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中国学人思想之病态㈠
人文主义批判 by 章力生
〖一、无神论的思想保姆〗
中国学人,在思想上犯了一种极严重的病态,便是不信上帝,亵渎真神;或虽侈谈上帝,乃仅凭其私意揣摩,却绝对不敬畏上帝,使一位至圣至善,全知全能的真神,成为一个哲学的名词,抽象的符号,从而把鬼神并称,以神人同位。更奇怪的,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对流行的唯物无神论,深痛疾恶;一方面却以各种的理论,否认上帝的存在;或则妄想“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元素的灵魂”;(以吴稚晖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或则力介“自然主义的宇宙纲和人生观”,否认“超自然的主宰”,“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以胡适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或则企图“消散上帝和灵魂”等观念,认为“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以钱穆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易言之,他们一面反对唯物无神论,一面却做了这种思想的‘俘虏’,并且不自觉地,做了这种思想的‘保姆’;发生了他们自己所反对的意料不到的恶果。作者尝检查我国中学文学国文读书,其所选当代名流学者的论文,往往富有唯物无神的思想,甚至正中书局出版的,亦无例外,使青年学生,先入为入,思想中毒,实和国家教育方针,根本冲突;而当局竟习焉不察,不以为非。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兹谨忠实地叙述以上各家自己发表的言论,以为作者所见的注释与佐证。
〖二、吴稚晖氏的无神论〗
其一,是党国元老,‘一个新信仰的宇宙与人生观’的著者,吴稚晖先生──当时胡适之捧他老人家为人生观大论战战线上的‘押阵大将军’,领导‘科学的人生观’的先锋。吴氏说:“人便是外面祗胜两支脚,却得到了两支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O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生者,演之谓也,如是云尔;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论到‘宇宙大剧场’的第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我以为动物植物,皆止有其质力的交推,有其幅射的反应,如是而已。譬之于人,其质构而为如是之神经系,即质力生如是之反应。所谓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种种反应而强为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质直言之,曰感觉,其实总不过质力之相应。”读者注意!吴老先生说:人祗有‘质力’;一切情感,思想,意志,都不过是‘质力’的反应,仅勉强“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所以他老人家索性发表谬妄的主张说:“那种骇得煞人的显赫的名词,上帝呀!神呀!还是取消了好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注一)呜呼,吴氏此种极端唯物的祗认‘质力反应’,否认‘精神元素’,‘开除上帝’,‘放逐灵魂’的激烈无神论和‘灭灵论’,便是今日无神共党逼害教会,改造洗脑,种种政策的理论根据和指导原则啊!而更离奇的,一个反共的政党政府,却尊他为党国元勋!殊令人欲哭无泪!愿我党局,早日悔改,反共复国,始有希望。
〖三、胡适先生的无神论〗
其次,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之先生的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是如此的,正用不着甚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作者按:这与吴稚晖先生‘开除上帝名额’的意思,正复相同)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作者按:此正和他所反对的唯物无神共党,异曲同工)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可以用科学道德方法寻求出来的。”(注二)胡氏这种皮相之论,一般大学青年,类能道之。培根说:“稍有哲学的人,便趋向无神论。”吾人虽未敢以培根的话,来奚落胡氏;但胡氏当时,确尚是一位血气方刚,未届‘三十而立’的青年,却已当了中国文化运动的首领,影响了中国民族的命运!胡氏又在基所著‘胡适文选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此乃最强烈无神唯物论)“故我说:我这个小我,会死灭的。死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注意!胡先生说,死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他这句话对于那等草菅人命的共党,有何等重大‘暗示’的作用)胡先生又在其‘答友人问人生有何意义’的信上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甚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生一只狗,一只猫,有甚么分别!”(注三)循胡此说,人既与狗猫无异,则那些?狗人类,蔑视人性的共党,便从胡氏得到理论的根据!胡氏这种思想──如:否认“好生之德的主宰”,否认“道德礼教的永久价值”,认为“人之死,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人之生,与狗猫有甚么分别;”诚无啻以万物之灵,沦为禽兽,是不仅和他生平所提倡的以承认人类尊严指归的自由主义,大相迳庭;而且尤予今日奴役人类,亵渎上帝的共党,一个重大的启示和鼓励。吾人忠恕论人,敬爱胡氏,此当绝非胡氏当年著书立说之目的。惟失诸毫厘,谬以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人言立,可勿戒慎!胡氏今已作古,与草木同腐。经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十五50)“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林前一20)胡氏已随其所信的‘神灭论’永远灭亡;彼盲从胡氏者,盖勿憬悟!
