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圣经在现代神学中的地位

Pror.Frederick S.Leahy著
赵中辉 译
（本文著者系爱尔兰改革宗长去会神学院系统神学及基督教伦理学教授。原载于英国“其理之旗”（The Banner of Thuth,78b Chiltern St.London,W.I.）月刊之一九七0年十一月号。)
基督教的信息是从圣经得来的，因此我们对圣经这本书抱什么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为它本身做了独特的宣称，而这些宣称是不能从基督教信息的整体分开的。在使徒时代，或使徒后期时代，教会认为圣经是它充分的主要权威（大部分是旧约圣经），并接受使徒遗传为其客观的权威：“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够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帖后2：15）。古代基督徒并未感觉到在圣经与使徒遗传之间有什么冲突，根本也没有什么冲突存在。圣经与使徒遗传被认为是同一的。由于在第一、第二世纪诺斯底派争端（Gnostic Controversy）的兴起，教会才被迫制定它有关权威的教义，而且不久圣经超奇的权威，就得到清楚的陈述。圣经对历史基督教会来说，向来是信仰与生活的标准。根据这个意思，基督教可以说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但是这圣经的教义，以及它超奇的权威，反而成为争论的主题，结果在现代教会中，这圣经权威的教义，乃是极严重的问题之一。在广义方面来说，我们要追溯有关圣经的思想源流，直到且前为止，并观察现代神学对圣经的态度。
一、天主教制度的偏差
罗马天主教是在继续不断地发展着。天主教在历史中出现时，并没有它现在的教义、崇拜与教会行政的完满形式。天主教是从绪谬与迷信的根苗而演进到现今的形式的，其中包含著犹太教与异教的成分，这些成分在天主教制度的生活与教训中，仍然清晰可见。天主教的特殊教义与所谓“圣礼”都是在过去十二世纪中所搜集起来的；天主教制度的兴起，大约是在主后六百年。在主后五百三十三年，罗马皇帝朱斯丁（Justinian）颁怖谕令，致函给罗马的主教，承认他为教会的元首。主后六十六年，罗马皇帝佛卡斯（Phocas）复加以确认，又将“普世主教的头衔，给罗马的主教，在主后七百四十一年，教皇获得了城市与土地，不但被承认为属灵的主权者，也被承认为属世的君工，于是教皇的这个地位，在以下一百年中得以巩固。
由于教皇制度的兴起与发展，不但带来了与圣经教训的脱离，而且也将圣经超奇的、最高的权威弃之不顾。在中世纪经院学派中（如阿魁那、安色木、蓝巴德），我们看出了对理性的新的著重，并且为了接受教义，必须要有理性上的证据，在基本时期之末，信经以及制定信经的教会，又有一个新的著重。可是逐渐地，不可避免地教会被高举为圣经唯一可靠的解释者。教会成为圣经以及教会所制定信仰的裁判者。当天主教教义逐渐发展的时候，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的历史地位，被剥夺无遗。圣经的明晰性受到否认；在圣经以外又加上教会的遗传，外传（即伪经Apocrypha），与大公教会的训令。后来在一八七○年，梵蒂冈大公会议公布了教皇的无谬。这就成为天主教制度混合性的信仰准则，直到如今还是这样，在实际方面来讲，圣经已居于相关性的次要地位。今天在天主教制度内所有的圣经研究，也都是在这一种体制之内推行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导致任何对天主教的批判。结果天主教的教义，是在与圣经教义有增无减的冲突情势中发展著，在天主教神学思辩中的近代倾向，是远离圣经神学，而非接近圣经神学。例如，当天主教祈求教会合一的时候，那不单是一切挂名的基督教会的合一，也是在天主教范围之内所有的宗教与万人的大合一。有一位爱尔兰的天主教学者葛瑞斯（Seamus Grace)写著说：“在今日的世界当中，我们（指天主教徒）是得天独厚的；我们有神的启示，有祂的圣礼，祂的教会……在末日当我们看见回教徒、印度教徒、异教徒，在信心与宽大为怀上都超过我们，而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又是远超过他们以上，我们岂不是惭愧得无地自容吗？”