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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789-1792：卢梭思想从背景走向前台
第六章1789-1792：卢梭思想从
背景走向前台
一、革命初期的宪政观念——冉森主义与卢梭思想合流
二、“法兰西制宪之父”——西耶士转述卢梭教义
三、“公意”钳制下的宪法辩论
四、代议制度——“剧场”里的风雨飘摇
五、主权在民——“广场”上的山呼海啸
眼看着专制制度走向灭亡和真正的
主宰正在觉醒，眼看着四面八方乌云翻
滚，风暴即将来临……我愿踏着您那令
人肃然起敬的足迹前进。
——罗伯斯庇尔
历史在召唤，上有让·雅克，下有罗伯斯庇尔。１７８９年至
１７９２年的法国，是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也是卢梭思想从背景
走向前台，从书斋走向广场的发展阶段。道德理想国的精神氛
围、外部环境在革命危机中不断加温，逐渐成熟。
一、革命初期的宪政观念——冉森主义
与卢梭思想合流
１７８９年５月５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法兰西大革命在
民情汹涌中拉开了它的序幕。
１７８９年６月１７日，第三等级代表因久等第一、第二等级
合厅议事不果，自行组成国民议会。６月２０日，国民议会代表
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不解散。”６月２３日，米
拉波对奉命前来驱赶的王室司仪官说：“去告诉你们的主子，
我们代表民意在些开会，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７
月９日，国民议会改为制宪议会。
从此，法国的立法机构始终旋转在制宪旋涡里，短短１５
年里制定了五部宪法：１７９１年宪法、１７９３年宪法、１７９５年宪
法，１７９９年宪法和１８０４年宪法。这样频繁的宪法产出率，在
大革命之后也难以停歇。１９世纪有１８１４年宪章、１８３０年宪
法、１８４２年第二共和国宪法、１８５２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宪法、
１８７５年第三共和国宪法；２０世纪则有１９４６年第四共和国宪
法、１９５８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至今２００年内，总计１２部宪法，
平均每１６年产生一部，换言之，平均每一代人一生中要经历
三次以上的宪法危机。这一历史现象，与美国革命一锤定音，
首创１７８７年宪法，二百年不变，一以贯之，形成强烈反差。反
过来说，亦同英国革命一次定向，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却能保
持２００年宪政体制稳定不变，也构成令人奇异的对比。
１７９４年，作家尚福尔因雅各宾专政通缉而自杀。死前留
有一句名言，似乎点破法国人的宪政困境：“英国人重法而轻
权，法国人重权而轻法。”然而此言既公平，也不公平。法国革
命不正是从改变重权轻法这一民族顽症开始的吗？上述１７８９
年６月２０日的网球场誓约，真诚地说明了这一点。三级会议
一变为国民议会、二变为制宪议会，也真诚地说明了这一点。
革命确实想改变民族的政治重心，把权力重心转向立法重心。
问题在于：这一重心转移之后，为何长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难以稳定？除了外部环境恶劣社会危机频频发生这一“硬件因
素”之外，法国宪政的“软件因索”——法兰西人的宪政观点、
宪政心态在起步之初是否就发生了某些有待调整的偏差？对
此，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方法值
得借鉴。
法兰西近代宪政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１７世纪初期冉
森教派的活动，以及这一教派发展到大革命前夕与卢梭政治
哲学的合流。
冉森派１７世纪初起时，尚有天主教色彩，并曾强烈反对
加尔文派“**教会”的新教活动。但是，它在“恩宠论”、“先定
论”以及道德世界中“正义”与“邪恶”势不两立的二元对抗观
等问题上，却深得加尔文派要旨。此外，在哲学渊源上，冉森教
派与卢梭哲学的前身笛卡儿理论具有内在的联系。专门研究
法国资产阶级史的雷吉娜·佩尔努认为：“冉森教派代表着的
倾向与笛卡儿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物理学必须与形而上学彻
底决裂的倾向，是一回事”。发展至１８世纪，冉森派教义尚披
有神学外衣，内里却出现可为世俗政治间接引用的直接民主
制观点，如：教会是信徒的议会，所有信徒都有权参加这一议
会的管理；任何教会所作出的决定只有在取得教民一致同意
的情况下方能生效；——这就是著名的“一致性”原则。这一原
则，与卢梭政治哲学的“公意说”、“公意不会错误说”、“主权在
民说”已经非常接近了。
更为重要的是，冉森派到１８世纪以后大部分转向法律
界、司法界活动，出现在西欧其它各国近代宗教改革运动所不
曾出现的特点，影响至为深远：“冉森教派在法律资产阶级身
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１９世纪末，还能感觉冉森教派的
影响。”①
１７２７年，冉森派反对教皇克莱芒１１世《乌尼詹尼图
斯谕旨》失败，转向巴黎高等法院结盟，试图利用这一世俗机
构干预宗教裁判所的专横，保护本教派的存在。从此，冉森派
卷入巴黎高等法院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斗争，并从自己的教义
中吸取法律灵感，为高等法院塑造限制王权的立宪理论。这一
理论认为：法国有本土宪政资源，即法国古宪法；高等法院反
王权的斗争自有合法性渊源；国王只不过是一种在政治上对
民族而不是对上帝负责的“代理人”、“被委托人”。表达这一观
点的冉森派律师勒佩日《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
（１７５２—１７５３）流传极广，影响巨大。全国的青年法官几乎是
“人手一册，每日必诵”。直到１７８８年，它的一些主要论点还是
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
１７７１年，掌玺大臣莫普逮捕、放逐高等法院１３０名成员，
解散巴黎高等法院、里昂高等法院。这一事件迫使冉森**脱
去神学外衣，公开投入世俗政治，到启蒙思想中去寻找新的同
盟。冉森派律师出入于各种启蒙沙龙，冉森派教宗教语言寻找
与世俗启蒙语言联盟的契合点。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期，冉
森教派受到启蒙运动伏尔泰阵营的激烈抵制。伏尔泰毕生反
对冉森教派，抵制它的道德清教色彩。②这一立场使启蒙运动
的主流未能与冉森派合流，失去了最后一次吸收、整合法国社
会宗教资源的机会，造成了本书在前一章总结部分提出的那
种悲剧性后果。
卢梭哲学与启蒙主流对抗，与冉森教派有天然的亲和力。
前者的世俗面貌与后者的救赎立场互为需要，互为呼应，一拍
即合。到７０年代初期，冉森教派在语言上已频频使用卢梭式
的政治哲学概念：“自然状态”、“人性本善”、“尘世幸福”等。
１７７２年，梅伊神父等人出版《法国公法原理》，开始大段采用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论述。③这一事件，标志着冉森主义与
卢梭哲学的正式合流。
冉森主义与卢梭哲学合流，具有深远意义：
１、在此之前的卢梭影响多在文学界和道德层面，在此之
后，卢梭思想向法律界、司法界渗透，并直接进入法哲学层面，
与其他因素一起，塑造法国革命初起阶段的宪政观念。法国民
众在宪政观点上的共识：直接民主制、一致同意、政治公开、国
民至上不受法律约束等，在卢梭思想、冉森教义两方面得到互
相映证，更加强烈，并积淀为大革命中以及大革命后长久左右
法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政治文化要素。
２、宪政观念的另一来源为英美外来资源：重经验理性，
轻先验原理；重制度安排和惯例养成，轻理想争辩。启蒙哲学
的主流皆在这一层面活动，难以寻找与本土宪政资源的结合
部、支援点，呈悬空孤立状态。冉森主义挟本土资源而来，与启
蒙主流交臂而过，与卢梭思想合二而一，在这种情况下，启蒙
主流则更显英美资源的舶来烙印，单薄无力，难为法国文化自
我中心主义所容。这一层面在冉森主义、卢梭思想两面夹击
下，在本土资源迟迟寻不着落脚生根的支援点、结合部，逐渐
落潮而去。
二、“法兰西制宪之父”——西耶士转述卢梭教义
卢梭思想与冉森主义合流后的声势，在下级教士、第三等
级代言人西耶士的宣传小册子中强烈表现出来。
西耶士，网球场誓约的起草者、**宣言的作者，后来又
是１７９１年宪法、１７９９年宪法的设计者，人称“法兰西制宪之
父”、“头号政治设计师”。他最成功的宣传宪政的作品，是
１７８９年１月发行的那本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两
个月内行销３万册，确曾轰动人心。西耶士自称“完成了政治
这门学科”，“我们革命的重大发展都是根据这部教材行动
的”。④
让我们看看这本法兰西革命教科书中，浸透有多少卢梭
思想的汁液。
第一，否定英国宪政制度。
西耶士在此书有限篇幅中特意安排两节（第六节、第七
节）回答这一问题。可见在当时各种街头演讲，沙龙辩论中，有
关英国宪政制度是否可以借鉴，确实成为一个尖锐的争论热
点，扰攘人心，不容迴避。
西耶士的态度十分鲜明。第六节发问，题为：“有人提议仿
效英国宪法”，第七节回驳，题为“仿效精神不会把我们引向正
确道路”。西耶士的反驳基本上是从笛卡儿——卢梭式的原理
至上出发，并带有浓厚的法国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色彩：
我很怀疑，这个被人吹嘘以如此厉害的杰作能否经
得住按照真正的政治秩序的原则来做的公正检验。也许
我们会承认，它是偶然性和机遇的产物。
将立法权分为三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国
民的代言人，这种想法是否从真正的原则汲取来的？
我在英国宪法中并未看到井然的秩序，而只发现为
防止混乱而建立的叠床架屋式的提防设施。
从外表看，它很接近社会组织的正确原则。这是一
个判断各种进步的善和美的模式。对这个社会技艺方面
的模式，不能说我们今天比１６８８年的英国人更不熟悉。
然而，若是我们有了真正的善的典型，为什么非要仿效
一个复制品不可呢？让我们立即树立雄心壮志，把我们
自己变成各国的榜样吧！⑤
第二，道德共同体至上，个人意志不容存在。
西耶士如卢梭一样，置道德于政治之上，置道德共同体于
个人意志之上。只不过名词上稍有变化，卢梭的“公共意志”变
为西耶士的“共同意志”而已。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与推演，
西耶士与卢梭并无二致。公平地说，在当时，西耶士借助这概
念是想创造一个“多数优势”，迫第一、第二等级的少数特权者
就范，确也收到了短期社会功效。但是这一概念逐渐沉淀为具
有长期效力的宪政观念，其负面因素则随着时期的推移，愈益
突出：
他们把社会事务中的公正和自然的手段看得无足轻
重，唯独重视人为的、或多或少不公正的、或多或少复杂
的手腕（此处指英国式的制度性操作性安排，同时也指旧
式政治中的种种权术谋略——本书作者）……至于我们，
我们决不离开道德；道德应当调节人与人之间与其个别
利益、普遍利益或社会利益相联系的各种关系。应由道德
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归根结蒂，只有道德才能告
诉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回到简单的原则，因为这比一切
天才的努力更有力量；
共同体必须要有共同意志；没有意志的统一，它便根
本不能成为有意志、能行动的一个整体。……个人意志始
终是其本源，并构成基本成分；但是若分开来考虑，他们
的权力便化为乌有。
在这里，个人利益应该毫无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
因为个人利益各不相同，结果都不能发生影响。⑥
第三，以公共利益取消社团党派的存在。
西耶士如卢梭一样，推演人心中有三种利益：第一种利益
使人们彼此相似，它给公共利益规定适当范围；第二种利益使
个人仅与若干他人联合，此即集团利益；最后，第三种利益使
每个人自我孤立，只考虑自己，此即个人利益。故而西耶士说：
最大的困难来自那种使一个公民仅与若干他人相一
致的利益。这种利益促进人们共同商议，结成联盟；由此
策划出危害共同体的计谋；由此形成最可怕的公众的敌
人。
因此，社会秩序严格要求普通公民不组成行会，甚至
要求那些势必组成真正集团的受命掌握行政权力的人，
在他们任职期间，不谋求被选为立法代表，……
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共利益支配个
人利益。
必须按照一个不允许议会养成集团意识并蜕化为贵
族的计划，建立代议制议会本身。⑦
第四，民众意志产生宪法，但高于宪法、不受制于宪法。
这是西耶士思想在当时最能博得大众欢迎，因而也是最
危险的部分：
很明显，宪法只同政府相联系。国家通过规章和宪法
来约束其代理人，因此，设想国民本身要受这些规章和宪
法的制约，这是荒谬的。……国民惟有通过自然法形成。
政府则相反，它只能隶属于人为法。
政府只有合于宪法，才能行使实际的权力；只有忠实
于它必须实施的法律，它才是合法的。国民意志则相反，
仅凭其实际存在便永远合法，它是一切合法性的本源。
