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太平上帝

一个原本礼拜孔子、笃信文昌的乡塾先生，一朝忽然改拜了上帝。他

以上帝次子的身分，唤起千军万马，创建了地上天国，并为这个天国的子

民创造了太平上帝。

就神的蹊径

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第四个年头，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春间，广州城里正举行府试（考秀才）。这天，布政司门前的双门底大街上，有两个怪异的人吸引着一大群围观者。一人从长相上看显然是西洋人，但长袍阔袖，结髻于顶。另一个是本地人，给不能讲当地方言的西洋人当翻译。他们声称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不停地宣讲着什么。

这时，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挤上前来，从其装束打扮、神情举止，一眼便可以看出是一个亟盼榜上有名的应试童生。这种人要问什么，想听什么，似乎早就在那个西洋人心里装着，没等年轻人开口，他便说道：“你将得最高的功名，但勿悲忧，因悲忧令你生病，我为你有德之父道喜了。”年轻人脸上顿时露出满足和欣喜。第二天，这位年轻人在龙藏街又遇到那两个人，他们正在散发着一种小册子，年轻人也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

十四年梭，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南麓的金田村，青天一声霹雳响，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率领着数以万计拜上帝会会众组成的“圣军”，势如狂飙铁流，开始了斩邪杀妖的战斗历程。

当年问卜受书的那个童生，就是后来成为“天王”的洪秀全，而与太平天国始终息息相关的拜上帝教，正是以他得到的那套小书——《劝世良言》为第一触媒而产生的。

《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宣传基督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个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新教的第一个华人牧师，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有多种通俗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即其中一种。

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由当时的中译本圣经中整章整节辑录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情况阐发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本神学内容，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他一切宗教之神灵、偶像都是应该扫荡的邪门外道，若崇拜它们便是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儒佛道“三教”，对包括文昌、魁星在内的一切神灵、偶像崇拜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抨击殆遍。

《劝世良言》并非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着作，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经，文字表述上也多有不准确的地方，特别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也实难透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对某些重要教义的传达上难免失真走样。譬如，书中对上帝、耶稣和相当于圣灵的所谓“圣神风”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信从基督教后，也无法尽然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在议论中力求富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掺进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基督教义。例如，说人类始祖被蛇魔诱惑以前“性本全善无恶”；引“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语宣扬报应昭然的观点；用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证“真经圣道”的教化作用；将“合乎中庸之正，依乎真道而行”、“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人异乎万物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借“秦火尚不能焚三代之书，党锢且不能灭名臣之迹”之典，来论证上帝之真道虽遭谤但终要晦而复明的必然性，如此等等。如此对基督教义牵强附会地运用，反而歪曲了它。所以马礼逊（梁发在他手下工作过）在称道梁发的布道书籍中，领悟基督教义“实有一些心得”的同时，又指出“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中国固有之异教色彩”①。

①麦沾恩着、胡簪云译，上海广学会重译《中国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载《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在本期《近代史资料》中，还刊载有《劝世良言》全文。

迷途羔羊

《劝世良言》这一并不高明的布道读物，何以在洪秀全身上发生奇效，这与洪秀全特定的身世经历和心理条件分不开。

出身普通农家寒窗苦读十余年的洪秀全，赡宫折桂的渴望比富室子弟更加急切。但他自道光八年（1828年）十五岁时，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而立之龄，先后四次步入府试考场，次次名落孙山。

得《劝世良言》那年是洪秀全第二次应考，当时他对这种布道书不会很感兴趣，可能只是出于对布道者赠其吉言的好感，才爱屋及乌地接受了馈赠，将其书稍事浏览便弃置筐底，继续埋头学业以图再举。

翌年（1837年）第三次应试又失败后，身心再也无法承受打击，他大病一场，一连40多日，高烧昏迷，精神恍馏，竟曾几番觉得游历天界，遇到种种奇异的事情。所谓“丁酉异梦”，即指此间幻象。后来一些文献中关于此事的记述，是经过了多重环节的加工改造，有很大的失真。不过，当时洪秀全在病中确实产生过幻觉，并且其内容与他测览《劝世良言》所存留在脑际中的某些印象有关，当是可以信实的。

