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前言

汉译前言

王治河

（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一股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已经遍及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它的声势之浩大，波澜之壮阔，立意之尖新，分析之犀利，触角之多元，内涵之丰富，理论之复杂是当代任何一个思潮所无法比肩的。 也正因此之故，任何一个研究后现代的思者无不跃跃欲试，试图把它说清楚。 即使不能擒获全豹，至少也要获得一个关于后现代的明晰概念。 这些努力都是值得欣赏的。 然而如同任何一个美丽的诱惑后面都有一个丑陋的陷阱在等待一样，把后现代主义说清楚的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就是：将后现代主义简单化，进而妖魔化。 看一看下面这些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就知我所言非虚。

妖魔化后现代

有学者在国家级哲学刊物上撰文，说后现代主义“视人本主义为大敌”，反对“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乐事。 其结论是：“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学术商业主义。” 也有人称今天社会发生的一切丑陋现象为“后现代乱象”。 据说后现代世界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没有意义，“凡生于意义者，已死于意义”。 还有哲学界老硕学接着鲍德里亚讲：在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经穷尽了自身，世界已经摧毁了自身，剩下的只有碎片，而“玩弄碎片，就是后现代”。

一些人据此对后现代大加讨伐，似乎后现代带给人们的除了“虚无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除了“玩世不恭”，就是“绝望”。 更有台湾地区作者将“后现代”与“癌症”连在一起，发明了“后现代癌症”一词。 其对后现代之憎恨，之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简单化的态度显然无助于对后现代作认真的学术研究，其背后浓郁的“大批判”色彩也令人忧虑。

简单化对于解说一般事物固然存在着某种便利。 但对于阐释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异常复杂、深刻的思想运动，简单化则是研究者应该极力抵制的一种诱惑，因为它会将我们引入歧途。 建国后发生在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身上的悲剧，足够惨痛，希望不要在后现代主义身上重演。

因此之故，写这篇前言的此刻，我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虽说这十多年来自己一直从事后现代研究，来美读书后研究方向依然是后现代，所师从的又是美国当代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布（John　B． Cobb，Jr，）和格里芬（David　R． Griffin），但对有些后现代思想家如勒维纳斯和德勒兹的原著所读不多。 没读原著，心里便不免发虚。 此外，由于浸淫后现代研究这些年，对这些后现代思想大家不免多少有一种感情上的偏爱，我很怕由于一己之好恶影响了读者的判断。 因此我更愿意读者把这篇前言看作我一己学习心得之分享，看作一个邀请，邀请读者与我一起深化对后现代思潮的研究，邀请读者贡献出自己的视角。 对于后现代思想家来说，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观察事物的视角越多，他（她）的解释就越丰富、深刻。

后现代的故事还没完

尽管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着不少有待克服的理论困难，但我不同意“后现代已经终结”的说法，更不同意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死狗”来处理。 这方面我比较倾向于这样一个说法：虽然后现代主义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公平地说它值得一听，它内涵着许多值得深思的教训”。 结论是：“后现代的故事还没有完。” 【注：参见《国际宗教哲学杂志》Vol． 50（2001），p． 26。 】

后现代的故事没有完不是因为讲故事的人赖着不愿退场，而是因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提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现代性依然很强势，现代世界观或现代思维方式依然占统治地位。 作为对现代性的全线抵抗，后现代自然就还有话要说。

如同后现代一样，现代性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 按照格里芬的理解，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都是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内容。 而我更愿意把现代性界定为以二元对立思维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 个体与群体，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科学与精神，理性与价值，理性与情感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所要超越的，后现代思想家所要抵抗的，就是这种现代性。 按照著名生态哲学家盖尔的界定：“后现代主义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相对立，试图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 一般说来，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侧重前者，即侧重“追问现代性的各种假定”，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侧重后者，即侧重“发展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 可惜的是，或许由于地域所限，这套丛书的编者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鲜有论及，希望后来者在编辑一套新的《后现代交锋丛书》时能弥补这一缺憾。

现代性的典型态度是“霸道”

现代性的典型态度是什么呢？ 概言之就是“霸道”。 求道，闻道，得道都是值得称许的事。 唯独这“霸道”，让人难以接受。 顾名思义，霸道者之所以霸道，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道，也就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 也就是说，由于霸占着道，所以霸道。