国民不仅不受制于宪法，而且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
应受制于宪法，这仍无异于说它不受制于宪法。
什么叫与自己缔结契约？既然双方均属同一意志，这
个意志便可随时解除所谓的契约。
当国民还能做到时，它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人为形式
的束缚之中。这样便会使自己面临永远丧失自由的危险
……我们应该将世界上的各国国民理解为身处社会联系
之外的个人，或像人们所说，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他们
行使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不牵涉任何民事组织。⑧
无可否认，西耶士上述主张反映着革命前夕和革命初期
法国民众的普遍心里：对特权等级在议会活动中集团倾向的
正当警惕，对政府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以及渴望永久捍卫
自由以防政府扩张侵权的真诚愿望。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历史
环境中，具有情境逻辑⑨的合理性，否则就难以解释西耶士这
本宣传作品何以赢得那样广泛的拥护支持。然而危险就在于，
法国民众政治性格的特征总是表现在这种地方：把情境逻辑
中的具体应对，超拔为抽象的原则、原理，反过来指导并贯彻
于后来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境，形成超具体情境的先验要求，
形成先验高于经验、抽象高于具体的高迈格局。这种格局一旦
发生，情境与逻辑之间的合理性很快失落，走向逻辑高悬于情
境之上的高调局面。法国革命后来的种种危险、曲折，很大一
部分就是这种高调悬空居高不下的局面造成的。
除此以外，西耶士上述主张，即使从逻辑本身而言，也有
种种令人不安的成份，而这些令人不安的成份，恰恰是与卢梭
思想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西耶士对卢梭思想的复述，尽管有所取舍，如他坚
持设代表代议制，但他在另一些方面则大大发展了卢梭。如宪
法只约束专制权威，不约束人民；政府行为处于·社·会·状·态，接
受法理限制，人民行为处于自然状态，不接受法理限制等主
张，是卢梭意中所属然而笔下尚无的大胆结论。依此逻辑，人
民和政府缔约制宪的过程，无异于强迫政府接受一份“不平等
条约”的过程。这样的政治逻辑，对于法国民众形成健康合理
的宪政观念极为不利。这一点，不仅在法国１７８９年革命中不
断表现出它的危害，而且在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公社原则中也有所
流露。它几乎形成了某种政治传统，对于法国民众在以后的政
治生活中轻言革命动辄起义的积习，有着相当程度的历史影
响。
其次，西耶士在此所言，预示了法国革命社会政治心态中
一个深刻矛盾：一方面视宪法为须臾不可离的根本保障——
法国革命的序幕即在呼唤立宪声中开幕，另一方面又要在宪
法之上再凌驾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威——法国革命的整个过程
都不断发生宪法危机，发生人民对宪法的冲击事件，以至越益
呼唤宪政，宪政越益不得稳固。高毅先生所发现的那一病症
——”“当时的法国人虽然对宪法寄予无限的愿望，可在还未
得到一部宪法之前，他们就已莫明其妙地对这种宪法的功能
表现出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信任感”DE，这个“莫明其妙”的病
根，观念方面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其三，西耶士此处所开列的政府与人民关系模式，是典型
的法国式自由模式。自由固自由矣，激进固激进矣，却是一个
无法整合、因而也难以持久的自由模式。社会不可能在一部分
人处于社会状态、另一部分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状况中长
久运转。西耶士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使他的另一部分宝贵思
想——设代表代议制在实践中困难重重，既预示了他在制宪
辩论的第一回合（后文将述）处于尴尬处境；也预示了他在革
命大潮汹涌而来后的被迫沉默；最后，甚至预示了他在革命后
期复出，终于转向拿破仑，要求在权威之上，再加“一把利
剑”——拿破仑军事专政。这是西耶士的多变，也是西耶士的
无奈。法国式自由的历史进程，恐怕正是通过西耶士个人多变
的角度，折射出更为宏观的内容，折射出这场革命以自由始以
专制终的诡谲命运。
大革命失败后，托克维尔仔细阅读包括西耶士上述作品
在内的１７８９年民间宣传品、陈情书沉痛说道：
当我把所有这些个别的要求汇集在一起时，我惊恐
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
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列，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
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
全然不知；他们认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
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
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
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
谁要救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DF
三、“公意”钳制下的宪法辩论
革命未始，１７８９年５月５日，卢梭“公共意志”论就在首
发事件——三级代表合厅议事这一事件上打下了它的烙印。
按历史惯例，三级会议开幕后三个等级的代表应分别议
事；三个等级中，各省代表亦应分组讨论。这一惯例被第三等
级代表认为是对“公共意志”的分割，理应否定。５月５日当
晚，第三等级从分组讨论中首先得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决
定：为了服从全国公意之故，旧日等级之分已不存在；因此，须
邀请另外两个等级的代表来共同审查代表资格；在此之前，第
三等级拒绝组成英国式的下院。同时则规定：议会如**，当
不设秘书处，办不需纪录，只需一个议长来主持议程；英国式
议会的技术性安排是束缚代表反映民意的繁文褥节，统统排
除在外。
于是三级会议尚未议事，首先在议事程序上陷于僵持。第
三等级等待另外两个等级的代表来合厅议事，遭到拒绝。五个
星期的等待、调停皆无结果。西耶士建议第三等级宣布，最后
一次邀请对方合作，并于６月１２日单方面开始对三个等级的
代表委任状审查。６月１７日，经过审查获得通过的第三等级
代表宣告，他们已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另外两个等级的代表
未受审查前，不予承认；第三等级代表单独组建国民议会。在
既成事实胁迫下，两天之后，第一等级内部经过激烈辩论，终
于决定加入第三等级，即加入国民议会。贵族等级除了反抗，
以及随后的大流亡，已别无出路。第三等级坚持“合厅议事”，
坚持“公共意志”不可分割，初战胜利。卢梭的教导，帮助他们
打赢了第一个回合。
值得注意的还有下一个动作。合厅议事的国民议会，通过
首项决议就宣布：“立法权不可分”。在当时阶级冲突氛围中，
此决议有现实考虑：把特权阶级限制于第三等级的意志之下，
不得**。若从法国近代宪政发育的角度看，此举则可认作卢
梭政治哲学的深入一步：主权不可分割，维持公共意志的一致
同意，各阶级、阶层利益不得分殊；因而，也就堵死了利益分殊
在宪政制度层面上的安排：英国式的上、下两院制。
自此以后，从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０日网球场誓约“不制定宪
法，决不解散”，至１７９１年９月３０日法国近代第一部宪法终
告诞生，国民议会始终处在卢梭政治思潮与孟德斯鸠、伏尔泰
政治思潮的左右牵制下，左顾右盼，前后徘徊。两年零三个月
内，制宪过程风雨飘摇、险象环生。
制宪第一个辩论焦点是“国王否决权”。
正是在这一辩论中，大革命完成了它在塑造法兰西风格
政治文化过程中的一个世界性创举。他们不同意按阶层利益
的分殊，划议院为二元横向对待——上、下两院，而是坚持合
厅议事；与此同时，则同意按政治观点的激进与否，把一元性
的合厅议事纵向地划分为内战式的对峙局面——反对国王拥
有否决权者坐在议长左边，赞成否决权者坐在议长右边，左、
右分列。这就是后来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惯用的“左派”、“右
派”分类法的起源。这种合厅议事下的内战格局，暗含着卢梭
哲学中这一道德政治的概念：政治营垒的分列表现着道德判
断上的分列，一方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邪恶”，两者间的
关系是摩尼教式的光明与黑暗的关系，你死我活，不能兼容。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能是一元性的纵向
“压倒”，不能是二元性的横向“并立”。这种道德化的政治划
分，塑造了后来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基本性格，并超越法国一国
界限，蔓延至近代各国，对后来近、现代各国政治生活甚至国
际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国王否决权，牵涉到主权结构的问题，在当时的英
国，王权与立法权是横向排列：王权代表行政权，设在立法机
构之外，与立法权对峙，互相制约平衡。但在法国，由于分权学
说始终受到卢梭思潮、冉森教义、西耶士理论的抵制，王权不
可能安置于立法权外，只能归属于统一的行政、立法一院制内
安排。１７８９年８月１４日，议员凯斯努瓦首先提出了这一问
题：王权在立法方面是否拥有否决权？是有限否决，还是无限
否决？如此提出问题，说明法国人的宪政建设，一开始就走歪
了路，以后只能越走越窄。
９月４日，议员穆尼埃代表宪法委员会提出报告，声称：
“为了保证行政权力不受任何立法权力的任何侵犯”，“最好的
办法是使其成为立法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应规定议
员们的决议在成为法律以前，必须经国王批准。”这一立场，比
６月１７日国民议会宣布国王不得否决议会通过和将要通过
的一切决议，是一大倒退，至少是向着起点以前的一次徘徊：
议会是为了限制王权专横才召集起来，为的是制定宪法，然而
宪法尚未制定，怎么又辩论起如何维护王权对立法权的最高
地位呢？
但是，这一倒退要求却暗含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理
论构想，或者说能够与卢梭式的激进抗英政治思想主张建立
一种奇异的支援关系：英国式的分权制是割裂主权的横向排
列，王权代表行政权，议会代表立法权；但在道德理想国内，主
权不能分割成横向分列，应该呈纵向叠加，议院代表立法权，
但在立法权上，还要凌驾一个不露声色的最高主宰，拥有在议
会幕后的最后一手：否决权。用这一派议员的话来说，国王不
能创议，但是国王能够否议！
西耶士当时显然还未醒悟到对方的立场中也有卢梭意
识。９月７日，西耶士起来痛斥这一主张：“任何否决权，延缓
的也好，绝对的也罢，在我看来只能是一道专横的命令，一封
对付民族意志和整个民族的密札。”
然而在９月１１日的表决中，议会仍以６７３票对３２５票的
多数议案，通过了“这一封密札”，继以７２８票对２２４票的多
数，否定了国王否决权只有一届议会有效期（两年）的议案，通
过了两届议会有效期（至少四年）的决定。
与国王否决权有关的另一个辩论焦点，是“一院制”还是
“两院制”问题。
９月４日，同一个穆尼埃在提出国王否决权的同时，也提
出了一个美国式的两院制方案：“眼下这个议会，肩负着确定
权力组织和建设自由大厦的使命，应当是一个单一的机构，为
的是更有力量一些，办事更快一些。但这种力量，若是在制定
了宪法之后仍保持下去，最终会把一切都给毁了的……而分
别议事的两院呢，则可以保证各自作出理智的决定，并能使立
法机构按其必要的凝重而庄严的步调行事”。DG
但是这一次穆尼埃遭到了失败。尽管他当时想绕着矛盾
走，提出一个富于平民色彩的美国两院制以代替富于贵族式
的英国两院制，避免刺激法国议员普遍存在的“抗英情结”，但
是他的美国式方案还是洗刷不了舶来色彩，避免不了法国文
化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对。在９月１０日的表决中，他的两院制
方案经激烈辩论，仍以８４９票对８９票（１２２票缺席）的压倒多
数，惨遭否决。结果，１７９５年的宪法还是保持了一院制的议会
结构。
穆尼埃议案一胜一败，从表面上看，似乎无一致逻辑可
寻。但究其内里，不难发现，成也卢梭，败也卢梭，胜败皆可从
卢梭思想的两方面影响找到某种统一性解释：国王否决权得
以通过，反映了卢梭在公共意志之上需有半神半人最高主宰
之主张；两院制方案被否决，则反映了卢梭对主权不可分割的
执拗立场。
从１７８９年至１７９２年，革命初期各种思想错综复杂，交相
呈现，但是卢梭影响则在多种思潮中越来越占上风。它不仅能
在左派议员的声音中高唱主旋律，甚至能从对立的另一方也
得到回应。这种历史现象，在后面发生的各种事件冲突中，我
们将会不断看到。
四、代议制度——“剧场”里的风雨飘摇