〖四、钱穆先生的无神论〗
其三,是现在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宾四)先生,在其所撰‘湖上闲思录’中,论‘道与命’的见解。据其自述,这一本书,乃是他在无锡太湖之滨江南大学时,“徜徉湖山胜处”时写的;他写这书的动机,照其自叙,“并不曾想如我们古代的先秦诸子们,儒墨道法,各成一家言,来诱世导俗;也不曾想如我们宋明的理学先生们,程朱陆王想承继或发明一个道统,来继绝学而开来者;也并不曾想如西方欧洲的哲学家们,有系统,有组织,有严格地,精密地,把思想凝练在一条线上,依照逻辑的推演,祈望发现一个客观的真理,启示宇宙人生之奥秘;”而事实上他所论的却在在涉及宇宙人生的重大问题,未可以其为“闲思”而等闲视之!钱先生在其论‘道与命’一章中,一则曰:“上帝吧!灵魂吧!本体吧!究竟还是绝难证验。”财则曰:“向来中国人思想并不注重在探讨宇宙之本质及其原始等,而祗重在宇宙内当前可见之一切事象。”三则曰:“就可见之事象论,祗是一变动,祗是一易。这一变动便是有为,但此有为却是莫之为而为,因此并不坚持上帝创物之说:而且此一变动,又是像无所为而为,故中国人思想,更不推求宇宙万物之目的。”四则曰:“造是自无造有,化是自有化无。同时在造,即是同时在化;同时在化,亦即同时在造。现象后面不论本体,生命后面,不论灵魂。因此在中国思想里,也不坚拒灵魂与本体之说。祗是为认此三者,已内在于一切事象之中了。”五则曰:“道是无乎不在,而又变动不居的。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上帝和灵魂和本体的观念,尽在此道的观念中消散了,再没有他们分别存在之严重价值了!”(注意!他说:‘上帝和灵魂消散了,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了!’)最后说:“每一物之动,祗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祗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成为人文。”(注四)钱先生为当今‘人文主义’(Humanism)之导师,其言论文章,为时人所重。但钱氏上论,稍加透视,实在是‘不可知论’(Agnostic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泛神主义(Panth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无神主义’(Atheism)诸种思想的幅辏。钱氏思想型类,论者虽谓与胡适相对垒,然就其“消散上帝和灵魂”认为“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各点而论,实在和胡适先生,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都是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
钱氏思想,所不同于吴胡二氏者,乃在其披上‘道’的外衣。但是世人论‘道’,因不信上帝的‘特殊启示’,随从人间的‘虚空妄言’,以是终病空疏。就我国圣哲而言,孔子虽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警悟;但是“夫子之性与天道”,毕竟是“不可得闻”的哑谜。(注五)老子论‘道’,意境超迈,绝不同孔子庸俗;曾面斥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孔子退语其门徒,对老子有“乘风云而上天”之感。足徵其对老子的心折。而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主张,尤为对当今‘人文主义’,和一切凡俗宗教的警告!但究何谓‘道’,老子所给世人的答案,也祗是‘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观念,落到一个‘水底捞月’的空想。再从太平洋哲人的思想而言,如赫拉颉利图斯(HeraclitusofEphesus,C.535-457B.C.)对于‘道’(Logos)的观念,也祗是一种神秘的泛神论。又如亚拿萨哥拉(Anaxagoras,500?-428B.C.)则以‘道’(Logos),为介于神和世界之间的指导原则,甚至费鲁(PhiloJudaeus,20B.C.)对于‘道’,虽有一套精微的哲学理论,其实仅是牵强附会,拟以柏拉图的唯心论(Idealism),附丽于希伯来的一神论(Monotheism)始终是在暗中摸索,水底捞月;终未明白“道成肉身”奥秘的真理。“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一1)这乃是上帝的最高启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国”把“没有人看见的上帝”,藉着主耶稣基督,永生的神子“表明出来”,这尤为上帝神迹的最高表现。(注六)这乃是“从前许多先知义人和君王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太十三17;路十24)“祗有上帝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道理(林前二9~10)。如果仅凭人类有限的理智来推论思索,其结果祗是缘木求鱼,至多落到一个“不可知论”的境界。这可证人文主义之根本虚空;亦难怪一切世俗的哲学家对于基督圣道,要望洋兴叹,废然而返了。这乃是作者数十年来饥渴慕道的实际经验,并不是徒作理论的争辩。(注七)
