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非洲
在基督教纪元的第一个世纪,基督教就在非洲建立起来。
当时的教会主要建立在北非的沿岸地区,这个地区现在被称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
基督教在埃及的发展特别有影响,以致亚历山大成为基督教思想和生活的中心。
然而,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这种发展。
基督教在埃及存留下来,但已经是很小的宗教。
只有较小的埃塞俄比亚王国(其所包含的疆域要比现代同名的国家小的多)还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国家。
16世纪初,非洲的北部以伊斯兰为主,而南部则以本土宗教为主。
除了埃塞俄比亚这个特殊情况,几乎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基督教影响。
到16世纪末期,情况则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葡萄牙殖民者此前在无人居住的西非沿岸岛屿,如佛德角群岛,登陆。
不过,这些移民对非洲大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基督教在南部非洲的出现要等到18世纪,它与英国的福音大觉醒紧密相关。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非洲传教的主要差会包括:浸信会差会(建立于1792年,最初称为“福音传播特别浸信会”,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伦敦差传协会(创于1795年,最初称为“差传协会”,The Missionary Society),以及教会差会(创于1799年,原被称为“向非洲和东方的教会差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East).
这些差会中每个都针对着不同地区:浸信会关注刚果盆地,伦敦差会则关注南部非洲(包括马达加斯加),而教会差会则关注西部和东部非洲。
所有这些差会都属于新教,它们一般说有较强的福音派背景。
直到19世纪中叶,天主教传教士才开始真正地涉足这个地区。
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创伤严重地影响到天主教教会。
只是在维也纳会议确定了欧洲未来的构架之后,教会才将其注意力转向宣教。
19世纪非洲次大陆的主要特点是日益增长的殖民主义。
比利时、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这个时期都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
支配着这些欧洲国家的基督教的形式各有很大的不同,其结果就是,在非洲建立的教会有很大的差异。
圣公会、天主教和路德宗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都建立起来了。
在南部非洲,荷兰改革宗教会在欧洲殖民者中有很强的影响。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其他来自不同背景的传教士也在这个地区活动。
例如,在1875-1899年间至少有115个美国黑人在这里宣教。
这时期的非洲基督徒大约可以分为两类:欧洲移民和当地非洲居民。
前者出于情感和文化的原因,倾向于尽量多地保持他们祖国的基督教生活。
这样,这些从英国教会延伸出来的教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时期南部非洲出现的很多英国殖民地上其实是在不同程度地复制自己。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当地非洲人对基督教的逐渐接受。
早期归信基督教的常常是那些在传统非洲社会中处于边缘的人,如奴隶、妇女和穷人。
在几个传教士活动的地区,女性基督徒的数量远远地超过男性基督徒的数量,这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她们如何找到基督徒丈夫?
可以明显看到的是:这里最为成功的传教士不是欧洲人,而是非洲人自己。
非洲基督教急骤增长带来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非洲基督教社群的建立,它们为日益增加的信徒提供了教师和牧师。
尽管如此,有几个欧洲传教士的名字还是特别重要。
列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年)就是一个例子。
列文斯顿相信贸易对于非洲基督教化的重要性。
他声明他去非洲的目的就是要“为贸易和基督教开辟道路”。
他利用英国政府对于用更为合法的贸易形式来取代受禁的奴隶贸易的兴趣,争取到政府来支持他的一次探险计划,即探索利用赞比亚河来作为通向内地的潜在通道。
他相信内地能够被商业利用(如种植棉花,当时兰开夏郡的纺织了大量需要棉花)。
尽管探险在商业上失败了。
但它却为向内地的宣教开辟了道路。
由于南非这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南非的情况特别有趣。
欧洲人最早在这里出现是165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地区的登陆。
这个地区后来在1795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结果就出现了讲荷兰语和讲英语的两个人群的对立,这种对立在19世纪末的布尔战争(Boer War)中达到高潮。
然而基督教(尽管有不同的形式)却依然是这两个欧洲社群自我认同的必要成分。
传教士在18世纪90年代的工作使得一些较小的基督教社群出现在土著部落之间,尤其是在克伊(Khoi)地区,周围的部落也逐渐归信基督教。
这里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归信基督教的动因各不相同。
某些部落的归信反映出其深刻的属灵经历;另一些则反映为对基督教福音真理的确认。
还有一些则反映出这样的信念:基督教会使西方文明的长处更广泛地应用于非洲文化。
第三种情况在东非干达人部落的归信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没有归信伊斯兰教,而是坚信基督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感受到英国技术之优越性。
在观念交流的层面上,人们经历了巨大的困难。
如何才能把基督教特有的观念解释给那些对它一无所知的人?
