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巩固

第五节、基督教的巩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犹大地区，尤其是在耶路撒冷。 基督教视自己为对犹太教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它最初兴起的地区也就是犹太教传统盛行的地区，特别是巴勒斯坦。 然而，部分地通过像大数的保罗这些早期传教士的努力，它迅速地传播到相邻的地区。 在公元1世纪结束前，基督教似乎就已经在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站稳了脚跟，甚至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随着罗马教会变得日益强大，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领袖之间的张力也在扩大，这预示了以后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形成各自的权力中心。

在这个扩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成为神学争论的重要中心。 下面三个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中两个说希腊语，而第三个说拉丁语

1． 亚历山大，位于现在的埃及，成为基督教神学教育的中心。 一种特有风格的神学与这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它与柏拉图传统的长久关联。 “亚历山大派”的进路，例如基督论和圣经诠释，很快发展起来，不仅表现出基督教与这个地区相结合所产生风格的独特性，也表现出其重要性。

2． 安提阿及其周边的卡帕多西亚地区，位于今天的土耳其。 一种很强的基督教风格在较早时期就在这个东地中海的北部地区形成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保罗的宣教旅程总是与这个地区的教会相关，它的风格在几个方面极大地影响了早期教会的历史，就像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那样。 安提阿自己很快成为领导基督教思想的中心。 像亚历山大一样，它也形成了自己对于基督论和圣经诠释的独特进路。 “安提阿派”就是指这种独特的神学风格。 “卡帕多西亚教父”同样是这个地区在公元4世纪出现的重要神学现象，它特别因为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贡献而闻名。

3． 北非西部，特别是指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地区。 在古典时代的晚期，这里属于迦太基的所在，它是地中海地区的一个主要城市，曾经一度是与罗马争夺这个地区统治权的政敌。 当基督教扩展到这个地区的时候，它已经是罗马的殖民地。 在这个地区的主要作家包括迦太基的塞浦路斯人德尔图良、希坡的奥古斯丁。

这并不是说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城市就全无重要性了。 罗马、君士坦丁堡、米兰和耶路撒冷同样也是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中心，尽管它们都还没有达到与自己对手同等重要的地位。

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使自己逐渐成为占支配性宗教力量的这段时期通常称为“教父时期”。 这个短语中的“教父”来自于拉丁词“父亲”（pater）。 这个短语既指教会教父的这样一个时期，也指在这个时期中所生发出来的独特观念。 “教父时期”这个短语的定义相当模糊，通常认为它指的是自新约结束（约公元100年）到卡尔西顿公会议为止（451年）。 不过，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个短语应该在广义上使用，即把到750年以前的发展都包括在内。 在文献中经常遇到的第三个词语就是“教父学”（patristics），它通常是指与“教父”研究相关的神学分支。

教父时期在基督教的生活和思想史上乃是最为激动人心和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之一。 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之成为以后许多年研究的主题。 从神学角度来说，这个时期也十分重要。 每一个基督教的主流教会——包括圣公会、东正教、路德宗、改革宗和罗马天主教——都视教父时期为基督教教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每一个教会都把自己看作是对这些早期教会作家之观点的继承、发展，以及必要时的修正。 例如，17世纪圣公会的主要作家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1555－1626年）就曾指出，正统基督教的基础是建立在两约、三信经、四福音，以及最初五个世纪基督教史的基础上。

这个时期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一系列的问题在此期间得以澄清。 最初，首要的任务是厘清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 新约中保罗的书信可以见证这个问题在基督教史头一个世纪中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它带来了一系列教义上和实践上的问题。 外邦（即非犹太人）基督徒是否应受割礼？ 旧约如何能够被正确地解释？

然而，其他的问题很快迎面而来。 其中在公元2世纪特别重要的就是护教学的问题。 它指的是针对基督教的批评所作出的理性辩护和说明。 在基督教史的第一个时期，教会经常受到国家的迫害。 当时生存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 在基督教会的生存还未得到认可的时候，神学的讨论还没有机会展开。 这个事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以护教学对于早期的教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通过如殉教者查士丁（约100－165年）这样的作者，对那些充满敌意的异教公众解释和说明基督教的信念和生活。 尽管在这个早期阶段也产生了优秀的神学家，如在西方有里昂的爱任纽（约130－200年），在东方有奥利金（约185－254年），然而，热烈的神学讨论只有在教会不再受到迫害时才算开始。

