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复兴

第三节、天主教的复兴

有证据表明，当宗教改革来临时，天主教会几乎是措手不及地面对那些向其提出的挑战。 因此，宗教改革的新观念相对于天主教的传统而言，就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在这些占优势的要点中，以下几个方面是应当注意的。

1． 很少有天主教的神学家能够或愿意用欧洲的日常语言，如法语和德语，来写作。 路德和加尔文用读者自己的语言直接向他们表述（而不是用学者所喜爱的拉丁语），这个策略胜过了他们的对手。 例如，有一本特别重要的福音书籍是用欧洲的一种主要语言写的，这本匿名的《基督的救助》（The　Benefits　of　Christ）于1543年用意大利文发表。 它的作者至今仍不得而知，然而，它的影响却是非凡的。 根据同时代的一个资料，这本书在威尼斯所出的第二版，六年间就售出了40，000本。

或许最重要的是，圣经被译成了日常的欧洲语言，这使得它能够为普通大众所阅读。 最有影响的译本之一就是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它对德语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 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约1494－1536年）1526年发行的新约英文译本对于英语世界也具有同样的影响。 天主教一直以来都在依赖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而这个译本在关键点上被日益看作是不准确和不可靠的。

2． 早期福音派的作家，如菲利普•梅兰希顿，都能够论证宗教改革是回到早期教会的观念与实践，而其天主教的对手则对那个时期的著作了解较少，因此不能够回应这一点。 对这点的一个完美说明就是发生在1536年10月的洛桑论辩（Lausanne　Disputation），那时，加尔文要回应这样一种说法：福音派忽略了教父（即最初五个世纪的基督教作家），认为他们在教义上不具有权威性。 加尔文认为根本不是这样，福音派不仅比其天主教对手更尊重这些教父，而且对他们更为了解。 于是，加尔文信手从教父的著作中抽出一系列引证，包括它们的出处（显然完全是出自于记忆），这一点彻底瓦解了他对手的自信心。 西普里安的书信（“在其书信集第二卷，第三封信”）被引证；对克里索斯托的引证更为准确（“第21篇讲章的中间部分”）。 这个插入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然而，如果更仔细地查看加尔文的引文就会看到，教父通常被从其语境中引证出来，常常忽略了可能导向其他不同于加尔文理解的材料。 而他在洛桑（其实也包括其他地方）的对手们则缺少这样的能力来反驳他。

3． 宗教改革在一开始就认识到教理问答材料的重要性，这些材料被编写出来就是为了使宗教改革的观念能尽可能地被理解和接受。 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样本就是路德的《小要理问答》（Short　Catechism，1527年），这本书将他的观点以清楚简明的方式表达出来。 很长时间以后，天主教才有相当的教理问答出现。

4． 哈布斯堡王室和瓦罗亚王室的冲突正好发生在16世纪30年代到1544年这段关键的时期，这意味着两股主要的天主教力量正在相互争斗。 这为各种形式的新教扩展和巩固它们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而“施马加登联盟”（Schmalkaldic　League，1531年2月）则将路德宗和改革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来自于查理五世皇帝的军事威胁，以确保当时新教的安全。

然而，所有这一切后来证明只是暂时的困难。 不久以后，天主教作家就用欧洲的日常语言写出了高质量的著作。 当天主教学者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教父时代时，他们就愈加坚定地认识到早期教会与自己时代的连续性。 天主教的教理问答也开始出现了。 随着1544年哈布斯堡王室和瓦罗亚王室冲突的结束，查理五世的军队得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并击败新教的军队。 到1544年末，施马加登联盟已经被击溃。 奥斯堡宗教和平会议（1555年）最终达成了这样的著名原则“cuius　regio，eius　religio”（大意为“谁的地区，谁的宗教”）。 这基本上确定了路德宗、改革宗和天主教在中部欧洲的影响范围。

特兰托公会议

天主教在16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或许就是特兰托公会议的召开。 会议开始于1545年12月，随后数度被延期。 1547年发生在特兰托的瘟疫迫使会议转移到博洛格纳（Bologna），并一直推延到1551年。 再一次延期发生于1552年，起因于德国王子对皇帝权威的反叛（最终在奥斯堡宗教和平会议上得到解决）。 会议一直到1562年才重新恢复，并在次年达成决议。

