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的兴起

第二节、新教的兴起

由于存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张力具有历史和现时代的重要意义，了解它们之间分歧的形成显然十分重要。 在这一节中，我们会探讨新教在16世纪的兴起；而在后面，我们会更仔细地讨论新教每一宗派的特点。

“新教”词义上的局限

“新教”这个词被广泛地用来表示16世纪相对于中世纪基督教来说出现的新的基督教形式。 这个词需要某种解释，否则它不是特别有益于理解。 这个用语来自于斯拜尔议会（Diet　of　Speyer，1529年2月），这个会议投票决定中止对路德宗的宽容。 于是同年4月，有6个德国诸侯和14个城邦抗议这个压制措施，决定捍卫良知的自由和宗教少数派的权力。 “新教”（Protestant）就是从这个“抗议”（protest）而来。 因此，把“新教”这个词用于1529年4月前的个人，或者将此前的事件看作是“新教改革”的构成部分，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准确。 对于此前在维腾堡和别处（如在法国和瑞士）出现的改革派别，文献中常用“福音派”（evangelical）来指称。 尽管“新教”常被用来指称这段更早的时期，然而，严格来说，这种用法毕竟存在着时间上的错误。 而“福音派”这个词一般来说要更准确、更有帮助些。

“福音派”这个词源自于16世纪，它被用来指称这样一些天主教作家，他们希望从晚期中世纪教会的信念和实践传统中更多地转向圣经。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地接受，这种注重拯救为个人所据有以及读经为灵性之必要的态度，即现在被称为“福音派”的观点，出现于15世纪末的本尼迪克修道院。 同时，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学者也已经提出，有一个主要是灵性上的运动，在16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贵族平信徒中显得特别重要，其中强调了救恩的个人化据有。 我们前面已经注意到，文艺复兴后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宗教的增长，以及在整个西欧范围内，平信徒越来越需要一种与个人灵性直接相关的基督教灵性形式。 我们知道，这种福音派的态度最初并未被教会掌权者看作一个威胁。 确实，它甚至在某些地区被当作一种姗姗来迟的观念而受到欢迎，因为它使得疲惫的教会得以更新其灵性的活力。 在16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教会尤其受到福音派深刻的正面影响。 这个时期的几个红衣大主教都曾深受福音派观念的影响，而他们并不认为这与他们在教会中的高位有什么冲突。 只是到了16世纪40年代的中叶，教会越来越担心北欧路德宗日渐增长的威胁，因此把这种观念谴责为是一种扰乱，福音派终于被禁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是因为教会当局已经确信，福音派就等于路德宗，并进而等于反天主教。

“福音派”这个词与16世纪20年代有特别的关系，这时法文词évangélique和德文词evangelisch开始在早期宗教改革那些有争议的著作中频繁出现。 在16世纪30年代，“抗议”（新教）这个词变得越来越重要，它被简单地理解成“反天主教”。 然而，这里必须意识到，这个词是被天主教强加给福音派的，并非后者自己的选择。 “新教”这个词原本是指第二次斯拜尔会议（1529年）上德国的6个诸侯和14个城邦抗议三年前在第一次斯拜尔会议上通过的废除宗教自由的决定。 尽管关于这个词流传着很多大众神话，但“抗议”并非是针对罗马的，甚至也不是针对改革前教会的神学，而是针对以某种方式在南部德国出现的政治阴谋。 现在，“新教”被广泛地用来指称那些不接受教皇权威的西方基督教形式，不过，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词的局限。

新教的起源

新教的起源十分复杂，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和神学诸方面。 例如，人们经常提到，新教对于16世纪兴起的中产阶级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它能为这个阶级提供传统贵族掌权的社会所不能提供的机会和地位。 同样，新教的一种形式能够为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所接受，部分地是由于他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罗马控制的教会。 因而，一方面不能说新教的源起完全是由于宗教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宗教的原因在其形成中确实具有核心的地位。

