本书第四章乃是由基督教宣教学的角度来看宗教与文化会通的种种问题。宣教学是结合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神学的一门新科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较少人涉猎,但是对于超越文化之沟通,以及宗教“处境化”的应用,都是别有见地的。因此特别介绍其方**及重要观点,作为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之理论依据。 本书第五章则探讨中国文化之危机与文化更新问题。关于中国文化之危机,港台、大陆与海外的中国学者看法很分歧,但都认为中国文化需要被更新。而林毓生所提的“创造的转化”,是其中最广受讨论的更新之路,所以在此加以评介。第六章则探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会通之过去与未来,并尝试列举一些两者交会之点,作为未来会通的焦点。 注释: 1.许志伟、陈荣毅:《从三一神学突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化更新的神学思考纲要之一》,载《维真学刊》(1994年第2期),2页
。 2.汤一介:《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演讲录第一集》(北京三联书店,1988),4页。 3.张志刚:《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对二十世纪文化的一种批判思路》,载《维真学刊》(1996年第一期),41-52页。 4.ChristopherDawson,ProgressandReligion(NewYork,1929).引自张志刚上文,42页。 5.PaulTillich,TheologyofCulture(Oxford,1959),42页。 6.引自张志刚:《当代宗教─文化研究的逻辑与问题》,43页。 7.同上,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