他接著又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他藉著基督并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众人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今后对天国的幻想，并在地上信心与爱心的期待。因此，凡到这世上来的人，都能藉著理性，从神领受恩典，以致相信——最低限度也能达到足以得救的至微信心……我们相信在世界一切的宗教中，甚至在明显不信之人中间，必定有许多，我们盼望有许许多多——的人能够接受你传给他们启示的残余。”这种神学明明是与基督的独特性相冲突，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激进派天主教思想家如，龚汉斯（Hans Kung）、陌诺（KarlPahner)与康格尔（Y.M.Z.Congar）都强而有力地表显了这个观点。康格尔在他所著“大公教会联合运动的原则”一书中说，“我们不再处理否认这个教义或那个教义了，我们所关心的乃是伟大的运动，我们已经决定毫无任何例外地，把一切都包括在内。”
天主教制度的这种继续不断离弃圣经神学的倾向，已为在其管区内继长增高的新神学派运动所促进。“新神学派”（Liberalism）在一九○七年与一九一○年为教皇庇乌十世（Piusx)所下的两道通论而被定罪，于是在天主教中“新神学派”就进入了地下活动，只以“新神学”的姿态出现。“新神学”与激进派抗罗宗思想在某一点上，（特别是在圣经教义上）搭上了关系。有许多天主教的教授，现在主张鲍尔曼的福音记录的“神话解除”（Demythologising)，而其他的教授们尚未达此地步。新神学派运动现在正扫荡整个罗马天主教会，与这个新神学派运动作殊死战的，只不过有几个天主教保守派的学者而已。
这一切教会联合运动的涵意是明显可见的。新神学派的天主教领袖们，都向新神学派基督教的人士，伸出了他们的合作之手，而且基督教的领袖们也照样欢迎在天主教里所采取的“改变”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在瑞典的吴普沙拉（Uppsala）所举行的普世基督教协会（W．C.C），天主教就派了九位神学家，参与该会中的“信仰与圣职委员会”（Faith and Order commission）这是不足为奇的、此种政策与天主教在未夹混合的天主教中，吸收每一宗教与哲学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内，圣经的展览与出售的事实，必须从以上所说的这个背景来观察。意大利“拉布瑞福音团契”（L,Abri Fellowship）的吴德森弟兄（W.Harvey Woodson）在他一九六七年，于意大利所举行的福音派同工会第九届年会中，所发表有关“新罗马教主义”（New roman Catholicism）的优美讲座中说，“……圣经是头一次藉著‘宗教时间’介绍给意大利公立学校的，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青年人们告诉我说，年轻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想把超自然的部分，从圣经中消除。”当我们看到天主教徒毕竟也念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存著一颗祷告与盼望的心，但是我们不能够太过天真。天特总会与第一次梵蒂冈总会都承认圣经是神不可错谬的话语，虽然他们并未以圣经为他们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在宗教改革时期，关于圣经的无谬性是没有冲突的；为众人所接受。可是现今这个立场就完全不同了，今日圣经的地位在天主教神学中，已经降到最低的地步，由于前世纪在抗罗宗范围内唯理主义的抬头，天主教承受了很严重的影响，看到这个唯理主义，我们一定要退避三舍。
二、高等批评派的突袭