不少稳健派议员当时是既赞成国王否决权，又否定两院
制方案。他们暗中可能怀有这种期望，把法国的立权机构安排
成一院制加国王否决权，上可防国王与参议院联手，下可防卢
梭鼓动的直接民主制与众院联手，这样上、下无虞，方能保证
一院制的工作效率。西耶士素以足智多谋著称。革命从宣传
鼓动进入立法实践，他的务实精神逐渐清醒。这一务实精神在
他与佩蒂翁的辩论中，开始流露。
１７８９年９月，佩蒂翁在议会内发言指出，国王的否决权
一旦确立，民族的权限如何确定？让我们仔细推敲佩蒂翁的这
段论述：
为什么各国人民要选举代表？这是因为让人民自己
行动几乎总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如果人民的大会能
够以便于行动的和有规则的方式建立的话，代表就毫无
用处甚至是危险的了。
我再重复一遍：只存在一种不可能性，那就是当一个
人口众多的民族为讨论自身幸福所系的重大政治问题而
组成议会的时候，便绝对不可能准许全民族对它掌握审
查权。
如果这一事实是清楚的并被挑明了，由此必然会产
生这一问题，即必须证明在法律的某一条款由于各派势
力无法妥协而遭到反对悬而未决的时候，民族不可能在
对立的各种意图中作出抉择。而我是看不出有这种不可
能性的。
这是一段绕口令式的发言。但是，佩蒂埃显然发现了——
国王否决权与前不久通过的立法议会是民族最高代表的决
议，这两者之间在形式上有一个破绽。一个直接民主制的要求
通过佩蒂翁的发言，正在这个破裂之处悄悄抬头：有必要重新
伸张民权，赋予人民直接就议会与国王僵持不下的某些问题
表达意愿的权力。佩蒂埃的这一发言，实际上是补足卢梭逻辑
的两极：上有最高主宰，下有民众直接干预。这样，卢梭政治哲
学的最高一极与最下一极分别能得到体现。然而，这又是一个
恶性循环的预兆；在宪法权威之上，加国王否决的权威，在国
王权威之上，再加人民干预的权威，如此循环，才是真正的“架
床叠屋”。面多了掺水，水多了掺面，这一政治面团只能是越和
越稀，越和越烂。
西耶士警觉到这一危险。如果他能从孟德斯鸠的英国思
路全盘检讨这一困境，寻找出防止上、下两极交相胁迫的出
路，他本来是能够找到这一出路的：壮大中间体——充实代议
制各项制度性安排，以法理型代议制度上抗来自国王的传统
型否决势力，下抗来自民间的奇理斯玛型非理性冲击，法国近
代宪政制试验或许能冲破早期困境，尽早走上健康发展的正
轨。
让我们来看两天之后西耶士的反驳：
我知道，一方面由于概念的混同，有人开始这样来看
待民族意愿的问题了，似乎它可以是并非民族代表的意
愿的某种东西，似乎民族可以用不同于其代表的调子说
话。一些错误的原则在这里显得极其危险，它们完全有可
能把法国切割、肢解、撕碎，使之变成无限多个小民主国
家，这些国家将来只能结成一个松散的联邦……
很显然，西耶士所说“一些显得极其危险的错误的原则”，
是暗指佩蒂埃发言中卢梭式直接民主制的成份。他是以卢梭
哲学的这一部分——“主权不可分割”，来平衡卢梭哲学的另
一部分——“直接民主制”。在一篇未曾发表的笔记中，他私下
写道；“有人在做着白日梦，以为人类是普遍善良的。其实人类
总是分成两个部分的，教育和劳动的差异造就了它们的基本
区别。”此时的西耶士，显然对卢梭哲学中的人性本善论和由
此出发的平等观、直接民主观有了警觉。然而，这恰恰是他自
己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中大声疾呼的内容。他不可能公
开反对不久前自己尚在宣传而目前又形成极大势头的这一政
治哲学。事实上，他思想的这一部分与卢梭哲学决裂，思想的
另一部分又可能维持着与它的千丝万缕联系。他只能设想如
何小心翼翼地避免这一哲学在实践中产生的过于直接、过于
激烈的后果。面对佩蒂埃发言中支撑民族意愿的“公意说”，他
只能接过这一说法，然后强调“公意”与代议制并不矛盾，甚至
“公意”只能通过，也可以通过代议制获得表述：“委托人的意
愿并不是通过一份份陈情书体现出来的。这里的关键并不在
于民主投票的结果，而在于对委托人的意愿进行表达、倾听、
协调、修改，最终大家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的意志”。DH
这是一种相当软弱、相当被动的辩护，最后落脚点，还是
落在卢梭的“公共意志”上。西耶士为代议制所作的这一辩护，
不可能对卢梭或直接民主制思潮形成一次真正有力的抵抗。
１７９１年宪法的公布，表明西耶士的影响暂时超过了佩蒂
翁。但是，这一微弱胜利是以对卢梭政治哲学另一部分的让步
为代价换来的。我们且看经两年辩论最后沉淀在这部宪法中
的卢梭思想的成份。
宪法第三编第一款声称：“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不
可让渡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它只属于民族；人民中的任何一
部分，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之”。
很明显，卢梭的根本原则——主权不可分割在这里得到
了确认。与此同时，为防备王权自上而下的侵权和民众直接民
主制自下而上的冲击，又作出了“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任何
个人不得擅自行使权力”的限制。然而，这一微弱限制还是被
同一部宪法的另一规定抵消了：
宪法第一条恭恭敬敬地承认，“立法机构不得制定任何会
给……宪法保证的各种自然的和公民的权利的行使带来损害
和设置障碍的法律。”
１７９１年的宪法的这一矛盾说明，最高立法权威究竟是立
法机构还是民众的“自然状态”，直至宪法公布之日，法国人还
未争论清楚。西耶士最终还会压不住佩蒂埃，代议制也压不住
直接民主制，双方都在这部宪法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而后者
的影响显然将更为有力。如果说，宪法的公布毕竟是一种胜
利，那么这种胜利很难避免这样的评价：卢梭政治哲学分别通
过矛盾的两个方面交替得到表述，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
述：公共意志论和主权不可分割论同时得到了承认。
这样的代议制是不堪风雨侵蚀的代议制，而风雨首先来
自代议制内部。
法国著名大革命史学家奥拉尔曾揭示过议员们当时普遍
存在的不结社不联盟的孤立心态：“他们厌恶拉帮结派，并且，
由于事先保证过要在一起表决，因而担心会把他们的自由转
让出去，尤其是违背选民给他们的委托书”DI。
这种君子不党的心态，反映了法国革命中革命人士对政
治透明、政治公开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卢梭政治哲学反对结社
组党观点的身体力行。但是，它由此暴露了法国议会政治受卢
梭影响所形成的早期幼稚病：议会内“反党派政治”的群体价
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制约下，议员聚散无常，拒绝结成议
会党团板块，处于不断流动的“政治液化状态”——近代政党
政治的难产阶段。
早在１７８９年年底议会讨论纳税额议案时，由于不存在一
定组织的党团，不存在可以强制约束议员投票的党派纪律，因
而始终产生不出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多数派一时形成，也是临
时拼凑起来的松散联盟，朝聚暮散。１７９０年讨论教士法时，这
种社会政治早期幼稚病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年１１月２７日，议
决教士必须宣誓效忠法令。之后，则逐步液化、软化，通过一系
列妥协性法令，最终在１７９１年５月７日颁布“宽容法”，彻底
**了原议。
这种有议会无党派的现象，曾引起过少数有识者的不安。
对照英美政治模式，穆尼埃和米拉波等人或曲折或直接表达
过建立党派政治的愿望。终因曲高和寡，很快就被淹没。到雅
各宾执政时期，这种无党派或超党派的价值取向仍然以某种
形式继续发展（后文将述），甚至在法国革命结束后，还延续整
整一个世纪。议会政治的早期幼稚病，迟迟不能克服，不能不
说是卢梭政治哲学沉积为法国政治文化的基因，持久发散出
负面影响的结果。用法国人自己的话说，“卢梭的著作构成了
我们民族文化的主要一环”DJ。
如此软弱涣散之议会，哪能抵挡来自外部的风雨冲击？
９１年宪法规定，不对个人请愿作任何限制，立法机关的
大门必须永远敞开，以欢迎民众随时进入旁听。最早提出此一
动议的议员勒沙贝利埃９月５日说：“这是一种立法创议权，
公民可以由此参与社会的管理。”可见此议之初衷，确有革除
旧式贵族政治之弊的高尚动机。但是，由于拒绝对这一措施施
以任何必要的制度性限制，出自高尚动机的政治设计很快出
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罗伯斯庇尔甚至更进一步，曾提议设
议会旁听席１０，０００人，后又增至１２，０００人。可是，此时的正
式议员人数才多少呢？总共１１４５人。
这就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议会的议事环境充满随时冲
入的无套裤汉、底层妇女的情绪性叫喊，走廊内的地板跺得震
天动地，旁听席上不时响起足以压倒议员发言的欢呼或唾骂。
到了９月２６日，同一个勒沙贝利埃终于不能忍受，提议说：
“宪法既定，一切都必须讲究秩序”。但是，宪法既定的是公民
直接请愿权不受任何限制。在这样的宪法规定下，议会的议事
厅内不可能恢复秩序。到了１７９２年６月，连雅各宾成员戴尔
福也不能忍受这种状况，惊呼那些临时聚合的民众请愿团体
“即使还没有成为国家中的另一个政府，至少也已成了一个要
把国家引向绝路的行会”。结果适得其反，他欲取缔者并未取
缔，自己却在发言的当天就被开除出了雅各宾俱乐部。
一百多年后，马迪厄总结当年革命初期议会政治的无秩
序状态，也不得不作如此痛切之言：“在美国，民主政治已是不
成问题。其人民已有参政能力，且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法国，
大部分人民对于这些新制度一无所知，且亦不愿有所知。他们
用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来破坏自由。他们仍要求束缚。”DK
五、主权在民——“广场”上的山呼海啸
在议会战战兢兢的大门外，就是广场政治的山呼海啸。
２０世纪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告诉人们：“政党组织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影响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一个政党或一
个政党制度的稳定与力量取决于其制度化和参与水平。低水
平的政党制度化与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融合，会产生混乱的
政治和暴乱。”这一理论还根据世界近现代历史大量统计资
料，在政治参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不稳定这三者之间找到了
三方互动的数学模式DL：
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法国革命当然不能等同于简单的政治暴乱。但是，用上述
理论的研究方法观照法国革命政治不稳定这一特定侧面，人
们确实可以发现它与英、美革命的重大区别：它是取政治参与
最大值，政治制度化最小值，结果造成长期的、激烈的政治不
稳定。法国革命最壮观的场景是，政治公开加道德鼓动，街头
啸傲，聚散无常。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而法
国人自己的现象描述则更为生动：“国民公会里有一个向人民
敞开的窗户，这就是那些公众旁听席，等到这扇窗户不够用的
时候，人民就打开大门，街上的人就涌进来了。这种群众走进
议会的景象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景象之一”DM。
群众走进议会，政治走向广场，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重
大特色，也是卢梭政治哲学在排斥英美政治学的过程中，一家
独大的必然产物。它既反映着法国革命的真诚，也反映着法国
革命的偏执，更预示着法国革命进程的种种困境。
广场，是议会外的又一个“议会”，而且是一个容积更大、
流动性更强的液态“议会”。它决定着那个“洞穴议会”的命运，
玩议会领袖于波峰浪谷之中。它也是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方
式，是民粹领袖与民众直接对话，吸取民粹资源，动员民粹激
情的最佳场所。一旦民粹领袖在“议会洞穴”内受到制肘，首先
想到的就是“到广场上去”，直接诉诸民众的参预爆炸，引发一
场“广场短路”，产生瞬间超负荷电流，以胀破狭窄的议会通
道。这种绕过制度规范，一杆子插到底的广场政治，用作家雨
果的话来说，“就是街头巷尾的人群和居高位者的亲昵”DN。在
这种情况下，政治走出议会，走向广场，就只能走向奇理斯玛
型统治，而不是法理型统治。
１７８９年６月１７日，法国国民议会刚刚诞生，广场政治已
初见端倪。当时在场的一个英国人，目睹议员们在４０００名群
众的围观喝采声中宣誓就职，曾惊诧不已。这个名叫阿瑟·扬
的著名观察家写道：
旁听席上的群众被允许以鼓掌和其他表示赞许的声
响来干预辩论，这样做太欠雅观，也很危险，因为他们既
然可以表示赞许，也就可以表示反对，既然可以鼓掌，也
就可以发出嘘声。他们这样是会压制辩论，影响议事的。OE
阿瑟·扬作为英国人不能理解之处，恰恰就是法国革命
的独创之处，也是法国革命努力超越英国革命，“树立雄心壮
志把自己变成各国榜样”的超凡之处。
广场政治是“阳光下的政治”，它的第一特征，就是政治生