〖五、作者的期望与祈祷〗
吴稚晖,胡适之,钱宾四先生,道德文章,国人共仰,余亦深慕其为人。(注八)上列各节,仅为客观叙述诸氏自行发布的言论思想,用他们自己的话,自证其妄与矛盾,初未加以主观的批评。(以语批评,当待专书)而正相反,我写本文的目的,乃正是因为私衷之敬慕,愿本基督的爱,为“福音的奥秘”,对盲从诸氏的国人作见证。(惜吴稚晖氏已于前年在台逝世,闻者所遗骨灰,已照其遗嘱,抛投东海,随其所倡的“开除上帝”“放逐灵魂”的灭灵论,永远灭亡。胡氏亦忽以心脏病,与世长辞,一去不返,永远沉沦!逝者如斯,更可焉不信者之殷鉴!)诸氏均为思想上反共之首领,尤负中国学术文化之重任;但可惜正如经云:“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罗八20)不仅作了其思想的‘俘虏’,(歌罗西书二章八节说:“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而且不自觉地使‘唯物论’和‘无神论’,得到了他们理论的维护。(详见上引文)此我国学人,痛定思痛,探本穷源,对国难之由来,世变之厉阶,所应负之责任;在上帝之前,应有之反省也。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行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故意不认识上帝因此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罗一20~32)深愿我国学人,共凛人类覆亡之惨祸,在真神之前,虚心谦卑,从这一节圣言,得蒙光照;及时悔悟,皈向真神,信从救主,共证圣道;成为护道术教的首领,承受“永不朽坏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一4)这是作者对中国学人忠诚的期望,并常在神前恒切的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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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见人生观论战集;乃稚晖文存。
(注二)见氏著‘科学与人生观’。
(注三)见‘胡氏文存’卷九。查胡氏此种思想据其在所著‘社会不朽论’一文中说,乃是在他十一岁时读了梁时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范缜认为“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形容亡而神有。”愿系一种否认灵魂存在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而胡氏却奉
为圭臬,以之教导青年。
(注四)见“人生”二零四期。
(注五)参看拙著“原道”第一章。
(注六)参看拙著“原道”第五章。
(注七)参看拙著⑴“原道”第六章;⑵“救世之道”。
(注八)就私交而论,余与吴钱二氏,还有一段因缘,当余忝长江南大学,特礼聘吴稚晖先生任董
事长,而以戴季陶先生副之;钱宾四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我当时且曾抱有发扬中国文化之宏愿,我在就任讲演中,尤特强调此点,列为江大文学院重大使命之一。我当时思想的境界,也是一个强烈的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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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神论的思想保姆〗 中国学人,在思想上犯了一种极严重的病态,便是不信上帝,亵渎真神;或虽侈谈上帝,乃仅凭其私意揣摩,却绝对不敬畏上帝,使一位至圣至善,全知全能的真神,成为一个哲学的名词,抽象的符号,从而把鬼神并称,以神人同位。