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与进化——一场仍没有结束的争论

关于这场争论，最生动的描述要算塞奇威克夫人在1898年10月发表的纪念文章《祖母的传奇》。 文章说：“那时，这位主教起来反对，他以稍带轻蔑的语气、华丽的词藻和流利的口才使我们相信所谓的进化根本不存在，野鸽总是野鸽。 然后，他傲慢地转向他的对手说，他想知道，那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从猴子变来的？ 面对这一诘难，赫胥黎先生沉着冷静地站了起来……说出了下述惊人的话……他对有一个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并不感到羞耻，但让他感到羞耻的是，他与利用自己的才能来混淆真理的人站在一起。”

导读：创世与进化——一场仍没有结束的争论

张增一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在伦敦出版。 达尔文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所有生物物种包括人类都是自然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产物，而支配这一进化过程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一观念像重磅炸弹一样，在笃信基督教信仰的西方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从那时起，创世与进化一直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达尔文及其学说也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争论的核心。 在科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能够比达尔文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批评，也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理论能够像进化论那样在社会公众之间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

一、《物种起源》轰动英国知识界

《物种起源》一出版立即在英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1860年1月初，著名地理学家、达尔文的好友赖尔在写给一位美国同行的信中提到，达尔文的著作在科学界、文学界和神学界正在激起热烈的讨论。 2月初，赫胥黎在皇家研究院做了题为“论物种和人种及其起源”的讲演公开支持达尔文学说。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达尔文听说早些时候曾对赫胥黎在《泰晤士报》上的评论表示出不满的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主教曾说《物种起源》是“他曾经读过的最缺乏哲学基础的书”。 3月，达尔文在剑桥时的地理学教授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反对文章。 与此同时，著名的解剖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在《爱丁堡评论》上尖锐地批评了达尔文的学说。 4月，赫胥黎在《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发表了一篇反击文章。 5月初，达尔文的学说在剑桥哲学学会上遭到了欧文和地质学家塞奇威克等人的攻击。 6月底，在英国科学促进会于牛津召开的第30届年会上，爆发了生物学家赫胥黎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之间的著名争论——“牛津论战”。 【注：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文，“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之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4期。 】

关于这场争论，最生动的描述要算塞奇威克夫人（Isabella　Sedgwick）在1898年10月发表的纪念文章《祖母的传奇》（A　Grandmother’s　Tales）。 文章说：“那时，这位主教（威尔伯福斯——引者注）起来反对，他以稍带轻蔑的语气、华丽的词藻和流利的口才使我们相信所谓的进化根本不存在，野鸽总是野鸽。 然后，他傲慢地转向他的对手（赫胥黎——引者注）说，他想知道，那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从猴子变来的？ 面对这一诘难，赫胥黎先生沉着冷静地站了起来……说出了下述惊人的话……他对有一个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并不感到羞耻，但让他感到羞耻的是，他与利用自己的才能来混淆真理的人站在一起。 没有人不理解他的用意，他的这句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位女士当场晕了过去……”从此，这场争论也就成了科学与宗教相互冲突的标志，创世与进化、宗教与科学也就成了知识界热衷讨论、社会公众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二、创世论者与进化论者

达尔文进化论所引起的争论是多方面的。 在科学上，它曾遭到了英国解剖学家欧文、地质学家塞奇威克和美国生物学家阿伽西的猛烈批评；在科学方法上，它遭到了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哲学家休厄尔以及物理学家开尔文爵士等人的批评，就连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也一度认为它不是一个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研究纲领”【注：卡尔·波普尔． 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邱仁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77－179；卡尔·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杜汝楫、邱仁宗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 84－86】。 然而，在关于进化论的所有争论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达尔文学说的哲学、伦理学和神学等方面的暗示，争论的焦点是宇宙的起源、宇宙的年龄与地球的年龄、生命的起源、生物的进化、人类的起源等问题。

