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年前的东方基督教

第二章、中世纪（约公元700—1500年）

到公元5世纪之前，基督教已经开始在地中海地区顺利地发展。 在这个地区形成厂五个主要中心，其中每一个都发挥着一组教会之核心的作用，它们是：亚历山大、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罗马。 这五个中心通常被称为主教教区，原本在整体的教会中是平等伙伴的关系。 然而事实上，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竞争，不时地为争得基督教信仰的领导地位而发生冲突。 对于东方的四个主教教区来说，罗马教会日益增长的权力是冲突的主要原因。

对教会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由于各种原因，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东方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在9和10世纪期间变的愈来愈紧张。 其中，尼西亚信经，在用词上产生的逐渐增大的分歧对于这种紧张气氛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在讲拉丁语的罗马与讲希腊语的君士坦丁堡之间存在的政治上的敌对，以及罗马教皇对权力的不断要求，都是其中的因素，结果造成西方天主教与东方正教的最终分裂。 这个日期通常被确定在1054年，虽然这样确定稍嫌武断了一点。

教父时期主要集中在地中海世界，以及像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样的权力中心。 然而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普遍不稳定。 下面的发展对于这种不稳定的处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罗马的陷落。 罗马帝国北部边界的防守或多或少要凭借莱茵河。 但在404年，这个防线在“蛮族”的攻击下崩溃了。 大片罗马帝国的土地落入到法兰克人、高卢人和汪达尔人手中。 罗马自身也曾被洗劫过两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410年被高卢人阿拉里克（Alaric　the　Goth）武装袭击的事件。 到476年，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均被摧毁。 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性消失了，结果基督教面临一段相当不稳定的时期。

2． 阿拉伯人入侵。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中成为重要的宗教运动。 它推动了一个征服的过程，这导致阿拉伯势力到750年左右时已经控制了整个北非的沿岸地区。 伊斯兰势力还继续北上，对君士坦丁堡构成严重威胁。 阿拉伯人曾在711－778年间对该城展开围攻，但最终被迫撤离。 伊斯兰势力对圣地的征服，引起了西方教会的高度关注，成为1095－1204年间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到11世纪，这个地区已逐步稳定，其中有三个主要的势力集团已经形成，取代了以前罗马帝国的地位。

1． 拜占廷地区，主要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即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希腊语构成了这个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形式的基础，它深深地扎根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教父作家所写的著作中，例如阿塔那修、卡帕多西亚教父和大马士革的约翰这样的作家。

2． 西欧地区，包括像法兰西、德意志、低地和北意大利地区。 在这个地区居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形式尤其以罗马城及其主教——称为“教皇”——为基础。 （然而，在所谓“大分裂”时期，出现了某种混乱：有两个对手同时自称教皇，一个在罗马，而另一个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农。 ）这里，神学开始集中于巴黎和其他地方的主教座堂和大学学院，很大程度中建立在奥古斯丁、安布罗斯和波提尔的希拉利（Hilary　of　Poitiers）著作的基础上。

3． 伊斯兰教统治区，包括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和南部多数边缘地区。 伊斯兰的扩张一直在继续，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对欧洲的大多数地区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到15世纪末，伊斯兰已经在欧洲建立了几个重要的据点，其中包括西班牙、南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以及巴尔干地区。 15世纪末在西班牙的摩尔斯（Moors）战役中，1523年在维也纳郊外的战役中，伊斯兰的军队被击败，这种扩张终于得到抑制。

第一节、1453年前的东方基督教

在罗马帝国东部兴盛起来的基督教特殊的风格一般称之为“拜占廷”风格。 这个名字来自于希腊城市拜占廷。 后来，君士坦丁皇帝于330年选择此城作为其新都，将此城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的城）。 然而，老城的名字依然保存着，并被用来命名基督教流行于这个地区的那种特殊类型，直到伊斯兰军队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 君士坦丁堡并不是地中海东部地区惟一的基督教思想的中心，埃及和叙利亚也曾一度是神学反思的中心。 然而，随着政治权力不断地集中于这个帝国之城，它在神学上的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