在大多数德国教会的讲坛上，刻有“神道永存”（Gottes Wort Belibt Ewig）的字样。虽然如此，有一位青年德国牧师表示说，“当我们在神学院受训练的时候，我们的教授们把圣经撕成粉粹——没有人能再为我们收拾起来。我们自己都不能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焉能使别人相信圣经中的信息呢？”有一位通俗的历史教授，最近对一位神学教授说：“假如我们讨论历史所根据的来源，像你们神学家那样讨论圣经所根据的来源，那么根本就没有历史存在了——因为我们所根据的材料来源的证据，比你们所根据的证据是少而又少。”（E．H．Robertson in The Bible in Outlime P.39)。教会在欧洲与圣经分裂是如何发生的呢？那是在德国发生的。敬虔派的兴起，使纯正信仰失去了控制力，此敬虔派（Peitism）是十七世纪在德国路德会所兴起的一个运动，其目的在于将新生命灌注于当日与政府有关联的基督教会；因为敬虔派反对当时教会冷酷与形式化的教条主义。因此，当自然神教的影响从法国输入的时候，就侵入了德国的路德会，并且迅速地占了优势，法国的自然神教的影响，原来是英国的一项异端思想，后来经傅尔泰（Voltaire）与卢梭（Rousseau）将此思想普遍化。自然神教（Deism）一开始就否认神在祂创造中有任何的关心，专门攻击启示的概念。思想的自由被认为足够去发现真理的，所以“自由思想家”这个名词颇为流行。于是对圣经有了批判性的研究，这主要是受到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影响，他把神与道德的观念降低为良心与责任,宗教仅仅成为承认我们一切的责任乃是神的命令。根据康德对事物的看法，是没有给神秘的经验稍留余地的，不需要一位个人的救主，否认历史的地位，康德的一些观念，被海格尔（G．W．F．Hegel, 1770-1831）发扬光大，予以组织化，海氏乃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影响力非常大。他所讲的根本是宇宙的进化观，他的学说在唯物论方面为马克斯（Karl Marx）发扬光大。但是后来受康德著作影响的，是德国神学家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iermacher,1768-1834)，他给德国教会一最大的影响，他被称为“现代神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Theology)。他特别强调情感为宗教的基础，而且在德国有一些像梨秋（Ritschl），魏尔豪森（Wellhausen) 与哈纳克（Harnack)等学者，在英国有亚伯了的史密渐（Robertson Smith)与牛津的德莱佛（S．R．Driver)等学者都传授他激进的观点。
施莱尔马赫以人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虽算是最好的宗教；但在基督教为独一的真实宗教，与一切其他假伪宗教之间的对比性已经除掉（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之间已无任何区分）。
由于唯理主义在教会中的兴起，对圣经真实可靠性的攻击就有增无减。德国的“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 时代已经开始，在欧洲以及世界以后的历史中，收到了悲惨的效果。
在德国卫护圣经纯正信仰观点的，虽不乏其人，即如柏林的亨斯顿堡（E．W．Hengstenberg）与波恩的克立斯烈（Theodore Chistlieb），但是他们为数极少。现代新神学主义迅速展开，不久它的影响达于全世界抗罗宗的各个支派，教会开始沉入主观主义的流砂中。唯理主义与反超自然主义益形狷獗。现代教会既离弃圣经的权威，他们就开始失掉本身的权威，人们也就开始离开教会，教会已经大部份失去它所应传播的信息。此种事态，在本世纪的初期，已占优势。
正统的圣经批判，目的在寻求：
（a）确立与圣经原文最接近的经文。
（b）确立圣经各卷的著者、日期、题目与宗旨。
前者称为经文或低等批评（Textual or Lower Criticism）；后者称为文学或高等批评（Literary or Higher Critcism）正如赛斯教授（Professor A．H．Sayce）所指出的，“前世纪在德国的缺点，并不在于‘高等批评’，乃在于‘局等批评家’。”一完全正统的圣经研究园地，被用作促进新神学派的圣经观点；他们这种观点就是忽视证据最重要的来源，那就是指著考古学的证据说的。在这一方面，德国高等批评派，在其方法上来说是非科学的。
