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发展

第五节、天主教的发展

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创伤之后，天主教开始重新恢复其在早期曾有的那种信心。 而浪漫主义的兴起对于唤醒人们对天主教的兴趣产生厂极大的影响，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德国和法国。 夏多布里昂在1802年出版的《基督教的天才》一书对于激发这种对基督教信仰的新兴趣起到了很大作用，被认为在很多方面反映了19世纪的文化。 其他的作家，包括意大利的曼苏尼（Al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年）和德国的斯托尔伯格（Friedrich　von　Stohlberg，1750－1819年），在为天主教辩护时都使用了浪漫主义的资源。 人们广泛认为是理性主义导致了过去这些灾难。 人们开始以新的同情来看待这样的观点：基督教是艺术灵感和文化美德的主要根源。

毫无疑问，天主教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创伤及其余波之后确实有必要更新自己。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天主教在拿破仑时代于1814年结束时的影响范围。 尽管天主教的差传工作已经在诸如南美、日本、印度等地区建立了教会，但这个时期的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欧洲宗教，主要范围以比利时为西北端，西班牙为西南端，奥地利为东北端，意大利为东南端。 在一亿天主教信徒中，多数集中于哈布斯堡帝国、意大利和法国。 当庇护七世于1814年5月回到罗马时，革新教会的任务就落在了他身上。 这一任务看上去十分艰巨，而他被证明是胜任的。 这个工作的基础已经被教廷枢机大主教康萨尔维（Consalvi）奠定了，他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已经和一系列的国家签订了合作契约。 特别教会事务委员会（The　Congregation　of　Extraordinary　Ecclesiastical　Affairs）于1814年宣告成立，其目标就是要在欧洲重建天主教。 这些措施的成功可以在像英国这样的新教传统较强的国家中看到：在这里，天主教会的结构在1850年被再次建立起来。

天主教这个时期在美国也成为主要影响。 尽管在革命时期的美国是以新教为主流，但随着19世纪一波又一波从爱尔兰和意大利涌来的移民，这里的宗教平衡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天主教信徒急剧增加的这个时期，卡罗尔（John　Carroll，1735－1815年）大主教为推动社会接受天主教做了大量工作。 在19世纪40年代，据估计约有250万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到美国东海岸，给这些东岸城市，如波士顿和纽约的人口构成带来了很大变化。 天主教作为一种力量在国家生活中能够呈现出来，部分地要归因于其支持者对这个少数群体的忠诚，他们把天主教看作是自身认同的组成部分。 在国家历史的这个危机时期，他们的欧洲身份帮助塑造了美国移民的宗教信念。 主要的天主教教育机构的建立，如1842年圣母大学的建立，为天主教成为国家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力量奠定了基础。

教皇在19世纪期间重新成为天主教的重要人物，至少可以部分地归因子拿破仑战争的结果。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教皇似乎已经被很多天主教徒所忽略，他们把他看作是孤立的和远不可及的。 然而，教皇在拿破仑手下受到相当恶劣的对待，却使他重新在信众和欧洲政府的眼中得到尊重。 就是在鼓动国家控制教会这个运动的中心地带法国，人们也在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教皇。 这为把教廷重新看作是天主教内外的领导机构埋下了伏笔。 这个倡导教廷拥有更多权威的运动被称为“教皇至上论”（Ultramontanism），下面我们会更多地讨论。

教皇至上论

“教皇至上论”这个词源自于两个表示“在山外”意思的拉丁词，这里的山指的是阿尔卑斯山，其实质问题就是教皇“在阿尔卑斯山外”——也就是在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有多大的权力范围。 19世纪20年代，“教皇至上论”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同，部分原因是受到1819年麦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4－1821年）出版的《关于教皇》（Du　pape）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法国、意大利、德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更多对天主教国家政治的稳定性，尤其是对教皇自身地位的关注。 面临着政治权力的不断失去，最终于1870年被迫很不愉快地从许多原有领地退出的庇护九世（1846－1878年任教皇），开始集中精力树立他在教会内的精神权威。

