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世界生活和事工大会达各教会书

牛津世界生活和事工大会达各教会书
　　牛津世界生活和事工大会当社会和国家充满了不安和冲突，极权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共产主义广阔横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集合不同的，甚至互相敌对的文化和国家的代表于一堂，企图使各教会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见证和行动达到更清楚，更一致的心意，其意义的重大是不言可喻的。
　　大会的总题“教会，社会，与国家，”十足反映大会对以上所述背景的关切。大会会员分为教会与社会，教会与国家，教会与经济秩序，教会与教育，以及普世教会与国际（附基督徒对战争的态度一小组）五组。每组作了一个报告，交全体大会讨论后，退交各组作最后修订。此后大会对这些报告不再负责，不过接受它们，并将它们介绍给各教会。这些报告代表普世大部分基督徒对现代各种问题的立场。虽然个人有时不免持见不同，但是大家对那危害人类，违反基督教的思想，制度，现象，即如仇恨，暴乱，自私，不义，极权，种族歧视，战争等一致加以声讨。这些报告确认上帝是惟一的实在，人惟有在基督里才能认识上帝，把握着那惟一的实在；所以它们是建立在相信基督教是惟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上。但它们不在本题范围之内，兹不多述。
　　大会本身的直接工作限于以下三件事。一件事是对普世基督教会协会成立的计划下一个决定。结果是除三人外，全体通过此计划。另一件事是向受苦的基督徒表示同情，例如致书德国福音教会。这封书信表示了大会的性质，和普世教会的精神。
　　此外大会还有一件事，就是发表了本节所要特别提出的牛津大会达各教会书。它是由一个有代表性的委员会起草而成。该委员会的主席是约克的大主教汤朴威廉。此书将牛津大会与其前身斯德哥尔摩大会的不同处表现了出来。此次大会看清了教会的生活和事工是与教义分不开的，所以此书同以上所述报告都以神学为根据。再者此次大会将中心地位给予教会。查斯德哥尔摩大会的着重点是基督徒个人对生活和事工的责任，本届大会的着重点却是教会的责任；所以此书表现大会对教会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局势业已深刻了解，并表现大会对教会在这种局势下所应作的见证，所应有的行动，业已获致同意。
　　参考书
　　Bell, The Stockholm Conference, 1925, p. 714.
　　Brown, Toward a United Church, pp. 93-94.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39, p. 135.
　　Hodgso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pp. 14-15.
　　Latourette, The Emergence of a World Christian Community, p. 49.
　　The Message and Decisions of Oxford on Church, Community and State, passim.
　　Oldham, The Oxford Conference, Official Report, pp. ⅶ-xv, 45-52, 259-267.
　　牛津世界生活和事工大会达各教会书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至廿六日在牛津所召开讨论教会，社会与国家的世界大会代表，将慎思明辨的结果，致书于普世基督教会。
　　我们奉基督的名问你们安。
　　我们集会是正当人类受困惑和恐惧的压迫时，人类为几乎不能负担的邪恶，和似乎不能解决的问题所重压。甚至在享受和平的国家里，失业和营养不良也摧残人们身，心，灵的力量。在其他国家里战争施行“魔鬼的工作，”并且威胁要将我们大家淹没在无穷大祸中。