为了探讨新教的起源，或许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考察其三个代表人物：路德（1483－1546年）、茨温利（1484－1531年）和加尔文（1504－1564年）。 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对这个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路德最初想学习法律。 他先是在著名的经院哲学重镇爱尔福特大学（University　of　Erfurt）学习。 但似乎是在一场激烈的暴风雨中经历了某种创伤之后，他决定进入爱尔福特的一个奥古斯丁修道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教士的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神学学习和在修会不同位置上的服侍后，路德于1511年在新近建立的维腾堡大学取得了教职。 作为一名圣经研究教授，他开出了一系列有关圣经书卷的课程，包括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 正是在这些有关圣经的课程中，他似乎经历了某种神学上的转变。

这个转变的本质确实比较复杂；不过，人们一般认为它主要集中在称义这个教义方面，即涉及人们如何进入与上帝的正确关系这个问题。 路德早期的立场似乎一直是，这种与上帝的正确关系能够通过人的行为来达到。 换句话说，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成就某些特别的事情，从而摆正与上帝的关系。 然而，路德后来发现这种理解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大约是在1515年的某个时候（准确的日期仍有争议），路德已经明确，这种关系只能由上帝来建立，因此它应被看成是上帝的恩典，而非人的作为。 在人如何进入与上帝的正确关系这个问题上，路德观点的转变使他开始从事教会改革的运动。

或许在这个运动中，最著名的一步就是1517年10月31日他张贴了95条论纲。 这些论点主要是针对出售赎罪券。 它们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以至于路德的名字很快就广为人知。 紧接着在1519年就进行了莱比锡大辩论，当时路德和艾克（Johann　Eck）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公开的辩论，其中包括教皇的权威问题。 在下一年，路德发表了三篇主要的改革方面的著作：《对德意志贵族的呼吁书》、《论教会巴比伦之囚》以及《基督徒的自由》，从而把对教会与神学的更新和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 这些都给当时的教会掌权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对当下教会的某些信念和实践进行改革德国的情况尤其如此。

不久，路德的思想就在西欧引起广泛的讨论和争论。 在英国的大学城剑桥，就有一个小组定期聚集来讨论路德的著作。 这个以其常聚的酒吧命名的“白马”小组包含了一些将来要对英格兰16世纪30年代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然而，改革运动同样也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包括瑞士，爆发出来。 瑞士改教家茨温利在瑞士东部教区就任教职之前，曾在维也纳和巴塞尔的大学接受教育。 其间他对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特别是伊拉斯谟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产生了有必要对当时教会进行改革的信念。 1519年，茨温利在苏黎世城就任教牧职位。 他利用这个城市的主要教会大敏斯特教堂的讲坛来传播改革信念。 最初，这里的改革主要涉及到教会的道德改革。 然而，它很快就发展到对教会现行神学的批评，特别在圣礼神学方面。 “茨温利派”这个词专门用来指这样一个与茨温利相关的信念：基督并不临在于圣餐之中，它最好被看作对基督之死的记念。

或许最重要的改教家是在第一波的改革过后才开始着手他的工作。 加尔文属于第二代的改教家，他更关心的是巩固宗教改革的观念和实践。 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于巴黎东北的努瓦永（Noyon）。 他开始受教于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巴黎大学，随后转到更具人文色彩的奥尔良大学，在那里学习民法。 尽管他最初倾向于学术的生涯，但他在20多岁时经历到一种生命的转变，引导他更多地参与到巴黎的改革运动中，并最终使他不得不流亡巴塞尔。

第二代的改教家比第一代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对系统神学著作的需要。 加尔文作为宗教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代表，看到确实需要一种写作来清楚地阐明福音派神学的基本观念，使它们能够得到圣经的支持，以反驳来自天主教的批评。 1536年，他发表了一本名为《基督教要义》的小书，其中只有6章的篇幅。 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加尔文以此为基础，不断地加添新的章节，重新组织材料。 到这本书出最后一版的时候（1559年），它已经成为四卷书，共80章。 第一卷讨论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及其对受造物的主权。 第二卷讨论的是人类需要拯救，以及这个拯救得以成就是藉着基督作为中保。 第三卷论述这个救恩为人类所据有的方式。 而最后一卷则讨论了教会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尽管人们时常认为预定论是加尔文思想体系的核心，然而实际并不是这样。 支配加尔文神学体系的惟一原则是，一方面要忠实于圣经，另一方面则要达到最为清晰的表达。