病愈之后洪秀全旧志未泯，仍一面做乡塾先生，一面做继续应考的准备，又挣扎奋斗了六年，回报他的仍是榜上无名。他对仕途是彻底绝望了。他怀一腔愤懑，但又无能为力；他欲另作他图，但又无路可走，处于一种进退维谷、迷惘彷徨的境地，恰像一只迷路的羔羊。

神奇的带领

正当这一关头，洪秀全偶然重读《劝世良言》，情境与前番测览大不相同。书中抨击“儒教”，指斥科举，否定文昌、魁星的文字，当如一张利喙把他啄住了，衔着他情不自禁地细读下去，身心渐渐沉入神奇灵光的海洋，领悟着“正经大道之圣理”，似乎进入大觉大悟之境。联系六年前病中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遂有昔之千疑百惑，一朝焕然得释之感。他说：

这几本书实为上天赐于我，以证实我往时经验之真确者。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欲；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见所历之为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狂时狂想的结果而已。①

①洪仁囗述、韩山文着、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8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遂按当时对有关情事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罪恶，弃旧从新。之后立刻“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水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①。这正是完成宗教皈依时所特有的心理体验。

①同上书，第848页。

显然，洪秀全这时还只是一个虔诚的宗教皈依者，而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所着意追求的是上帝天国的目标。

然而，洪秀全是在原本没有一点基督教知识，也没有他人教导的情况下，在特殊情境中，靠自行研读《劝世良言》来领悟和接受基督教的，难免因认识不足而产生偏差。尽管洪秀全接受了上帝神奇的带领，却无法在上帝的道上不偏不离地走下去。

另辟蹊径

可以设想，洪秀全重读《劝世良言》之际，如果及时遇到能够进一步引导他的传教士，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这种机缘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才出现，为时已经晚矣。

这年春间，洪秀全来到在广州的美国新教教士罗孝全（IssacharJacobRoberts）处。据说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热情很高，并要求罗孝全为之施洗。但罗孝全觉得洪所讲的有关宗教情事莫名其妙，缺乏对基督教的真正了解，没有答应。不久以后，洪秀全也就离去。

此番在罗孝全处，洪秀全才有机会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接触到不少基督教人士，听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讲道，这当然使洪秀全大大丰富了“正宗的”基督教知识，但是这只能被他利用来补充和完善拜上帝教，而不可能对拜上帝教按正宗基督教的标准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了。

到这个时候，拜上帝教已经创立了四年之久，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教义，主要从洪秀全撰写的《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着述中体现出来。在组织规模上也已比较可观，并拥有了一批中坚分子。拜上帝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经基本定型化了。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处之后，到达广西桂平紫荆山区，形势使得拜上帝教急剧地转向为革命所利用的轨道，更断绝了它向基督教修正的机会。

这次是洪秀全第二次进入广西。他第一次入桂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偕既为同乡也是由他最早发展的拜上帝教信徒之一的冯云山，一道去开展布道活动，但成效不大。当年洪秀全返回家乡，冯云山则在广西留下来，在紫荆山区逐渐打开了局面。到洪秀全二次入桂时，拜上帝会组织已在这里创立起来，拥有2000多会众。洪秀全颇为感奋，便留在这里开展工作。

受形势的促使，此时洪秀全的思想进入变化的飞跃期。对社会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反叛因素，被召唤、激发出来，迅速膨胀裂变，思想改变的同时也对拜上帝教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自此，拜上帝教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洪秀全于此期写成的《原道觉世训》中，把皇上帝及其子女与阎罗妖及妖徒鬼卒指为对立的“正”、“邪”两个阵营，隐然有以宗教语言影射现实社会的政治用意，突破了他以往着作中单纯宗教说教的局限。

于是，拜上帝会渐渐转变为不是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政治和军事的组织。金田起义以后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保留了这一特点，采取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宗教政治化，政治也宗教化，互相“化合”。一个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的传教士这样评论：

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

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换句话说，也许是一个既可见又不可见

的机构。①

①《北华捷报》1854年7月22日。

从实质上说两者不是平列的，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尽管如此，拜上帝教作为国教，渗透到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不容忽视和回避的事实。