小普林尼论对基督徒的迫害

在小普林尼给图拉真的信中——此信可以溯回到112年左右，他一方面在询问如何对付日益增长的基督徒，他们拒绝崇拜罗马皇帝的像；另外他也报告了他所听到的有关这些基督徒的仪式。 这里要注意所提到的“起誓”（oath），拉丁语用来表述它的词是sacramentum，表明普林尼将此理解为一种军事“誓言”，故而怀疑其为秘密的政治或军事团体。 事实上，这里使用该词是指圣餐（包括面包和葡萄酒），这就是普林尼所说的“食物”。 另外，注意早期基督徒在敬拜中赞美基督“如同上帝”，并且，还提到“女执事”（基督教事工的一个职分）。

我问他们是否是基督徒。 如果他们承认是，我就反复两遍三遍地问他们，如果他们还坚持的话，就用判死刑来威胁他们……但他们声明，他们所犯的惟一的罪行或错误就是他们经常有规律地在指定的日子之破晓前聚会，向基督唱圣歌如同向上帝，并且用誓言来约束自己（不犯任何的罪，禁绝偷盗、抢劫、奸淫、背信，被要求付押金时不拒绝）。 在这个仪式结束后，他们会离开，然后会再次聚集领取食物。 这些是普通无害的食物……我拷问了两个使女（她们被称为“女执事”），发现这其中的真实情况不过是堕落和放纵的迷信。

这种情况成为可能，是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皇帝归信之时。 这种进展非常重要，我们在下面会作进一步的讨论。 自从40年代基督教在罗马存在以来，它的法律地位就十分模糊。 一方面，它并没有被法律所认可，因而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特权；另一方面，它又未被禁止。 然而，随着数量的增长，它不时地遭到暴力迫害。 有时这种迫害只是地区性的，局限在如北非地区；而有时，这种迫害则被允许在整个罗马帝国展开。

一次特别突出的迫害阶段始于德西乌斯皇帝于249年的登基。 他针对基督教的第一个敌意的行动就是于250年1月处死了罗马的主教法比安（Fabian）。 德西乌斯的迫害始于250年6月所发布的德西乌斯法令，其中命令各行省总督和官员要确保所要求的向罗马的诸神和皇帝进行崇拜的普遍仪式。 凡按要求献过祭的人，都给发一个证明。 这个法令似乎被广泛地忽略，但在有些地区则被强力执行。 数千的基督徒在这个艰难的阶段以身殉教。 有些基督徒为了得到所要求的证明则向那些诸神献了祭。 有些则想方设法得到了这个证明而并没有实际地献祭。

德西乌斯迫害时期的献祭证明

这个证明的日期是250年6月26日，1893年在埃及发现。 上面确认一个身上有个疤的无名小卒已经履行了所有的献祭仪式，包括他个人对于奉献祭品这个活动的陈述。 一个地方官员被记载证明这个献祭确实发生过了。

致：驻亚历山大岛村的献祭委员会

发自：奥勒留•狄奥根尼，撒巴突斯的儿子

关于：来自亚历山大岛村的72岁老人，在其右眼眉上有一个疤

我已经向诸神献祭。 现在，有你为证，按照法令中的条款，我已经献了祭品、奠酒，并品尝了祭品。 我请求你证明这个事实。 致安。

由我奥勒留，狄奥根尼呈上

我证明，我目睹了他的献祭。 奥勒留•西鲁斯

由于德西乌斯于251年6月在一次军事远征中被杀，他的迫害也就终止了。 这次迫害导致很多基督徒在迫害面前背离或放弃了他们的信仰。 于是分歧马上就在教会中出现了：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基督徒？ 这种背离是否意味着他们信仰的终结？ 还是只要他们忏悔就能够重新为教会所接受？ 看法的尖锐冲突导致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 提出这些不同观点的有迦太基的西普里安和诺瓦替安（Novatian），他们都在由瓦勒良（Valerian）于257－258年间鼓动起来的迫害中被杀殉教。