在1536年初结束了他在努瓦永的事务后，加尔文决定要在伟大的斯特拉斯堡定居下来，以从事个人的研究。 但不幸的是，当时从努瓦永到斯特拉斯堡的直接通路由于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与皇帝查理五世之间战事的爆发而被切断。 加尔文不得不绕道日内瓦，它最近已经从其邻近的萨伏依公国独立出来。 日内瓦当时在法国人法罗（Guillaume　Farel）和维若特（Pierre　Viret）的领导下已经开始了有争议的改革，由于刚刚驱逐了该城的主教而正处于一种混乱之中。 他们听说加尔文来到该城时，就要求他能够留下来，帮助这里的宗教改革。 他们需要有一位好导师。 加尔文勉强答应了。

他试图为日内瓦教会在教义和纪律上提供一个坚实基础的努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后，事情在1538年的复活节终于达到了顶峰：加尔文被驱逐出这个城市，前往斯特拉斯堡避难。 在比其预计的时间晚两年到达斯特拉斯堡后，加尔文开始努力地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 他连续地写出一系列主要的神学著作。 由于任该城讲法语教会的牧师，加尔文也亲身经历到一个改革派牧师在实践上所遇到的问题。 他与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布塞（Martin　Bucer）的友谊，也使加尔文能够把他的思想施展到城市与教会的关系上。

1541年4月，加尔文被请求返回日内瓦。 在他不在期间，这里的宗教与政治情况日益恶化。 市政请求他返回，来恢复这个城市的秩序和信心。 重新返回到日内瓦的加尔文，面对现在的处境，是一个远比他在三年前要更有智慧和经验的年轻人。 他在斯特拉斯堡的经历使得他现在对教会本性的思考具有了新的现实主义色彩，这在他随后关于这个领域的写作中反映出来。 到他1564年去世前，他已经使日内瓦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以他的名字为人所知的改革运动中心。 加尔文主义现在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重要意义的思想运动。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

与大陆的情况相比，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途径。 尽管在教会内也存在着一定的改革压力，但改革的重要力量则来自于1509年年登上王位的亨利八世。 1527年，亨利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除他与阿拉贡的卡瑟琳之间的婚姻。 亨利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其对王位继承的担心，因为这个婚姻中惟一的孩子玛丽•都铎（Mary　Tudor）是一个女性。 亨利希望有一个男性的继承人。 教皇拒绝解除或废除亨利的这个婚姻。

如果我们因此认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源自于教皇对亨利离婚要求的拒绝的话，这是很不恰当的。 这只是一个因素。 亨利逐渐地表现出他在趋向这样的政策，即在英格兰用他自己的权威来替代教皇的权威。 创建英国国家教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亨利似乎并不太在意教义或神学，而是倾向于关注宗教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实践关系。 他任命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年）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为英国教会带来了至少某种程度的新教影响。

亨利于1547年去世，继承他王位的是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 爱德华继位时尚未成年，因此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他的大臣手中，他们都具有极强的新教倾向。 克兰麦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仍然任大主教的职位，他有能力在公共敬拜中引入明显的新教形式，并且鼓励一流的新教思想家（如布塞、殉教者弗米格利）定居在英格兰，以指导改革的神学方向。 然而，爱德华于1553年去世，这给国家的宗教状况带来了震荡。