洪秀全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蹊径造就了“太平上帝”。

南橘北枳

从拜上帝教的初创，到太平上帝的定型，与基督教都有一定关联，但二者间又有很大的不同。

拜上帝教没有自己明确而集中的经典，它的教义是通过诸多文献零散地体现出来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把《旧遗沼圣书》和《新遗诏圣书》作为官书刊刻颁行，两书分别即基督教圣经“旧约”和“新约”的部分内容，似乎也以之作为经典。但洪秀全又明确说其“有错记”，进行了诸多修改，加上许多批注，新刊本改称《钦走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将原书名的“新”字改为“前”）。并且，又宣布以洪氏本人着的《天命诏旨书》作为“真约”，与前两书并列。《天命诏旨书》与基督教圣经的内容大旨别若天壤，自不待言。洪秀全对基督教新旧约的修改和批注，也能明显地体现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教义上的重要分歧。其中双方上帝观的不同，最能判别其相异之处。

“一体”还是“三体”

“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其大意是说上帝的本体为一，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三者各有其用，但并非三个独立的神，而是一神的分位，其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即我又非我，我非你又即你的关系。

拜上帝教则不能理解和认同之，而坚持“三位三体”说：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基督是上帝太子，不是上帝，“分明上帝是上帝，基督是基督”；圣灵则是东王杨秀清。洪秀全也曾讲及其间的“一体”，但主要是就父子血缘关系而言，归根结底还是各自分体。他在《钦定前遗诏圣书·约翰上书》第五章批注云：

上帝独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子由父生，原本一体合一，但父自父，子自子，一而二、二而一也……圣灵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太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脉亲。①

①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85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北京。

虽然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由洪秀全所制定的《天条书》所规定的礼拜赞颂辞中，就有“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的话，但正如知情的传教士所言，这“三一颂”是“源于基督教而为外国教士所制的，其意义为他们（指洪秀全辈）所不能了解者”①。

①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939页，香港1958年版。

被贬黜的“太子”

基督教虽然也像犹太教那样奉耶和华为独一真神，但以耶一稣为开创新的宗教的祖师，以耶稣为中心。耶稣的活动即具体地、实在地体现于“人迹”，又在“三位一体”教义的解释下被神圣化，将其纳入了属灵的上帝总体。

在拜上帝教中，耶稣一直没有获得这种地位。他作为上帝的“太子”，不能和耶和华一起享受至尊之神的待遇，只配享受“次尊”；也不能称“帝”，“亦只称‘主’已耳”，这个所谓“主”，是区别于独一真神上帝的世俗性称谓，与基督教里称呼的“主”不同。总之，在拜上帝教中，耶稣是被明显贬低了，失去了他在基督教中的神性和地位。德国学者魏克德研究指出：

论述耶稣、耶稣的身世以及他们的门徒的行为的《新约全书》，洪秀

全主要是在证明他是耶稣的兄弟时才用……我们看不出他对耶稣的实际目

标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也看不出他对耶稣的品格……有什么理解。①

①《太平天国译丛》第1辑，第28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北京。

并且，基督救赎论也不能被拜上帝教理解和接受。按照该教的说法，东王杨秀清是圣灵的化身兼“赎病主”，耶稣的救赎职能被其取代，化为子虚。

在拜上帝教中，耶稣是个被贬黜的角色。

有形或无形

基督教经典和教义中强调上帝是个灵，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

而拜上帝教中的上帝则始终具有明显的人神同形的特征。其上帝的形象奠基于“丁酉异梦”，《太平天日》中的描述是：

天父上主皇上帝，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托在腹上，像

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

这位上帝不但有形，而且和凡人一样有妻室子嗣。不但在天界，还能经常下凡附体传言。鉴此，有的外国传教士这样评论说：“人神同形论，十分显着。上帝由天上远来下凡，描写得似俗人一般无异。自吾人观之，自觉其荒谬不能堪。”①