根据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将创世论者与进化论者划分成不同的类型。 就进化论者来说，在科学上，可以分为达尔文主义者和拉马克主义者；在哲学上，可以分为无神论的进化论者（nontheistic　evolutionists）和有神论的进化论者（theistic　evolutionists）。 后两者的区别在于，在物种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中是否受超自然力量或上帝的控制或指引，以及接受进化论能否同时也能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创世论者的共同特征是不接受进化论，主张和赞成超自然力量或上帝的直接创造。 古老地球派创世论者（old－earth　creationists）接受了现代科学中的古老地球的思想以及大爆炸宇宙论，不赞成从字面上来理解《圣经》，希望根据现代宇宙学的有关成果来解释《圣经》。 年轻地球派创世论者（young－earth　creationism）则拒绝现代科学中的古老地球观念，坚持严格地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圣经》，认为整个宇宙是在大约6000－10000年前由上帝在6天（每天24小时）中创造的，试图利用诺亚洪水（或普世洪水）来解释地质学现象和化石记录。 持续创造的创世论者（progressive　creationists）接受了大部分现代科学成果及其揭示的世界图景，承认自然界中的大部分现象服从自然规律。 但是，当谈到地球上的生命时，他们认为在地球生命发生变化的各个关键点上都受到了超自然力量或上帝的干预，创世不是上帝在六天之内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 智慧设计论派创世论者（intelligent－design　creationists）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世论形式。 这类创世论者中的许多人不但拥有正规或著名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而且在非教会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占据着重要职位。 他们认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或上帝通过设定某种目标和目的来控制自然界的变化，主张发展出一种“有神论的科学”（theistic　science）。

在这四种类型的创世论者中，年轻地球派创世论者在神学上最为保守，反对进化论也最坚决、最猛烈。 他们坚持《圣经》的字面解释是绝对正确的，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神学和世俗主义，因此，又被称为基督教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 他们是20世纪美国反进化论运动的中坚力量。

三、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兴起与20年代的反进化论高潮

作为一种保守神学思潮，美国的基督教基要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主要是在美国南部。 通过从字面上来解释《圣经》反对现代思想是基要主义的出发点和宗旨。 在1910－1915年间，阿姆齐·狄克逊（Amzi　C． Dixon）组织出版了12卷本的小册子《基本原理》（The　Fundamentals），平均每册的发行量大约25万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该套小册子的目的是向大众宣传清教徒的基要主义教义，重申《圣经》的绝对权威，坚持《圣经》中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但几乎没有涉及到反进化论方面的内容。

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从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到转向反对进化论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公共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迅速发展，使更多的人关心中学教科书的内容。 据统计，1890年美国在校中学生的人数大约是36万，1910年超过110万，1920年又增加到250万。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许多来自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进入学校读书。 其次，德国军国主义的出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严重灾难，使一些保守的基督徒误认为是进化论所导致的结果，而且把新教伦理道德的丧失和社会对这类行为的容忍也归结为接受进化论的必然结果。 第三，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史》（1876）和安德鲁·怀特（Andrew　D． White）的《基督教国家中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1896）所渲染的“冲突”和“战争”气氛，使美国公众尤其是保守的基督徒相信，科学，尤其是进化论，是宗教信仰的敌人，这种观念在20年代深深地扎根于普通美国人的思想中。 【注：爱德华·拉森． 众神之夏． 语桥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22－23】第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共同体内围绕着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特别是对自然选择的怀疑，使进化论在美国陷入低潮，这使得进化论更容易成为创世论者攻击的目标。 例如，1907年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弗农·凯洛格（Vernon　Kallogg）出版了《今日进化论》一书，书中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达尔文学说的灵床”。

谈到20年代的基督教基要主义反进化论运动，必须要提到威廉·布莱恩（William　J． Bryan）。 严格地说，他并不是一个基要主义者，曾三次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全部落选，还担任过参议员和国务卿，但是他却成了基要主义运动最有影响的发言人。 他素有“伟大的平民”之称，提倡保护农场主、工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反对“强盗一大亨”的资本主义，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公正的和人道的社会。 他对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感厌恶，并且误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以及大资本家给美国平民所带来的痛苦都与进化论有关。

基督教基要主义者采取立法的手段禁止在公立中学讲授进化论是担心进化论有害于他们子女的宗教信仰，而布莱恩主要关注的是纳税人的权利。 用他的话来说，“不管生物学教授喜欢还是不喜欢，纳税人有权决定公立学校教什么”。 美国的第一个反进化论法律于1923年初在俄克拉荷马州得以通过，并没有他的直接参与，但是，人们往往归功于他，因为布莱恩长期以来支持公共教育，强调纳税人的权益。 布莱恩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他广泛的关系网络在政界和宗教界寻求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发表文章和演讲来影响公众。 在他的努力倡导和影响下，掀起了20年代美国的反进化论立法浪潮。 在1921至1929年间，先后有37个州提出了反进化论的立法议案，只有在5个州（俄克拉荷马州于1923年，田纳西州于1925年，密西西比州于1926年，阿肯色州于1928年，得克萨斯州于1929年）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四、猴子审判