爱德华的继任者是玛丽•都铎，她对于天主教非常地同情。 她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压制新教，试图恢复天主教。 有些措施极不寻常的，其中最闻名的就是1556年在牛津公开烧死了克兰麦。 克兰麦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由波勒（Reginald　Pole）接替。 在玛丽去世的1558年，天主教还没有完全恢复。 在伊丽莎白一世继承王位后，她要采取怎样的宗教政策并不是很明显。 结果就是，她所采取的宗教政策十分复杂，目的像是一方面想要同时安抚新教和天主教，另一方面又能让王后对宗教事务具有至高权力。 通常所谓的“伊丽莎白方案”（1558－1559年）把英国国家教会建成一个改革的主教制教会，它具有大量新教的信仰条款，但更多的天主教礼仪。 没有人对这个结果真正感到完全的满意，它被广泛地看作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但是，它却让英格兰从一种宗教紧张中脱离出来，避免了在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严重宗教冲突。

新教的主要特征

我们已经看到，新教是一个有不同分支的运动。 然而，如果考查新教教会的礼仪和主要教义，如奥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路德宗，1530年）、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改革宗，1562年）及39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圣公会，1563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中心的主题可以看作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主题。 它们包括以下的几方面。

1． 反对教皇的权威。 新教认为教皇的权威是建立在一些无根据的基础上，因而希望返回到更简单的教会领导模式上，就如在新约中所看到的那样。 因此，某些新教教会采取了主教制的教会管理，认为这是维护教会信仰和秩序的合理方式，而且也符合圣经。

2． 特别强调圣经的优先地位。 宗教改革树立厂通常所谓的“圣经原则”，即支持基督教思想的基础和终极标准是圣经。 这并不意味着新教作家在自己的思想过程中反对理性或传统，而只是意味着他们把理性或传统的地位看作是低于圣经的。 英国作家奇林沃斯（William　Chillingworth，1602－1644年）在其著名的表白中对这一信念给出了一个特别表达：“新教徒的宗教就只是圣经”。

3． 新教教会反对中世纪的圣礼体系，这个体系包含有七种圣礼。 他们认为只有两个“福音的圣礼”——洗礼和圣餐，后者也称为主餐、弥撒或纪念餐。

4． 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之一表现在上面提到的圣礼上。 天主教会的弥撒是“一种圣餐”，即他们只允许平信徒在圣餐中领受面包（而神职人员则可以领受面包和葡萄酒）。 这种实践方式的起源现在难以稽考，自中世纪就在西方基督教中广泛流行。 相反，新教教会的圣餐则是“两种圣餐”，即平信徒可以同时领受面包和葡萄酒。

5． 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中，在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别。 按礼被认为赋予了神职人员某些特别的和不可抹煞的特性，使得他们与平信徒区别开来。 在新教中，一般地说牧师与平信徒的区别仍然存在，但却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 主要的新教思想家都广泛地接受了“信徒皆祭司”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信仰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祭司。 因而，职业性的牧师与平信徒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在教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6． 新教反对所有与炼狱有关的天主教信念，认为它们没有圣经的根据。 与此相关的为死者祈祷的实践也随之被放弃。

7． 新教普遍接受了对于马利亚的质疑态度，认为把她作为基督徒顺服的典范来崇拜有偶像崇拜之虞。 在新教教会中对于马利亚崇拜普遍持反对态度，并且反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关于圣徒能够作死者与活人之间中保的信念。

关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区别还可以给出许多其他的例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第七章对基督教各种不同风格之间差别的讨论。 然而，看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着一致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很容易被差别所掩盖。

1700年前新教的进一步发展

在新教中出现的三个主要运动是应当注意的，它们是正统派（Orthodoxy）、清教运动（Puritanism）及敬虔派（Pietism）。 我们将分别对它们加以探讨。

1． 正统派。 我们在前面看到，新教运动的最初阶段非常动荡。 大约从1520到1560年，这个运动主要关心的是扩张境界，向前推进。 但一种前景的改变在16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候，或许是在1564年加尔文去世之时，就似乎出现了。 此时这个运动，由于已经处于心智上的围困之中，关心的是如何为自己辩护。 这种转变的出现涉及两个方面的一般性主题。