　　可是，我们不是居于各国不知所措求问是否有解决问题之法的公民地位，而是居于受了“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的“和好的道”付托的基督徒地位，去负起使命的。
　　教会的首务及其对世人的最大服务，是在作真实的教会――宣认真信仰，尽力遵行惟一元首基督的旨意，并在祂里面用爱心和服务彼此合而为一。
　　我们不呼召世界来学像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太像世界了。惟有当我们自己个人和团体悔改时，教会才能呼召别人悔改。我们呼召自己和世界归向基督。
　　我们虽然不忠心，上帝却藉祂的教会已经行了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乃是：虽然我们呈分裂，并在许多要事上呈言论不能一致的悲惨局面，可是我们有一种实际的普世团契存在着。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并不是用以激励人的一个题目，而是经验中的一种事实。我们能够大胆谈论它，因为我们的大会便是合一的实例。我们来自许多民族，来自许多不同宗派，并来自有若干世纪历史的先进教会和只有数十年历史的后起教会；但我们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
　　这个团契的合一不是如同联邦一般由其组成部分而建立的。它是在于它独一主宰的至高权柄和救赎作为。合一的源头不是在于人的赞同，乃是在于耶稣基督，祂的一个生命流贯全身，并使许多意志服从祂的意志。
　　基督徒认为种族不同，乃由于上帝要将不同的才能赐予人类，使生命更为丰富。教会对种族的骄傲或敌对，应嫉恶如仇，以之为背叛上帝。尤其在教会本身的生活和崇拜中，不能容许有种族或肤色的歧视。同样，基督徒认为民族各异，乃由于上帝要使人生更丰富而不单调。每一个人都受了上帝的呼召去服务同一社会的人。但民族的唯我主义趋于压制其他民族或少数民族，干犯万民万族的创造者，乃是并不亚于个人的唯我主义的。尊民族，种族，阶级，或政治与文化的理想为神，乃是偶像崇拜，且只足以增加分裂和祸患。
　　我们到处都看见人寻求互相倚赖的团契生活。但因为他们在错误基础上寻求，所以强烈的寻求反倒产生了冲突和崩溃。教会这样一个世界奉了召要使本身成为那使人共同倚赖上帝，超越一切社会地位，和种族或国家障碍的团契。
　　教会为符合它真社群的性质，要呼召各国调整其生活，成为上帝家里的一分子。普世教会既已在世界各国成立，立下根基，就必须无条件无限度地斥责战争。战争之起无非是罪恶的结果和表现。这一真理，并不因人们提出一个国家在参战和自以为是背弃正义之间应何适何从的问题，也不因人们提出一个基督徒公民值国家作战时应何适何从的问题，而有丝毫改变，教会还是要斥责战争，也还是有责任去使人类脱离战争对物质，身体，道德和心灵的蹂躏。若战争爆发，教会的首务是表彰其为教会；各国虽然互相敌对，教会却仍应彼此联合为基础的一体，决意共同祈求上帝的名被尊为圣，祂的国降临，祂的旨意行在交战国双方和一切交战国。这种祈祷的团契是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维持着的。教会也必须使那些对于基督徒战时的责任问题持不同意见的教友维系属灵的团契。
　　斥责战争还不够。许多情势把冲突事实隐藏在外表和平的烟幕下。基督徒必须竭力在国际间促进正义，和平的合作，以及对变换情形所提和平的调整的方法。在较幸运国家里面的基督徒尤其应当为较不幸的国家主持正义。主持正义就要削减各国的主权，都要不再独断独行。
　　我们承认国家在其本身范围内有至高的权威。它在那范围内有上帝所给与的目的，去维持法律和秩序，并服务人民。但一切权威既出自上帝，国家便处于祂的审判下。上帝自己是正义的源头，国家不是正义的主人，而是正义的仆役。基督徒在上帝外不能承认另有最后权威；他对国家的忠心，只是他对上帝忠心的一部分，这忠心决不可僭窃那首先，惟一，绝对的忠心而代之。
　　教会有上帝所托付的责任，必须不计代价予以履行，其主要责任是宣扬上帝的话，使人作门徒，并靠寓于其内之圣灵的能力处理本身生活。因为这是它的责任，不拘国家赞同与否，它必须实行这责任；而国家也应承认教会所有的责任，并保证教会在实行上完全的自由。但教会惟有也关怀别人的权利和自由，才能为本身要求这种自由。
