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背景

第四节、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背景

西方基督教深受其总体文化氛围的影响。 例如，许多教父时期的作家曾深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 同样，许多中世纪的神学家也被亚里士多德主义所影响，或者是把他的某些观念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中，或者是为了反驳这种思想。 我们在基督教与现代西方思想三个主要运动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同样的关系模式。 这三个运动就是我们这节要考察的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同样的一般模式。 这些运动的兴起在很多方面向基督教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激发了基督教去更深地探讨自身遗产中的某些部分。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就推动了基督徒去重新发现旧约中关于社会方面的教导，并把它们应用在自己现今的社会处境中。

理性主义

这个通常被称为“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运动将西欧和北美的基督教带入相当不确定的一段时期。 宗教改革以及随后而来的宗教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在欧洲大陆尚未得到医治，一个针对基督教的更新更强烈的挑战就迎面而来。 如果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向教会提出的挑战是使其重新思考那些表达自身信念的外在礼仪和形式的话，那么启蒙运动所瞄准的则是基督教自身（而非其任何特定的形式）的理智基础，这使基督教在几个方面受到威胁。 这种挑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这个世纪在欧洲大陆兴起了笛卡尔主义，而在英格兰则产生了影响日增的自然神论。 当人们把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揭示宗教的理性根源之时，这给基督教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在下面的事件中将得到证明。

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评是建立在人的理性全能这个原则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分辨出这个信念的发展有如下几个阶段。 首先，人们论证说，基督教的信念是理性的，因此能够承受对它的批判性考察。 这种思路在洛克的《基督教的合理性》（1695年）一书中，以及德国早期沃尔夫学派中，都可以看到。 基督教是对自然宗教的合理补充。 上帝启示的观念就这样被保留下来。

其次，人们认为，因为基督教的基本观念是理性的，因此能够从理性自身中推演出来。 没有必要诉诸上帝启示的观念。 随着这种看法被托兰德（John　Toland）在其《基督教并不神秘》（1696年）中，以及马太•廷德尔在其《基督教与创世同样古老》（1730年）中阐述出来，基督教就在本质上成了自然宗教的翻版。 它并没有超越自然宗教，而不过是它的一个例证。 所有所谓的“启示宗教”实际不过是人们对自然进行理性反思能认识到的东西的确认。 “启示”即意味着对已适用于启蒙理性的道德真理的合理确认。

第三，理性判断启示的能力得到肯定。 由于批判理性是全能的，因此人们论证说，它有一种至上的资格来判断基督教的信念和实践，以消除任何非理性或迷信的成分。 这种观点把理性稳固地置于启示之上。 在1793年及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年间，在巴黎圣母院人们把理性女神推上宝座就是一个象征。

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发生于欧洲和美国的一场运动，因此它在文化上最常遭遇到的宗教形式就是基督教。 这个历史观察十分重要：启蒙对宗教的总体批判其实常常可以具体化为对基督教的总体批判。 正是基督教的教义被置于这种史无前例的批判性价值重估之中。 正是基督教的经典——而非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批判性考察之中，既在文本方面也在历史方面。 圣经被看作“仿佛与任何其他的书一样”（周伊特，Benjamin　Jowett）。 正是拿撒勒人耶稣的生活——而非穆罕默德或佛陀——在经历着批判性的重建。

启蒙对待宗教的态度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很大程度的差别，反映出一些与特殊环境相关的地方特点。 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敬虔运动，或者以其在英美的形式广为人知的卫理公会。 前面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十分关注宗教的亲身经历方面（例如，见卫斯理的“亲历的宗教”观念）。 这种对宗教经历的关切使得基督教与大众的经历处境关联起来，从而与理智主义，如路德宗正统派，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认为与之没有关联。 敬虔运动在基督信仰与人的经历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因此使基督教成为心灵（heart）的事情，而不仅是心智（mind）的事情。

前面我们已经见到，敬虔运动在17世纪末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德国，而这个运动在英国的出现却是在18世纪，在法国则完全没有。 启蒙运动在英国是发生在敬虔运动兴起之前，因此，18世纪的福音大复兴几乎没有受到理性主义对宗教之态度的影响。 然而在德国，启蒙运动则发生在敬虔运动兴起之后，因此它的发生是处在一个深受宗教信仰造就的环境，尽管它对已接受的形式和观念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有趣的是，英国自然神论在德国发挥影响的时间大致相同于德国敬虔派开始在英国发挥影响的时间。 ）因此，在德国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理智力量被用在对基督信仰的重新构造（而非放弃或摧毁）上。