迫害最严重的一次爆发在戴克理先皇帝统治下的303年。 所发布的法令命令摧毁所有基督徒聚会的地点，收缴和销毁所有他们的书籍，并且停止一切基督徒的敬拜活动。 基督徒公民失去了他们一切的职务或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而被贬为奴隶。 地位显赫的基督徒被迫按照传统的罗马方式献祭。 有一个事实可以表明基督教影响的范围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这就是戴克理先强迫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也被知道是基督徒——也服从这个法令。 这个迫害被他的后继者，包括伽勒里乌斯（Galerius）——他控制了帝国的东部地区——继续下去。

伽勒里乌斯的宽容法令，313年

我们曾经试图恢复古代习俗的普遍礼仪和罗马的公共秩序。 尤其是，我们曾打算挽救那些已经放弃了他们前人宗教的基督徒回到正确的礼仪上来……我们现在很高兴宽容这些人，允许他们有权力存在下去，建立自己敬拜的地点，只要他们不损害公共秩序。 我们会向官员们解释，他们在以后的交往中应该如何在这个事情上规范自己。 作为对我们宽容的回报，基督徒有责任为我们的复兴向上帝祷告，因为公共的利益也是他们的利益，使得国家能够排除一切危险，他们自己也能安全地生活在自己的家中。

在公元311年，伽勒里乌斯下令停止迫害。 它已经证明是个失败，只会促使基督徒更坚决地抗拒古典罗马异教的强制。 伽勒里乌斯发布了一个法令，允许基督徒重新正常地生活，“举行他们自己的宗教聚会，只要他们不作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事”。 法令明确地把基督教看作是一种宗教，并且对它提供完全的法律保护。 基督教的法律地位至此——在此之前一直含糊不清——得到解决。 教会不再在受压制下生存。

基督教现在成为一个合法宗教，不过，它还只是众多合法宗教中的一个。 君士坦丁皇帝的归信才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一切，使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处境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君士坦丁出生于一个非基督教家庭（他的母亲似乎是在他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尽管他在其早年并未表现出对基督教的特别兴趣，但他肯定已经把宽容看作是一种美德。 在马克森狄（Maxentius）夺取了意大利和北非的权力后，君士坦丁率领起从西欧征召来的军队，以图争得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权。 312年10月28日双方在罗马以北的米尔汶桥（Milvian　Bridge）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君士坦丁战胜了马克森狄，从而成为皇帝。 在这之后不久，他就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这一点被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作家所公认。 我们现在不完全知道他为什么以及何时皈依基督教。 有些基督教作家如莱克坦蒂（Lactantius）和优西比乌（Fusebius）认为他的认信可能发生于那次决战之前，那时君士坦丁看到一个来自天上的异象，命令他把十字架的标志置于士兵的盾牌上。 无论他认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种认信是发生于大战之前还是之后，他的认信所带来的结果却是不可质疑的。 罗马日益被基督教化。 在他的指示下，一尊竖立在基座上的皇帝雕像刻画了背负十字架的君士坦丁，上面有君士坦丁所写的文字——“那带来拯救的受苦的标志”。 在321年，君士坦丁下令将星期天定为公共假日。 基督教的标志开始出现在罗马的钱币上。 基督教现在不仅仅是合法宗教，它正在成为帝国的国家宗教。

这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建设性的神学讨论成为公众的事情。 除了在背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统治下短暂的一段不稳定时期外，教会现在可以依靠国家的支持。 神学因此得以从地下教会的隐秘世界中浮现出来，成为一项在整个罗马帝国为公众所关注的事情。 神学争论逐渐拥有政治和神学上双重的重要性。 君士坦丁希望在他的帝国中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他因此关注教义的分歧，认为它们应该优先地通过讨论而被解决。

因此，教父时代的后期（约310－451年）可以看作是基督教神学高度发展的时期。 神学家们现在开始享受到研究的自由，而不必再担心受到迫害，因此能够阐述一系列关键问题，以巩固在教会中所形成的神学共识。 这种共识涉及到广泛的讨论，这对教会是个痛苦的学习过程，让它最后认识到，这种共识中难免存在着分歧和张力。 然而，一种有意义的一致共识还是被记录在大公会议的信条上，可以看作是这段成形期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