活的高调姿态——无党无派。
大革命有这样一个奇观，一方面政治派别如过江之鲫，层
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没有一个派别敢于对外承认自己是一个
派别，有明确的党性、派性，敢于对内建立一套作为严格意义
上的约束性纪律和组织机构。革命充斥着党派倾轧或一“党”
专政，然而无论是党派倾轧还是一“党”专政，却无不以全民利
益反党派政治的姿态出现。
能够说明这一现象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雅各宾派。这一
派别曾建立过全国性的联系网络，在９３年革命中客观上起过
类似政党的作用。但是，该派领导人却始终不具建党意识，甚
至自觉抵制建党意识。由于拒绝建立组织制度和稳定的领导
机构，这个政治派别始终停留于亨廷顿所言政党发育的原始
阶段——派系活动期，即“俱乐部”状态，并未发展成真正意义
上的近代政党。雅各宾派两位最孚众望的领袖曾这样反对政
党政治：
圣鞠斯特在１７９３年３月１３日《关于外国乱党的报告》中
宣称：“所有党派都是罪恶的，因为它游离于人民和民众社团
之外，并和政府闹独立。所有乱党都是罪恶的，因为它企图分
裂公民。”OF
罗伯斯庇尔甚至更进一步，他连当时已得到普遍公认的
“雅各宾派”这一称号都感到忌讳，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
１７９２年２月２６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要求该派成员放
弃“雅各宾派”这一简明称呼，而应坚持使用“设于雅各宾修道
院的宪法之友社”这个全称。理由很简单；“雅各宾派”这一称
呼，“由于敌人不断加予我们的种种诽谤，很容易使人联想到
行会，甚至乱党。”OG
同年５月，《巴黎革命报》就此评论说：在“雅各宾派”称号
的背后，“有某种既滑稽又不祥的东西。它带有乱党的味道。
……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宪法之友们也
许已经无法摆脱‘雅各宾派’这个名字了，他们已经以‘雅各宾
派’著称于世，即使罗伯斯庇尔本人反对这个名字也无济于事
了。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以公民责任心，审慎、善行和智
慧来为这个名字赢得尊敬。”OH
后来的雅各宾派活动，也确实是按着这“唯一的办法”办：
以大量的道德理想词语换算具体的派别利益，并随着这一派
掌权，法兰西全民族都进入了不言功利只言德化的理想阶段。
弥漫于全社会氛围的反政党政治空气，是前文所述议会
内部反结社联盟价值取向的社会心理根源，产生这一心理的
原因，除了当时革命环境的险恶，阴谋层出不穷，危机连续不
断，观念方面的根源显然是卢梭式的直接民主制理想。直接民
主制是古代小国寡民政治活动的简朴形式。从古代小国寡民
到近代大国众民，民主制的组织形式本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发
生一种“二次组合”：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间，必须安排一个政
党层面，以利益集团为单位，集中表述过去以个人为单位直接
表述的政治意愿。这就是支撑英、美宪政体制长期稳定的近代
政党制度。但是，正如亨廷顿所言，“法国人民信奉的是民粹式
的、卢梭式的直接民主”，“民粹反对派否认在人民与其政治领
袖之间还有建立调解结构的必要。他们所期望的是，无政党的
民主。”OI
这种“无政党的民主”表现在议会内外两个方面，“洞
穴”内聚散无常，“广场”上浪击有常，只见旧制度崩坏塌陷，不
见新制度树立权威，只见政治参预扩大、爆炸，不见政治制度
化给予约束、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全民族政治活跃，如一片流
动的沙漠，沙子不能粘集为沙团、沙堆，成团粒结构，板块碰
撞，只能朝聚暮散，随风飘移。尽管广场上警钟长鸣，市政厅起
义不断，法兰西人给旧大陆各国树立新型道德政治的高尚榜
样，他们本身不得不承当长期不得社会稳定的沉重代价。
广场政治作为“阳光下的政治”，它的又一个特征，就是政
治的公开姿态——透明无隐。
这是卢梭反异化理论以全民动员的形式所进行的一次大
规模政治实践。所谓“透明”，浅层含义是政治过程的全曝光，
消灭旧式政治在“洞穴”内的种种“暗室形态”；深层含义则是
政治的道德理想化，政治过程放射道德理想的光明。所谓“无
隐”，也有两个层面。浅层含义是消灭政治上的异己之物，不容
反对派存在；深层含义则是扑灭政治上的种种疏离、间隔，裹
挟一切政治上的不活跃分子，扑灭更大范围内市民社会中各
种远离政治的“暗室形态”，如个人情趣、家庭空间、私人氛围，
乃至各种不含政治成分的消费生活……。
这种大同和一的政治一体化要求，首先从“称呼革命”开
始。一夜之间，行政命令各色人等统统放弃旧式称呼，一律以
“公民”相称。然后向各个方向展开，放射出威慑性的强制力
量，“广场”上出现前文所述卢梭之独创的“剧场暴力”，如：
三色徽崇拜——
据考证，初起的革命标志是绿色缎带制作的。但是不久人
们即发现绿色是阿尔图瓦公爵（路易十六之弟，后来复辟王朝
的查理十世）家仆人服装的颜色，于是便创造了一种由红、白、
蓝二色组成的圆形标志取而代之。红、蓝是巴黎徽记，白为波
旁王朝徽记。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攻打巴士底前夜，三色徽被
民众采用为集合的标志。从此，它成为不可侵犯的革命象征
物，迅速风行全国。１０月５日，巴黎妇女进逼凡尔赛，将王室
胁迫回巴黎市区，这一重大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风闻凡尔赛
宫晚宴上，有军官将三色徽踩在地上践踏。在这一阶段，巴黎
民众对三色徽视若圣物，无可厚非。此后当行政当局以法令形
式强制人民佩戴，三色徽迅速成为法国式自由的象征，即如卢
梭所言：“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约使他服从公意，
这恰好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OJ１７９２年７月１５日立法议
会规定，全国所有男子必须佩戴三色徽，后来国民公会又把这
一规定扩大实行到所有妇女头上。上有所好，下必其焉。三色
徽逐渐泛滥，在政府公文、教堂钟楼、公共建筑及自由树上，都
出现了这一花饰。１７９３年的一张由半文盲的人写的告示中，
终于把不佩戴三色徽者一律斥之为居心险恶的“温和派、斐扬
派和贵族派”！
小红帽和红色崇拜——
小红帽，一种无套裤汉常戴的红色无边尖顶软帽。红色，
初为法国苦役犯的号衣颜色，原来并不吉利，但是随着小红帽
上升为革命图腾的地位，红色迅速上升为压倒一切的颜色。
１７９２年春，对外战争迫在眉睫。吉伦特派开始对民众进行心
理动员，大力提倡以长矛为标志的武装权的平等和以小红帽
为标志的服装平等。同年４月，吉伦特派赦免不久前判罚苦役
的一批瑞士籍士兵。由于获赦的苦役犯当时大都头戴小红帽，
前来庆贺狂欢的巴黎群众也都模仿着戴上了小红帽，整个会
场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从此，小红帽的鲜艳色彩染遍法国革
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成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政府公文、
印章硬币、节日庆典、房顶墙壁、船桅石碑上，到处都是小红帽
的标志。激进的妇女在菜市、路口巡视，强迫其它妇女一律穿
长裤、戴红帽，一度引起众多纠纷。像法国这样将整个革命戴
上一种帽子，染成一种颜色的壮举，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中
都是看不到的。历史学家米什莱针对红色现象评论道：“人们
采纳最贫穷的农民戴的小红帽。大家觉得红色比任何颜色都
好看，是最艳丽、最为大众喜爱的颜色，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红色也是血的颜色！”OK
广场狂欢——
我们还记得卢梭那句名言：“在广场的中央，树立起一个
鲜花环绕的长矛，把人们集合在那儿，你们就拥有了一个节
日，至善不过如此。”大革命一开始，一些重大的革命事件就出
现了广场狂欢的浓烈色彩。
巴士底狱攻克后，民众把守备部队司令德洛内的脑袋挑
在矛尖上**，并把城堡夷平，辟为广场，广场上树起一块木
牌，上书“大家来跳舞！”
第二年马赛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民众在那儿攻取了被称
作马赛“巴士底狱”之一的圣尼古拉堡，然后跳着法兰多拉舞
在全城**。民众挑着被杀死的要塞司令博塞的肚肠，嘴里吆
喝着：“货色新鲜啊，谁要？”
第二年，即１７９１年，在阿维尼翁市也出现类似情况。在街
头杀死贵族的儒尔当等激进人士获赦时，当地人民也举行了
狂欢**。传统的酒神彩车浓装过市，年轻人在车上开怀畅
饮，市民夹道欢呼，一派狂欢节气氛。革命最初三年里，群众已
自发形成种种节庆：五月植树节、赛马、牲畜献祭、反宗教化装
舞会等，既延续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又在这些节日里充塞大量
世俗性的革命狂欢内容。如在奥维涅地区，人们在宗教节日期
间玩九柱戏或骰子戏，在漂亮女人和社会名流的窗前起哄；如
在普罗旺斯，青年们热衷于一种所谓“假充好汉”的闹剧：着戎
装，佩刀枪，簇拥着载有异教神灵的彩车，随同一列列滑稽可
笑的**队伍行进，同时燃放烟火。在巴黎，攻占巴士底狱一
周年时，马尔斯校场上举行全国性的联盟节。尽管尚有主教主
持弥撒这种基督教内容，但是已出现数万人共同宣誓效忠祖
国的盛大世俗内容。
卢梭生前的另一遗愿：改造上流社会剧场生活的异化现
象，此时也已实现。革命来临，剧场的观众成份发生了本质性
变化。大量无套裤汉在政府赞助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剧场。
剧场上、下间隔的疏离现象也得到了克服，观众与演员开始融
为一体：一听到正面角色的爱国唱段，观众会跟着大吼大唱；
一听到反面人物的词，观众席上会站起激动的人群，攘臂叫
骂；一待全剧结束，观众会涌上舞台，与演员们一起欢歌起舞。
革命到了这种时候，是剧场，也是广场，是一个广大无边
的狂欢广场。革命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涌上了政治舞台，
成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表演，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良
心监督。革命中的法兰西，没有一个观众，到处都是演员，所有
人都生活在别处，生活在革命舞台上——
“人们不可能长久挤在窗台上，于是纷纷走下来，出
现了拥抱、欢笑、畅饮祝福和相互抚爱……所有人的脸
上都充满了醉意，比美酒还要甜蜜，广场上持续了长时
间的欢声笑语……它如此令我感动，我已看不见其他事
物了……”
注释：
①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卷，Ｐ５１、Ｐ４９。
②沃尔金：《１８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
版，Ｐ２３—２４，Ｐ３５。
③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Ｐ５１。
④转引自张芝联为《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所作序言，见该书中
译本，Ｐ７。
⑤冯棠译、张芝联校：《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
版，Ｐ５３—５４。
⑥同上，Ｐ５７、ＰB７８。
⑦同上，Ｐ７８—７９。
⑧同上，Ｐ６１。
⑨“情境逻辑”，——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ｃ，波普科学实证主义用语，
原意为反对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坚持将历史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
情境，深化问题本身，不把问题拔出具体情境，演绎为某种体系中的一
环。
DE同③，Ｐ５５。
DF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Ｐ１７９。
DG以上议院辩论发言转引自③，Ｐ５６—６０。
DH同上，Ｐ７２—７４。
DI贝克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培格曼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２卷，Ｐ８２—８３。
DJ语出１９５４年勒塞克尔评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作
序言，见该书中译本１９８２年商务版，Ｐ２５。
DK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上册，Ｐ１１４。
DL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Ｐ３９、Ｐ５６。
DM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Ｐ１９３—１９４。
DN同上，Ｐ１９４。