这种霸道的一个核心表现就是“唯我独尊”，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剥削自然，表现在男女关系上是压迫妇女，表现在理性和感性关系上是蔑视感性，表现在科学与非科学的关系上是科学沙文主义，表现在人我关系上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是霸权主义。

从一种多元宽容的立场出发，后现代向形形色色的现代性霸权进行了挑战。

以挑战科学的霸权为例。 面对世人数百年来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后现代思想家和科学家向我们证实：“西方科学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出了错。” 【注：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4】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单凭科学与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 伽达默尔说：“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 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 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寻找养料，特别是从远东寻找养料。” 【注：洪汉鼎，百岁西哲寄望东方． 中华读书报，2001－07－25】

对科学霸权的反思不仅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在做，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做。 印度出版的《科学、霸权和暴力：现代性的挽歌》一书就谴责后殖民国家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过度推崇。 作者质问道：“有谁能对邪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跨国公司滥用现代科学不痛心流泪，进而不去审视现代科学的哲学和主流文化呢？ 难道暴力的根源就不能在科学的本性里找找吗？ 现代科学是否有某种东西使其成为一项向权力和金钱开放的人类事业？” 【注：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5】捷克总统哈维尔在题为《现代时期的终结》的演讲中也指出，现代科学由于“不能与现实最固有的本性和人类经验最固有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而正在被后现代科学所超越。 读者通过本丛书中彼得·科尔斯的《霍金与上帝的心智》、《爱因斯坦和大科学的诞生》和蔡汀·沙达的《库恩与科学战》可以体认后现代对科学局限性的揭示与超越。 正是库恩埋葬了许多科学流行的旧观念，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新概念，如范式、不可通约性、科学共同体、常规科学、收敛式思维、发散式思维，等等（见本丛书蔡汀·沙达著《库恩与科学战》）。

不难看出，后现代思想家实际上帮助我们捅破了“科学万能”的气球。 他们并非像一些批评家指责的那样，是“科学的谋杀者”。 后现代主义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反对理性，它所反对的是对科学的迷信，是科学沙文主义。 这种科学沙文主义把科学看作认识他人和世界的唯一可靠模式，同时否定一切不能实证的人类价值及精神活动。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科学沙文主义倘若存在一天，中医就一天没有出头之日。

如同科技狂欢时代的守夜者，后现代思想家对科学万能的挑战，使我们避免在科学的颂歌中彻底迷失，对此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从一种复杂性思维出发，后现代挑战了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挑战了现代简单化思维。 这套丛书虽然只选取了若干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但其对现代思维的挑战是一目了然的。 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不但隐喻着范畴的模糊化，而且也隐喻着各种过去在现代思维模式下鲜明对立两极的模糊（见本丛书乔治·迈尔逊著《哈拉维与基因改良食品》）。 鲍德里亚的“超现实”概念则挑战了我们传统的“现实”概念，以及建立在物质／精神，主体／客体两分思维基础上的镜式反映论（见本丛书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著《鲍德里亚与千禧年》）。 尼采的系谱学则有助于克服人类理性主义的“自鸣得意”（complacency），它并非要摧毁理性，而是旨在提醒我们：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理性关于自己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假定可能是一个幻觉，因为它忽略了理性在过去的历史形态，在现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未来的脆弱性（见本丛书戴维·罗宾逊著《尼采与后现代主义》）。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使人们注意到表面的确定性和真实性之下的那些不可捉摸的流沙般的东西”（见本丛书菲尔·莫伦著《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 维特根斯坦则通过做梦和口误提醒我们，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很神秘的（见本丛书约翰·希顿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 企图一劳永逸地把握某种真理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独断症”。

后现代对他者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与党同伐异、态度霸道的现代思维方式的闭锁相比，后现代主义持一种对他者开放的心态。 这里讲的“他者”不仅包括其他人、其他文化、其他民族，而且包括女性与自然。 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和生态运动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找到了理论支持。 用柯布博士的话说就是，“后现代主义者使差异拥有了立足之地”。

事实上，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对他者和差异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德里达对“分延”、“不在场”和“踪迹”的强调事实上是对他者的开放。 用他自己的话说，“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是对他者（the　other）的追求”。 德里达之所以如此推重他者，是因为在他看来，“对他者的尊重”是“唯一可能的伦理律令”。 其实，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之所以要颠覆形形色色的现代霸权和现代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目的是为差异，为他者，为弱小争取生存的空间。 德里达个人的生活经历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这种尊重他者的哲学立场。 德里达曾经坦承，童年时代作为一名犹太儿童，在犹太人遭受迫害和种族暴力（包括犹太儿童被驱逐出学校）时所感受到的极端孤立感。 虽然日后成为后现代大家的德里达强调他童年的经历与他的哲学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这段经历对他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他者”在后现代另一个掌旗人罗蒂那里也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 罗蒂促请人们提升对不熟悉之人群的关心，以避免将他们边缘化。 对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方法来说差异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见本丛书约翰·希顿著《维特根斯坦与心理分析》）。