1869年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的召开被普遍认为是这次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自由派天主教和“教皇至上论”的支持者之间出现根本对抗的标志。 争论最激烈的焦点内容是教会中的至高权力。 这种至高权力究竟是赋予教会的大公会议，还是赋予教皇本身？ 最后，“教皇至上论”的支持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一结果在1870年7月13日宣布的著名的教皇无误论中得到了正式的体现，它认定教皇在担任信仰的教导者和辩护者的职位时所说的一切是无误的。 这条教义引起了一些担忧，尤其是在德国。 1864年俾斯麦（1815－1898年）被任命为普鲁士的首相。 他推行德国统…的政策，力图为法国一普鲁士战争后的德国注入活力。 俾斯麦认为这条教义是对德国新教徒的侮辱，也是对刚诞生的德国国家政权的潜在威胁。 于是，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施行了一项歧视天主教的政策。 这场“文化战争”最终于1886年失败。 但是，反宗教的情绪却在欧洲其他地方增长，最显著的是在法国，1901年的《联合法》和1905年的《独立法》实际上是把宗教从公共生活和教育中清除出去。

在意大利，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上台后，夺回了教皇的几乎全部领地，只剩下梵蒂冈、拉特兰（Lataran）和甘多尔福堡（Cas－tel　Gandolfo），教皇的处境日益艰难。 虽然《教皇保护法》保障了教皇的独立和安全，但他的权力还是受到了限制。 最终，这个法规于1923年被一个对教皇更为有利的《拉特兰条约》所取代。

教皇无误论是对西方社会，特别是教会内日益出现的更加自由化和现代化的思考方式的抵制，现代主义的兴起似乎给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带来了威胁，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内容。

天主教现代主义的兴起

“现代主义”这个词起初是用来指天主教神学的一个派别，这个学派流行于19世纪末，主张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采取批判和怀疑的态度。 它对激进的圣经批判主义持肯定的态度，重视信仰的道德层面而不是神学层面。 在很多方面，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罗马天主教思想家试图与曾经被教会大大忽视的启蒙思想达成妥协的努力。

但是，“现代主义”是一个不明确的词，不能把它理解为某一种思想派别的特征，仿佛它具有某种共同的方法或师承。 当然，确实大多数的现代主义思想家都热衷于把基督教思想和启蒙精神结合起来，特别是结合对历史的新理解以及越来越占上风的自然科学。 同样，一些现代主义思想家也从下面一些思想家身上获取灵感，如认为超自然是人的本质的布隆代尔（Maurice　Bloudel，1861－1949年），强调直觉比理智更为重要的柏格森（Henry　Bergson，1859－1941年），等等。 但是，不论是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现代主义者之间，还是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现代主义者之间，都没有足够的共同特征足以使现代主义成为一个严密的能够加以界定的术语。

在罗马天主教的现代主义思想家中，卢瓦奇（Alfred　Loisy）（1857－1940年）和蒂勒尔（George　Tyrrell，1861－1909年）是十分重要的人物。 在19世纪90年代，卢瓦奇作为圣经创造论传统观点的批评家出现，认为在圣经中隐含着真正的发展的理论。 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是1902年出版的《福音与教会》。 这部重要著作直接回应了哈纳克在比他早两年出版的关于基督教的起源和特点的《什么是基督教？ 》一书中的观点。 卢瓦奇否定了哈纳克关于耶稣和教会之间存在着根本断裂的说法；但是，他还是对哈纳克关于基督教起源的新教自由派的解释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包括接受了圣经批判主义在解释圣经方面的作用和合理性。 其结果是，1903年他的书被罗马天主教廷列入禁书名单。