但是在法国，基督教则被广泛地看作是压迫性的或无关紧要的，其结果就是，法国启蒙作家能够倡导将基督教当作是过时和无用的信仰体系而全部抛掉。 在其《宽容协议》（Treaty　on　Tolerance）一书中，狄德罗论证说，英国自然神论者允许宗教存在，就已经使自己妥协，因它本应该被完全除掉。

但理性主义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浪漫主义的兴起将证明这一点。 下面我们就转向对浪漫主义运动的考察。

浪漫主义

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人们对于理性主义贫乏本性的忧虑日益流露出来。 理性一度被看作解放者，现在却日益被视为灵魂的奴役。 这种忧虑在大学的哲学系远没有在文学院中表现得那么强烈，而在普鲁士的首都柏林则表现得尤其明显，那里施莱格尔（Schlegel）兄弟显示出特别的影响。

“浪漫主义”很难定义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或许最好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对启蒙运动某些核心信念的反动，这些信念中最著名的一个主张是人的理性能够认识实在。 这种将实在简约为一系列理性化的东西的作法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无异于是当受谴责的粗暴误解。 如果说启蒙主义者诉诸人的理性，那么浪漫主义者则诉诸人的想象力；想象力才能认识到那奥秘的深层意义，这奥秘表明人的心智甚至不能理解有限的世界，更不用说超出其中的无限。 这种看法被很好地表达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中，他赞扬人的想象超越了人理性的局限，摆脱了其束缚，经有限者而达到无限者。 按照华兹华斯的描述，想象：

是绝对能力的别名，

是最明澈的洞见，心智的丰满，

是理性处于其最崇高的状态。

浪漫主义因此发现自己既不喜欢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同时也不喜欢启蒙运动那些理性的道德说教。 它们都没有公正地对待世界的复杂性，都试图把“宇宙的奥秘”——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liam　Schlegel）著作中常用的典型浪漫主义的术语——简化为排列整齐的公式。

理性之能力的局限可以在这种情感之中分辨出来。 理性的威胁是要把人的心智局限在那些简化的东西上，而想象则能够将人的灵魂从这种自己设置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使其发现实在更深的层面——即在日常实在世界中能被识辨出来的某种模糊和吊人胃口的东西。 无限以某种方式寓于有限之中，能够通过想象和情感认识到。 正如济慈（John　Keats）所说的，“我不能肯定任何东西，除了心灵情感的圣洁，以及想象力看到的真实”。

对人之情感或情绪所具有的认识意义的强调补充了对于理性之贫乏性的反抗。 在诺瓦利斯（Novalis）的影响之下，德国浪漫主义证明，“情感”与个体的主体思想者有关，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和内在个性。 理性主义可能诉诸个人理性；浪漫主义也侧重于个体，但却用对想象力和个人情感的兴趣来取代对理性的关注。 理性主义关注人的理性；而浪漫主义关注人的情感，在其中看到通往“所有奥秘的道路”（诺瓦斯利）。 这种“情感”被看作是指向无限和永恒的，它为更高领域的开启提供了钥匙。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诺瓦斯利说，启蒙把想象和情感作为“异端”来禁止，以防它们把人引导到关于无限的“魔幻般的唯心主义”上。 因此启蒙藉着机械地求助于理性，通过诉诸贫乏的哲学，试图压制这些更高领域的知识。 现在人的主体性和内在性被看作是无限性的一面镜子。 人们也开始重视音乐，认为它“比任何道德或哲学更能启示更高的秩序”（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

浪漫主义的发展给欧洲基督教带来了诸多的影响。 基督教（特别是罗马天主教）为理性主义所不喜欢的那些方面令浪漫主义的想象力着迷。 理性主义在经历和情感上被认为是有缺欠的，不能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些需要传统上由基督教信仰来满足。 正如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t）对19世纪头十年法国的状况所做的评论，“人们需要信仰，渴望宗教安慰，而这是由于人们已经长时间得不到这种安慰了”。 18世纪末德国的情况也可以用类似的话来概括。

很明显，在英国、德国和北美，理性主义已经不再能够削弱宗教的基础。 18世纪德国敬虔派和英国福音派表现出的新鲜活力是理性主义失败的明证，理性主义面对人们普遍感觉到的个人需要和意义寻求并不能提供更好的解决途径。 哲学被看作是贫乏的、学究式的，它不仅脱离生活的外在实在，而且与人内在的良知生活脱节。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或许是现代出现的最重要的世界观之一，在20世纪对基督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通常用来指与德国作家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相关联的思想观念。 直到1989年前，这个词也用来指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流行于东欧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看作是反动的。