①同注2书，第6册第916页。

表面看来，拜上帝教似乎也接受上帝纯灵观。如太平天国截取新教教士麦赫斯（WalterHenryMedhurst）着的《天理要论》前八章刊刻颁行，作为太平天国官书之一。该书对上帝纯灵观作了淋漓尽致的论析，强调“上帝纯灵”，“乃极清之灵”，无数目之算，无男女之分，无限无量，无方无向，无穷无尽，无初无终，无生无死，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实际上，这种远比人神同形抽象而玄妙的神学观念，洪秀全辈并不能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接受。并且，这种理论同拜上帝教的诸多基本教义相抵悟，到头来该教还必定要坚持人神同形的。就在太平天国“新刻”《天理要论》的同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东王杨秀清在给赴天京访问的英国官员的诰谕中，曾就上帝形体问题提出一系列质问，诸如你们西洋人有人识得上帝多高？面孔何样颜色？腹多大？长着怎样的、多长的胡须？戴什么样的帽子？穿什么样的袍子？知道他会题诗吗？题诗有多快捷？了解他的脾性、气量吗？等等。

混入民间宗教仪式

另外，从宗教礼仪方面看，拜上帝教与基督教也大为不同。

基督教各派的礼仪活动虽然也不尽相同，例如天主教和东正教行七件圣事，而新教只行其中的洗礼和圣餐两项，但该宗教系统毕竟有基于公认的教义内容而共同遵行的基本礼仪活动。

拜上帝教则不同，它只有洗礼一事而一直没有圣餐，即使洗礼和基督教所行的也大不一样。据《太平天国起义记》中介绍，其行洗礼要在神台上置明灯两盏，清茶三杯，立具名的忏悔状，由受洗者自己朗诵后乃以火焚化，表示使达上帝神鉴。像这种置灯、供茶、焚表的仪式，是基督教的洗礼中所不见的，而是中国习用的祭祀方式的移植。

此外，像生日满月，迎亲嫁娶，入殓出丧，乃至日常作灶、建屋、堆石、动土等事，俱用牲礼茶饭祭告皇上帝，并各有特定的祷告“奏章”，也分明是拜上帝教仿自中国民间宗教习俗而决不见诸基督教的活动仪式。

至于拜上帝教的“降神”（天父天兄下凡），则更明显地是袭用当时广西民间盛行的“降僮术”。还有日常所谓“超升”**灵魂等，都属于中国民间宗教活动方式，与基督教格格不入。

总之，从经典、教义到礼仪活动，拜上帝教与基督教都有着显着的差异，特别是经典、教义方面的不同更具有实质性。所以说，尽管两教确有着联系，有着某些相通之处，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拜上帝教乃基督教直系繁衍。实际上，它是具有自己特质的一个独立教种。正如南橘北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洋上帝和土上帝

“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的原因，正是“水土异也”。

洪秀全接受洋上帝的原因之一，是他研习过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个与犹太教上帝表面上确有些类似的“土上帝”，二者有着连通的一定基础。

中国远古时代的“上帝”，一般作为“天”或“吴天”的同义语来使用。《说文解字》释：“天，颠也。”表示至高无上的意思。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指超自然的神。他有意志，有好恶，能发号施令，主宰一切自然和人事，洞察秋毫，报应不爽。中国古代典籍载有这方面的许多事例。从认定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神这一点上说，确如梁启超所言，“古代之天，纯为有意志的人格神”，“与希伯来旧约全书所言酷相类”。

正因为如此，昔日的利玛窦能够“借天发挥”，而今洪秀全则能对《劝世良言》中初识的那个“神天上帝”，在感到新鲜的同时又不全然陌生，很有一些似曾相识之感。他正是顺着这样一种逻辑去认识和接受该上帝的：这个“神天上帝”并非自西洋舶来华夏，他本来就是天下共有的。中国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和西洋各国一样，都同行敬拜皇上帝这条大路。只是人家行此路到底，而中国到秦汉以后则“差人鬼路”。现在倡拜上帝，只不过是使人返回到当初的正路上去。①

①洪秀全的这一观点由《原道救世歌》、《原道党世训》、《天条书》等文献中典型地体现出来。

洪秀全引用中国诸多典籍中带有“皇上帝”字眼的语句，证明三代以前中国人敬拜皇上帝的事实，驳斥“拜皇上帝是从番”的“妄说”。其人心头也大有泱泱华夏、堂堂炎黄之慨，也是羞于、恶于“从番”的。