更奇怪的,他们又自相矛盾,一方面对流行的唯物无神论,深痛疾恶;一方面却以各种的理论,否认上帝的存在;或则妄想“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元素的灵魂”;(以吴稚晖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或则力介“自然主义的宇宙纲和人生观”,否认“超自然的主宰”,“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以胡适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或则企图“消散上帝和灵魂”等观念,认为“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以钱穆先生为代表,详见下文),易言之,他们一面反对唯物无神论,一面却做了这种思想的‘俘虏’,并且不自觉地,做了这种思想的‘保姆’;发生了他们自己所反对的意料不到的恶果。作者尝检查我国中学文学国文读书,其所选当代名流学者的论文,往往富有唯物无神的思想,甚至正中书局出版的,亦无例外,使青年学生,先入为入,思想中毒,实和国家教育方针,根本冲突;而当局竟习焉不察,不以为非。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兹谨忠实地叙述以上
各家自己发表的言论,以为作者所见的注释与佐证。 〖二、吴稚晖氏的无神论〗 其一,是党国元老,‘一个新信仰的宇宙与人生观’的著者,吴稚晖先生──当时胡适之捧他老人家为人生观大论战战线上的‘押阵大将军’,领导‘科学的人生观’的先锋。吴氏说:“人便是外面祗胜两支脚,却得到了两支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O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生者,演之谓也,如是云尔;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论到‘宇宙大剧场’的第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我以为动物植物,皆止有其质力的交推,有其幅射的反应,如是而已。譬之于人,其质构而为如是之神经系,即质力生如是之反应。所谓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种种反应而强为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质直言之,曰感觉,其实总不过质力之相应。”读者注意!吴老先生说:人祗有‘质力’;一切情感,思想,意志,都不过是‘质力’的反应,仅勉强“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灵魂。”所以他老人家索性发表谬妄的主张说:“那种骇得煞人的显赫的名词,上帝呀!神呀!还是取消了好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注一)呜呼,吴氏此种极端唯物的
祗认‘质力反应’,否认‘精神元素’,‘开除上帝’,‘放逐灵魂’的激烈无神论和‘灭灵论’,便是今日无神共党逼害教会,改造洗脑,种种政策的理论根据和指导原则啊!而更离奇的,一个反共的政党政府,却尊他为党国元勋!殊令人欲哭无泪!愿我党局,早日悔改,反共复国,始有希望。 〖三、胡适先生的无神论〗 其次,是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之先生的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说:“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是如此的,正用不着甚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作者按:这与吴稚晖先生‘开除上帝名额’的意思,正复相同)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作者按:此正和他所反对的唯物无神共党,异曲同工)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可以用科学道德方法寻求出来的。”(注二)胡氏这种皮相之论,一般大学青年,类能道之。培根说:“稍有哲学
的人,便趋向无神论。”吾人虽未敢以培根的话,来奚落胡氏;但胡氏当时,确尚是一位血气方刚,未届‘三十而立’的青年,却已当了中国文化运动的首领,影响了中国民族的命运!胡氏又在基所著‘胡适文选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此乃最强烈无神唯物论)“故我说:我这个小我,会死灭的。死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注意!胡先生说,死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他这句话对于那等草菅人命的共党,有何等重大‘暗示’的作用)胡先生又在其‘答友人问人生有何意义’的信上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甚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生一只狗,一只猫,有甚么分别!”(注三)循胡此说,人既与狗猫无异,则那些?狗人类,蔑视人性的共党,便从胡氏得到理论的根据!胡氏这种思想──如:否认“好生之德的主宰”,否认“道德礼教的永久价值”,认为“人之死,是不足惜的生物现象;”“人之生,与狗猫有甚么分别;”诚无啻以万物之灵,沦为禽兽,是不仅和他生平所提倡的以承认人类尊严指归的自由主义,大相迳庭;而且尤予今日奴役人类,亵渎上帝的共党,一个重大的启示和鼓励。吾人忠恕论