确实,英国福音派传教士督促他们的非洲听众“在羔羊的血中洗净”(即藉着基督的死来接受赦免)是非常好的,但直白的建议也会让许多可能悔改的人感到迷惑。
基督教在传统非洲社会中也带来紧张。
西方基督教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而非洲文化一直认可多妻制的习俗。
这样,欧洲基督教关于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的主张就被看作是泊来的观念,在传统非洲社会中没有地位。
卫理公会非洲联合会这个当地教会就认可多妻制。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7年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召开的卫理公会会议,其中的一大群担任领导的平信徒由于娶了多妻而被逐出教会。
他们则以建立自己的卫理公教会来作为回应。
他们对某些非洲当地价值观的接受则为欧洲传教士所诟病。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紧张则导致流血冲突。
一个案例涉及到巴干达民族,这个民族处于今天的乌干达境内。
巴干达王姆汪格(Mwanga)在1886年对基督教的迫害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说明了日益增长的基督教影响给更为传统的权力结构带来的威胁。
屠杀的理由是一些宫廷侍从由于基督教信仰的缘故拒绝参与同性恋的活动。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同性恋,而是这些侍从到底是服从国王还是他们的基督教信仰。
很明显,基督教威胁到传统的部落忠诚。
据说约有100人被处死,其中31人被活活烧死。
他们都是当地的非洲人,外国传教士没有受到影响。
迫害只能增强基督徒坚持自己信仰的决心。
截止到1911年为止,这个地区近一半的人口已经成为基督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时期,基督教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和发展。
其中最明显的是基督教在这个地区势力的日益增长,它对当地的政治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
尤其重要的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毗邻,成为这个地区发生重大冲突的潜在原因。
例如,尼日利亚的南部以基督教为主流,而北部则是穆斯林。
这导致的问题就是:尼日利亚是否能够继续成为一个国家,未来是否有必要进行某种分裂——如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和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之间发生的那种情况。
其他的问题也是重要的。
有两个相关的发展特别有意思。
二战之后,殖民主义也随之终结了。
殖民地政府,,如比利时、法国和大英帝国,逐渐从该地区撤离,留下了独立的国家。
与这种向独立过渡相伴随的,是教会逐渐与其欧洲母会切断了联系。
例如,在这个地区的圣公会,包括南非、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原本都依靠英国殖民者来充任较高职位的领导,如主教、大主教及神学院院长;而现在这些职位都由当地非洲人来担任。
尽管这些高级教职人员多数是在英国接受教育,但这些教会明显认为自己在人事和资源上是自立的。
另一个相关的发展涉及到非洲独立教会的兴起。
这个词在很宽泛的意义上指那些力求在其基督教信仰背景下吸收传统非洲遗产的教会。
这些教会通常具有较强的灵恩色彩,强调属灵医治、驱邪、释梦及说预言。
与19世纪西方的逻各斯文化相反,这些教会重视体验和象征。
这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某些白人教会,尤其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表现出的种族主义。
这个地区锡安派(Zionist)教会可以看作是对非洲黑人身份的确认和肯定,以对抗官方的这种敌意。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这些教会已经受灵恩运动的影响,灵恩运动已被证明是促成它们在这个地区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催化剂。
1967年,一份可靠的调查表明,至少有5,000个这样的独立教会,其七百万的信徒来自34个国家的290个部落。
而在此之后还有更大的发展。