英国耶稣会的思想家乔治，蒂勒尔紧随卢瓦奇，对传统天主教教义进行激烈的批判。 和卢瓦奇一样，他批判哈纳克在《十字路口的基督教》中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诠释，认为哈纳克对耶稣的历史性的改造不过是“新教自由派的水中倒影”，应当予以摈弃。 他还在书中为卢瓦奇的著作辩护，指责罗马天主教廷“对这本书及其作者所持的敌视态度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印象，使人以为这是一次新教自由派与罗马天主教的对抗，而‘现代主义’仅仅是一场新教化或理性化的运动。”

产生这种印象的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新教主流教派中的现代主义者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在英国，为推进自由派的宗教思想，于1898年成立了国教联合会（Churchmen　Union），1928年改名为现代国教联合会。 与这个群体过往密切的人当中有拉斯道尔（Hastings　Rashdall，1858－1924年），他的著作《基督教神学的赎罪观》阐明了英国现代主义的主旨。 对现代思想的构成来说，全盘吸收新教自由派思想家的早期作品比传统理论更易于接受，例如利奇尔（Ritschl）和拉斯道尔就认为赎罪论和中世纪思想家彼得，阿伯拉尔的思想有关，而传统理论只是诉诸“赎罪祭”的观念。 赎罪论中体现的崇高道德榜样实际上是把耶稣的死独特地诠释为上帝之爱的证明。 这种思想对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英国，尤其是圣公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4－1918年），和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破坏了这场运动的信誉，直到20世纪60年代，重新兴起的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才成为英国基督教的重要特色。

现代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新教自由派运动被广泛地看作是对越来越保守的福音派观念的直接挑战。 史密斯（Newman　Smyth）在他的著作《昙花一现的新教和大有作为的天主教》（Passing　Protestantism　and　Coming　Catholicism，1908年）中指出，天主教现代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美国新教的导师，特别是在教义的批判以及对发展学说的历史性解读方面。 随着基要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回应，形势迅速出现两极分化。

世界大战给美国现代主义带来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时期，尼布尔（H． R． Niebuhr）等激进的现实主义思想家推进了反省的深度。 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似乎迷失了方向。 但不管怎样，这场运动在战后又获得了新的信任，并且在越战时期达到了高潮。

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

20世纪6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西方文化中世俗乐观主义高涨的时期。 在这种处境中基督教的适切性问题变得非常重要。 若望二十三世（1958－1963年任教皇）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他命令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要讨论教会如何“跟上时代”的问题。 大会于1962年召开，分四个部分，1962－1965年的每个秋天，2，45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都聚集在罗马讨论天主教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1963年6月3日若望二十三世的去世并没有中断这一讨论，他的继任者保禄六世（1963－1978年任教皇）继续主持了这一工作。

大会讨论的议题十分庞大。 总的来说，大会讨论了基督信仰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尤其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关系，以及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徒的关系。 福音传道工作的重要性在尊重非基督徒的自主性的基础上得到了肯定。 大会也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教会自身的性质，以及教皇和主教的关系之上。

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逐渐把自身看作是一个信徒的组织，而不再是一个上帝委任的教阶统治机构，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普世主义——促进基督教不同派别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的纲领——的重要性得到了承认。 大会也效仿利奥十三世重视基督信仰的社会层面，包括对人权问题、种族关系和社会正义的介入。 在教会自身，“权力分享”的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 它表达的含义是教廷只是所有教会的共同体，权力应该在主教之间分配，而不应集中在教皇的手里。

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是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将如何影响基督教在新千年的发展还需拭目以待。 在很多人欢迎这次会议带来的新气象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感到它已经背离了很多传统天主教教义和实践的重心。 在现代天主教会中一直存在这两者间的张力。 但是，这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张力，在未来它可以把这种自我反省引向一个健康的轨道。

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内部也出现了其他影响较大的张力。 基督教正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宗教，从数量上它的重心正从西方转向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 其他基督教会也是如此。 这意味着第三世界的事务将逐步在天主教会事务中占首要位置，而西方传统的事务变得无足轻重。 据很多人预测，这种趋势最终会发展到选举一个非西方的天主教徒为教皇。 这股不可抵挡的潮流将标志着天主教自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以来重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天主教将决定性地从一个西欧人的信仰转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