事实上，中国的土上帝和西方的洋上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洋上帝是唯一的神，而土上帝至高无上但非唯一。巾国自古的传统是多神“杂拜”，譬如天神之中，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之下，还有东方苍帝、南方赤帝、中央黄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等五帝。《礼记》中就有分别祀昊天和五帝的明确规定。除五帝而外，天神还有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雷神、云神以及日月星辰等各司专职的众神。光是天神就是一个庞大家族，不消说天神之外还有“地神”、“人神”等诸多群体了。

第二，洋上帝经历的是一个神学完善的发展过程，而土上帝经历的却是一个自然化和伦理化的变异过程。基督教把人神同形痕迹较明显的犹太教上帝，发展到三位一体的上帝，这是重大的神学创造。到公元4世纪时，三位一体说已明确成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违者便被判为异端。洋上帝被定型于这样一种意境之中：对他的构成，不可靠理性来领悟，只能靠信仰来接受，这完全是神秘的启示。

土上帝则不同，它最初的神秘色彩是逐渐漫游的。实际上，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之时，人们对“天”的认识就多异于从前，而越往后，就越沿着两个趋向分化：一是以抬头可见的自然实体来认定它；一是用人间伦理法则的神圣性来同化它。无论何者，对于先前与“上帝”同义的“天”来说都是质的变异。

上帝原来是老亲

在土上帝和洋上帝之间，太平上帝如何取舍？

从形式上以及拜上帝教创立者的主观意图上说，太平上帝是独一真神，拜上帝教乃一神论宗教。但事实上，由于它没有三位一体那样的合乎逻辑的神学理论来解释和维护，这就使其一神论存在着明显的破绽和巨大的漏洞：“上帝的太子”耶稣并非凡人，人们不能见其形体，他下凡来时要附别人之体传言，事毕之后即告升天，这不分明也是“一位”神吗？只是他在名分上不被承认是上帝而已。所以，如果从信仰一个灵体还是多个灵体来区别一神论和多神论，拜上帝教实际是多神论宗教。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太平天国的一神论，实际上是“一帝论”。①

①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30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北京。

在太平上帝身上，伦理化的特征十分明显，也就是完全“家庭模式化”了。按照拜上帝教的理论，上帝是天下几间的“大共之父”，世人都是他的子女，以人世伦理关系来推演，归根结底一句话：“上帝原来是老亲”。这一“老亲”又有着自己的小家庭，有妻室，有儿女东床，耶稣为其长子，洪秀全为其次子，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也都是他的儿子，萧朝贵则是其女婿。耶稣也有妻室，即洪秀全等人的“天嫂”。不过耶稣夫妇没有为上帝生下孙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人之道对“天兄”也不能例外，所以，洪秀全就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耶稣为嗣子，让其兼桃两宗。

这些在基督教人士看来显然十分荒诞的事情，太平天国领导人却一本正经地质问对方是否懂得。太平上帝的小家庭到大家庭，岂不就是世间父家长制的小家庭到君主国家的投影？中国儒家伦理文化对拜上帝教的浸润，在这里得到最典型的体现。

还有一则事例，也很能够为太平上帝的儒家伦理品格提供真确的印证。们日遗诏圣书·创世传》第三十八章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犹大有三个儿子，长子名耳，次子名阿南（现行圣经中译作“珥”、“俄南”），三子名示拉。犹大给长子耳娶大马氏（现行圣经中译作“他玛”）为妻。不久耳死了，犹大遵照习俗让阿南娶嫂为妻。不久阿南也死了，这时示拉年纪尚小，犹大就让儿媳回父家寡居。及示拉长大，犹大还不让他与大马氏结婚。大马氏便乔装**，骗路过这里的犹大与之同寝，以致怀孕事发。公公坦率地承认此事，并说儿媳比自己更有义，因为自己未把她嫁给儿子示拉。后来媳妇生了双胎子。