与布莱恩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被称为20年代反进化论运动顶峰的是“斯科普斯案件”，又称“猴子审判”。 田纳西州的反进化论法案于1925年3月23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经过州长的签署成为法律。 在此之前，该州乃至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和自由派宗教界人士请求州长利用否决权，不要使它成为法律，但是没有成功。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认为这项法律违犯了联邦宪法，是对学术自由和科学教育进行的宗教限制。 因此，自从这项法律颁布后，他们就在该州寻找一位中学教师作为自愿者来挑战这项法律。 最后，戴顿镇的生物学教师约翰·斯科普斯愿意“以身试法”，于是就有了两个著名人物威廉·布莱恩与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在田纳西州的小镇戴顿法庭上针锋相对。

无论是双方律师的知名度，还是这个案件本身的重要性都足以引起美国公众的普遍关注。 达罗是一位著名的“劳工辩护律师”、“无神论者”，而布莱恩则是保守的基要主义运动代言人、著名政客和“天才演说家”。 而这次审判直接关系到能否在公立学校继续讲授进化论，关系到谁有权决定教育的内容，以及进化论与宗教信仰等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审判吸引了来自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200多名记者，还有成千上万的声援者，使田纳西州的小镇戴顿一举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地方。 在审判之前，科学家就把握机会通过演讲和给报刊写文章向公众宣传进化论，向公众解释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表达了对此案的关注和对被告方的支持。 美国科学促进会不但承诺为斯科普斯的辩护“提供科学专家顾问”，而且通过《科学》杂志的社论阐述协会的立场，向公众说明进化论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科学家的公认，并且称赞达尔文学说是“目前人类所经历的最为重要的积极影响之一”。 开明的宗教界人士也加入了公众的行列，抗议对斯科普斯的公诉和审判。 【注：爱德华·拉森． 众神之夏． 语桥等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36－138】在另一方面，反进化论者也求助于保守教派的刊物和出版商宣传他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强调作为纳税人的学生家长有权决定他们的孩子学什么，指责教师攻击《圣经》，威胁到学生的宗教信仰。

这次审判经历了漫长而激烈的过程，从7月10日开始一直到25日才结束。 以达罗为首的被告方律师采取了各种策略辩护说“巴特勒法令”只禁止与《圣经》冲突的理论，而进化论尤其是斯科普斯向学生讲授的进化论并不与《圣经》相冲突。 而以布莱恩为首的公诉方则坚持认为，“巴特勒法令”使任何有关进化论的教学成为非法，并竭力证明进化论与《圣经》相冲突。 在经历了双方的多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之后，最终的审判结果是以被告方败诉，斯科普斯被判有罪，罚款100美元而告终。 【注：爱德华·拉森． 众神之夏． 语桥等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36－138】后来，ACLU上诉到田纳西州高级法院，结果仍然是败诉。 ACLU放弃了继续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的尝试，“猴子审判”也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创世论者赢得了“斯科普斯案件”，但是，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他们是一群反对科学和文明进步的无知者。 这既是达罗在法庭上盘问布莱恩的用意，也是ACLU积极地筹划这个案子所要达到的最低目标。 在这个案子结束以后，尽管又有三个州通过了类似的反进化论法律（密西西比州于1926年，阿肯色州于1928年，得克萨斯州于1929年），但是，提交到其他州的许多议案都没有获得通过。 因此，到30年代，创世论者也从过去热衷的立法活动，逐渐转向了宗教团体内部。 但是，“猴子审判”对进化论教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 以20年代初最畅销的教科书《生物学入门》为例，它的1926年版的前言中已经没有了，“进化”一词，原来在卷首的达尔文画像插图也没有了。 在它的1933年版本中则完全删除了有关进化论方面的内容。 因为出版商担心如果有进化论方面的内容会遭到抵制，影响他们的销量和经济利益。 于是，美国的进化论教育也陷入了低潮。

五、“创世科学”及其寻求“平等对待”的立法尝试

1957年，既是美国科学教育的一个转折点，又是创世论与进化论之争再度白热化的开端。 因为在这一年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使美国感受到了落后的压力，开始重视和加强科学教育。 国会通过了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计划，国家教育基金会（NSF）为负责编写和推广新生物学教科书的生命科学课程研究会（BSCS）拨款700万美元，而新教材的编者也由专业的生物学家代替了过去的中学教师，作为现代生物学奠基石的进化论自然也就在新教材中占据了显著地位。 到60年代中期，美国有近半数的中学采用了BSCS的新教材。 于是，当这些新教材进入拥有反进化论法律的州时，围绕着进化论的法律斗争又不可避免了。 1965年生物学教师苏珊·埃珀森（Susan　Epperson）和阿肯色州教育协会起诉该州的反进化论法律非法并且获得了成功。 但是，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在1967年推翻了这一审判结果。 一年以后，美国最高法院宣判阿肯色州的反进化论法律违犯联邦宪法，才最终废除了这项法律。 1967年，田纳西州的立法机关也撤销了那项导致斯科普斯遭受审判的“巴特勒法案”。