OE贝克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１卷，Ｐ４１２。
OF同③，Ｐ２６２。
OG《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４年版，第８卷，Ｐ２０６—２０７。
OH王养冲编：《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版，Ｐ３８。
OI同DL，Ｐ３９２。
OJ卢梭：《社会契约论》，Ｐ２９。
OK同③，Ｐ２０２——
;能慎独而器自重
※来源:·日月光华bbs.fudan.edu.cn·[FROM:bbs.sjtu.edu.cn]
发信站:日月光华(2004年06月09日00:03:34星期三),站内信件
第六章1789-1792：卢梭思想从
背景走向前台
一、革命初期的宪政观念——冉森主义与卢梭思想合流
二、“法兰西制宪之父”——西耶士转述卢梭教义
三、“公意”钳制下的宪法辩论
四、代议制度——“剧场”里的风雨飘摇
五、主权在民——“广场”上的山呼海啸
眼看着专制制度走向灭亡和真正的
主宰正在觉醒，眼看着四面八方乌云翻
滚，风暴即将来临……我愿踏着您那令
人肃然起敬的足迹前进。
——罗伯斯庇尔
历史在召唤，上有让·雅克，下有罗伯斯庇尔。１７８９年至
１７９２年的法国，是大革命的初期阶段，也是卢梭思想从背景
走向前台，从书斋走向广场的发展阶段。道德理想国的精神氛
围、外部环境在革命危机中不断加温，逐渐成熟。
一、革命初期的宪政观念——冉森主义
与卢梭思想合流
１７８９年５月５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法兰西大革命在
民情汹涌中拉开了它的序幕。
１７８９年６月１７日，第三等级代表因久等第一、第二等级
合厅议事不果，自行组成国民议会。６月２０日，国民议会代表
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法国宪法，决不解散。”６月２３日，米
拉波对奉命前来驱赶的王室司仪官说：“去告诉你们的主子，
我们代表民意在些开会，要我们离开，除非你们动用刺刀。”７
月９日，国民议会改为制宪议会。
从此，法国的立法机构始终旋转在制宪旋涡里，短短１５
年里制定了五部宪法：１７９１年宪法、１７９３年宪法、１７９５年宪
法，１７９９年宪法和１８０４年宪法。这样频繁的宪法产出率，在
大革命之后也难以停歇。１９世纪有１８１４年宪章、１８３０年宪
法、１８４２年第二共和国宪法、１８５２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宪法、
１８７５年第三共和国宪法；２０世纪则有１９４６年第四共和国宪
法、１９５８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至今２００年内，总计１２部宪法，
平均每１６年产生一部，换言之，平均每一代人一生中要经历
三次以上的宪法危机。这一历史现象，与美国革命一锤定音，
首创１７８７年宪法，二百年不变，一以贯之，形成强烈反差。反
过来说，亦同英国革命一次定向，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却能保
持２００年宪政体制稳定不变，也构成令人奇异的对比。
１７９４年，作家尚福尔因雅各宾专政通缉而自杀。死前留
有一句名言，似乎点破法国人的宪政困境：“英国人重法而轻
权，法国人重权而轻法。”然而此言既公平，也不公平。法国革
命不正是从改变重权轻法这一民族顽症开始的吗？上述１７８９
年６月２０日的网球场誓约，真诚地说明了这一点。三级会议
一变为国民议会、二变为制宪议会，也真诚地说明了这一点。
革命确实想改变民族的政治重心，把权力重心转向立法重心。
问题在于：这一重心转移之后，为何长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难以稳定？除了外部环境恶劣社会危机频频发生这一“硬件因
素”之外，法国宪政的“软件因索”——法兰西人的宪政观点、
宪政心态在起步之初是否就发生了某些有待调整的偏差？对
此，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方法值
得借鉴。
法兰西近代宪政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１７世纪初期冉
森教派的活动，以及这一教派发展到大革命前夕与卢梭政治
哲学的合流。
冉森派１７世纪初起时，尚有天主教色彩，并曾强烈反对
加尔文派“**教会”的新教活动。但是，它在“恩宠论”、“先定
论”以及道德世界中“正义”与“邪恶”势不两立的二元对抗观
等问题上，却深得加尔文派要旨。此外，在哲学渊源上，冉森教
派与卢梭哲学的前身笛卡儿理论具有内在的联系。专门研究
法国资产阶级史的雷吉娜·佩尔努认为：“冉森教派代表着的
倾向与笛卡儿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物理学必须与形而上学彻
底决裂的倾向，是一回事”。发展至１８世纪，冉森派教义尚披
有神学外衣，内里却出现可为世俗政治间接引用的直接民主
制观点，如：教会是信徒的议会，所有信徒都有权参加这一议
会的管理；任何教会所作出的决定只有在取得教民一致同意
的情况下方能生效；——这就是著名的“一致性”原则。这一原
则，与卢梭政治哲学的“公意说”、“公意不会错误说”、“主权在
民说”已经非常接近了。
更为重要的是，冉森派到１８世纪以后大部分转向法律
界、司法界活动，出现在西欧其它各国近代宗教改革运动所不
曾出现的特点，影响至为深远：“冉森教派在法律资产阶级身
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１９世纪末，还能感觉冉森教派的
影响。”①
１７２７年，冉森派反对教皇克莱芒１１世《乌尼詹尼图
斯谕旨》失败，转向巴黎高等法院结盟，试图利用这一世俗机
构干预宗教裁判所的专横，保护本教派的存在。从此，冉森派
卷入巴黎高等法院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斗争，并从自己的教义
中吸取法律灵感，为高等法院塑造限制王权的立宪理论。这一
理论认为：法国有本土宪政资源，即法国古宪法；高等法院反
王权的斗争自有合法性渊源；国王只不过是一种在政治上对
民族而不是对上帝负责的“代理人”、“被委托人”。表达这一观
点的冉森派律师勒佩日《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
（１７５２—１７５３）流传极广，影响巨大。全国的青年法官几乎是
“人手一册，每日必诵”。直到１７８８年，它的一些主要论点还是
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
１７７１年，掌玺大臣莫普逮捕、放逐高等法院１３０名成员，
解散巴黎高等法院、里昂高等法院。这一事件迫使冉森**脱
去神学外衣，公开投入世俗政治，到启蒙思想中去寻找新的同
盟。冉森派律师出入于各种启蒙沙龙，冉森派教宗教语言寻找
与世俗启蒙语言联盟的契合点。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期，冉
森教派受到启蒙运动伏尔泰阵营的激烈抵制。伏尔泰毕生反
对冉森教派，抵制它的道德清教色彩。②这一立场使启蒙运动
的主流未能与冉森派合流，失去了最后一次吸收、整合法国社
会宗教资源的机会，造成了本书在前一章总结部分提出的那
种悲剧性后果。
卢梭哲学与启蒙主流对抗，与冉森教派有天然的亲和力。
前者的世俗面貌与后者的救赎立场互为需要，互为呼应，一拍
即合。到７０年代初期，冉森教派在语言上已频频使用卢梭式
的政治哲学概念：“自然状态”、“人性本善”、“尘世幸福”等。
１７７２年，梅伊神父等人出版《法国公法原理》，开始大段采用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论述。③这一事件，标志着冉森主义与
卢梭哲学的正式合流。
冉森主义与卢梭哲学合流，具有深远意义：
１、在此之前的卢梭影响多在文学界和道德层面，在此之
后，卢梭思想向法律界、司法界渗透，并直接进入法哲学层面，
与其他因素一起，塑造法国革命初起阶段的宪政观念。法国民
众在宪政观点上的共识：直接民主制、一致同意、政治公开、国
民至上不受法律约束等，在卢梭思想、冉森教义两方面得到互
相映证，更加强烈，并积淀为大革命中以及大革命后长久左右
法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政治文化要素。
２、宪政观念的另一来源为英美外来资源：重经验理性，
轻先验原理；重制度安排和惯例养成，轻理想争辩。启蒙哲学
的主流皆在这一层面活动，难以寻找与本土宪政资源的结合
部、支援点，呈悬空孤立状态。冉森主义挟本土资源而来，与启
蒙主流交臂而过，与卢梭思想合二而一，在这种情况下，启蒙
主流则更显英美资源的舶来烙印，单薄无力，难为法国文化自
我中心主义所容。这一层面在冉森主义、卢梭思想两面夹击
下，在本土资源迟迟寻不着落脚生根的支援点、结合部，逐渐
落潮而去。
二、“法兰西制宪之父”——西耶士转述卢梭教义
卢梭思想与冉森主义合流后的声势，在下级教士、第三等
级代言人西耶士的宣传小册子中强烈表现出来。
西耶士，网球场誓约的起草者、**宣言的作者，后来又
是１７９１年宪法、１７９９年宪法的设计者，人称“法兰西制宪之
父”、“头号政治设计师”。他最成功的宣传宪政的作品，是
１７８９年１月发行的那本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两
个月内行销３万册，确曾轰动人心。西耶士自称“完成了政治
这门学科”，“我们革命的重大发展都是根据这部教材行动
的”。④
让我们看看这本法兰西革命教科书中，浸透有多少卢梭
思想的汁液。
第一，否定英国宪政制度。
西耶士在此书有限篇幅中特意安排两节（第六节、第七
节）回答这一问题。可见在当时各种街头演讲，沙龙辩论中，有
关英国宪政制度是否可以借鉴，确实成为一个尖锐的争论热
点，扰攘人心，不容迴避。
西耶士的态度十分鲜明。第六节发问，题为：“有人提议仿
效英国宪法”，第七节回驳，题为“仿效精神不会把我们引向正
确道路”。西耶士的反驳基本上是从笛卡儿——卢梭式的原理
至上出发，并带有浓厚的法国文化自我中心主义色彩：
我很怀疑，这个被人吹嘘以如此厉害的杰作能否经
得住按照真正的政治秩序的原则来做的公正检验。也许
我们会承认，它是偶然性和机遇的产物。
将立法权分为三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国
民的代言人，这种想法是否从真正的原则汲取来的？
我在英国宪法中并未看到井然的秩序，而只发现为
防止混乱而建立的叠床架屋式的提防设施。
从外表看，它很接近社会组织的正确原则。这是一
个判断各种进步的善和美的模式。对这个社会技艺方面
的模式，不能说我们今天比１６８８年的英国人更不熟悉。
然而，若是我们有了真正的善的典型，为什么非要仿效
一个复制品不可呢？让我们立即树立雄心壮志，把我们
自己变成各国的榜样吧！⑤
第二，道德共同体至上，个人意志不容存在。
西耶士如卢梭一样，置道德于政治之上，置道德共同体于
个人意志之上。只不过名词上稍有变化，卢梭的“公共意志”变
为西耶士的“共同意志”而已。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与推演，
西耶士与卢梭并无二致。公平地说，在当时，西耶士借助这概
念是想创造一个“多数优势”，迫第一、第二等级的少数特权者
就范，确也收到了短期社会功效。但是这一概念逐渐沉淀为具
有长期效力的宪政观念，其负面因素则随着时期的推移，愈益
突出：
他们把社会事务中的公正和自然的手段看得无足轻
重，唯独重视人为的、或多或少不公正的、或多或少复杂
的手腕（此处指英国式的制度性操作性安排，同时也指旧
式政治中的种种权术谋略——本书作者）……至于我们，
我们决不离开道德；道德应当调节人与人之间与其个别
利益、普遍利益或社会利益相联系的各种关系。应由道德
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归根结蒂，只有道德才能告
诉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回到简单的原则，因为这比一切
天才的努力更有力量；
共同体必须要有共同意志；没有意志的统一，它便根
本不能成为有意志、能行动的一个整体。……个人意志始
终是其本源，并构成基本成分；但是若分开来考虑，他们
的权力便化为乌有。
在这里，个人利益应该毫无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
因为个人利益各不相同，结果都不能发生影响。⑥
第三，以公共利益取消社团党派的存在。
西耶士如卢梭一样，推演人心中有三种利益：第一种利益
使人们彼此相似，它给公共利益规定适当范围；第二种利益使
个人仅与若干他人联合，此即集团利益；最后，第三种利益使
每个人自我孤立，只考虑自己，此即个人利益。故而西耶士说：
最大的困难来自那种使一个公民仅与若干他人相一
致的利益。这种利益促进人们共同商议，结成联盟；由此
策划出危害共同体的计谋；由此形成最可怕的公众的敌
人。
因此，社会秩序严格要求普通公民不组成行会，甚至
要求那些势必组成真正集团的受命掌握行政权力的人，
在他们任职期间，不谋求被选为立法代表，……
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共利益支配个
人利益。
必须按照一个不允许议会养成集团意识并蜕化为贵
族的计划，建立代议制议会本身。⑦
第四，民众意志产生宪法，但高于宪法、不受制于宪法。
这是西耶士思想在当时最能博得大众欢迎，因而也是最
危险的部分：
很明显，宪法只同政府相联系。国家通过规章和宪法
来约束其代理人，因此，设想国民本身要受这些规章和宪
法的制约，这是荒谬的。……国民惟有通过自然法形成。
政府则相反，它只能隶属于人为法。
政府只有合于宪法，才能行使实际的权力；只有忠实