像这种事情，按中国伦常道德衡量是**而人所不齿的，所以洪秀全在《钦定旧遗诏圣书》中便大加删改：把“娶兄嫂”改为“娶妻”；把媳妇伪装**骗公公，改为其亲见公公恳求给小叔子娶妻生子，好为其兄立嗣；媳妇也得归公婆家，侍奉二老。媳妇生双胎子的事，则改为示拉娶妻生双胎子。由洋上帝启示写在圣经里的事情，洪秀全却不叫太平上帝承认。太平上帝所认可的，只是符合中国伦理的事。可见，中国圣人的那套东西，对太平上帝来说是沦肌侠髓的。

双刃剑

从洪秀全决定皈依上帝那天起，便把孔圣人的牌位砸烂了，这种勇气和胆量的确惊世骇俗。太平天国建立之后，一度大有荡平孔门之势。毁学宫，砸孔庙，查禁孔孟“妖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

①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735页。

然而，曾几何时，便又连出告示宣布“孔孟非妖书”，只需删改一下。天朝还真成立起“删书衙”，但到头来，只不过将《论语》中的“夫子”改为“孔某”，将一些典籍中的“上帝”字眼前边加个“皇”字而已。删改的只是皮毛，五脏六腑一点也未曾动得。

罚孔丘种菜园

太平上帝对“孔某”的态度和政策，在洪秀全丁酉异梦中提供了绝妙的昭示。这恐怕是“异梦”中有意添加的最精彩生动的情节之一。

这天，洪秀全被召至天庭，皇上帝当着他的面“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说是连洪秀全读之也被教坏了。于是，皇上帝严厉地斥责孔丘。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耶稣和洪秀全也一同指斥他。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于他，使私自逃去。皇上帝即派遣洪秀全和天使一道去追拿，将其捆绑回来。皇上帝十分生气，命天使鞭挞惩罚。孔丘跪着再三讨饶，哀求不已。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

——愤怒地指斥，严厉地惩罚，无情地嘲弄，最后终究妥协地宽宥

这是至圣先师从未受到过的打击和奚落，他的名誉和尊严因此受到很大损害。有迹象表明，天庭惩孔的故事在太平天国广泛地流传开来，甚至加油添醋地成为街头巷尾的谈柄，例如有说天父罚孔丘种菜园。孔夫子在世一贯轻视体力劳动，如今他却也被强迫“劳动改造”，成了一介“菜农”。

不过，这个菜农决不会安分守己地做苦力，照旧是吃他那“教人多错”之书的老本。他这书可着实厉害得很，实际上打，开始就约束、管制着太平上帝，牵引着洪秀全。

孔夫子的罗网

在洪秀全钦定颁行的太平天国官书中，有些篇目就是以宣扬伦理纲常、孔孟之道为核心内容的。这些要比那“遗诏圣书”类者实际效用大得多。例如《幼学诗》，其中辑录了题为敬上帝、敬耶稣、敬肉亲、朝廷、君道、臣道、家道、父道、母道、子道、媳道、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妻道、嫂道、婶道、男道、女道、亲戚、心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天堂的五言诗共三十四首，阐述宗教和伦常的道理，而伦常明显地压过宗教，居于主要地位。这各“道”各“箴”，多是依据儒家的伦常和道德原则，给处于不同地位，有着特定身分的各种各类人物制定的行为规范。譬如《夫道》为：

夫道本在刚，爱妻要有方。

河东狮子吼，切莫胆惊慌。

《妻道》则为：

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

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

即使宗教类篇目的太平天国的官书以及各类文告中，字里行间也浸透着孔孟之道。例如《原道救世歌》，开篇第一句即“道之大原出于天”，以儒门之锤定音。篇中所谓“颜回好学不贰过，非礼四勿励精神“；“尊为天子富四海，孝德感天夫岂轻”；“大孝终身慕父母”，“孝亲即是孝天帝”；“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等语，都是引儒家义理或掌故来解释其改邪归正教义的。并且明确肯定孔丘等圣贤的崇高地位，让其与皇上帝为伍，所谓“周文孔丘身能正，涉降灵魂在帝旁”。

其实，若辈灵魂又何止是“在帝旁”呢，一开始即稳扎其体内了。洪秀全尝禀承“皇上帝”的旨意诏曰：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①

①《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71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南京。