人,敬爱胡氏,此当绝非胡氏当年著书立说之目的。惟失诸毫厘,谬以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人言立,可勿戒慎!胡氏今已作古,与草木同腐。经云:“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十五50)“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林前一20)胡氏已随其所信的‘神灭论’永远灭亡;彼盲从胡氏者,盖勿憬悟! 〖四、钱穆先生的无神论〗 其三,是现在香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宾四)先生,在其所撰‘湖上闲思录’中,论‘道与命’的见解。据其自述,这一本书,乃是他在无锡太湖之滨江南大学时,“徜徉湖山胜处”时写的;他写这书的动机,照其自叙,“并不曾想如我们古代的先秦诸子们,儒墨道法,各成一家言,来诱世导俗;也不曾想如我们宋明的理学先生们,程朱陆王想承继或发明一个道统,来继绝学而开来者;也并不曾想如西方欧洲的哲学家们,有系统,有组织,有严格地,精密地,把思想凝练在一条线上,依照逻辑的推演,祈望发现一个客观的真理,启示宇宙人生之奥秘;”而事实上他所论的却在在涉及宇宙人生的重大问题,未可以其为“闲思”而等闲视之!钱先生在其论‘道与命’一章中,一则曰:“上帝吧!灵魂吧!本体吧!究竟还是绝难证验。”财则曰:
“向来中国人思想并不注重在探讨宇宙之本质及其原始等,而祗重在宇宙内当前可见之一切事象。”三则曰:“就可见之事象论,祗是一变动,祗是一易。这一变动便是有为,但此有为却是莫之为而为,因此并不坚持上帝创物之说:而且此一变动,又是像无所为而为,故中国人思想,更不推求宇宙万物之目的。”四则曰:“造是自无造有,化是自有化无。同时在造,即是同时在化;同时在化,亦即同时在造。现象后面不论本体,生命后面,不论灵魂。因此在中国思想里,也不坚拒灵魂与本体之说。祗是为认此三者,已内在于一切事象之中了。”五则曰:“道是无乎不在,而又变动不居的。道即物即灵,即天即人,即现象即本体;上帝和灵魂和本体的观念,尽在此道的观念中消散了,再没有他们分别存在之严重价值了!”(注意!他说:‘上帝和灵魂消散了,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了!’)最后说:“每一物之动,祗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祗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成为人文。”(注四)钱先生为当今‘人文主义’(Humanism)之导师,其言论文章,为时人所重。但钱氏上论,稍加透视,实在
是‘不可知论’(Agnostic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泛神主义(Panth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无神主义’(Atheism)诸种思想的幅辏。钱氏思想型类,论者虽谓与胡适相对垒,然就其“消散上帝和灵魂”认为“没有分别存在之价值”,各点而论,实在和胡适先生,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都是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 钱氏思想,所不同于吴胡二氏者,乃在其披上‘道’的外衣。但是世人论‘道’,因不信上帝的‘特殊启示’,随从人间的‘虚空妄言’,以是终病空疏。就我国圣哲而言,孔子虽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警悟;但是“夫子之性与天道”,毕竟是“不可得闻”的哑谜。(注五)老子论‘道’,意境超迈,绝不同孔子庸俗;曾面斥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孔子退语其门徒,对老子有“乘风云而上天”之感。足徵其对老子的心折。而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主张,尤为对当今‘人文主义’,和一切凡俗宗教的警告!但究何谓‘道’,老子所给世人的答案,也祗是‘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观念,落到一个‘水底捞月’的空想