在前世纪之未与本世纪之初，高等批评派的立场，在大多数基督教抗罗宗的神学中根深蒂固，但仍有些显著的例外，并一些历史基督教英勇的卫护者。在美国有何治父于（theHodges）达布尼（R.L.Dabney），亚历山达（J.A.Alexander），华菲德（B.B．Warhed）,威尔逊（Robertt dick Wilson，帕顿（Francis L.Patton）与梅欣（J.G．Machem）在支持学术性保守的见证上不遗余力在苏格兰有钱摩斯（Thomas Chalmers），甘宁汉（William Cunningham），甘德黎（R.S．Candlish）与邓约翰（John Duncan）他们根据不可错谬的神之道，来为改革宗信仰争辩，付出了最有价值的事奉。在爱尔兰对纯正信仰最拥护的是瓦兹教授（Professor robert Watts），瓦氏曾任贝尔法渐集会大学（Assembsy's College） 的系统神学教授，瓦博士从苏格兰吸收了一M些学生，他写了几本有关批评主义与神学走下坡的优美著作。但生于一八二0年，卒于一八九五年。
在神学中的走下坡已成定局，在二十世纪，神学的衰颓势在不免。施莱尔马赫已经以人的经验，取代圣经的权威作为神学的基础，主观神学不久就产生主观的道德，即今日所谓的“新道德”。
三、二十世纪的虚无主义（Nihilism）
我们所说的虚无主义（就是在宗教与道德上完全拒绝接受传统的信仰，是以宗教的伪装来拒绝神之存在的怀疑主义，是对人类毫无护卫，毫无贡献的消极神学。这就是激进派神学家的现有立场；但首先要提的，就是对前世纪古老的新神学派的强烈反对，这种前世纪的古老新神学派是有著空虚的主观主义，与实质上放弃圣经权威的特性。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美国有傅赛斯（P.T．Forsyth），在瑞士有巴特（Karl Barth）都曾反对古老的新神学派，并且揭穿了傲慢批评派的乐观, 这一种乐观已经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完全摧毁了。在欧洲大陆上有巴特、布伦诺（Brunner）两博士为圣言神学（Theology of the Word）的主脑人，把某一种权威归于圣经，并的确与古老的唯理主义宣战。神学家们再一次在他们本身之外寻求权威。这些神学家们的弱点，就是他们仍然保留对圣经的批判研究，未能完全脱离自己的主观主义。巴特教导说，圣经乃是一个媒介，藉著这个媒介，神的话才临到人：圣经是藉著人与神所作个人的接触而获得其权威。实在说来，巴特是以受感的经验来代替受默感的圣经；当他说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他心里的意思，与该名词的传统意义完全不同。
巴特主义在欧洲以及全性界迅速地展开，有如野火燎原；它使用古老的纯正信仰的术语，但具有新的意义，现今成为众所周知的新纯正派（neo-orthodoxy）或称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这是因为此派神学特别注重神人的接触，与巴特的哲学（辩证的）方法;此派又适切地被称为转机神学（Theology of Crisis）。在欧洲大陆上，巴特主义虽然代表著右倾势力，可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的影响力恰恰相反，有如从前是信仰纯正的神学院，现在已向巴特派狡猾的劝说投降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例证，或许就是美国的普林斯敦神学院（Princeton Seminary），过去这间神学院乃是纯正信仰的大本营，世界各国的青年学子都会负笈来此，受教于何治、华菲德、梅欣以及其他各著名教授的门下，但这间神学院在一九四○年左右已经倾向巴特主义，在六○年左右，已经变得更新派了。
在过去十年内，神学界已经有了迅速的转变，巴特与布伦诺对鲍尔曼已经失去了上风，鲍尔曼以其新约的神奇内容，必须“非神话化或（神话解除）”（demythologized)的要求，已匹马单枪地杀到前方，引起世人的注目。结果，巴特与布伦诺不得不承认鲍尔曼乃是大陆神学的面南之君。鲍尔曼对圣经的研究法是激烈的，始终一贯的。为了使现代人接至福音，并认尘璧呆是迷信的，教会只得保贸帽音的真实信息，而将其神话式的外彀抛弃。根据鲍尔曼的见解，福音必须与新约中的历史记载（鲍氏认为是神话的）脱离。用这种方法，他削除了像基督的无罪，基督的赎罪之死，基督的复活、升天与再来等教义。这意思就是将超自然部分从基督教内完全消除。故去不久的美国新派神学家田立赫（Paul Tillich）所走的就是这同一的路线，他的见解由英国的罗宾逊博士(Dr．