不难看出，推重开放构成后现代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谓“开放”，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意味着“不阻塞”，也就是“不设界”。 它让存在物无碍地“相互依靠，相互团结”。 这种后现代的开放态度是对现代闭锁心态的否弃。 诺斯若波写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段话清晰地表达了部分先觉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这样一种态度的呼唤：“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直觉、想象力甚至灵魂向与我们自己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不同的视野、信仰和价值观开放。 我们必须使学术界将世界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从与整体的关系的角度看待区域性问题。” 著名过程思想家苏哈克则将“开放”界定为“存在向新价值的取向”。

对于向他者开放的后现代转折，柯布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今天，由于欧洲文化优越论不再统治我们，我们更做好准备向其他文化学习。” 在柯布看来，“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包容，是让不同的社群和团体发出声音”。 事实上，“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一直是所有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的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与多元主义走到了一起。 用柯布的话说，“成为后现代的，也就是成为多元论的”。

后现代与虚无主义无缘

后现代思想家在挑战现代性的霸权中或许有激进、偏颇之处【注：我在《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996，1998）中对此有所分析。 】，但他们绝对不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更不是一群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始终“怀有乌托邦的梦想”，始终坚持着某种价值，守护着某种理想。 在2004年8月《世界日报》发表的生前最后一篇访谈中，德里达强调他的解构主义是站在“肯定生命的一边的”。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金惠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后现代帝国”的扩张》一文中介绍的罗蒂与德里达的对话。 按照罗蒂的说法，德里达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者”。 这话我相信。 尽管德里达一生大多数时光是在形而上的思想王国里翱翔，但他并未将自己囚禁在学术的象牙塔中。 “为人类操心”依然是他的宿命。 他曾为捍卫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移民的权利挺身而出，也曾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过顽强的斗争。 “9·11”事件后，他也曾写了《9月11日的概念》和《流氓》两篇评论文章。 他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 【注：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不管是解构性的还是建构性的），都对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我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载于《求是学刊》）一文中对这一现象有专门的讨论。 】他曾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 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也正是这个“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的德里达与美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罗蒂和欧洲其他五位思想家哈贝马斯、艾柯、瓦提莫、穆希格、萨瓦特一道于2003年5月31日发出反战强音《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制造了“当代欧洲思想界的轰动之举”。 众所周知，德里达和哈贝马斯是理论宿敌，两人有长达几十年的恩怨。 德里达在解释他和哈贝马斯的不计前嫌的联合行动时说，不管他和哈贝马斯之间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现在都是共同发出声音的时候了”。 因为他们都担忧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 【注：夏榆． 德里达：我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 南方周末，2004－10－21】显然，这样的后现代思想家与反理性主义、反理想主义、反伦理主义无缘。 用霍伊的话说，后现代并非“无方向感”，它不仅与“什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无政府主义无缘，而且也与“一切都无意义”（nothing　matters）的虚无主义无缘。

尽管用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来界定后现代很难，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都有一双饱含忧郁的眼睛，骨子里都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有着浓重的忧患意识。

简单化是后现代研究上的误区，因此而导致的妖魔化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吸收养分，实在是误人误己的双输局面。 即使以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为旗帜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对它的对手采取了极其慎重的分析态度。 如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柯布就曾充分肯定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长处，认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人类社会中内在的假定的解构“有助于揭露和克服给人类带来众多灾难的根深蒂固的‘同化癖’（homophobia）”。

抵抗“齐一性思维”

看一看现代“同一性思维”，“齐一化”概念，“同质思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猖獗，例如现代非持续的经济模式的横行，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在华夏大地的肆行无忌，掠夺性的全球化的“压路机”，以一元吞并多元，对多元文化、本土文化、边缘文化的疯狂碾压，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后现代的抵抗心存钦佩。 德里达对福山所欢呼的自由资本主义大合唱和“全新的世界秩序”的拒斥就是这一抵抗的一部分（见本丛书斯图亚特·西姆著《德里达与历史的终结》）。