首先，在特兰托公会议之后，天主教的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新教被迫认识到，试图让一个接一个国家接受宗教改革的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 天主教开始收复那些一度对宗教改革表现同情的区域，并且巩固了那些一直对其保持忠诚的地区。 新教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保持其现有的成果。 这种防守策略的重要部分就是严格地确立其自身的神学规范，以使新教能够与天主教区别开来。 教义的纯洁性或“神学的正确性”就显得尤其重要。 因此，新教的神学家们不断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其神学正统性的规范和辩护上。

其次，欧洲大陆上两个主要类型的新教——路德宗与改革宗（或加尔文宗）——之间存在的张力也在增强。 此前人们一般认为德国各地区出现的新教都属于路德宗，但在16世纪60年代，加尔文主义开始在德国产生重要影响，这加剧了该区域路德宗教会与改革宗教会之间的张力。 路德宗的神学家发现自己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反对加尔文主义，另一方面要对抗天主教。 因此，区别这两种类型的新教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导致在神学或教义上有意地要把两者严格地加以区别的努力。 结果对“正确教义”的关怀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正统”这个词指的是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史上对符合教义的强调。 这一点常与“新教经院哲学”（Protestant　scholasticism）关联在一起，后者与几百年前在中世纪教会中发展的经院哲学的形式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 它的重点放在对关键教义的理性证明和辩护上，而这反过来又被用来证明和维护该特定宗派的健全性，以反对其他类型的新教或者天主教。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形式的基督教过多地偏重于人头脑中的东西，而没有足够地关注人心中的东西。 正是这个信念奠定了敬虔派兴起的基础。 这点我们下面会谈到。

2． 清教运动。 “清教徒”这个词原本是贬义的，用来侮辱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国家教会中想要接受更多改革宗信念和礼仪（如废除主教制）的信徒。 剑桥大学是清教运动的主要中心，而其中的以马内利学院则是清教神学和教牧思想的重要发源地。 官方对这些思想的敌意导致了小的分离主义群体的出现，它们从国家教会中“撤离”出来，以抗议其对自身改革的不彻底。 这些分离主义群体中最重要的一个即“布朗主义者”，它是以布朗（Robert　Browne，1550－1633年）的名字命名。

在政府的迫害下，分离主义者们最初在荷兰寻求避难。 然而，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又返回到英格兰，在英格兰建立起公会（congregation）。 这些群体可以看作是现代浸信会的前身，它们在清教运动时期特别兴盛，据估计在英格兰约有近300个这样的公会。 随着查理二世的复位，这些浸信会发现自己再一次地面对官方的敌意。 直到18世纪末，他们才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接受和稳定。

这其中的一个群体值得特别注意。 这个分离主义公会是1606年在诺丁汉的斯克如比（Scrooby）建立起来的，以罗宾逊（John　Robinson，约1575－1625年）为其牧师。 官方日益增长的敌意迫使该公会于1609年转移到荷兰的莱顿（Leiden）。 然而，荷兰的处境也并不让他们感到满意。 于是公会把目光投向美洲，那里已经向欧洲定居者开放。 1620年9月6号，102名该公会的成员乘坐五月花号启程开往美洲。 他们在马萨诸塞州建立的殖民地被许多欧洲人——那些对本地区宗教生活不满意的人——看作是一个典范。

尽管清教运动的影响在英国国家教会中日益增长，它还是不断地遇到来自教会和国家的强烈敌意。 然而，那个时期大众对君主政体日益增长的不满，使清教运动得以被民主势力所认同。 随着国王与国会之间的紧张日益加剧，清教运动被认为是国会势力的忠诚支持者。 内战的结果是查理一世被处决，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的清教共和国于17世纪50年代被建立起来。 然而，查理二世的复辟使得清教运动作为英格兰的一股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最终衰弱下来。