J.A.T.Robinson)所著“向神诚实”（Honest to God)一书予以普遍化。田立赫与罗宾逊坚称“神”只不过是一个宗的象征，神话的产物，我们应当以为神是存在的基本（Ground of beiing）。根据这种见解，神是不存在的；祂是一切存在的基本。正如田立赫在他的箸作中所说，“神的存在就是自我的存在（换句话说自我就是神）”（The being of God is being-itself）（Systematic Theology,Vol 1,P.261)。他说不一定把神当作“在他人之侧或他人之上的一位”来思考祂。根据田立赫来说，那意思就是没有神。因此，“神死”神学派就抬了头，我们也就开始听到所谓“世俗的基督教”与以爱为根据的“新道德”。他们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在人不想到神，不需要神的意义上死了。今日“世俗化基督教”最著名的阐释者就是罗宾逊（J.A．T.Robinson)、奥提哲(Thomas Alttizer)和范必伦（Paul van Buren）。范必伦告诉我们说‘神’这个字已经死了；”所剩下来的就是耶稣这个人祂的生平与价值是别人可以把握得到的。根据这种见解，如果我们要想对现代人，显为是不落伍的，并且是头脑够清楚的，我们就必须舍弃一切有关神的谈话“God-talk”。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与圣经在现代神学中的地位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重要。在现代抗罗宗教会里已离弃了圣经，不可避免地已经导致近代欧洲的悲惨情势，在那里虚无主义已经置教会于死地。现代神学家就“神的难题”著书立说；的确，教会为许多难题所困扰而走投无路，这是现代世人有目共睹的。激进派神学家，不能同意作为他们信仰与道德的标准。正如亨利博士所指出的——“欧洲神学家不再承认什么标准，除非说‘这是为我的标准’。”
差不多在欧洲有多少神学家，就有多少神学思想上的准则。这些思想的准则是从“那位绝对者与我相遇”到“使我绝对受感触的那些东西！”“神的话”这个名词，在这些思想的背景中已经毫无意义了。例如田立赫声称“神的话”包括“一切宗教与文化的文献，那就是说世界一般文学的全集——不但那些崇高的、伟大的、尊严的，也包括那些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以及诙谐的——如果它能感动人心，以致在人里面造成至高的关切——那么它就是神的话了。”（Systematic Theology,Vol 3,P.133)。这样一来，人的经验就成为一切事物意义的中心点，史莱尔马赫仍保留他为“现代神学之父”的尊严地位。可是他的承继人却彼此闹得一团糟。现代神学已经黔驴技穷，不知所云，虽然仍在继续寻求权威，但毫无效果。对不可错谬神言的放弃，就必定导致对基督教有神论的放弃，到头来只有走入无神主义的死路一条。
我们所见证的并不是上帝之死，在某些地方我们所见证的，乃是抗罗宗神学之死。正如有些人所说，“所有的混乱乃是尸体的混乱，死的不是神，乃是人。”今日在欧洲的基督教抗罗宗正处于混乱情况中，可以说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些人说，我们所确匆的只有一位称呼耶稣的人——到底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告诉我们。还有的人说，就连那一点，我们也不敢确信！把圣经和圣经中的信息丢在脑后，在讲台与会众之间的鸿沟就一天深似一天。据说，“虽然有百分之九十五欧洲教会的领袖们，都有增无减地关心教会的合一运动，可是百分之九十五的教会信徒对这件事却置之不理，无动于衷。”（Quote by Dr.Carl Henry,Frontiers in Modern Theology,P.93）。在德国与瑞士仅有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教友参加聚会。一般人认为现代神学的空论对他们目前的需要，有如阳春白雪，毫不相关。亨利卡尔博士指出现代神学的无能，他写著说：‘这些神学家们，对耶稣传福音的大使命，是毫无相干的，有多少现代人跑到鲍尔曼、田立赫，或是有语言天才的神学家们，或“神死”神学家们那里去，而喊著说：“你们已经叫我们找到真正的基督教了。”以教会合一运动为目标的神学院所猎取的神学生，就是他们主要的归依者……。