按照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怀特海的分析，“划一的福音（uniformity　of　gospel）”是“危险的”。 后现代提醒我们不向“齐一化”的霸权屈服。 这使我们怀想起2000多年前的庄子，因为正是庄子“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万物之上，从不人为地强求千篇一律，万人一面。 他非常反对这种违背天下的常然，违背万物的性命之情的做法”。 【注：樊美筠． 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6】或许因此之故，庄子的哲学被后现代思想家引为同道。

也正是通过对现代“齐一性”思维方式的全面抵抗，后现代思想家捍卫了人类的自由。 按照霍伊的分析，抵抗与自由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抵抗的动力来自“争取自由”。 与“辞职”不同，抵抗并未抛弃可能性，它导向希望，也就是导致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 关于为什么要抵抗，朱迪丝·巴特勒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心理学解释：人们之所以要抵抗，不仅仅因为自己受到了限制，而且因为自己体认到自己成为这些限制的一部分，自己已经与这些限制自由的东西同流合污。

针对资本主义对人的麻醉化、机械化，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和夸塔里强调与那些要求僵硬的中心性、权威、稳定性的偏执狂和顺从性人格（也就是霸道之人）进行对抗的重要性。 因为这种人格不能容忍别人与他的不同之处，而且很容易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一分子。 在为德勒兹和夸塔里的名著《反俄狄浦斯》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福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在反抗的时候不成为你所憎恨的体制的翻版？ 如何抗击我们自己身上的法西斯主义？ 这种法西斯就深藏在我们所思所想和日常行为中，它“使我们迷恋权力，对那些支配我们、剥削我们的东西反而充满了欲望”。 【注：米歇尔·福柯． 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 天涯，2000（1）】在德里达看来，尽管海德格尔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海德格尔身上“仍然存留着形而上学的残余”。 或许正是这些残余导致他对纳粹主义的青睐（见本丛书杰夫·科林斯著《海德格尔与纳粹》），从而铸成千古之恨。 所谓“形而上学”在后现代的辞典里系指对“同一”的迷恋。

后现代主义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药石”

抵抗孕育着希望。 作为一股健康的力量，后现代主义对于疗救现代病，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药石”。 后现代对“齐一性思维”的抵抗，对人的自由的捍卫有助于把我们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免做各式各样的机器和动物，如“生产机器”、“欲望机器”、“经济动物”和“消费动物”。 当我们打好行囊准备跟着感觉走的时候，当我们孤注一掷意欲与邻居拼消费的时候，后现代提醒我们三思而后行。

作为一个国家，面对列强的霸权，中国敢于说“不”；作为一个人，面对消费主义的猖獗，面对横流的物欲，你是否敢于说“不”？ 是否敢于依然坚守浪漫？ 这是后现代主义向我们提出的另一个挑战。

后现代主义者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浪漫主义者，但他（她）身上显然流淌着浪漫主义的基因，因为它坚信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 一味仿效他人在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件可笑复可悲之事。 这就是为什么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仅一直拒绝参加风靡全球的现代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进军自然的大合唱，而且大唱反调。 他们看重精神生活，主张过一种崇尚自然的简朴生活，懂得欣赏大自然抒情而生动的意蕴。 因此他（她）们是天然的生态主义者。 他们相信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悟出的真谛：“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应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 【注：艾伦·杜宁． 多少算够．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13】这，也是一种抵抗，一种高贵的抵抗，因为它需要过人的胆识。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抵抗是否能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尚是个未知数，但它捍卫自由的卓绝努力，它对生命的奇异与丰盈的守望，对浪漫的坚持，是永远令人钦佩的。

展望未来，后现代的一些纯属刻意标新立异的东西注定会随风而逝，然而它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思考毫无疑问将会化为经典，作为一种“别思”、“别眼”，在未来的岁月里“启发我们去思，去想，去发明，去创造”。 【注：王治河主编． 后现代主义辞典．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3】

后现代主义或许有一万条不足，但在倡导“尊重他人，倾听他人”这一点上它绝对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如果我们在尊重他人上多一点诚意，许多悲剧可以消除；如果我们在倾听他人上多一点耐心，许多空疏的批判和误解可以避免，我们的灵性与思维也可以因此得到滋养。 这实在是个利人利己的双赢结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倾听他人的机会。 相信有心人自会惜缘。

2004年圣诞夜于小城克莱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