君士坦丁堡很快变成了差传活动的中心。 约在860年的某个时候，莫拉维亚的统治者拉斯蒂斯拉夫（Rastislav）请求拜占廷皇帝派遣传教士到中欧他的国家来。 为了回应这样的请求，西利尔和美多迪乌这对希腊兄弟被派往那里。 这个进展对于东欧文化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最终导致东正教在这个地区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对这个地区的文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利尔发明了一种字母表，特别适合于书写斯拉夫语言。 这种字母成为今天西利尔字母表的基础。 以此名字命名是为了记念这两位“斯拉夫人的使徒”中年轻的那位。 在莫拉维亚归信之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那个世纪晚期也归信了。 而大约在988年的某个时候，俄罗斯也加入了归信的行列。

在东西方教会彼此之间日益疏远之际（这个过程在1054年的最后分裂前很久就存在了），拜占廷的思想家时常强调他们自己与西方神学的区别（例如，关于“和子”句），因而他们的论战性著作加强了东方进路的独特性。 例如，拜占廷的作家习惯用“成圣”（deification），而不像西方通过法律或关系的范畴来理解拯救。 在中世纪，任何想在东西方教会之间取得某种程度联合的努力，都会由于这样一个有政治、历史和神学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网络而变得复杂。 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时，东西方的分歧依然如故。 随着拜占廷的陷落，东正教思想和政治的领导权转移到了俄罗斯。 俄罗斯人由于在10世纪是通过拜占廷的差传归信的，因而在1054年的分裂中站在了希腊语的一边。 到15世纪末，莫斯科和基辅被建立成稳固的主教教区，每一个都形成了自己特有风格的东正教，这种风格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这个时期归信东正教的其他地区还有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

十分明显，中世纪东正教会在俄罗斯的兴盛对于形成莫斯科化的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估计，在14到16世纪期间，有超过250所修道院和女修院在这个地区被建立起来。 在诸如拉多尼兹的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　of　Radonezh，卒于1392年）这样的领袖的指导下，修道院的复兴进一步激发起俄罗斯教会的差传努力。 例如，在13世纪期间，在卡累利亚（Karelia）地区说芬兰语的民族归信了东正教。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推动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 按照过去的传统，俄罗斯教会的每个新的教区主教都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任命，而他们都要接受拜占廷皇帝为其政治领袖（位于君士坦丁堡）。 俄罗斯教会由此可以看作是拜占廷教会的女儿。 但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种传统的关联则成为过去。 什么会替代它？ 在这个事件中，莫斯科的东正教会成为自治的，即实现了自我管理。 其结果是俄罗斯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关联进一步加深了。 到了1523年，这种教会与国家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密，以至于有些作家开始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即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相并列。 斯考夫的菲罗修斯（Philotheus　of　Pskov）曾主张说，罗马和拜占廷已经消失了，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两个罗马已经倒下，第三个站了起来；将不会有第四个。”

这个时期东正教的发展中，有两个论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发生于725－842年间，通常被称为圣像破坏论争。 它的爆发是由于皇帝利奥三世（717－742年）做出的捣毁圣像的决定，依据是它们妨碍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归信。 这个论争主要是政治上的，尽管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重要的神学问题，最有名的就是，道成肉身的教义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以图像的方式描绘上帝的合理性。 第二个论争发生于14世纪，关注的是静修问题（希腊文hesvchia，意即安静），这是一种通过身体修行进行的冥想，它能使得信仰者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神的光”。 静修十分注重“内里的安静”，将其看作是内心直观上帝的途径。 对它的论述特别地出现在诸如被称为新神学家的西蒙（Simeon　the　New　Theologian）和帕拉马（Gregory　Palamas，约1296－1359年）的著作中，后者曾在1347年被选为帖撒罗尼迦的大主教。 其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方法倾向于缩小上帝与造物的区别，他们对上帝能被“看见”这样的说法感到尤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