于它必须实施的法律，它才是合法的。国民意志则相反，
仅凭其实际存在便永远合法，它是一切合法性的本源。
国民不仅不受制于宪法，而且不能受制于宪法，也不
应受制于宪法，这仍无异于说它不受制于宪法。
什么叫与自己缔结契约？既然双方均属同一意志，这
个意志便可随时解除所谓的契约。
当国民还能做到时，它不应该将自己置于人为形式
的束缚之中。这样便会使自己面临永远丧失自由的危险
……我们应该将世界上的各国国民理解为身处社会联系
之外的个人，或像人们所说，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他们
行使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不牵涉任何民事组织。⑧
无可否认，西耶士上述主张反映着革命前夕和革命初期
法国民众的普遍心里：对特权等级在议会活动中集团倾向的
正当警惕，对政府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以及渴望永久捍卫
自由以防政府扩张侵权的真诚愿望。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历史
环境中，具有情境逻辑⑨的合理性，否则就难以解释西耶士这
本宣传作品何以赢得那样广泛的拥护支持。然而危险就在于，
法国民众政治性格的特征总是表现在这种地方：把情境逻辑
中的具体应对，超拔为抽象的原则、原理，反过来指导并贯彻
于后来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境，形成超具体情境的先验要求，
形成先验高于经验、抽象高于具体的高迈格局。这种格局一旦
发生，情境与逻辑之间的合理性很快失落，走向逻辑高悬于情
境之上的高调局面。法国革命后来的种种危险、曲折，很大一
部分就是这种高调悬空居高不下的局面造成的。
除此以外，西耶士上述主张，即使从逻辑本身而言，也有
种种令人不安的成份，而这些令人不安的成份，恰恰是与卢梭
思想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西耶士对卢梭思想的复述，尽管有所取舍，如他坚
持设代表代议制，但他在另一些方面则大大发展了卢梭。如宪
法只约束专制权威，不约束人民；政府行为处于·社·会·状·态，接
受法理限制，人民行为处于自然状态，不接受法理限制等主
张，是卢梭意中所属然而笔下尚无的大胆结论。依此逻辑，人
民和政府缔约制宪的过程，无异于强迫政府接受一份“不平等
条约”的过程。这样的政治逻辑，对于法国民众形成健康合理
的宪政观念极为不利。这一点，不仅在法国１７８９年革命中不
断表现出它的危害，而且在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公社原则中也有所
流露。它几乎形成了某种政治传统，对于法国民众在以后的政
治生活中轻言革命动辄起义的积习，有着相当程度的历史影
响。
其次，西耶士在此所言，预示了法国革命社会政治心态中
一个深刻矛盾：一方面视宪法为须臾不可离的根本保障——
法国革命的序幕即在呼唤立宪声中开幕，另一方面又要在宪
法之上再凌驾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威——法国革命的整个过程
都不断发生宪法危机，发生人民对宪法的冲击事件，以至越益
呼唤宪政，宪政越益不得稳固。高毅先生所发现的那一病症
——”“当时的法国人虽然对宪法寄予无限的愿望，可在还未
得到一部宪法之前，他们就已莫明其妙地对这种宪法的功能
表现出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信任感”DE，这个“莫明其妙”的病
根，观念方面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其三，西耶士此处所开列的政府与人民关系模式，是典型
的法国式自由模式。自由固自由矣，激进固激进矣，却是一个
无法整合、因而也难以持久的自由模式。社会不可能在一部分
人处于社会状态、另一部分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状况中长
久运转。西耶士思想中的乌托邦成分，使他的另一部分宝贵思
想——设代表代议制在实践中困难重重，既预示了他在制宪
辩论的第一回合（后文将述）处于尴尬处境；也预示了他在革
命大潮汹涌而来后的被迫沉默；最后，甚至预示了他在革命后
期复出，终于转向拿破仑，要求在权威之上，再加“一把利
剑”——拿破仑军事专政。这是西耶士的多变，也是西耶士的
无奈。法国式自由的历史进程，恐怕正是通过西耶士个人多变
的角度，折射出更为宏观的内容，折射出这场革命以自由始以
专制终的诡谲命运。
大革命失败后，托克维尔仔细阅读包括西耶士上述作品
在内的１７８９年民间宣传品、陈情书沉痛说道：
当我把所有这些个别的要求汇集在一起时，我惊恐
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
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列，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
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
全然不知；他们认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
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
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
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
谁要救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DF
三、“公意”钳制下的宪法辩论
革命未始，１７８９年５月５日，卢梭“公共意志”论就在首
发事件——三级代表合厅议事这一事件上打下了它的烙印。
按历史惯例，三级会议开幕后三个等级的代表应分别议
事；三个等级中，各省代表亦应分组讨论。这一惯例被第三等
级代表认为是对“公共意志”的分割，理应否定。５月５日当
晚，第三等级从分组讨论中首先得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决
定：为了服从全国公意之故，旧日等级之分已不存在；因此，须
邀请另外两个等级的代表来共同审查代表资格；在此之前，第
三等级拒绝组成英国式的下院。同时则规定：议会如**，当
不设秘书处，办不需纪录，只需一个议长来主持议程；英国式
议会的技术性安排是束缚代表反映民意的繁文褥节，统统排
除在外。
于是三级会议尚未议事，首先在议事程序上陷于僵持。第
三等级等待另外两个等级的代表来合厅议事，遭到拒绝。五个
星期的等待、调停皆无结果。西耶士建议第三等级宣布，最后
一次邀请对方合作，并于６月１２日单方面开始对三个等级的
代表委任状审查。６月１７日，经过审查获得通过的第三等级
代表宣告，他们已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另外两个等级的代表
未受审查前，不予承认；第三等级代表单独组建国民议会。在
既成事实胁迫下，两天之后，第一等级内部经过激烈辩论，终
于决定加入第三等级，即加入国民议会。贵族等级除了反抗，
以及随后的大流亡，已别无出路。第三等级坚持“合厅议事”，
坚持“公共意志”不可分割，初战胜利。卢梭的教导，帮助他们
打赢了第一个回合。
值得注意的还有下一个动作。合厅议事的国民议会，通过
首项决议就宣布：“立法权不可分”。在当时阶级冲突氛围中，
此决议有现实考虑：把特权阶级限制于第三等级的意志之下，
不得**。若从法国近代宪政发育的角度看，此举则可认作卢
梭政治哲学的深入一步：主权不可分割，维持公共意志的一致
同意，各阶级、阶层利益不得分殊；因而，也就堵死了利益分殊
在宪政制度层面上的安排：英国式的上、下两院制。
自此以后，从１７８９年６月２０日网球场誓约“不制定宪
法，决不解散”，至１７９１年９月３０日法国近代第一部宪法终
告诞生，国民议会始终处在卢梭政治思潮与孟德斯鸠、伏尔泰
政治思潮的左右牵制下，左顾右盼，前后徘徊。两年零三个月
内，制宪过程风雨飘摇、险象环生。
制宪第一个辩论焦点是“国王否决权”。
正是在这一辩论中，大革命完成了它在塑造法兰西风格
政治文化过程中的一个世界性创举。他们不同意按阶层利益
的分殊，划议院为二元横向对待——上、下两院，而是坚持合
厅议事；与此同时，则同意按政治观点的激进与否，把一元性
的合厅议事纵向地划分为内战式的对峙局面——反对国王拥
有否决权者坐在议长左边，赞成否决权者坐在议长右边，左、
右分列。这就是后来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惯用的“左派”、“右
派”分类法的起源。这种合厅议事下的内战格局，暗含着卢梭
哲学中这一道德政治的概念：政治营垒的分列表现着道德判
断上的分列，一方代表“正义”，另一方代表”“邪恶”，两者间的
关系是摩尼教式的光明与黑暗的关系，你死我活，不能兼容。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能是一元性的纵向
“压倒”，不能是二元性的横向“并立”。这种道德化的政治划
分，塑造了后来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基本性格，并超越法国一国
界限，蔓延至近代各国，对后来近、现代各国政治生活甚至国
际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国王否决权，牵涉到主权结构的问题，在当时的英
国，王权与立法权是横向排列：王权代表行政权，设在立法机
构之外，与立法权对峙，互相制约平衡。但在法国，由于分权学
说始终受到卢梭思潮、冉森教义、西耶士理论的抵制，王权不
可能安置于立法权外，只能归属于统一的行政、立法一院制内
安排。１７８９年８月１４日，议员凯斯努瓦首先提出了这一问
题：王权在立法方面是否拥有否决权？是有限否决，还是无限
否决？如此提出问题，说明法国人的宪政建设，一开始就走歪
了路，以后只能越走越窄。
９月４日，议员穆尼埃代表宪法委员会提出报告，声称：
“为了保证行政权力不受任何立法权力的任何侵犯”，“最好的
办法是使其成为立法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应规定议
员们的决议在成为法律以前，必须经国王批准。”这一立场，比
６月１７日国民议会宣布国王不得否决议会通过和将要通过
的一切决议，是一大倒退，至少是向着起点以前的一次徘徊：
议会是为了限制王权专横才召集起来，为的是制定宪法，然而
宪法尚未制定，怎么又辩论起如何维护王权对立法权的最高
地位呢？
但是，这一倒退要求却暗含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理
论构想，或者说能够与卢梭式的激进抗英政治思想主张建立
一种奇异的支援关系：英国式的分权制是割裂主权的横向排
列，王权代表行政权，议会代表立法权；但在道德理想国内，主
权不能分割成横向分列，应该呈纵向叠加，议院代表立法权，
但在立法权上，还要凌驾一个不露声色的最高主宰，拥有在议
会幕后的最后一手：否决权。用这一派议员的话来说，国王不
能创议，但是国王能够否议！
西耶士当时显然还未醒悟到对方的立场中也有卢梭意
识。９月７日，西耶士起来痛斥这一主张：“任何否决权，延缓
的也好，绝对的也罢，在我看来只能是一道专横的命令，一封
对付民族意志和整个民族的密札。”
然而在９月１１日的表决中，议会仍以６７３票对３２５票的
多数议案，通过了“这一封密札”，继以７２８票对２２４票的多
数，否定了国王否决权只有一届议会有效期（两年）的议案，通
过了两届议会有效期（至少四年）的决定。
与国王否决权有关的另一个辩论焦点，是“一院制”还是
“两院制”问题。
９月４日，同一个穆尼埃在提出国王否决权的同时，也提
出了一个美国式的两院制方案：“眼下这个议会，肩负着确定
权力组织和建设自由大厦的使命，应当是一个单一的机构，为
的是更有力量一些，办事更快一些。但这种力量，若是在制定
了宪法之后仍保持下去，最终会把一切都给毁了的……而分
别议事的两院呢，则可以保证各自作出理智的决定，并能使立
法机构按其必要的凝重而庄严的步调行事”。DG
但是这一次穆尼埃遭到了失败。尽管他当时想绕着矛盾
走，提出一个富于平民色彩的美国两院制以代替富于贵族式
的英国两院制，避免刺激法国议员普遍存在的“抗英情结”，但
是他的美国式方案还是洗刷不了舶来色彩，避免不了法国文
化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对。在９月１０日的表决中，他的两院制
方案经激烈辩论，仍以８４９票对８９票（１２２票缺席）的压倒多
数，惨遭否决。结果，１７９５年的宪法还是保持了一院制的议会
结构。
穆尼埃议案一胜一败，从表面上看，似乎无一致逻辑可
寻。但究其内里，不难发现，成也卢梭，败也卢梭，胜败皆可从
卢梭思想的两方面影响找到某种统一性解释：国王否决权得
以通过，反映了卢梭在公共意志之上需有半神半人最高主宰
之主张；两院制方案被否决，则反映了卢梭对主权不可分割的
执拗立场。
从１７８９年至１７９２年，革命初期各种思想错综复杂，交相
呈现，但是卢梭影响则在多种思潮中越来越占上风。它不仅能
在左派议员的声音中高唱主旋律，甚至能从对立的另一方也
得到回应。这种历史现象，在后面发生的各种事件冲突中，我
们将会不断看到。
四、代议制度——“剧场”里的风雨飘摇
不少稳健派议员当时是既赞成国王否决权，又否定两院
制方案。他们暗中可能怀有这种期望，把法国的立权机构安排
成一院制加国王否决权，上可防国王与参议院联手，下可防卢
梭鼓动的直接民主制与众院联手，这样上、下无虞，方能保证
一院制的工作效率。西耶士素以足智多谋著称。革命从宣传