。再从太平洋哲人的思想而言,如赫拉颉利图斯(HeraclitusofEphesus,C.535-457B.C.)对于‘道’(Logos)的观念,也祗是一种神秘的泛神论。又如亚拿萨哥拉(Anaxagoras,500?-428B.C.)则以‘道’(Logos),为介于神和世界之间的指导原则,甚至费鲁(PhiloJudaeus,20B.C.)对于‘道’,虽有一套精微的哲学理论,其实仅是牵强附会,拟以柏拉图的唯心论(Idealism),附丽于希伯来的一神论(Monotheism)始终是在暗中摸索,水底捞月;终未明白“道成肉身”奥秘的真理。“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一1)这乃是上帝的最高启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国”把“没有人看见的上帝”,藉着主耶稣基督,永生的神子“表明出来”,这尤为上帝神迹的最高表现。(注六)这乃是“从前许多先知义人和君王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太十三17;路十24)“祗有上帝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道理(林前二9~10)。如果仅凭人类有限的理智来推论思索,其结果祗是缘木求鱼,至多落到一个“不可知论”的境界。这可证人文主义之根本虚空;亦难怪一切世俗的哲学家
对于基督圣道,要望洋兴叹,废然而返了。这乃是作者数十年来饥渴慕道的实际经验,并不是徒作理论的争辩。(注七) 〖五、作者的期望与祈祷〗 吴稚晖,胡适之,钱宾四先生,道德文章,国人共仰,余亦深慕其为人。(注八)上列各节,仅为客观叙述诸氏自行发布的言论思想,用他们自己的话,自证其妄与矛盾,初未加以主观的批评。(以语批评,当待专书)而正相反,我写本文的目的,乃正是因为私衷之敬慕,愿本基督的爱,为“福音的奥秘”,对盲从诸氏的国人作见证。(惜吴稚晖氏已于前年在台逝世,闻者所遗骨灰,已照其遗嘱,抛投东海,随其所倡的“开除上帝”“放逐灵魂”的灭灵论,永远灭亡。胡氏亦忽以心脏病,与世长辞,一去不返,永远沉沦!逝者如斯,更可焉不信者之殷鉴!)诸氏均为思想上反共之首领,尤负中国学术文化之重任;但可惜正如经云:“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罗八20)不仅作了其思想的‘俘虏’,(歌罗西书二章八节说:“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而且不自觉地使‘唯物论’和‘无神论’,得到了他们理论的维护。(详见上引文)此我国学人,痛定思痛,探本穷源,对国难之由来,
世变之厉阶,所应负之责任;在上帝之前,应有之反省也。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行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故意不认识上帝因此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罗一20~32)深愿我国学人,共凛人类覆亡之惨祸,在真神之前,虚心谦卑,从这一节圣言,得蒙光照;及时悔悟,皈向真神,信从救主,共证圣道;成为护道术教的首领,承受“永不朽坏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一4)这是作者对中国学人忠诚的期望,并常在神前恒切的祈祷! ──────── (注一)见人生观论战集;乃稚晖文存。 (注二)见氏著‘科学与人生观’。 (注三)见‘胡氏文存’卷九。查胡氏此种思想据其在所著‘社会不朽论’一文中说,乃是在他十一岁时读了梁时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范缜认为“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形容亡而神有。”愿系一种否认灵魂存在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而胡氏却奉 为圭臬,以之教导青年。 (注四)见“人生”二
零四期。 (注五)参看拙著“原道”第一章。 (注六)参看拙著“原道”第五章。 (注七)参看拙著⑴“原道”第六章;⑵“救世之道”。 (注八)就私交而论,余与吴钱二氏,还有一段因缘,当余忝长江南大学,特礼聘吴稚晖先生任董 事长,而以戴季陶先生副之;钱宾四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我当时且曾抱有发扬中国文化之宏愿,我在就任讲演中,尤特强调此点,列为江大文学院重大使命之一。我当时思想的境界,也是一个强烈的人文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