这可以算是个要言不烦的总结。无论太平上帝的权能如何，到头来还是钻不出孔夫子编织的这张伦常罗网。

合璧的妙用

太平上帝的诞生，是吸收了洋上帝的部分素材，主体则无可摆脱地取材于华夏本土文化。这二者掺合杂糅，浑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中西合璧而以中为本的。虽然中西成分的轻重主次不同，但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对太平天国来说，这一合璧自有其妙用所在。基督教义本身并无确定的社会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素材更大有回旋择取的余地，洪秀全辈有意识地根据需要，从二者中选材结合、改造利用。譬如，拿基督教独一真神的教义与中国三代以前的“上帝”相附会，一方面用以否定从秦朝一直到清朝历代封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不但不是奉天承运的天子，而且是磨越称帝狂悖莫甚的罪人；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以真正“天子”的身分来做人主制造了神圣根据。又如将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与儒家思想资料中“天下为公”的大同说相结合，便形成了太平天国所谓“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独具特色的平均思想。诸如此类的一切，无不被神化成太平上帝的意志。

出于对太平上帝的信仰，天朝军民所产生的宗教热情的鼓舞力，宗教认同的凝聚力，宗教道德的约束力，宗教神秘的威慑力，宗教氛围的感染力等，对于维系革命队伍、激励战斗情绪，保持理想信念，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洪秀全辈把“天上天国”，落实为对渴求摆脱现实苦难的群众有着巨大吸引力的“地下天国”，而又使这地下天国始终叠合着天上天国的飘渺幻影，笼罩着其神秘灵光，从而构成太平天国的一大特色，离不开对中西合璧的太平上帝的妙用。妙则妙矣，但太平上帝对于太平天国来说犹如一柄利弊同具的双刃剑，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另一刃。

铁棒变竹竿

太平上帝的圣杖，拜上帝教的护身符，虽然为洪秀全辈发动和进行革命所利用，但不表示他们就是完全自觉地以之充当政治道具的，他们的的确确曾是拜上帝教的诚信者。特别是洪秀全本人，一直到最后依然陷在“言夭说地”的宗教迷境之中。在太乎天国都城粮绝兵寡、危在旦夕的关头，他竟下令全城人俱食“(口甘)（甜）露”，发出“朕之天兵多过于水”的吃语。对于洪秀全辈以及拜上帝教的广大信仰者，宗教麻醉的危害都是无可避免的。

对于太平天国的敌人来说，太平上帝不但未成为抵而挡之的有效盾牌，反而成了他们各尽其用的“助攻手”。

借着太平上帝与洋上帝的“亲缘”之桥，“洋兄弟”们得以方便地出入太平天国。据大概统计，仅传教士先后到过太平天国“访问”的就不下20人次（还不包括在太平天国辖区内传教的外国人），他们中恐怕很少有真正单纯地为“宗教目的”而往来者，但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其面目却难以认清。“洋兄弟”们倒是清醒得多，当他们并不困难地看清了太平上帝以及他所赖以存在的“天国”的真面目时，即使其中最温文尔雅的人士，也不免发出了“真理既然在起义者心中消失，其权力也将随之消失，铁棒将变成竹竿”①的诅咒。比“洋诅咒”更厉害的还有洋枪洋炮和洋兵。

①理雅各语，据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32页。

“清妖”方面，虽然“妖头”们在洋人们面前害软骨病，但并没有因太平上帝也有几分“洋气”而望之却步，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更大仇恨。他们狡黠而阴险地故意将此渲染夸大，作为召唤和集结**力量的法宝。湘军首领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便是精心炮制的这么一件典型法宝。只要读一下这段文字，便可领略其要诀所在了：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

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

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

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它的煽动力之大难以估量。多少“知书

达礼”的文弱士子闻之顿然拍案而起，投笔从戎。他们要维护的，不仅仅

是清王朝，更有“开辟以来之名教”，在若辈心目中，这尤为天经地义而

不可或损的。

曾国藩辈的这种渲染，也兼而产生了另外一种效用，那就是为士子们从现实的动乱观照“洋教”提供了一幅刺激性很强的漫画。以致事后长时间里，他们一想到洋教便与太平天国的“可怖”图景联系起来。这般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神经过敏，成为清季反洋教运动的激素之一。

但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由“铁棒”到“竹竿”的削弱乃至折毁，太平上帝是要负一份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