鼓动进入立法实践，他的务实精神逐渐清醒。这一务实精神在
他与佩蒂翁的辩论中，开始流露。
１７８９年９月，佩蒂翁在议会内发言指出，国王的否决权
一旦确立，民族的权限如何确定？让我们仔细推敲佩蒂翁的这
段论述：
为什么各国人民要选举代表？这是因为让人民自己
行动几乎总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如果人民的大会能
够以便于行动的和有规则的方式建立的话，代表就毫无
用处甚至是危险的了。
我再重复一遍：只存在一种不可能性，那就是当一个
人口众多的民族为讨论自身幸福所系的重大政治问题而
组成议会的时候，便绝对不可能准许全民族对它掌握审
查权。
如果这一事实是清楚的并被挑明了，由此必然会产
生这一问题，即必须证明在法律的某一条款由于各派势
力无法妥协而遭到反对悬而未决的时候，民族不可能在
对立的各种意图中作出抉择。而我是看不出有这种不可
能性的。
这是一段绕口令式的发言。但是，佩蒂埃显然发现了——
国王否决权与前不久通过的立法议会是民族最高代表的决
议，这两者之间在形式上有一个破绽。一个直接民主制的要求
通过佩蒂翁的发言，正在这个破裂之处悄悄抬头：有必要重新
伸张民权，赋予人民直接就议会与国王僵持不下的某些问题
表达意愿的权力。佩蒂埃的这一发言，实际上是补足卢梭逻辑
的两极：上有最高主宰，下有民众直接干预。这样，卢梭政治哲
学的最高一极与最下一极分别能得到体现。然而，这又是一个
恶性循环的预兆；在宪法权威之上，加国王否决的权威，在国
王权威之上，再加人民干预的权威，如此循环，才是真正的“架
床叠屋”。面多了掺水，水多了掺面，这一政治面团只能是越和
越稀，越和越烂。
西耶士警觉到这一危险。如果他能从孟德斯鸠的英国思
路全盘检讨这一困境，寻找出防止上、下两极交相胁迫的出
路，他本来是能够找到这一出路的：壮大中间体——充实代议
制各项制度性安排，以法理型代议制度上抗来自国王的传统
型否决势力，下抗来自民间的奇理斯玛型非理性冲击，法国近
代宪政制试验或许能冲破早期困境，尽早走上健康发展的正
轨。
让我们来看两天之后西耶士的反驳：
我知道，一方面由于概念的混同，有人开始这样来看
待民族意愿的问题了，似乎它可以是并非民族代表的意
愿的某种东西，似乎民族可以用不同于其代表的调子说
话。一些错误的原则在这里显得极其危险，它们完全有可
能把法国切割、肢解、撕碎，使之变成无限多个小民主国
家，这些国家将来只能结成一个松散的联邦……
很显然，西耶士所说“一些显得极其危险的错误的原则”，
是暗指佩蒂埃发言中卢梭式直接民主制的成份。他是以卢梭
哲学的这一部分——“主权不可分割”，来平衡卢梭哲学的另
一部分——“直接民主制”。在一篇未曾发表的笔记中，他私下
写道；“有人在做着白日梦，以为人类是普遍善良的。其实人类
总是分成两个部分的，教育和劳动的差异造就了它们的基本
区别。”此时的西耶士，显然对卢梭哲学中的人性本善论和由
此出发的平等观、直接民主观有了警觉。然而，这恰恰是他自
己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中大声疾呼的内容。他不可能公
开反对不久前自己尚在宣传而目前又形成极大势头的这一政
治哲学。事实上，他思想的这一部分与卢梭哲学决裂，思想的
另一部分又可能维持着与它的千丝万缕联系。他只能设想如
何小心翼翼地避免这一哲学在实践中产生的过于直接、过于
激烈的后果。面对佩蒂埃发言中支撑民族意愿的“公意说”，他
只能接过这一说法，然后强调“公意”与代议制并不矛盾，甚至
“公意”只能通过，也可以通过代议制获得表述：“委托人的意
愿并不是通过一份份陈情书体现出来的。这里的关键并不在
于民主投票的结果，而在于对委托人的意愿进行表达、倾听、
协调、修改，最终大家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的意志”。DH
这是一种相当软弱、相当被动的辩护，最后落脚点，还是
落在卢梭的“公共意志”上。西耶士为代议制所作的这一辩护，
不可能对卢梭或直接民主制思潮形成一次真正有力的抵抗。
１７９１年宪法的公布，表明西耶士的影响暂时超过了佩蒂
翁。但是，这一微弱胜利是以对卢梭政治哲学另一部分的让步
为代价换来的。我们且看经两年辩论最后沉淀在这部宪法中
的卢梭思想的成份。
宪法第三编第一款声称：“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不
可让渡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它只属于民族；人民中的任何一
部分，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行使之”。
很明显，卢梭的根本原则——主权不可分割在这里得到
了确认。与此同时，为防备王权自上而下的侵权和民众直接民
主制自下而上的冲击，又作出了“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任何
个人不得擅自行使权力”的限制。然而，这一微弱限制还是被
同一部宪法的另一规定抵消了：
宪法第一条恭恭敬敬地承认，“立法机构不得制定任何会
给……宪法保证的各种自然的和公民的权利的行使带来损害
和设置障碍的法律。”
１７９１年的宪法的这一矛盾说明，最高立法权威究竟是立
法机构还是民众的“自然状态”，直至宪法公布之日，法国人还
未争论清楚。西耶士最终还会压不住佩蒂埃，代议制也压不住
直接民主制，双方都在这部宪法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而后者
的影响显然将更为有力。如果说，宪法的公布毕竟是一种胜
利，那么这种胜利很难避免这样的评价：卢梭政治哲学分别通
过矛盾的两个方面交替得到表述，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
述：公共意志论和主权不可分割论同时得到了承认。
这样的代议制是不堪风雨侵蚀的代议制，而风雨首先来
自代议制内部。
法国著名大革命史学家奥拉尔曾揭示过议员们当时普遍
存在的不结社不联盟的孤立心态：“他们厌恶拉帮结派，并且，
由于事先保证过要在一起表决，因而担心会把他们的自由转
让出去，尤其是违背选民给他们的委托书”DI。
这种君子不党的心态，反映了法国革命中革命人士对政
治透明、政治公开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卢梭政治哲学反对结社
组党观点的身体力行。但是，它由此暴露了法国议会政治受卢
梭影响所形成的早期幼稚病：议会内“反党派政治”的群体价
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制约下，议员聚散无常，拒绝结成议
会党团板块，处于不断流动的“政治液化状态”——近代政党
政治的难产阶段。
早在１７８９年年底议会讨论纳税额议案时，由于不存在一
定组织的党团，不存在可以强制约束议员投票的党派纪律，因
而始终产生不出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多数派一时形成，也是临
时拼凑起来的松散联盟，朝聚暮散。１７９０年讨论教士法时，这
种社会政治早期幼稚病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年１１月２７日，议
决教士必须宣誓效忠法令。之后，则逐步液化、软化，通过一系
列妥协性法令，最终在１７９１年５月７日颁布“宽容法”，彻底
**了原议。
这种有议会无党派的现象，曾引起过少数有识者的不安。
对照英美政治模式，穆尼埃和米拉波等人或曲折或直接表达
过建立党派政治的愿望。终因曲高和寡，很快就被淹没。到雅
各宾执政时期，这种无党派或超党派的价值取向仍然以某种
形式继续发展（后文将述），甚至在法国革命结束后，还延续整
整一个世纪。议会政治的早期幼稚病，迟迟不能克服，不能不
说是卢梭政治哲学沉积为法国政治文化的基因，持久发散出
负面影响的结果。用法国人自己的话说，“卢梭的著作构成了
我们民族文化的主要一环”DJ。
如此软弱涣散之议会，哪能抵挡来自外部的风雨冲击？
９１年宪法规定，不对个人请愿作任何限制，立法机关的
大门必须永远敞开，以欢迎民众随时进入旁听。最早提出此一
动议的议员勒沙贝利埃９月５日说：“这是一种立法创议权，
公民可以由此参与社会的管理。”可见此议之初衷，确有革除
旧式贵族政治之弊的高尚动机。但是，由于拒绝对这一措施施
以任何必要的制度性限制，出自高尚动机的政治设计很快出
现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罗伯斯庇尔甚至更进一步，曾提议设
议会旁听席１０，０００人，后又增至１２，０００人。可是，此时的正
式议员人数才多少呢？总共１１４５人。
这就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议会的议事环境充满随时冲
入的无套裤汉、底层妇女的情绪性叫喊，走廊内的地板跺得震
天动地，旁听席上不时响起足以压倒议员发言的欢呼或唾骂。
到了９月２６日，同一个勒沙贝利埃终于不能忍受，提议说：
“宪法既定，一切都必须讲究秩序”。但是，宪法既定的是公民
直接请愿权不受任何限制。在这样的宪法规定下，议会的议事
厅内不可能恢复秩序。到了１７９２年６月，连雅各宾成员戴尔
福也不能忍受这种状况，惊呼那些临时聚合的民众请愿团体
“即使还没有成为国家中的另一个政府，至少也已成了一个要
把国家引向绝路的行会”。结果适得其反，他欲取缔者并未取
缔，自己却在发言的当天就被开除出了雅各宾俱乐部。
一百多年后，马迪厄总结当年革命初期议会政治的无秩
序状态，也不得不作如此痛切之言：“在美国，民主政治已是不
成问题。其人民已有参政能力，且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法国，
大部分人民对于这些新制度一无所知，且亦不愿有所知。他们
用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来破坏自由。他们仍要求束缚。”DK
五、主权在民——“广场”上的山呼海啸
在议会战战兢兢的大门外，就是广场政治的山呼海啸。
２０世纪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告诉人们：“政党组织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影响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一个政党或一
个政党制度的稳定与力量取决于其制度化和参与水平。低水
平的政党制度化与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相融合，会产生混乱的
政治和暴乱。”这一理论还根据世界近现代历史大量统计资
料，在政治参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不稳定这三者之间找到了
三方互动的数学模式DL：
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法国革命当然不能等同于简单的政治暴乱。但是，用上述
理论的研究方法观照法国革命政治不稳定这一特定侧面，人
们确实可以发现它与英、美革命的重大区别：它是取政治参与
最大值，政治制度化最小值，结果造成长期的、激烈的政治不
稳定。法国革命最壮观的场景是，政治公开加道德鼓动，街头
啸傲，聚散无常。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而法
国人自己的现象描述则更为生动：“国民公会里有一个向人民
敞开的窗户，这就是那些公众旁听席，等到这扇窗户不够用的
时候，人民就打开大门，街上的人就涌进来了。这种群众走进
议会的景象是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景象之一”DM。
群众走进议会，政治走向广场，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重
大特色，也是卢梭政治哲学在排斥英美政治学的过程中，一家
独大的必然产物。它既反映着法国革命的真诚，也反映着法国
革命的偏执，更预示着法国革命进程的种种困境。
广场，是议会外的又一个“议会”，而且是一个容积更大、
流动性更强的液态“议会”。它决定着那个“洞穴议会”的命运，
玩议会领袖于波峰浪谷之中。它也是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方
式，是民粹领袖与民众直接对话，吸取民粹资源，动员民粹激
情的最佳场所。一旦民粹领袖在“议会洞穴”内受到制肘，首先
想到的就是“到广场上去”，直接诉诸民众的参预爆炸，引发一
场“广场短路”，产生瞬间超负荷电流，以胀破狭窄的议会通
道。这种绕过制度规范，一杆子插到底的广场政治，用作家雨
果的话来说，“就是街头巷尾的人群和居高位者的亲昵”DN。在
这种情况下，政治走出议会，走向广场，就只能走向奇理斯玛
型统治，而不是法理型统治。
１７８９年６月１７日，法国国民议会刚刚诞生，广场政治已
初见端倪。当时在场的一个英国人，目睹议员们在４０００名群
众的围观喝采声中宣誓就职，曾惊诧不已。这个名叫阿瑟·扬
的著名观察家写道：
旁听席上的群众被允许以鼓掌和其他表示赞许的声
响来干预辩论，这样做太欠雅观，也很危险，因为他们既
然可以表示赞许，也就可以表示反对，既然可以鼓掌，也
就可以发出嘘声。他们这样是会压制辩论，影响议事的。OE
阿瑟·扬作为英国人不能理解之处，恰恰就是法国革命
的独创之处，也是法国革命努力超越英国革命，“树立雄心壮
志把自己变成各国榜样”的超凡之处。
广场政治是“阳光下的政治”，它的第一特征，就是政治生
活的高调姿态——无党无派。
大革命有这样一个奇观，一方面政治派别如过江之鲫，层
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没有一个派别敢于对外承认自己是一个