不过，清教运动在其他地方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对英格兰的宗教处境感到不满，许多英国的清教徒都移民到美洲，也把他们的信仰带到了美洲。 马萨诸塞湾成为清教运动的中心。 这二发展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不可忽视。

19世纪的历史学家继承了对于清教运动的敌视态度，他们把清教徒描写成在宗教上拘谨、理智上贫乏、在西方文明史中无足轻重的人。 这种老生常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同时代对手的论战策略，他们想要丑化这个运动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 英国国家教会中的保皇党用这些攻击性的否定词语来描述加尔文主义者，其实是将其当作对自身政治与宗教地位的重要威胁而作出的防护性反应——正像在英国内战中以加尔文主义者的军队最终取胜所表现出的那样。 清教运动由于带着其可靠的上帝之城的政治异象，因而在17世纪构成了对英国国家教会以及国家所属利益的主要威胁。 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看到对清教运动在学术上的某种澄清，这要归因于像米勒（Perry　Miller）和摩根（Edmund　Morgan）这样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

3． 敬虔派。 当正统派在主流新教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时候，它的缺陷也显明出来。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正统派所关切的是对基督教真理进行理性的辩护，所关切的是其教义的正确性。 然而，这同时带来的是学术上的优先性，追求的是逻辑上的严密，而忽略了与每日生活有关的神学问题。 “敬虔派”这个词源自于拉丁词pietas（亦可译为“虔诚”，“敬神”），它最初是一个贬义词，是这个运动的反对者们用来嘲笑其对基督教教义中有关日常基督徒生活之重要性的强调。

通常人们把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的《虔诚的愿望》（Pious　Wishes，1675年）看作是这个运动的开始。 在这部著作中，施本尔为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路德宗教会的状况感到哀伤，并为复兴他那个时代的教会提出了建议。 他的建议重点放在个人研经的基础上。 这些建议为学术性的神学家所嘲笑。 但是，后来证明它们在德国的教会中拥有自己的影响，反映出人们面对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对正统派表现出的无能为力越来越失去希望和耐心。 对于敬虔派来说，教义的改革必须伴随着生命的改变。

敬虔派在其发展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向，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 在其主要的代表中，下面的人物特别重要。

1． 亲岑道夫（Nikolaus　Ludwig　Graf　von　Zinzendorf，1700－1760年）建立了一个通常被称为“莫拉维弟兄会”（Herrnhuter）的敬虔派群体，这个名字是由其所在的莫拉维亚镇的名字而来。 亲岑道夫远离那个时代被他视为沉闷的国家主义及贫瘠的正统派，他强调的是　“心灵宗教”的重要性，它是建立在基督与其信仰者亲密和个人的关系上。 这里所强调的一个因素就是“情感”（与正统派的理性和教义相对应），这或许可以看作为后来德国宗教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奠定了基础。 亲岑道夫对将信仰据为个人所有的强调体现在他的“活的信仰”这种表达中，他以此来反对流行的新教正统派的唯名论思想。

2．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年）是英格兰国家教会中循道宗运动的早期创始人和领袖，这个运动后来成为以循道宗（Methodism，亦译卫理公会）命名的教派。 由于认为自己“尽管已经得救但还缺乏信心”，卫斯理于1738年前往莫拉维亚参观，他所看见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敬虔派对“活的信仰”的强调，以及亲身经历在基督徒生命中所起的作用，导致了他1738年5月在阿尔德斯门大街聚会时的悔改，那时他感到他的心“异常的温暖”。 卫斯理强调基督教信仰中亲身经历的侧面，这与同时代的英国自然神论形成鲜明对照，在英国带来了宗教的复兴。

尽管在敬虔派各分支间存在着差别，但它们都成功地使基督教信仰与普通信仰者的生活世界关联起来。 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或许是重要的，那就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所具有的强烈反宗教的基调，部分地是由于在这个地区尚无任何真正能够与之抗衡的敬虔派。 因此，敬虔运动应被看作是对单方面强调教义的一种反抗，它希望信仰能够与人本性的最深层面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