　　教会在经济经范围内第一个责任乃是要坚持经济活动，一如人类生活的其他部门，必须处于基督的审判之下。经济阶级之存在是人类团契的障碍，这是基督徒良心所不能容的。教育，闲暇，和健康上的机会仍是不均等，这也是难以辩护的。经济制度都趋于提高人的贪心，并对经济和社会的成功树立一种虚假的标准。许多男女只能找着某种职业，或找不着职业，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上感觉不到基督徒的使命。
　　我们看见五花八门的运动为反对这些邪恶应运而起。它们一面争取社会正义，一面排斥一切宗教信仰。教会察觉罪恶的实在性，深知对生活的外表加以改变是并不能排除社会的邪恶的。因此，教会不能附和这些运动对乌托邦的期望，而且必须明明拒绝它们的无神主义；但当教会如此行时，必须承认基督徒看不见经济制度昭彰的邪恶，是应对这些运动的反宗教性负一部分责任的。
　　基督徒有一双重责任――在现存经济制度中给他们的信仰作见证，也要用他们对上帝旨意所了解的去考验一切经济制度。基督徒所对抗的恶势力，不仅是在个人心里找着，而且它们已进入并沾染社会的组织。所以基督徒也必须在那里对抗恶势力。教会的责任是坚持心灵与经济彼此实在有关系。人活着不能无食物，也不能单靠食物。我们人的财富是在于与上帝相交，并在祂里面与弟兄有团契。整个经济制度必须是有助于此团契的。
　　那最使大会注意的问题，在实行上是惟有平信徒才能有效地加以处理的。那些每日负着工业，行政，和公共生活责任的人，在具体情势的无穷变迁中必须自己去发现那正确的决定。他们若要得着所需的帮助去作负责任的基督徒的决定，教会便必须发展新式的牧职。
　　今日教会若要完成它的使命，便多有赖于青年。各种声音向青年大声疾呼，要他们献身于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以致使他们常常难得听见耶稣基督向他们呼召，要他们去作永恒国度的仆人。但是有许多青年却常不顾嘲笑，甚至不计逼迫去归向祂，各自奉献自己，并在基督徒青年运动中奉献自己，去更新教会的生命，并以言行宣扬基督的好消息。我们因他们勇敢的见证而欢乐。
　　教会在青年教育上负有双重使命。第一，它必须热心使每个公民获得最能发展上帝所赋恩赐的机会。教会尤其必须咎责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是达到社群生活完满团契的一种主要障碍。
　　教会不但要如此关怀一般教育，也要特别在人生与上帝的关系上负责实现自身所了解的教育意义和目的。上帝在教育上，如在别的场合上，若不是被承认，便是被忽视。教会必须要求有自由向其儿童施行基督教的教育。在世界许多地方，基督教信仰与非基督教人生观的冲突，即教会与那自认为是人类每一活动的源头和目标的统治主义的冲突，乃是在教育领域内最为尖锐。这一冲突是对一切有利害关系的，因此教会必须枕戈待旦。
　　我们瞻望将来，盼望并祈求上帝的灵使新生命从许多中心自行发动，产生由基督徒男女联合在小团体里面的许多“小组”，去发现那服务上帝和人群的新方法。
　　我们深以若干教会未参加本会为憾事。我们想到俄国教会所受的苦难，心里充满悲痛。我们以对德国的基督徒弟兄表示同情和感谢；我们因他们对基督作的坚决见证受了感动，要有更活泼的信靠，要祈求主赐我们恩典为祂作同样清楚的见证。
　　自十二年前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以来，我们得了许多鼓励。全世界教会合一的意识与年俱进。我们相信普世基督教会协会将使这意识更加增进，这次大会已经建议建立此协会，并向各教会提出。
　　我们这些日子在牛津并不存着幻想来观察世界的混乱和崩溃，社会制度的不公，与战争的威胁和恐怖。世界充满烦惑，痛苦，和惧怕。我们感到不安，但不绝望。我们的希望是系于永生的上帝。在基督里面，在那由基督产生的人与上帝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联合里面，生命甚至在这些邪恶当前时，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大家既服事上帝，并在祂里面彼此服务，就决心去宣扬上帝救赎的消息，度日作祂的儿女，并对抗不公，残忍和仇恨。教会能以放心；它听见它的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