然而，创世论者并没有因此而萎靡不振。 他们通过改变策略，提出了所谓的“科学创世论”或“创世科学”，并且求助于立法手段来保障它在生物学教科书中与进化论具有同等地位。 从而导致了所谓的“平衡法案”。 首先，他们通过吸收拥有理工科高学位的人员以及创立专门的机构改变自从“斯科普斯案件”以来留给公众的无知和愚昧的形象。 其次，他们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把基要主义的宗教信仰装扮成“科学”，并且求助于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传统将“科学创世论”说成是关于起源问题的另一种科学解释，应该与进化论在教科书中具有平等的地位。 第三，他们编写出了与BSCS的生物学教材相抗衡的创世论读本，并借助于立法途径来争取它的“合法”地位。 第四，拥有一批创世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和演说家。 水利工程师出身的、拥有工程学博士头衔的亨利·莫里斯（Henry　M． Morris）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莫里斯坚信从字面意义理解《圣经》。 1961年他和约翰·惠特科姆（John　C． Whitcomb）出版了《创世记洪水》，将近年来的一些科学成果和论点说成是支持“诺亚洪水”的证据，反对现代地质学、宇宙学和生物学中的“均变论”，否认过去其作用的机制或作用至今仍发挥着作用，坚信上帝在大约6000年前按照《创世记》中所描述的过程创造了宇宙及其万物，为“科学创世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莫里斯还是一位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作为创始会员之一在1963年参与创立创世研究会（CRS）。 该组织自称是一个纯学术的研究组织，拥有机关出版物《创世研究会季刊》，约有三分之一的会员拥有理工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1970年，创世科学研究中心（CSRC）成立，由莫里斯担任主任。 1972年，莫里斯创办了创世研究所（ICR），并使其成为科学创世论的主要研究机构和宣传阵地。

在70年代末，莫里斯与温德尔·伯德（Wendell　Bird）一起提出了“平等对待”策略，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新一轮的立法运动。 在1979年，ICR向它的支持者散发了数千份传单宣传“平等对待”这一新方案。 在南卡莱罗纳州，保罗·埃尔万戈尔（Paul　Ellwanger）立即将这一新方案付诸于实践，向该州的立法机关提交了议案，并且将该议案复本散发给全国各地的创世论者。 尽管埃尔万戈尔的议案没有获得通过，但是，在1980年，相似的议案被提交到8个州的州议会，在1981年也有15个州收到过类似的提案。 1981年在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获得通过的两个“平衡法案”都是在“埃尔万戈尔议案”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提出的。

六、阿肯色州与路易斯安那州的“平衡法案”

1981年3月13日，阿肯色州参议院以22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了参议员詹姆斯·霍尔斯蒂德（James　Holsted）提出的“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进化论”的议案。 3月17日，又以68票对18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两天后，州长弗兰克·怀特（Frank　White）签署生效，命名为“590法案”，它使“创世科学”在生物学教科书中与进化论具有同等地位。 ACLU立即做出反应，准备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起诉阿肯色州的590法案违犯联邦宪法。 但是，与此同时，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者却开始了另一项类似的立法行动，并于7月6日在众议院以71票对19票获得通过；两天后，参议院也以26票对12票通过这项法案。 鉴于“590法案”较早获得通过，也考虑到“两线作战”的实际困难，ACLU首先将目标对准了阿肯色州的“平衡法案”。 在ACLU的精心安排下，纽约的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负责整个诉讼过程。 诉讼是以小石城的牧师比尔·麦克莱恩（Bill　Mclean）的名义进行的，当地的5个教派的主教或主要负责人充当联合原告。 因此，简称“麦克莱恩状告阿肯色案”。 5月27日，上诉书递交给了小石城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原告方认为，590法令违犯了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中国家与宗教相分离的有关条款，完全缺乏世俗的立法目的，支持和偏袒某一宗教派别。