特兰托公会议为什么没有早点召开？ 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在欧洲燃起的战火。 查理五世皇帝正忙于与法国国王的战争。 这场战争尚在进行之际，法国和德国的主教们很难坐在同一张会议桌前。 1537年人们曾试图在曼图亚（Mantua）召集一次改革会议，但这个计划由于战争而流产了。 在1542年曾有过另一次尝试，但这次仍没有成功。 然而，1544年9月的克雷皮和平协议（Peace　of　Crepy）结束了法国与德国间的敌对。 两个月后，教皇保禄三世发布了召集特兰托公会议的谕令，目的在于解决神学争论、改革教会。 把基督徒从土耳其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 会议原计划于1545年3月开始，但出于多种原因被推迟到年底。

这次会议对于天主教在16世纪其余时间及以后世纪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它通常被看作是自尼西亚公会议（325年）到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1962－1965年）之间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它的主要成果可以概括如下。

1． 澄清了天主教的教义。 如前面所指出的，天主教中，在什么应被看作“教会官方的教导”、什么只是“个人的私人意见”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混乱。 这一点对于称义的教义来说尤其重要，它在16世纪10年代路德的改革运动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 许多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和实践被再次确认，包括一种的圣餐、圣经武加大译本的权威性（尽管该译本在1546年被要求修订，并于1592年完成），及七种圣礼的必要性。

2． 清除教会中的各种弊端。 中世纪晚期的教会被一系列的弊端所困扰，它们大大地削弱了教会在大众中的声望。 神父或主教常常不在他们的教区或主教区。 有些神父偶尔还兼管几个教区，从中捞取大量收入，却并没有付出必要的教牧关怀。 特兰托公会议通过对主教和神父制订了严格的规定而清除了这些弊端。

耶稣会

耶稣会是由伊格纳修•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建立起来的。 罗耀拉本是一个职业军人，1521年由于腿部受伤而退役。 在养伤期间，他读到圣徒的传记，开始意识到以军队为其典范的那种严格的纪律对于信仰生活的必要性。 他对纪律之重要性的强调可以从其最重要的著作《灵性的操练》（Spiritual　Exercises）一书中看到，这本基督教灵性神学方面的书是他在1522－1523年期间写成的。 这些操练涉及到为期四周的祷告、冥想和反思，目的在于深化读者对基督的委身。

当耶稣会于1534年成立之时，罗耀拉和其6个同伴构成了该会最初的核心。 这个组织在1540年得到了教皇保禄三世的认可。 从那时起，它就迅速地扩大。 这个修会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它在与宗教修会有关的三个传统誓言中又加入了第四个，即在关于贫穷、独身和顺服的誓言之外，耶稣会还要求成员起誓绝对地顺服教皇。 事实上，耶稣会成为一个灵性的精英群体，它直接向教皇负责，教皇可以自由地以他认为对维护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最为有利的任何方式使用他们。 尽管耶稣会的建立并非是出于宗教改革时期任何宗教上的论争，但很明显，与新教的对抗很快就成为耶稣会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点特别表现在第一次特兰托公会议之后。

到罗耀拉去世的1556年，修会已经超过了一千个成员，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差传和教育领域表现的特别明显。 耶稣会的差传工作始于16世纪，其所散布的领域遍及巴西、中国、印度、日本和马来半岛。 在教育领域，耶稣会建立

了严格的研究体制，以确保修会在思想领域达到领先。 “研究方法”（Ratio　Studiorum）出版于1599年，主要集中在文学、哲学和神学领域，竭力在当时的文化和神学争论中建立起耶稣会的领先地位。 这个在教育方面的遗产今天还能够看到，尤其是在美国。

灵性神学的复兴

人们普遍同意，16世纪天主教教会中，特别是在西班牙，其最重要的发展与灵性神学的复兴相关。 我们已经提到伊格纳修。 罗耀拉《灵性的操练》一书的重要性。 这里还应该提到其他两位作家。 阿维拉的特雷莎（Teresa　of　Avila，1515－1582年）是一位加尔默罗会（Carmelite）的修女，她非常关心福音的传播，寻求与新教徒的和解。 她最有名的灵性神学著作就是《内心的堡垒》（The　Interior　Castle），其中强调了个人深刻而直接地经历上帝的重要性。 这一点与某种枯燥松散的中世纪经院神学的进路或特征形成了对比。 中世纪经院神学和西班牙神秘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类似于新教正统派与敬虔派之间的关系（见308－309页）。 十架约翰（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年）同样是一个与阿维拉城有关联的加尔默罗会修士，他于1572－1577年间曾在那里任教职。 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如《灵魂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和《登上加尔默罗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约翰都强调，信徒需要达到与上帝的神秘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