唯物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它并非是某种肯定世界仅由物质构成的形而上学或哲学学说。 不如说它所认为的是，对人的正确认识必须始于物质性生产。 人类藉以回应他们物质需要的方式决定了其余的一切。 因此包括宗教观念在内的思想观念乃是对物质实在的反映。 它们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简而言之，观念和信仰体系是对某些十分有限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反映。 如果后者发生了激烈变化（如爆发革命），那么其所产生和维系的信仰体系就将随着它们的逝去而消灭。

这个首要的观念自然导致下一个观念，即人性的异化（或疏离）。 物质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都带来了疏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劳动的分工，以及私有财产的存在。 前者导致了劳动者与其产品的疏离，而后者则造成了这样一种处境：其中个人的利益不再与社会整体的利益相一致。 由于生产力只被少数人所拥有，因此社会被按照阶级划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都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

如果这个分析无误，那么马克思相信第三个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上述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经济秩序，这源自于生产力中出现的紧张。 这种内部冲突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崩溃。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把这种崩溃的发生看作是无需推动的。 另一些著作则将其看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的结果，《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结束语似乎是在提议后者：“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那么，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有什么关系呢？ 在他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即宗教一般来说（他并没有区别具体宗教）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直接反映。 宗教并不是真实的独立存在，它只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精神的上层建筑。 “宗教不过是对这个真实世界的反映。” 这里明显地提到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语，这个批语我们在后面一节中会涉及。 因此，马克思声称，“宗教只是人们想象出来围绕着自己旋转的太阳，直到他自己意识到自己就是这种旋转的中心”。 换句话说，上帝只是人类思想的投射。 人类“在天上虚幻的实在中寻求一位超人，实际找到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投射”。

但是，为什么宗教还会存在？ 如果马克思是对的，为什么人们还会继续相信这种粗糙的幻象？ 马克思对此的回答则把我们带进异化概念的核心。 “人制造了宗教，而宗教却并不造就人。 宗教只是那些或者尚未认识自己或者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人的一种自我意识或自我评价”。 宗教是社会经济之异化的产物。 它源于异化，同时又以某种精神上麻醉的形式加剧了异化，使得大众不能够认清他们自己的处境，以便能够有所作为。 宗教是一种安慰，使得人们能够忍受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异化。 如果没有这种异化，也就不需要宗教。 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分离给这个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了异化。

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世界中的事件会相应地导致精神世界的变化。 宗教因此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 改变这些条件，经济异化就会消失，宗教就不再存在。 它就不再会有任何有用的功能。 不公正的社会条件产生了宗教，而其反过来又被宗教所支持。 “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也就是间接地反对宗教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马克思因此认为，只要宗教还能够满足异化的人们生活上的需要，宗教就会继续存在。 “真实世界的那种宗教映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消失：即日常生活的实践关系赋予人的不是别的，而是关于其同胞和自然的可知及理性的关系。” 换句话说，现实世界中的改革对于人们脱离宗教是有必要的。 马克思因此认为，当共产主义实现了非异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后，对宗教的需要就会消失。 随着物质层面上需要的消失，精神上的需要亦会消失。

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一次大战前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部分是因为其内在的某些问题，部分是因为尚未有真正的政治上拓展的机会。 其内在的问题尤其有趣。 无产阶级能否从被压迫中解放自己并带来政治上的革命？ 有一点很快就变得明了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出自于政治上觉醒的无产阶级，而实际上是来自于压抑中的中产阶级（像马克思本人）。 正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列宁提出了“先锋队”的概念。 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是非常的纯朴，因此他们需要被职业的革命家所领导，后者自己能够为发动和保持世界革命提供完整的前景和具体的领导。

俄国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所需要的突破。 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以某种修正的方式（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确立起来，但它在其他地方却遇到问题。 二战后它在东欧的成功主要源于军事的力量和政局的不稳。 而它在非洲的成功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观念对那里的吸引，这个概念解释了某些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存在的异化因素，使得它们得以把自己的落后归因于西方资本主义代理人对它们无情和制度化的剥削，而非任何自身的缺陷。

在现代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日益成为抽象的理论家，和工人阶级脱离，完全没有政治经验。 社会革命的观念也逐渐失去吸引力和说服力。 在美国和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中的影响要比其在社会中的一般影响更显著一些。 当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西方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降到了低点。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已经以某种适当修正的方式在现代基督教神学中找到了自己的途径。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尽管不能实际地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但已经表明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洞见中吸收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