12月7日至17日，联邦地区法院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理。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创世科学”究竟是科学还是宗教。 在原告方的专家证人中，有生物学哲学家迈克尔·罗斯（Michael　Ruse）、社会学家多萝西·尼尔肯（Dorothy　Nelkin）、神学家朗东·吉尔凯（Langdon　Gilkey）、生物物理学家哈罗德·莫洛维茨（Harrold　Morowitz）、遗传学家弗兰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地质学家布伦特·达尔林普尔（Brent　Dalrymple）和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等10位著名学者，他们各自从自己的专业领域为原告方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中，对威廉·奥弗顿（William　Overton）法官的判决结果影响最大、也引起最大争议的是罗斯在证词中提出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5条标准。 1982年1月5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奥弗顿宣判阿肯色州的590法案支持宗教，违反了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中国家与宗教分离的有关条款，是非法的，从而推翻了第一个“平衡法案”。

然而，废除路易斯安那州的反进化论法律却经历了更为曲折的过程。 在ACLU采取行动之前，州参议员比尔·基思（Bill　Keith）等人于1981年12月2日向巴吞鲁日的联邦地区法院上诉，要求州教育部实施这项法令。 第二天，ACLU向新奥尔良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诉讼。 巴吞鲁日的法官以此事不关联邦事务为由，没有受理基思的上诉，新奥尔良的法官阿德里安·杜普兰蒂尔（Adrian　Duplantier）则签署了一项决议，认为这项法令要求由该州的教育委员会来决定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侵犯了教育委员会的权力。 后来，路易斯安那州的大律师威廉·古斯特（William　Guste）以联邦政府干涉地方事务为由向州最高法院起诉杜普兰蒂尔的这项决定。 1983年10月，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推翻了新奥尔良联邦地区法院的上述决定，认为该州的立法机构有权决定，要求本州的公立中学无论是讲授“创世科学”或其他任何内容。 在州最高法院做出上述决议之后，ACLU重新修改了诉讼案卷，向新奥尔良的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路易斯安那州的“平衡法案”违犯了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原则，这个案子也重新落到了杜普兰蒂尔的手上。

意识到在这位法官那里获胜的希望渺茫，州议会曾试图撤销这项法令，但是，创世论者组织的游说活动又使当局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莫里斯说，这个案子比“麦克莱恩案”更重要。 因为从任命伯德作为本州大律师的特别助理来看，州当局“确实想要赢得这个案子”。 1985年1月10日，杜普兰蒂尔赞同原告方的动议，得出了与奥弗顿法官同样的结论，认为这项法令是支持宗教的非法尝试。 审判结果一出来，基思指责法官有偏见。 而与此同时，伯德说服该州大律师古斯特上诉到第五巡回法庭，要求撤销上述判决结果。 经过一个三人调查组审查后，7月8日，第五巡回法庭得出的结论是维持原判。 古斯特仍然对判决不服，请求巡回法庭的全部15位法官重新听证此案。 结果，巡回法庭以微弱的多数（8票对7票）驳回了这位大律师的请求。

尽管第五巡回法庭没有撤销地区法院的审判结果，但是，古斯特和创世论者仿佛看到了一丝获胜的希望。 因此，他们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在得知联邦最高法院将于1986年5月5日受理这个案子的消息后，科学家以及其他反对创世论的人士日益认识到案情的严重性，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声援活动。 由全国的72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7个州的科学院和其他7个科学专业团体联合向美国最高法院递交了请愿书，认为所谓的“创世科学”只不过是经过伪装的宗教。 1987年6月19日，联邦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判处阿肯色州的“平衡法案”非法，最终废除这最后一个反进化论法律。

七、一场仍未结束的争论

尽管上述两项法案分别于1982年和1987年被联邦法院宣判为非法，但是，创世论者的反进化论活动并没有因此终止。 一方面，他们通过游说地方官员以及州教科书委员会，试图利用行政手段阻止进化论教育。 另一方面，新兴起的智慧设计论者并不直接涉及《圣经》中的内容和术语，而是从科学、科学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诋毁进化论乃至整个现代科学的基础，对知识阶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9年，堪萨斯州教科书委员会决定，禁止本州公立中学教材涉及有关“大进化”（不同物种之间的进化）、大爆炸宇宙论以及地球的年龄等方面的内容。 只是在科学专业团体、新闻媒介和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才被迫撤销上述决定。 2001年，有7个州的众议院收到了反进化论提案。 因此，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创世论与进化论的争论仍没有结束。

戴维斯的《达尔文与基要主义》，从后现代的视角对这场争论的脉络和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有助于人们理解这场争论的复杂性和本质。 但是，书中把捍卫进化论的科学家说成是“科学的基要主义者”，这种论点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