派别，有明确的党性、派性，敢于对内建立一套作为严格意义
上的约束性纪律和组织机构。革命充斥着党派倾轧或一“党”
专政，然而无论是党派倾轧还是一“党”专政，却无不以全民利
益反党派政治的姿态出现。
能够说明这一现象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雅各宾派。这一
派别曾建立过全国性的联系网络，在９３年革命中客观上起过
类似政党的作用。但是，该派领导人却始终不具建党意识，甚
至自觉抵制建党意识。由于拒绝建立组织制度和稳定的领导
机构，这个政治派别始终停留于亨廷顿所言政党发育的原始
阶段——派系活动期，即“俱乐部”状态，并未发展成真正意义
上的近代政党。雅各宾派两位最孚众望的领袖曾这样反对政
党政治：
圣鞠斯特在１７９３年３月１３日《关于外国乱党的报告》中
宣称：“所有党派都是罪恶的，因为它游离于人民和民众社团
之外，并和政府闹独立。所有乱党都是罪恶的，因为它企图分
裂公民。”OF
罗伯斯庇尔甚至更进一步，他连当时已得到普遍公认的
“雅各宾派”这一称号都感到忌讳，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
１７９２年２月２６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要求该派成员放
弃“雅各宾派”这一简明称呼，而应坚持使用“设于雅各宾修道
院的宪法之友社”这个全称。理由很简单；“雅各宾派”这一称
呼，“由于敌人不断加予我们的种种诽谤，很容易使人联想到
行会，甚至乱党。”OG
同年５月，《巴黎革命报》就此评论说：在“雅各宾派”称号
的背后，“有某种既滑稽又不祥的东西。它带有乱党的味道。
……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宪法之友们也
许已经无法摆脱‘雅各宾派’这个名字了，他们已经以‘雅各宾
派’著称于世，即使罗伯斯庇尔本人反对这个名字也无济于事
了。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以公民责任心，审慎、善行和智
慧来为这个名字赢得尊敬。”OH
后来的雅各宾派活动，也确实是按着这“唯一的办法”办：
以大量的道德理想词语换算具体的派别利益，并随着这一派
掌权，法兰西全民族都进入了不言功利只言德化的理想阶段。
弥漫于全社会氛围的反政党政治空气，是前文所述议会
内部反结社联盟价值取向的社会心理根源，产生这一心理的
原因，除了当时革命环境的险恶，阴谋层出不穷，危机连续不
断，观念方面的根源显然是卢梭式的直接民主制理想。直接民
主制是古代小国寡民政治活动的简朴形式。从古代小国寡民
到近代大国众民，民主制的组织形式本来就不可避免地要发
生一种“二次组合”：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间，必须安排一个政
党层面，以利益集团为单位，集中表述过去以个人为单位直接
表述的政治意愿。这就是支撑英、美宪政体制长期稳定的近代
政党制度。但是，正如亨廷顿所言，“法国人民信奉的是民粹式
的、卢梭式的直接民主”，“民粹反对派否认在人民与其政治领
袖之间还有建立调解结构的必要。他们所期望的是，无政党的
民主。”OI
这种“无政党的民主”表现在议会内外两个方面，“洞
穴”内聚散无常，“广场”上浪击有常，只见旧制度崩坏塌陷，不
见新制度树立权威，只见政治参预扩大、爆炸，不见政治制度
化给予约束、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全民族政治活跃，如一片流
动的沙漠，沙子不能粘集为沙团、沙堆，成团粒结构，板块碰
撞，只能朝聚暮散，随风飘移。尽管广场上警钟长鸣，市政厅起
义不断，法兰西人给旧大陆各国树立新型道德政治的高尚榜
样，他们本身不得不承当长期不得社会稳定的沉重代价。
广场政治作为“阳光下的政治”，它的又一个特征，就是政
治的公开姿态——透明无隐。
这是卢梭反异化理论以全民动员的形式所进行的一次大
规模政治实践。所谓“透明”，浅层含义是政治过程的全曝光，
消灭旧式政治在“洞穴”内的种种“暗室形态”；深层含义则是
政治的道德理想化，政治过程放射道德理想的光明。所谓“无
隐”，也有两个层面。浅层含义是消灭政治上的异己之物，不容
反对派存在；深层含义则是扑灭政治上的种种疏离、间隔，裹
挟一切政治上的不活跃分子，扑灭更大范围内市民社会中各
种远离政治的“暗室形态”，如个人情趣、家庭空间、私人氛围，
乃至各种不含政治成分的消费生活……。
这种大同和一的政治一体化要求，首先从“称呼革命”开
始。一夜之间，行政命令各色人等统统放弃旧式称呼，一律以
“公民”相称。然后向各个方向展开，放射出威慑性的强制力
量，“广场”上出现前文所述卢梭之独创的“剧场暴力”，如：
三色徽崇拜——
据考证，初起的革命标志是绿色缎带制作的。但是不久人
们即发现绿色是阿尔图瓦公爵（路易十六之弟，后来复辟王朝
的查理十世）家仆人服装的颜色，于是便创造了一种由红、白、
蓝二色组成的圆形标志取而代之。红、蓝是巴黎徽记，白为波
旁王朝徽记。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３日，攻打巴士底前夜，三色徽被
民众采用为集合的标志。从此，它成为不可侵犯的革命象征
物，迅速风行全国。１０月５日，巴黎妇女进逼凡尔赛，将王室
胁迫回巴黎市区，这一重大事件的起因就是因为风闻凡尔赛
宫晚宴上，有军官将三色徽踩在地上践踏。在这一阶段，巴黎
民众对三色徽视若圣物，无可厚非。此后当行政当局以法令形
式强制人民佩戴，三色徽迅速成为法国式自由的象征，即如卢
梭所言：“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约使他服从公意，
这恰好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OJ１７９２年７月１５日立法议
会规定，全国所有男子必须佩戴三色徽，后来国民公会又把这
一规定扩大实行到所有妇女头上。上有所好，下必其焉。三色
徽逐渐泛滥，在政府公文、教堂钟楼、公共建筑及自由树上，都
出现了这一花饰。１７９３年的一张由半文盲的人写的告示中，
终于把不佩戴三色徽者一律斥之为居心险恶的“温和派、斐扬
派和贵族派”！
小红帽和红色崇拜——
小红帽，一种无套裤汉常戴的红色无边尖顶软帽。红色，
初为法国苦役犯的号衣颜色，原来并不吉利，但是随着小红帽
上升为革命图腾的地位，红色迅速上升为压倒一切的颜色。
１７９２年春，对外战争迫在眉睫。吉伦特派开始对民众进行心
理动员，大力提倡以长矛为标志的武装权的平等和以小红帽
为标志的服装平等。同年４月，吉伦特派赦免不久前判罚苦役
的一批瑞士籍士兵。由于获赦的苦役犯当时大都头戴小红帽，
前来庆贺狂欢的巴黎群众也都模仿着戴上了小红帽，整个会
场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从此，小红帽的鲜艳色彩染遍法国革
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成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政府公文、
印章硬币、节日庆典、房顶墙壁、船桅石碑上，到处都是小红帽
的标志。激进的妇女在菜市、路口巡视，强迫其它妇女一律穿
长裤、戴红帽，一度引起众多纠纷。像法国这样将整个革命戴
上一种帽子，染成一种颜色的壮举，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中
都是看不到的。历史学家米什莱针对红色现象评论道：“人们
采纳最贫穷的农民戴的小红帽。大家觉得红色比任何颜色都
好看，是最艳丽、最为大众喜爱的颜色，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红色也是血的颜色！”OK
广场狂欢——
我们还记得卢梭那句名言：“在广场的中央，树立起一个
鲜花环绕的长矛，把人们集合在那儿，你们就拥有了一个节
日，至善不过如此。”大革命一开始，一些重大的革命事件就出
现了广场狂欢的浓烈色彩。
巴士底狱攻克后，民众把守备部队司令德洛内的脑袋挑
在矛尖上**，并把城堡夷平，辟为广场，广场上树起一块木
牌，上书“大家来跳舞！”
第二年马赛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民众在那儿攻取了被称
作马赛“巴士底狱”之一的圣尼古拉堡，然后跳着法兰多拉舞
在全城**。民众挑着被杀死的要塞司令博塞的肚肠，嘴里吆
喝着：“货色新鲜啊，谁要？”
第二年，即１７９１年，在阿维尼翁市也出现类似情况。在街
头杀死贵族的儒尔当等激进人士获赦时，当地人民也举行了
狂欢**。传统的酒神彩车浓装过市，年轻人在车上开怀畅
饮，市民夹道欢呼，一派狂欢节气氛。革命最初三年里，群众已
自发形成种种节庆：五月植树节、赛马、牲畜献祭、反宗教化装
舞会等，既延续基督教的传统节日，又在这些节日里充塞大量
世俗性的革命狂欢内容。如在奥维涅地区，人们在宗教节日期
间玩九柱戏或骰子戏，在漂亮女人和社会名流的窗前起哄；如
在普罗旺斯，青年们热衷于一种所谓“假充好汉”的闹剧：着戎
装，佩刀枪，簇拥着载有异教神灵的彩车，随同一列列滑稽可
笑的**队伍行进，同时燃放烟火。在巴黎，攻占巴士底狱一
周年时，马尔斯校场上举行全国性的联盟节。尽管尚有主教主
持弥撒这种基督教内容，但是已出现数万人共同宣誓效忠祖
国的盛大世俗内容。
卢梭生前的另一遗愿：改造上流社会剧场生活的异化现
象，此时也已实现。革命来临，剧场的观众成份发生了本质性
变化。大量无套裤汉在政府赞助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剧场。
剧场上、下间隔的疏离现象也得到了克服，观众与演员开始融
为一体：一听到正面角色的爱国唱段，观众会跟着大吼大唱；
一听到反面人物的词，观众席上会站起激动的人群，攘臂叫
骂；一待全剧结束，观众会涌上舞台，与演员们一起欢歌起舞。
革命到了这种时候，是剧场，也是广场，是一个广大无边
的狂欢广场。革命座无虚席，所有的观众都涌上了政治舞台，
成为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表演，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良
心监督。革命中的法兰西，没有一个观众，到处都是演员，所有
人都生活在别处，生活在革命舞台上——
“人们不可能长久挤在窗台上，于是纷纷走下来，出
现了拥抱、欢笑、畅饮祝福和相互抚爱……所有人的脸
上都充满了醉意，比美酒还要甜蜜，广场上持续了长时
间的欢声笑语……它如此令我感动，我已看不见其他事
物了……”
注释：
①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卷，Ｐ５１、Ｐ４９。
②沃尔金：《１８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
版，Ｐ２３—２４，Ｐ３５。
③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政治文化》，Ｐ５１。
④转引自张芝联为《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所作序言，见该书中
译本，Ｐ７。
⑤冯棠译、张芝联校：《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
版，Ｐ５３—５４。
⑥同上，Ｐ５７、ＰB７８。
⑦同上，Ｐ７８—７９。
⑧同上，Ｐ６１。
⑨“情境逻辑”，——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ｃ，波普科学实证主义用语，
原意为反对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坚持将历史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
情境，深化问题本身，不把问题拔出具体情境，演绎为某种体系中的一
环。
DE同③，Ｐ５５。
DF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Ｐ１７９。
DG以上议院辩论发言转引自③，Ｐ５６—６０。
DH同上，Ｐ７２—７４。
DI贝克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培格曼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版，第２卷，Ｐ８２—８３。
DJ语出１９５４年勒塞克尔评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所作
序言，见该书中译本１９８２年商务版，Ｐ２５。
DK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上册，Ｐ１１４。
DL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版，Ｐ３９、Ｐ５６。
DM雨果：《九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Ｐ１９３—１９４。
DN同上，Ｐ１９４。
OE贝克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１卷，Ｐ４１２。
OF同③，Ｐ２６２。
OG《罗伯斯庇尔全集》，巴黎１９５４年版，第８卷，Ｐ２０６—２０７。
OH王养冲编：《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版，Ｐ３８。
OI同DL，Ｐ３９２。
OJ卢梭：《社会契约论》，Ｐ２９。
OK同③，Ｐ２０２——
※来源:·日月光华bbs.fudan.edu.cn·[FROM:bbs.s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