但是饥渴慕义，寻求属灵实际的现代人，是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的，现代人要坐满了像洛杉矶那么大的体育场，或麻迪逊广场公园，或其它广大近代化的球场，去听葛培理（Billy Graham）传讲新约的福音：就是在欧洲与非洲也是照样像北美与南美那么多群众去听葛氏的讲道。’（上引书P．153）不拘今日我们对葛氏的布道方针有如何的置评，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是现代人要听他宣讲圣经，可是那些时常想更改福音，目的是为了劝勉现代人来接受这个福音的，结果他们的工作是完全失败了。
四、社会的危害现象
激进派现代神学的虚无主义，不但是打击了基督教的根本信仰，而且把信奉者对基督救一切的确实性与权威剥夺无遗，结果产生社会种种危害现象。虚无主义反对婚姻与家庭制度；它鄙视对传道与崇拜的传统态度；它反抗既定的社会制度，给不法开了大门。它渗人了艺术与文化中去，在电视与广播的讨论中，也时常听到它反抗的声调，它侵入我们的学校与大学。在社会方面来讲，现代激进派神学比异教主义更坏，因为外邦人还承认确固社会机构的需要，律法的公正与价值的重要性。现代虚无主义却拒绝这一切。
最近从欧洲所得的报告说，革命性的神学与革命性的政治，已经开始联合。神学生往往有同情马克斯主义的。这情形在德国尤为显著，在那里“社会福音”与“马克斯主义者的福音”对许多神学生来说是二而一的。新“革命神学”正在迅速地赢得地盘，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把握著整个地区。这种神学的收获将是悲惨的、灾祸的。这种神学一定不会重视圣经的研究，或所传扬的道。这种激进派神学，对教会也另有一种看法，它所著眼的是教会在社会革命中的功能，激进派神学所谈的改革，乃是出自非基督教的源头与非基督教的哲学，对福音派来说，这种改革与基督福音在社会方面的影响完全不同。
这样，我们看出来一个降格的圣经观，已经导致一个降格的基督教观，照样会使社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小要理问答（The Shorter Catechism)问这个问题，“圣经所主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回答说，“圣经所主要教导我们的是，人关于神所信的是什么，并神所要我们尽的本分是什么。”现代激进派神学既已拒绝这答案的前一部份，就不可能谈到人对神的本分；实在说来，人对“本分”这个观念往往是讨厌的。教会既丧失了以不可错谬神言为根基的清晰道德教训，那么披著基督教外衣的新异邦主义的侵入，是势所必然的。这正是今日某一部分的现代抗罗宗教会所处的立场，这事的所以发生，就是离弃宗教改革所发现的磐石，“圣经颠扑不破的坚固磐石”。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是激进的；没有任何事情能比这更为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所攻击的，乃是错谬之根，所传扬的乃是圣经的根本教义，这教义刺激人想到自己的需要，宗教改革宣传神主权恩典的话语。然而我们所讨论的现代新神学，根本离弃了历史的基督教, 根本离弃了圣经，在其伦理的结果上是激进的，在以绝望代替希望，以空论代替福音，并以黑暗代替光明上是激进的。最终的冲突是在两个极端主义之间的冲突，那就是基督教与不信。
我们若能与全世界纯正信仰的基督徒，采取我们坚固的立场，欢然承认“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并以之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那将是我们最感到解脱的。我们拔斥神学的自由主义（theological liberalism），因它已被证实为破坏基督教的根基，反对使徒所宣明的真理。基督教所要求的是完全效忠，并且在理智界与灵界须要一个有效的权威。神已经在圣经中，把这个权威赐给我们，这个权威就是圣经本身所清楚宣明的。拒绝这个权威，结果就产生出来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不同的“福音”和宗教，虚无主义与混乱空谈的兴起，使教会大部分陷于瘫痪，并威胁人类的真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